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
介绍
早在唐宋时期（7/8-13世纪），回回（指穆斯林或与伊斯兰信仰有关的人或事物）药和医学知识就通过陆路和海路——越来越多地通过海路——从波斯和阿拉伯传入中国。西亚医药及医学知识东传至中国与东正教和聂思脱里教团体在中亚和中国的活动密切相关。胡秀英（Hu Shiu-ying）已经强调过医学和药学领域的东西文化交流。13世纪蒙古人在中亚的扩张不但引起了大量的人口迁移，同时也对穆斯林和阿拉伯货物、知识及传统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总的说来，蒙古在欧亚大陆遍及西方、中亚直到东方中国的统治为西亚的知识和物品传入中国提供了有利环境。
我们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始于地中海东部，穿过部分波斯官道（Persian Royal Roads）和中亚，连接伊朗和中国。相对于这条陆上丝绸之路而言，始于波斯湾，通过印度洋到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长期以来地位较为次要。然而在唐代，最晚至宋代早期，海上通道的地位后来居上，穆斯林商人于7世纪在中国东南海岸建立其首个定居点，与之同来的还有其医学文化。在13世纪，所谓的“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推动了欧亚大陆的商业往来，当时建立的一套横贯大陆的有效管理机制亦促进了长距离贸易的兴起。在蒙古时期，陆路和海路交通对于中国-伊朗乃至于中国-西方的交流均具有重要意义。而当时在医学领域的交流如此广泛，以至于Paul Buell最近提出了“医学全球化”的说法。
蒙古人在帝国时代执着于广泛的医学实践、治疗和药学事业，他们的治疗传统包括源于经验的知识和对精神巫术的信仰。在中国，此种传统又与中国传统结合，不过蒙古统治阶级并非仅仅采用中国方式和中国药材，而是博采不同民族背景的医师和药学之众长。他们喜欢穆斯林医学和药材。中国和穆斯林医学传统颇有差异，但是蒙古人，连同汉人和穆斯林，能够联合作战，使用最为有效的医药。畏兀和西藏医生亦起协助作用。
01
回回医学和药学流行的书籍和其他证据
关于回回医学和药学在中国的情况有不少文献可兹说明。蒙古宫廷的御医忽思恚编撰的膳方《饮膳正要》和明初的穆斯林医学文献《回回药方》中均记载了大量波斯医学中的药物，为波斯和阿拉伯医学传入中国提供了大量证据。《饮膳正要》的作者忽思恚使用突厥语，很可能是畏兀人，早先生活在中国的突厥地区，其后则处于蒙古文化的环境下。他的大部分药方，如Buell和Anderson所指出的，与现在宁夏回族类似。国立北平图书馆仍保存36卷穆斯林药方。《回回药方》很可能是为元代中国的蒙古统治者所编写的伊斯兰医学百科全书中的一部分，但很明显它后来被重编了，因为其中除了元代，还有明代的内容。几乎可以肯定，如Paul Buell强调的，《回回药方》汇集了“一本或更多波斯语医学百科全书或概要以及有署名的论著（如撒麻耳干迪al-Samarqandi，其药方最为接近《回回药方》）”。该文献“在中国传统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同时使用阿拉伯文条目和中文翻译记录所引用的药剂、药材和人的外国名，甚至一些术语。其独特之处还在于它显示出明显受到波斯文法的影响，以至于有些中文部分甚至不可理解。这些迹象均显示出这本书在多文化背景下编纂，中文只是当时使用的语言之一。书中“遍布对不同医学家的引用”，包括晢里奴西，即伽林（Galen[os]）的阿拉伯称法，还有其他一些希腊和中东医学家。《回回药方》中这些证据说明阿拉伯人传入的主要是希腊医学，它可以让我们了解在元代中国尤其是宫廷中主要使用何种穆斯林药物。《回回药方》有可能是作为贡品进入蒙古宫廷。Buell认为是1240年代在蒙古效劳，并且被记载具有医学知识的叙利亚基督徒爱薛很可能是作者。我们知道爱薛是一位医生——拉施德丁（Rashīd al-Dīn 1247-1317）称他为伊萨（’Isā）——他后来掌管过广惠司这一元代重要的医药机构。Buell认为拉施德丁和其他相关之人——他们对医学有着浓厚兴趣——对于促进元代中国的穆斯林和阿拉伯医学起了积极作用，甚至有可能与《回回药方》传入中国有关。
