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作为中华民族的本土宗教，素来“俱乐生而恶死”，并常常以“仙道贵生”来标榜自己。被道教奉为经典之一的《老子想尔注》在阐释老子《道德经》“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思想时，从贵生角度将其发挥为“道大，天大，地大，生大”。(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第33页)并且指出:“四大之中，所以令生处一者；生，道之别体也。”(同上)虽然这里所谓“生”，并非就是特指“生育”，但由此可见道教对生命之重视。正是由于道教这种珍惜生命、乐生恶死的生命伦理观念，使得道教十分关注和重视人类自身的生殖、繁衍问题。在道教庞大的神仙谱系中，就有不少专司生殖或与生育子嗣有关的神仙。诸如高禖、西王母、九天玄女、碧霞元君、后土神(又称后土娘娘)、张仙、保生大帝等。道教在人类的生育问题上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形成了带有鲜明道教特色的生育观。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考论，不妥之处，祈求同好教正。
一
性行为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道教从道法自然的角度，认为禁欲违反自然之道，不仅有悖人性，而且有损健康，甚至会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及至社会的“太平”。
早期道教重要经典《太平经》就云:“男女者，阴阳之本也。”(《太平经合校》，第38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顺天地，法合阳阴，使男女无冤者，致时雨，令地化生，王治和平。”(第39页)《太平经》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的结合，组成家庭，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得以繁衍延续的基本前提。故强调“饮食阴阳不可绝，绝之天下无人，不可治也。”又云:“比若夫妇子共为一家也，不可以相无，是天要道也。……是天地自然之数也。”(第44、105页)所以，《太平经》反对独身，主张男女适时结婚生育:“故男不能独生，女不能独养，男女无可生子，以何成一家?”(第149页)《太平经》还对当时流行的所谓“贞男”“贞女”观念进行了强烈抨击:“夫贞男乃不施。贞女乃不化也。阴阳不交，乃出绝灭无世类也。二人共断天地之统，贪小虚伪之名，反无后世，夫其实核，此天下之大害也。”(第37页)《太平经》的上述生育观念是站在人类生存发展的高度阐发的，有相当的合理性。
《太平经》的这种生育观念，是有其思想渊源的。这一生育观念在《道德经》中已显端倪。老子在《道德经》中就以一段隐语的形式表达了这一思想，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第六章)“牝”指的是一切动物的母性生殖器官，“玄牝”象征着深远的、看不见的生产万物的生殖器官。老子在这里把母性的生殖器官喻为天地之根，足见其对万物的生殖及人类生育问题的基本态度和重视程度。《太平经》的生育观是建立在老子自然哲学基础之上的，它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化思想，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元气，元气的凝聚、分合就生天一、地二，继而“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第305页)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经》还从致太平的目的出发，将人民最急迫的饮食、男女、衣着等基本需要，称为“三急”或“三实”。并且认为这对于天下能否太平，至关重要。“是故古者圣人守三实，治致太平，得天心而长吉”。“万物守本，得三急而吉，失三急而有害。”又云:“男女各出半力，同志和合，乃成一家。……乃成太平平之理。”(第48、715-716页)《太平经》中的这些生育观念，对后世道教影响甚大，并且为道教生育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后世道教中人则多从医学和养生角度出发，强调男女不交违背自然之理，轻者伤身生疾，重则早夭病亡。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就指出:“人复不可都绝阴阳，阴阳不交，则坐致壅瘀之病，故幽闭怨旷，多病而不寿也。”(《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50页)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中援引彭祖之言，指出强行禁欲的害处:“男不欲无女，无女则意动，意动则神劳，神劳则损寿。……有强郁闭之，难持易失，使人漏精尿浊，以致鬼交之病。”(《正统道藏》第31册，第93页)
元代著名道教养生学家李鹏飞所撰的《三元延寿参赞书》卷一则引用了“黄帝之语”来表明自己的看法。云:“黄帝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又曰: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合之，是谓圣度，圣人不绝和合之道。”(同上书，第45册，第l00页)李鹏飞在这里运用了阴阳平衡原理，从人体生理角度论证了房事生活是人的正常生理需求。
总之，道教在道法自然的思想指导下，无论是从人类生存、延续发展的角度考察，还是从祛病延年、养生保健的目的出发，大都反对绝对的禁欲。基于这一理念，故道教在生育问题上反对不育，提倡适时、适度生育，从而形成了欲不可绝的生育观念。
二
诚然，道教中也不乏主张禁欲之人。由于一些妖妄之徒假借修房中之术，悠情纵欲，正如《老君音诵诚经》所云:“妄传(张)陵身所授黄赤房中之术，授人夫妻，淫风大行，损辱道教。”致使道教房中术流于淫荡猥亵之术，多遭后人垢病。在这种情况下，金元时期新起的全真道王重阳等人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斥房中术为傍门小术，力主禁欲，严格要求道徒出家住观，与世欲生活彻底断缘。全真道以成仙证真为其宗教信仰追求之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全真道视家庭为修行之牢狱，夫妇关系则被看成是成仙证真的“金枷玉锁”。因此如要成仙，“须是捐妻舍事”。全真道在这一教义思想指导下，从根本上否定婚嫁及生儿育女的必要性，主张彻底禁欲、绝育。王重阳曾云:“莫骋儿群，休夸女队，与公便是为身害，脂膏利削苦他人，只还儿女从前债。”(《重阳全真集》卷七)将生儿育女视为偿还前世债孽的一种苦差，予以彻底否定。
