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宗教学体系得以基本确立，在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民间宗教各个分支领域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众所周知，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宗教研究起步是比较晚的，20世纪以来，一批致力于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学者，逐渐由文史哲与宗教的交叉和边缘问题研究，转向专门化的宗教研究，由此拉开了中国宗教研究的百年学术进程。前辈学者在中国宗教史料和各大宗教思想诸多方面默默耕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三十八年前，卿希泰先生创立了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所以道教研究为主的专业宗教学研究机构。在卿希泰先生的引领下，川大宗教所同仁秉承刘咸炘、蒙文通先生道教史学与文献考据的学脉传统，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坚守与沉潜积淀，在中国道教通史、中国道教思想史和道教文化专门史等方面均有重要建树，成为中国道教研究的重镇。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道教研究学术前沿问题一直是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同仁十分关注的。早在2013年11月下旬，本所与韩国江南大学仁山东方文化研究所、韩国道教学会、神明文化研究所联合，在四川大学科华苑宾馆召开了“第七届‘亚洲与发展：宗教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当代道教研究学术前沿论坛”，会后邀请了海内外十位活跃在一线的中青年学者在四川大学文科楼宗教所学术报告厅举办了系列学术报告；2014年本所受成都市和都江堰市政府委托，承办了第四届中国（成都）道教文化节，在青城山举行了“道在养生高峰论坛暨道教研究学术前沿国际会议”，并于2015年在巴蜀书社出版了会议文集。这两次以“道教研究学术前沿”为主题的论坛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并得到同行们的积极回应，渐次成为当前道教研究的热门话题。
乙未仲秋重阳节，正值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建所三十五周年之际，本所在望江河畔和青城山隆重召开了“回顾与展望：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建所三十五周年庆典暨道教研究学术前沿国际论坛”，本次会议是在前两次道教学术研究前沿问题论坛的基础上，在回顾与总结三十多年来道教研究的成就与不足的基础上，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再次聚首天府之国，坐而论道，细致深入探索与展望道教研究学术前沿问题。
此次道教研究学术前沿问题涉及十四个专题门类，即：
1.区域道教的历史与传播；
2.全真道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3.道教写经、碑刻与典籍；
4.道家与道教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5.道教丹道新诠；
6.道教医药与科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7.道教心理与心性学研究；
8.道教文学新探；
9.道教艺术与审美；
10.道教神学与图像研究；
11.道教仪式音乐研究；
12.道教符箓与仪式研究；
13.道教签占与法术研究；
14.道教与地方社会。
在上述三次以道教研究学术前沿为主题的论坛筹划过程中，得到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北京东岳庙住持袁志鸿道长，成都市道教协会会长张明心道长以及学界同仁的鼎力支持，北京东岳庙与青城山道协慨然提供会议资金与周到的食宿安排；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宗教所名誉所长卿希泰先生始终关心支持论坛的举行；时任四川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罗中枢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著名学者黄心川先生，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胡孚琛先生，中国社科院名誉学部委员马西沙先生等莅临致辞，旅居澳大利亚的前辈学者陈耀庭先生不辞辛苦，为大会做了“关于道教研究前沿问题”的主旨报告与会议总结；青城山道教协会各位道长，宗教所青年教师和同学承担了具体会务工作；我们的研究工作还先后得到上海城隍庙和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大力支持，也受到宗教所历届校友的关心，旅居澳门的温国平先生也给予了襄助，谨此一并致谢！
构建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