对于穆斯林药物在元代中国的传播，遍布全国的药局是一重要佐证，最起码说明了蒙古统治者对医学的重视和为广大平民提供医药的努力。虽然汉人通常对穆斯林医学抱有怀疑态度，但同时，在蒙古宫廷的推广之下，汉人中亦存在一种对穆斯林医生的赞赏态度。正如Joseph Needham所指出的，忽必烈汗（1260-94在位）统治时期“医生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如此背景下，元朝政府在大都建立了医学校，这些都是受到波斯医学实践的影响。外国医生在元廷施展医术并使用他们的药方，他们受到重视，亦促使一些中国人成为医生，并使用穆斯林疗法和医方。总的来说，元廷对于医学的重视吸引了比前朝更多的汉人菁英投身医学实践。
02
元代中国的回回医药
穆斯林医学和医药通过多种途径来到中国。贸易是一条重要途径，送往宫廷的礼品和贡赋是另一条。遗憾的是，中文史料中只有很少与此相关，不过这些材料说明时时有大量药材进入中国。早至唐代，正史就记载有来自拂林的阿拉伯良医，能打开头骨取出虫子治疗眼疾。《太平广记》记载一位穆斯林医生，照皇太后的要求用针灸治好了宋高宗（1127-62年在位）的头痛。在宋代，大量药材和香药从伊朗和阿拉伯来到中国。香药是中国宋代最重要的进口货这一。很多波斯和阿拉伯医生或药师来到中国，以贩卖进口药为生。在元代，更多的穆斯林医生来到中国。最著名的之一就是学者和诗人丁鹤年。据说他精通算数、导引、方药之学。1331年，伊利汗不赛因的使者返回西域，（元廷）诏酬其所贡药物价值。所贡何药并不清楚。然而此次入贡说明“有时候双方朝廷会交换相当数量的药物”。另一例中，忽必烈汗“诏遣扎朮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命诸王阿不合市药狮子国”。
以上不仅仅说明药物交流的普遍，还显示出来自西方和西南的装载药物的船只所使用的海上商路的重要性。《回回药方》中也记载了印度洋上运送药物的船只。
为了管理这些“回回药”，元廷于1292年在大都和上都这两座元朝皇帝主要住所各建了一所回回药物院。1322年，其归入广惠司管辖。
一位景教徒医生，中文史料中称为“阿锡页”或“爱薛”，先在贵由汗（1247-49年在位）时期任职，对各种西方药物非常熟悉。1263年，忽必烈称汗后，他在京城建立了西域医药司，又被称为京师医药院，在行政系统中属于太医院管辖，“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及在京孤寒者。”太医院对于选择医学教授制定了专门标准，并监督医生的训练、医学课本以及医生资格考试的准备等，无法通过考试者不得行医。广惠司专门为大都的蒙古居民服务，不包括汉人。
以上进一步证明了回回医药在元代中国的重要性，虽然主要是在菁英阶层中。太医院中有很多回回医生。1339年，九位太医中有四位都不是汉人。回回医师在蒙古人眼中的重要性和卓著声誉还体现在他们参与皇室成员治疗方案的讨论，并在治疗失败时被处以相应的惩罚。例如成吉思汗之子察合台死后，为他治疗的波斯医师及其全家都被处死
畏兀人和吐蕃人在元代医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元史·答里麻（1279-？）传》记载这位高昌（今天新疆乌鲁木齐以东的和卓）人于大德十一年（1307）任御药院达鲁花赤，迁回回药物院。华化的畏兀医生萨谦斋（十三世纪上半期）是一位元代官员。据拉施德丁的记载，忽必烈在位（1260-94）晚期有吐蕃医师限制他的饮食。吐蕃医学亦与波斯医学相互影响交融。
