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星罗棋布的庙会
庙会本是一种古老的宗教文化现象，在陕西其他地区，大部分已演变为农村商贸、文化活动。而在陕北的庙会中，宗教信仰仍占主导地位。60—70年代，庙会曾一度消失。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5年以后，在当地各级政府的默许或支持、参与下，陕北部分地区的庙会活动已成燎原之势。每年春夏出现旱情，为祈雨兴办的庙会锣鼓声便不绝于耳。
陕北地区的庙会大致可分为两个大的区域:
南段以耀县香山寺和药王山为中心。香山寺为佛教庙会，每年农历三月和十月各举行一次。因香山寺远离城镇，交通不便，庙会的文化色彩远不及宗教色彩浓厚。药王山历史上是道教庙会，“文化大革命”以后，因道士无继，南、北二庵均由文管所管护。国家和省文物部门先后数次拨款维修，使药王山古建筑群成为陕北地区最重要的一处文物保护单位。在宗教庙会的影响下，县有关部门恢复传统庙会，每年二月上旬举行，其来源据说与孙思邈的故事有关，具有祖先、名人、道教、行业崇拜等多重性质，其民俗特色远远重于宗教特色。近几年又增加了名人纪念和医疗服务的内容，而且群众文艺活动较为热烈。
北段以佳县白石山为中心，并辐射出延安太和山、榆林青云山和黑龙潭、靖边祭山梁、绥德合龙山等五处二级中心，以及星罗棋布的小庙群。白云山、太和山、祭山梁现为道教活动场所，因此宗教活动色彩极为浓厚，除道士进行祭祀、庆祝、祈祷等法事外，一般进香群众以求神问卜为主，戏剧演出和物资交易为辅助形式。白云山庙会覆盖面很广，包括陕北、晋西、蒙南、宁东的广大地区，民国以前设有东朝会、西朝会、头会、米脂会、榆林会、横山会、善友会等庙会管理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合并为五大会，其组织形式延续至今。1978年庙会恢复活动后，一度改为物资交流会，旋复为古庙会，近年改称“文化庙会”。1985年后，每年庙会人数达100万人次以上。太和山、祭山梁和合龙山由民间人士组成的庙会管委会管理，每年朝山人数都有数万人，而且呈上升趋势。1990年以后，太和山庙会人数迅速上升到50万人次以上。青云山和黑龙潭与前四处不尽相同。青云山是佛、道教共处型庙会，黑龙潭则是一处商业性颇浓的特殊类型的庙会。
在上述大的庙会的带动下，自延安市以北地带大致是村村有小庙、乡乡有大庙，有庙必有会。坐汽车由延安往榆林，途中不时可看到或粉饰一新、或正在修建的神殿和庙群，还可在一些建筑物的墙壁上见到捐资修庙的启事和名单，以及酬神唱戏的日程表等。那么，陕北地区究竟有多少非宗教活动场所的庙宇？很难说清。据榆林地区有关部门调查估计，全地区有跨乡镇或跨县活动的大庙300—500座，乡镇范围内活动的约1000座，小庙保守估计在1万座以上，其中绥德县1992年调查统计总数为2000座，佳县1993年约700—800座(超过全县656个自然村总数)。该地区共有12个县市，均为庙会活动兴盛区，按此推算，1万座以上是可信的。据地方干部了解和实地考察，按照最小规模和最低造价(不计投工、运费、只计工料和技术人员报酬)测算，一般小庙造价约1万元左右，中型庙宇2万元以上，大庙30万元以上，特大型庙宇100万元以上，榆林地区民间投入修庙的资金高达2亿元左右。
二、金碧辉煌的庙宇
陕北庙宇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四类，除白云山、香山寺、青云山、戴兴寺、合龙山、南丰寨等处特大型和大型庙宇为古建筑外，其余均为近10年中新建扩建。
特大型:有延安太和山、榆林东沙无量殿、榆林镇川黑龙潭、绥德合龙山等处。这些地方都是道教或佛、道、儒之教合一的大型建筑群。其中太和山总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估计造价200万元以上。榆林城东的无量殿占地26000平方米，现已投资300万元以上，工程尚在进行之中。此外，在无量殿建筑群旁500米内，又新建有城隍庙(附设鬼王庙)一处，建有戏楼。两处建筑群连为一气，将成为榆林市区最大的仿古建筑群。1981年修复的镇川黑龙潭，全部资产竟超过1000万元。