关于道教研究的前沿问题与目前学术界谈论的构建中国学派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两个大问题。我们现在要提倡文化自信，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找寻到文化根基，并把文化自信建立在这个根基之上。这才会逐渐形成富有内涵的不可动摇的自信力。道教是中国本土的一个文化，一个根基。通常所谓的文化自信就是要彰显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心。那么如何做到文化自信呢？首先就是学术要自信。要做到文化自信首先要做到学术自信。就学术自信而言，我们道教的学术研究还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过去几十年来，由于我们起步比较晚，虽说有王明先生、陈国符先生等学者的道教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但都未形成气候，总体上一直跟在日本学者、欧美学者后面亦步亦趋。但是经过这四十年的积累、几代学者持续不断的努力，中国道教研究的学科体系已经初步建立。目前国内的道教研究，如果从四川大学宗教所卿先生培养的卿门弟子的学脉传承来看，已经有三四代、四五代的传承积累了，现在国内的道教研究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与西方学者并驾齐驱的地位。因此，我们站在道教研究前沿，提出构建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不只恰逢其时，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道教是最有原色和底色的中国文化，我们完全可以在学术研究上建立自信并达到文化的自信。就像习总书记强调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伟大复兴，其实就是建立在我们扎实的学术研究上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宏伟的目标继续推进。这是新一代道教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道教界和学术界必须担负的责任。
作为当代的道教学人，我们提出站在道教学术研究前沿，构建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就是要志存高远。这是我们要达到学术自信必须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说，现在的道教研究正在迈人一个彰显中国文化语境的新阶段，我们要有学术的敏感性，要把握好学术演进的节律，要做好进入新阶段的准备，洞烛机先。预先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既不能盲目乐观自大，也不能一味是一种“学生”的心态。
因为西方汉学家的道教研究是一套有主导性语境的话语系统，这套话语系统的主导性语境实际上就是西方的学术传统。他山之石固然可以为我们所借鉴，事实上，这几十年来我们的道教研究也一直在汲取西方的成果。但是，不要忘记中西方文化还是有深刻差异的。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我们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构建一个自己的主导性语境，这个主导性语境是建立中国学派非常重要的基本前提。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何谈中国学派？那么，如何构建自己的话语系统呢？
道教研究的“本土化”“在地化”
我个人的浅见：构建中国学派首要注意两件事情，其一，要有一个前提，其二，要有自己的核心概念和研究范式。这个前提就是道教研究的本土化与在地化方向。也就是说，你的立场首先是本土立场。提出这个观点也有一些历史背景。众所周知，现在的道教研究一开始有很多海外汉学家的参与和引领，道教研究最初是一个“国际化”的学问，但是，现在的道教研究慢慢地呈现出一种“在地化”、“本土化”的趋势，因为道教原本就是本土的。就像人摆脱不了地球的引力一样，道教研究也摆脱不了中国的具体语境、地域特征与文化传统。
追随刘师培、刘咸炘、陈寅恪、陈垣、汤用彤、蒙文通、王明、陈国符、任继愈、卿希泰等先生一路而来，中国道教研究形成了以传统史学方法和传统经学方法为基本的研究理路。1949年以后，中国从事道教研究的学者大多来自哲学和历史专业，加之宗教学在学科分类上隶属哲学大学科，也就造成长期以来，哲学诠释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可以说一直是中国道教研究的两大主流。与中国传统注重文史，善于搜集文献、考订的历史或者哲学思想的进路不同，西方学界对于道教的研究多采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法，注重田野调查和理论解析相结合。对于目前国内的道教研究者而言，宗教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理论的认知和应用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的文献到文章的研究模式的弊端——缺乏实证研究，尤其是近十多年来中青年学者的道教人类学、道教社会学研究的转向意识明显，出现了一些成果，但是仍显薄弱，也存在一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片化”倾向。如果能够有效地取长补短，将传统经史文献与田野调查有机结合，那么势必会促进道教研究新理论和新范式的形成，加速道教研究的发展进程。当然在援引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等理论对道教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东西方宗教文化固有的差别，绝对不能一概而论。要做到微观与宏观研究并举，从微观见力与宏观见势用力，克服当前道教研究的“碎片化”、“宏大叙事”两个极端的弊端。
不难发现，当下的道教研究已经从通史、通论的宏大叙事研究范式转向到道教宗派史、专门史、地方史和区域道教研究，分宗、分门、分区的研究范式逐步形成。目前地方道教研究可以说是百花齐放，这说明道教研究出现了一个“在地化”“本土化”的趋势。比如贵州的道教不同于云南，也不同于四川，各有各的特色，这就会要求学人进行“在地化”的研究，总结出具有区域化特征的成果。这是当下道教学术界从“国际化”到“在地化”，到“地域化”、“本土化”的一个趋势。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地强调道教研究的“国际化”，而无视“在地化”、“本土化”的趋向。
在目前的形势下，如果我们还单方面强调道教研究的“国际化”方向，这其实是一种“思想侏儒”的做派。我们目前已经有能力走出这种“思想侏儒”的境地了。事实上，越是本土的就越是国际的，这已经是一个很清晰的共识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提炼形成核心概念与研究范式