陶宗仪（fl.1360-1368）提到一位基督教徒聂只儿为广惠司医官，治疗病患并培训回回医师。陶宗仪还记载了两件回回医事，其中一件是为回回医官：“邻家儿患头疼，不可忍。有回回医官，用刀割开额上，取一小蟹，坚硬如石，尚能活动，顷焉方死。疼亦遄止。当求得蟹，至今藏之……尝于平江阊门，见过客马腹膨胀倒地。店中偶有老回回见之，于左腿内割取小块出，不知何物也。其马随即骑而去。信西域多奇术哉。”
第一例中，医师很可能用了一种减轻颅内压力的手术。所谓“小蟹”，是因为“癌、肿瘤”和“蟹”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均为“sartan”，中文译为“塞儿汤”，因此译为中文就变成了“蟹”。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该词不仅指“癌、肿瘤”，也指恶性溃疡或脓肿。这则史料实际上说的应该是恶性溃疡。第二例所描述的大概是一匹有疝气的马，通过刺破肿胀的胃部被治好了。所谓割取小块大概是一种夸张。无论如何，这些故事显示出对回回医学和医术的赞赏。
许有壬的《至正集》中有《大元本草序》：
西北之药治疾皆良，而西域医术号精，药产实繁，朝廷为设官司之广惠司是也。然则欲广本草以尽异方之产，莫若今日也。
这大概是对西域，主要是穆斯林和基督教医药最直接的赞美了。穆斯林游方医师来华售卖回回药物，如丁鹤年，证明回回医药并非只在宫廷皇室和蒙古菁英阶层中流传。虽然其医术可能并未对中医产生深刻影响，但最起码其药物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中医，成为中药的一部分。医学文献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根据马建春提到的，明代的李时珍（1518-93）编写的（完成于1578年）《本草纲目》比唐本草多出374种药，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西方。《本草纲目》中介绍明初朱橚（死于1425年）《普济方》中的眼科方，直接与来自穆斯林世界的药物相关者有“可铁剌”（波斯文为kateera）即藤黄（藤黄属植物树脂）；“安咱芦”（波斯文为anzaroot），通常指树脂；“阿飞勇”（阿拉伯文的afyoon或波斯文的apyoon），即鸦片。
设立以500锭为运营资本的惠民药局是回回医药流行于大众的另一证据。早在1237年，蒙古宫廷开始于从燕京到南京等城市置惠民药局，有可能是田阔阔上书“奏请郡国立惠药局以济病者”的结果。田阔阔和太医王璧、齐楫为局官。1261年，在成都置惠民药局，1263年又于上都置局。1268年置西夏惠民药局。1299年，令各路复置惠民药局，官给钞本——1285年惠民药局因失陷官本和未言明的管理不善，悉罢革之。——择良医主之，以疗贫民。此种服务一直持续到元末。
值得注意的是，除各路首府外，在地方也设置了惠民药局，譬如洋州（陕西）、袁州（江西）、四明（浙江）。实际上，冯翼翁的《吉安路惠民药局记》称1299年在吉安路各县都建了惠民药局。此外，在江西的新昌州、陕西、平江路（苏州）、杭州、广州、龙兴路（靠近上海）和常州亦有。《续文献通考》中的条目亦证实此种发展。有趣的是该条起始处提到“遣王祐于西川等路采访医儒僧道”。这意味着在建立惠民药局之前，“医儒僧道”机构和个人负责制药和治病。这一条亦证实了药局和寺庙的密切关系。相关材料中大部分碑铭与寺庙碑铭相似。这似乎说明回回药物传入了民间，而非仅仅是统治阶层的特权。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这些惠民药局中使用了回回医药，但这是很有可能的。无论如何，这些惠民药局是由元政府下令设置的，而政府中的统治阶层正是一群非常依赖回回医药的人。尽管——也许仅仅是经济原因——并非所有的回回药物都投入使用，但我们可以推断这些惠民药局使用回回药方，并用回回药物和方子给人治病。我们还知道有大量新的药方和药物收入中医文献如李时珍（1518-93）的《本草纲目》，其中大部分源自西域，这一事实说明了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03