大型:有靖边县祭山梁、横山县东岳庙、榆林市西老爷庙、子洲县南丰寨等处。祭山梁位于长城外，宋以前为蒙古族占据，在此处建有一处敖包。汉人入居此地后，蒙人北迁，仍于每年六月初三派人来此祭祀，故名祭山梁。明代万历年间，当地汉民于敖包近侧修建了一座祖师殿(奉道教真武神)，遂成蒙汉两族人民共同的祭祀之处。清同治年间，敖包和祖师殿均被战火焚毁，两族人民仍于废墟举行祭祀活动。1987年后，当地群众和内蒙南缘的蒙族群众集资40多万元，修复了敖包和祖师殿，并增建了戏楼、观音楼、娘娘庙和龙王庙，成为一处颇具规模的建筑群。横山县古水村明代建有一座古天地庙(又称三官庙)。其旁柠条梁又有一座东岳庙，被毁已久。“文化大革命”中，天地庙因建水坝被拆毁。1981年后，改在东岳庙遗址重建，已形成一处大型建筑群，总造价超过30万元。1990年，古水村党支部书记怀着对毛泽东主席的崇敬怀念之情，将横山县城某的一位库房中的毛泽东塑像(高约2米)搬运至柠条梁，先置于玉皇楼下层供泰，当地干部认为不妥，便于次年在庙群中央最高点另建了一座怀英阁，造价12万元。阁为两层，上层新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坐像，下层置毛泽东站像并于四壁挂中央红军在陕北活动的宣传画。怀英阁内上下两层都不设香案、功德箱之类宗教用品，仅提供人们凭吊伟人的场地。但由于怀英阁被宗教建筑群所环绕，为今后的宗教化倾向奠定了基础。
中小型:有榆林市鱼河峁村的延寿寺、定边县安边镇的眼光庙及北园子的祖师庙等，一般均有一座大殿及3—5间陪殿，以及较小的戏楼，造价2—3万元。
从实地考察看，各地庙宇都表现出富丽堂皇的气派，有些建筑构件和雕塑十分考究。陕北地区虽然集资办学成绩斐然，但各小学由于后续投资缺乏，较之于具有源源不绝财力支持的庙宇，就显得相形见绌。
三、五花八门的崇拜
陕北地区的新建庙宇，从祭祀崇拜的形式方面虽然尽力仿效正规佛道教寺观，但多数不伦不类，有些十分可笑，充分体现出民间信仰崇拜的特点。
一是寺庙的名目极为庞杂，除以佛、道教寺观名称定名者外，常见的有老爷庙、龙王庙、山神庙、财神庙、土地庙、城隍庙、娘娘庙等，甚至还有鬼王庙、狐仙庙。某县建筑公司还盖了一座鲁班庙，雇人看守并收取布施。在中型以上的庙宇中，除了具有道教色彩的祖师庙外，最重要的要算老爷庙。老爷庙奉祀的神仙既非佛祖又非天仙，而是关公，俗称关老爷。关羽是封建时代官方和民间共同认可的一位道德楷模，集忠义于一身的英雄。在民间信仰中，他代表了儒教这一方面。
二是各庙宇的偶像设置五花八门。通常主奉真武祖师、观音菩萨、关圣帝君，陪祀的不可胜计，有佛祖释迦牟尼，有儒祖孔夫子，有道教最高神三清。大概就一般民众的实际心理需求来说，真武、观音和关公在救苦救难方面来得最快，与人民关系最密切，所以他们的地位反在各教最高崇拜对象之上。此外，陪祀的诸神还有三官、玉帝、龙王、土地、山神、火神、马王、眼光菩萨、灵官、三圣母、西天古佛、齐天大圣、药王、鬼王、城隍、九天玄女、送子娘娘、催生娘娘、奶母娘娘、三肖娘娘、八仙、五祖七真(全真道吕洞宾、王重阳等)、四大天王、十二元帅(岳飞、杨戬等)……这些名称均为实地考察中所见，可能仅为陕北众多庙宇中神像设置的一小部分。这种状况是对传统正规宗教“三教合一”倾向的世俗化和普及化。
四、集宗教、文化为一体的形式
陕北庙会活动既带有相当程度的宗教信仰色彩，又带有浓厚的巫术迷信色彩，同时又具备社区文化娱乐的功能。在庙会活动期间，主要的信仰活动是敬神、求签、问事(卜卦)、许愿、还愿(上布施)、舍神药等。戏剧演出则是必要的辅助形式。在乡村文化站大多门庭冷落的情况下，庙戏成为农村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大庙会通常从西安、太原、呼和浩特等地聘请大剧团前往演出，如去年四月白云山庙会聘请的是山西省豫剧团(名演员小香玉领衔主演)。1993年黑龙潭庙会演剧费用高达20万元。中小型庙会一般聘请市县剧团。每场付给报酬500—700，一般每届庙会至少上演3场。如按1万个庙会计，仅榆林地区此项文化开支每年可达1000万元以上，足可养活数十个小剧团。发不出工资的地县剧团，通常将庙戏演出作为维持生存和向民众提供娱乐服务的重要手段。从这一特点出发，一些人士在庙会之前冠以“文化”二字，是很有见地的。