构建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就是要找到一条几代人可以共同努力奋斗的道路。可能成功不必在我，但是我们要瞄准一个目标，经过三四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就可以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质的道教研究的一个范式，提炼形成一个或者若干核心的概念（研究范式），不单纯以西方的理论和背景作为预设前提来形成自己研究的解释系统和话语系统，到那时候我们就不会一味地“以西释中”“以西解中”“以西阐中”。
古语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西释中”“以西阐中”当然也是一种研究思路，但是这毕竟是借用西方的话语系统来解读我们的文化，“隔雾观花”“隔靴搔痒”的情况其实是难免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话语系统来解释自己的文化呢？我们在扎实了解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应该有构建中国学派的信心与信念，经过我们持续不断的努力去达到这个目标。
道教研究的新气象与发展趋势
当然这个目标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需要我们好几代学人共同的努力。按照陈耀庭先生2015年9月在四川大学宗教所建所三十五周年举办的“青城山道教学术研究前沿问题国际论坛”上所做的《关于道教研究的前沿问题》的报告，中国道教学研究已经建立了初步的学科体系，“中国道教研究学科的各个门类都已经有人把守”，“中国道教研究的各个学术领域都已经齐备，各尽所能。这是我们在三十年以前根本不敢想象的”。还有一大批更年轻一点的70后和80后，活跃在道教研究的第一线，他们思维活跃，研究方法更加多元，论题更加广泛细腻，在道教研究的新材料和新的研究手段运用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新作辈出，呈现出新的气象。
道教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十分广泛，随着学术界新材料、新方法的运用和新学科交叉，道教学的边界不断拓展，前沿领域与前沿问题值得探讨。大凡与道教有关的课题，例如道教与女性、道教与书法、道教与绘画、道教与图像、道教与兵法、道教与民间信仰、道教与少数民族、道教与考古等，均可以纳入道教学研究领域。如今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华续道藏》《道医集成》《道经精要》《道教碑刻集成》等一系列道经文献整理项目已经展开，相信不久的将来，具有厚重学术价值的文献集成便会与大家见面。除了大型的资料集成，道士的度牒、戒牒、登真箓、水陆画等文献也应该纳入到日后资料收集的对象中来。此外数量庞大的教外涉道文献也是收集整理的关键，传统的官史、文集、笔记小说、碑刻、山志、宫观志、县志等中的道教资料还有待汇集整编，档案、报纸、壁画、墓志等新材料的发掘也是道教研究资料收集的一个重要来源。对于资料的收集既要注意广博，又要注意有所侧重。道教工具书的编纂、道教文献的数字化也是日后发展的方向之一。
俗话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了材料和方法，还需要研究视角的转换与提升。当前，随着新史学的兴起，中国传统的文史研究在兼顾传统的同时也要进行及时的方法更新，掌握更多的方法与理论。另外，目前档案学、考古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甚至一些自然科学方法的使用也是当代道教研究方法不断充实的来源。通俗来讲，也就是要增强问题意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许多时候，视角的固化造成了研究的僵化，尤其是对于道教“古史”研究而言，在当今古史材料很难出新的情况下，研究视角的革新和提升便显得尤为重要。比如说，早期道教思想研究比较重视高道、名道以及重要经典的思想内涵，很少注意这些所谓“精英阶层”的思想背后所依托的整体文化知识背景。当我们转变视角，自下而上进行思考时，便会发现高道、经典的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们其实是脱胎于时代民众的一般知识、观念所积累形成的文化氛围，这是道教思想的底色，同样也应作为道教思想研究的重心。再比如说道教图像研究，除了赏析图像的艺术美感，还可以挖掘图像背后深藏的社会物质文化发展的历程，通过研究图像载体的材质、来源，探究其与宫观经济、社会流行文化之间的关联。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需要研究者们的格外留心注意。
总之，未来与道教有关的边缘学科、交叉课题将会越来越多地出现，道教学的研究范围将不断拓展深人。当前对于这些领域的研究往往存在着只懂道教或者只懂其他学科的弊端，因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成为道教研究的当务之急，尤其是要通过学科之间的不同视角认识道教文化本身的特点。在对道教进行交叉学科研究之时，首先明确的是道教是作为一个宗教而存在，这是所有交叉学科进行研究的基本前提。否则，交叉研究就会稀释道教文化的宗教本质，让道教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道教艺术成为中国艺术的一角。道教的本质是宗教，宗教的核心是信仰。因而，道教历史上种种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其宗教信仰而服务的。
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和中国气派的宗教学理论体系