医药举例
都有哪些回回医药传入中国呢？首先，应知即使不是绝大部分，也有很多外来药物早在公元第一个世纪，特别是在唐朝和宋朝，就通过陆路和海路由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我们在元代医学文献中看到的回回药物很少是这一时期新传入的。其中有些甚至最终在中国的《本草》文献中获得了正式地位。譬如Y. C. Kong和D. S. Chen所强调的“94种正式的药材，有78种来自穆斯林国家（包括新大陆、菲律宾和马达加斯加）。这78条中，有23种出自《回回药方》第12章。”
《回回药方》和《饮膳正要》都提供了大量元代宫廷中使用的回回药方和医药。本文主要研究《回回药方》。如Y. C. Kong等所说，《回回药方》包括“大量外来药物，其中大部分使用译名，并附有阿拉伯字。”作者提到三种不同的药：第一种，传统中药或中国化的外来药，如芦荟。第二种，有中文译名的外来药，但未附阿拉伯字，如阿芙蓉。第三种，使用译名并附有阿拉伯字的外来药。
最重要的外来药是1268年从撒马尔干传入的调制好的糖浆。该条目来自阿拉伯语的“sharab”或“sharbat”，中文译为“舍利别”。这是一种糖制成的加入了药物的粘稠饮料。《回回药方》亦有此类条目，使用译名“舍剌必”。亦提到狼毒——早在《神农本草》中就出现过该药——可以止咳、驱寒、去痛，或作为麻醉剂。《回回药方》中还出现一次“野卜卢黑”——芦荟的镇静作用在中医中用来治疗小儿抽搐——亦于蒙古时期传入中国。大量伊朗药材和芳香剂在这个世纪来到中国——紫花苜蓿和葡萄藤是第一批外来植物，早在汉代（206B.C.-220A.D.）就传入中国。因此，似乎除了药材本身之外，在蒙古时期传入中国的还有药方和特殊的药效。
还有一部记载元代传入回回医药的历史地理书，即赵汝适（1170-1231）的《诸蕃志》。.虽然这是一本南宋晚期的书，但仍提供了关于传入了何种回回药的资料，其中记载的回回药物在此书写成数十年之后仍然行用。不过历史地理书中不会记载太多相关信息。因此我们仍主要使用《回回药方》这样的材料。例如，此书可以证实《诸蕃志》中提到的药材在百年之后仍在使用。如没药，《诸蕃志》这样记载：
没药出大食麻啰抺国（Merbat，阿拉伯的贸易中心），其树高大如中国之松，皮厚一二寸，采时先掘树下为坎，用斧伐其皮，脂溢于坎中，旬余方取之。
《回回药方》中多次提到没药，“谟”、“摩而”或“木里”指的都是没药。
《诸蕃志》还提到乳香和熏陆香：
乳香一名薫陆香，出大食之麻啰拔、施曷、奴发三国深山穷谷中。其树大概类榕。以斧斫株，脂溢于外，结而成香，聚而为块。以象辇之，至于大食，大食以舟载易他货于三佛齐。故香常聚于三佛齐。
《回回药方》中在其阿拉伯名“ṯūs”之下提到了乳香，此外还有阿拉伯语名lubnā的音译“鲁不纳”条。
书中频繁提到的马思他其，即乳香、西域芸香，在西亚医学，包括穆斯林和景教徒中被广泛应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尤其是肠胃病。《饮膳正要》中提到一种“马思答吉”汤，配方中有“回回豆子”，其他药方中也多次提到这种药材。是鹰嘴豆或nakhod的中文称法，“豆”既表音又表意。这种回回豆，尤其是用此种豆子制成的面在《回回药方》中亦有提及：“做扁豆大”（暗示这是一种回回圆豆子）。
咱夫兰，亦称番红花或藏红花，在《回回药方》和《饮膳正要》中都有。早在973年就有记录，但之前并未真正进入中国饮食。在蒙古时期，回回人将咱夫兰传入中国并广泛使用。劳费尔（Berthold Laufer）“中国人对外国产物的认识未有如红花之模糊，这主要是由于蕃红花几乎从来没有移植到他们的国土。”