庙会管理形式分为小区域和跨区域两种，均有庙会管理组织。小区域一般指以一乡镇或一村为的一位，依托某一庙宇，成立庙会管理委员会，庙会成员通称“会长”，大多轮流执事。跨区域的庙会通常设若干分会，如白云山历史上有7个大会，涉及20余县，每会均涵盖数县地域，由一些有组织能力的信士任会长，“文化大革命”前有各级会长900余人，现保留为300人左右。由于白云山庙会期间人满为患，1982年以后，榆林地区出现数处白云山分会。或以“祖师老爷出差，没个住的地方”为由，或以分流白云山人数、香客就近朝拜为名，发动群众集资建庙，举办庙会，收取布施，如吴堡县黄龙山、靖边县祭山梁(又称乌云山)、定边县眼光庙等。
由于庙会参与人数众多，布施收入亦很可观，一般小庙每年庙会可收入万元以上，中型庙宇可达10万元以上，大型和特大型可高达50—100万元。这笔收入的用途主要有3项:1、庙宇的维修或扩建；2、庙戏支出；3、会长等管理人员的日常开支。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庙会布施收入丰厚的地方，利用布施收入植树造林、修建道路，成为群众集资进行农村基本建设的一种变相形式，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宗教的善有善报意识，尤其是道教关于“法自然”的生态保护思想。延安太和山利用庙会收入植树300亩，并购置了抽水设备，用于造林灌溉，榆林黑龙潭庙会在地区林科所的帮助下，利用庙会收入兴建了面积达200余亩的山地树木园，成为毛乌素沙漠南缘地带的一颗绿色明珠。1992年，榆林地区科委审定黑龙潭山地树木园为注册民办科技机构。当年5月1日，新华社播发了我国唯一民办树木园在榆林建成的消息。太和山和黑龙潭的实践，或可为正确引导庙会活动提供一条思路。
由于大多数庙会管理处于自发和自流状态，已经暴露出一些严重的问题:
一是耗费资金巨大。如前所述，仅榆林地区10年建庙资金2亿元，年均2000万元左右。在一个全区财政收入年平均1. 3亿元的贫困地区，这显然是一种不合理的消费。而且，此种投资热情尚未减退，仍有蔓延之势。
二是宗教信仰与巫术迷信交织在一起，妨碍了宗教活动的正常进行和管理。
三是庙会收支管理混乱，少数人中饱私囊，也是个别地方乡村干部以权谋私的一个财源。
四是少数劣习不改之徒乘庙会之机聚众赌博或诈骗钱财。
五是大量青少年和许多党团员参与庙会活动，直接影响到学校教育和党团思想建设，对科学知识传播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有一定妨碍。
五、历史渊源和现实诱因
陕北是历时最久的老革命根据地，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和科学知识传播较陕南和关中地区普遍较早，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庙会活动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在考察中广泛求教了地市县乡各级干部，并结合实地考察，大致寻找出以下基本原因:
从秦汉至唐宋，陕北，尤其是延安、榆林一带，历来是中央政权与塞外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控制和反控制的交锋地区，驻军众多，战事频繁。为求战事取胜和生命安全，不论是汉人还是胡人，都是见庙即烧香，祈求神灵和祖先保佑。因此，修建庙宇成为军队作战间隙的一项业余活动。这是陕北大地庙宇遍地的最初基础。明清时期，虽然边塞战事不多，但地方官吏仍保持先人的传统，尽力维修时有残损的庙宇。加之旱灾频繁，龙王庙应时而普遍建立。至于起领头作用的祖师庙，则间接导源于明永乐皇帝对真武大帝的热心崇奉和直接受刺激于万历皇帝对佳县白云山的挟持。民国年间，由于战乱，一些庙宇被拆毁或改建他用，大部分仍保存了下来。在边区人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党和政府在宣传新思想的同时，一贯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同时对群众的祭祖习俗和庙会传统予以保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均曾参加过庙会期间的群众集会。因此，直到60年代初，多数庙宇仍完好无损，庙会延续未断。仅榆林地区，保留庙宇近2万处。这种状况，与其他地区有明显的区别，比如关中和陕南，经过数次政治运动和大规模经济建设，至60年代时，非宗教活动场所的小庙已近于绝迹。仅“文化大革命”中，陕北各地的庙宇受到程序不同的破坏，但多数保存有断壁残垣或破殿荒阁，很容易得以修复。这些，是导致今日陕北庙宇林立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物质基础。