站在道教研究前沿领域，致力于构建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这是近年来学界同仁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非常有生命力的一个学术方向。前不久，有一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道教研究方向的年轻学者曾经专门采访过我，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虽然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但是我们都知道：当代的道教研究是围绕着宗教学理论展开的，而宗教学理论毕竟是一个带着西方文化底色的理论体系，而且它是潜移默化并渗透到现代道教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如果我们要形成一个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或者说一个具有中国特质的解释系统，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研究背后要有一个中国底色宗教学的支撑。引出的一个问题就是：道教的中国学派和中国底色的宗教学之间，你认为他们是一个什么关系？这种带有中国底色的宗教学理论在构建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的事业中将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位人大博士提出的问题很重要，记得我当时是做了如下的回应：
我们现在的宗教学理论是源自西方的，是西方文化传统孕育出来的一个文化门类。西方的麦克斯•缪勒在一百多年前提出了科学的宗教研究的方法，宣告了宗教学这个学科的诞生。但是，他宣称的宗教学主要是建立在西方宗教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虽然有一些东方宗教的资料供比较研究，但基本上还是以西方宗教的研究成果为主导的路向。众所周知，东西方宗教确实有巨大的差别。根植于中国社会土壤的中国宗教有着自己的特点，其思想也有自己独特的宗教范畴体系和规律，这些是其他宗教所没有的，如“道”、“太极”等；有些虽然表面相似，但是实际上含义却大不相同。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中国宗教的范畴和规律加以研究和讨论，我们不能简单地拿一些西方宗教的范畴去比附中国宗教的范畴，而应该结合中国社会的特点，解析中国宗教的范畴，把握中国宗教发展的规律。因此，从学理上也应该存在一种东方宗教学理论，或者说是中国宗教学体系。中国宗教学体系应该是在研究中国宗教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宗教学原理。现在有很多从事宗教学理论的学者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发力，这跟我们倡导的道教研究的中国话语、中国学派不谋而合。因为构建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实际上就是为建立中国气派的宗教学理论体系提供素材。中国气派的宗教学理论说到底是在具体的宗教现象研究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普遍性规律。也就是说，我们构建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可以为未来更大的一个目标——构建一个中国气派的宗教学理论体系——提供最有力的支持。中国气派的宗教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道教与民间信仰之上的，而道教和民间信仰密不可分。很多道教学者对道教和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已经很丰硕了，如东南沿海一带的道教与民间信仰，以及关于明清以来民间信仰中保存有大量跟道教类似的宗教现象，这都是非常有分量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将对未来构建中国气派的宗教学理论提供最直接的支撑。这一块会是将来很受重视的领域。比如陈耀庭先生就特别提出什么是道教学术前沿的问题？他的一个观点就是：未来的道教学术前沿有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研究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问题。陈耀庭先生的这个观点很有启发性。现在很多学者都关注到这个问题。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出现，将会为中国气派宗教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重要基础。这是一项宏伟的思想事业，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作为卿先生1980年创立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中国道教学术基地，迄今已经走过三十八年的光辉历程。川大宗教所有一批治学谨严、享誉海内外的前辈学者，如陈麟书先生、陈兵先生、石衍丰先生，还有已故的曾召南先生、赵宗诚先生、丁贻庄先生等，前辈学者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学风与榜样。我的学兄詹石窗先生目前已经承担并完成了《百年道学精华集成》、《百年道家与道教研究著作提要集成》两个国家重大招标项目，成为本所新的标志性成果。我们有责任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整合我们所现有力量，联合兄弟单位，协同攻关，在做好《中华续道藏》等国家大型文化工程的同时，筹备成立“海外道教研究中心”，在道教学术研究前沿领域继续向纵深拓展，把中国道教文化研究事业推向新的高峰。卿先生现在已魂归道山，我们这些后学就要主动担负起构建中国学派的重任，有意识地朝这个目标去努力。虽然这个目标可能不一定能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实现。但只要我们沉潜下来，围绕新材料的收集整理，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综合运用，持续不断地推出新的前沿成果，这就是我们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名义编辑出版“道教研究学术前沿丛书”的初心。我们坚信：经过几代学人的持续不断努力，在不久的将来，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与宗教学理论的中国气派都会成为现实。这也是我们几代中国道教学人的共同学术之梦。
（作者盖建民教授，系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本文转自川大老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