其次是阿魏，这是一种树脂，来自几种伞状花科植物（Ferula narthex, alliacea, foetida, persica, and scorodosma）。《回回药方》中有大量关于阿魏的条目，这种药材被译为“安古丹”、“安吉当”或“安诸当”，应该是对应波斯语的angūzhad/angūzheh。其最早于唐代（659）出现在药典中，由阿拉伯商人通过海路从中亚传入中国。《饮膳正要》中也提到阿魏。
樟脑的情况比较复杂。通过《回回药方》和阿维森纳我们知道波斯医学中使用樟脑。在《回回药方》中，它是方子中的一味药，被称为“可福而”，明显转译自阿拉伯语的“kāfūr”。在宋代史料中也提到了樟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药材。因此，樟脑在波斯医学和中医中都有，而且可以认为其最早是粟特人传入中国，然后又由穆斯林商人卖到中国。但是在元代，其原产地更可能是东南亚。《饮膳正要》中也提到了樟脑。
1320年，回回医官进贡一种药叫打里牙（解毒糖浆，是一种混合药剂，主要成分是草药，在西方历史久远）。英宗（1320-23年在位）为此给钞十五万贯：“（1332年），诸王不赛因遣使贡塔里牙八十八斤、佩刀八十，赐钞三千三百锭。”
《回回药方》使用了不同的中译，包括“大答儿牙吉”，“他而牙吉”，“解毒剂”或“底也伽”。显然解毒糖浆在唐代首次传入中国后，再次传入中国。明代早期的医学文献中记载鸦片为一种药物，可能与早期蒙古宫廷使用解毒糖浆有关，这种穆斯林医师提供的药物是以鸦片为主要成分的。
另一种传入中国的穆斯林药物是马钱子催吐剂，是马钱子树的种子，这种树生长在也门，很可能是在蒙古时期传入中国。
然而穆斯林药物和处方中仅有一部分于蒙元时期在中国使用。其中大部分在较早时期已经传入中国。因此，Paul Buell和Eugene N. Anderson对《回回药方》的翻译和研究提供了关于蒙古时期新传入中国的药方和药物新疗法的情况。不过上文提到的例子最起码可以说明在元代中国社会中穆斯林医学和药物的重要性。明代早期翻译穆斯林医学文献也说明了中国对西亚药物的持续兴趣。
明代的第一个皇帝洪武帝（1368-98年在位）于1382年下令翰林院的火源洁和其他人（其中有一位叫馬沙亦黑馬哈麻）分类编写《华夷译语》，这是一部包括天文、地理、动物、饮食、服饰等部分的百科全书。该命令证明了此种元代曾使用和语言和曾流通的知识在新朝代的重要性。值得一提的是，马沙亦黑马哈麻是一个穆斯林，他翻译了《回回医书》，其中有26章关于内科，6章关于外科。
《回回医书》很明显最早包括在已佚的明代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中（1426-64章），其中还包括了7章药方。《回回药方》可能其实是百科全书或医学手册《回回医书》的一部分。这些都说明穆斯林药材和药方对中国的医学思想和医学实践的影响有可能持续到明代早期。
04
结论
大量穆斯林药物，尤其是植物药材，在蒙古时期及之前的数个世纪中传入中国。这些药材通常适用于蒙古菁英阶层。上文中提到的例证还显示出穆斯林医药在汉人中的使用亦逐渐广泛。很多穆斯林医师来到中国，售卖穆斯林药物，并且在中国社会中传播他们的医学知识。穆斯林药物从宫廷来到民间有可能源于惠民药局的建立，这一点在中国医学文献中也得到证明。然而虽然我们在中文史料中找到了一些中国人对穆斯林医药表示赞赏的零散史料，但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他们对中医的影响。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中国人对西医表示怀疑。穆斯林医药和处方某种程度上对中医有很深影响，此种影响延续到元代之后。这一点也在中医文献中大量的回回药材中得到证明。(原文刊于：《欧亚译丛》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15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