陕北庙宇大规模修复的现实诱因，一是因宣传教育滞后，在农村造成否定“文革”就要全面恢复在“文革”中被毁坏的庙宇这样的错觉。尤其是国家拨款修复宗教性文物建筑(如白云山、药王山)，使一般不能区分文物建筑与普通宗教建筑的群众误认为国家倡导修庙，因此各地一再出现群众要求政府拨款修庙的信访行为，有的人甚至向文物部门提出帮助政府“新修文物”。二是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各宗教团体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特别是白云山道教活动和庙会恢复，更使不能区分宗教与民间信仰的一般群众认为庙会这种“宗教活动”也要全面恢复。三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城乡商品经济开始活跃，改变了计划经济状态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祈求神灵护佑的观念重新占据很多人的头脑，促使他们热衷于修庙拜神，甚至向神灵倡议“与神合伙做生意，赚了钱，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四是近些年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党的组织威信下降，工作不力，出现思想混乱和相当程度的无政府状态。加之一些基层干部介入各种宗教和准宗教活动，助长了修庙办会的潮流。
当然，除了以上几条主要的呈表面形态的现实诱因外，我认为从深层次上看问题，还是我国农村敬天祭祖的传统信仰习俗和陕北地区固有的多神崇拜在其中起着根本推动力的作用。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无法解决陕北与其他地区的信仰崇拜差异，也无法说清干部和群众何以在庙会问题上有那么高度的默契和热情。应当承认，庙会活动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迷信活动和低层次的文化活动，它其实与陕北地区三教合一型的佛道教活动有很大的共同点，而且其间有密切的关系。很多庙会会长自视为佛道教活动不是没有道理。而且，在目前贫困落后的陕北地区，庙会这种集宗教、娱乐和商贸为一体的社区活动方式，也与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陕北三地市现有人口500余万，其中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徒近6万人，有正式活动场所38处、宗教职业人员21人；而至少影响三地区80%以上至少400万人群信仰活动的佛道教，却仅有批准开放的佛寺，道观12处、宗教职业人员44人。正规寺观布点太少，显然不能满足大部分信教者的宗教需求，加之对宗教政策不了解，界限难以划清，故而促使了小庙的滥建。
六、结语
面对陕北地区庙宇林立的现实，既不能放任自流，又不能采用粗暴方式予以取缔。从根本上说，应当逐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改善教育、文化状况以提高人民的科学认识，使他们逐步端正对于宗教信仰和民间习俗的态度。对现有的庙会活动应实行分类处理，合理布局，坚决遏制其膨胀势头，逐步缩小其活动规模。对具备条件的大庙宇，可纳入正规宗教活动的管理范围，以适当增加佛道教活动场所。这是当地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不可等闲视之。
（《延边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