纵欲和禁欲都是道教中的二种极端主张。多数道教养生家在强调“欲不可绝”的同时，从养生角度还提倡节欲宝精，主张在纵欲和禁欲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节制房事。
众所周知，道教养生家在房事养生方面的一个最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节欲和宝精。节欲宝精，贵在有“节”，就是说房事要有节，不能漫无节制。道教十分注重养生，有所谓“道在养生”之说。道教认为，无节制地生育会耗费人体内的元精即肾精，伤人元气，伐人年命，不利于养生。《黄庭内景经》云:“呼吸元气以求仙，仙公公子似在前，朱鸟吐缩白石源，结精育胞化生身，留胎止精可长生。”(《黄庭内景经·呼吸章》)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也有类似说法，声称:“道以精为宝，施人则生人，留之则生身。”(《正统道藏》第31册，第92页)故而道教十分强调宝精以养生，强调“急守精室勿妄泄，闭而宝之可长活”，(《黄庭内景经·常念章》)“长生要慎房中急，弃捐淫俗专守精。”(《黄庭内景经·长生章》)因此，道教从宝精养生的要义出发，必然反对早婚、早育，力主行房有度，节制生育，从而形成了带有鲜明道教色彩的节育主张。
概括起来说，道教行房有度的节育主张主要有二点内容，即不可早婚与不可早育。
道教养生家汲取了古代医学的思想，认为不可早婚早育。李鹏飞明确提出欲不可早，主张男女适龄婚嫁，反对早婚。在《三元延寿参赞书》中指出:若男子“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则五体有不满之处，异日有难状之疾”。同样，对女子而言“未异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阴气早泄，未完而伤。”(《正统道藏》第31册，第167页)尤为可贵的是，李鹏飞在《三元延寿参赞书》中还以心理、生理上分析了不可早婚、不可早育的原因。云:“童男室女，积想在心。思虑过当，多致苛损。男则神色先散，女则月水先闭。”(同上)其见解很有价值。
孙思邈在其《备急千金要方》中也强调房中之事“少年极须慎之”，他甚至主张“年未满四十者，不足与论房中之事。”(《正统道藏》第45册，第100页)道教这些反对早婚、早育的节育主张，以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也是很科学的。
道教养生学家的节育主张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和思想渊源。老子号称道教养生学的祖师，老子在《道德经》中就已谈及宝精养生、节制生育的问题。《道德经》云:“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脧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老子认为，生命是由牝牡之合产生的。其生命之源在于精。老子通过观察发现，婴儿无知无欲，无畏无惧，即所谓“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听以生命力特强。婴儿虽然筋骨柔弱，可是小拳头却握得很牢固.柔弱中有强。他不知道阴阳交合之事，而外生殖器翘起，这是内部精气充足的表现。由此，老子认为养生之道在于平和无欲、爱惜精气、节制房事。所以，汉代刘向所撰的《列仙传》中就称老子“好养精气，贵接而不施。”(《列仙传》)
尤为值得人们重视的是，老子在这里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益生曰祥”。益，多也；祥，作妖祥解；益生，注家多解为贪生多欲。但如果结合上下文及老子素来提倡的“小国寡民”的主张来考证，“益生曰祥”引申为贪图多欲、过度生育会带来祸害则更为合理。这一新解与老子极力主张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政治理想似乎更为切合。故笔者认为，老子是人类历史上最先提出节育思想的先贤。
关于宝精以养生的思想，庄子也曾论及。《庄子》云:“必静必清，无劳女(汝)形，无摇女(汝)精，乃可以长生。”(《庄子·在宥》)庄子认为长生的要诀在于必静必清，抱神固精。上述老庄宝精节育思想对后世道教影响甚大，并在道教养生家那里得到了系统阐发。
早期道教三部重要经典《太平经》、《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都承袭了老庄节育宝精思想，并各自围绕道教长生理想作了详尽阐释。
《太平经》从精、气、神三位一体的人体医学模式出发，强调了重精的必要性。云:“三气共一，为神根也。一为精，一为神，一为气。此三者，共一位也……故人欲寿者，乃当爱气、尊神、重精也。”(第728页)《太平精》认为精、气、神是构成人体生命系统的三大基本要素，人之生老病死、寿命长短皆取决于人体精、气、神这“三宝”。《太平经》重精、爱气、尊神的这一主张，被道教奉为养生要旨，成为道教房中、行气、存神这三大养生方术的“理论内核”。
汉代河上公从修养长生的角度注解《道德经》，将老子所云“道可道，非常道”中的“常道”称为“自然长生之道”，别开生面。河上公提出了以除情去欲为前提，以安静无为为条件，以爱精养神为核心，以长生久寿为目的一整套养生思想。《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阐述节欲宝精思想的地方比比皆是。诸如“爱精重施，髓满骨坚。”“贪淫好色，则伤精失明。”“治身者却阳精以冀其身。”又如:“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气不劳，五神不苦，则可以长久……人能以气为根，以精为蒂，如树根不深则拨，(果)蒂不坚则落。当深藏其气，固守其精，无使漏泄。……深根固蒂者，乃长生久视之道。”(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第11、45、181、233页)《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在道教为数众多的经典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据道教《传授经戒注诀》规定，此经为道门弟子必读经书，其地位仅次于《老君道德经》而先于《老君道德经想尔训》。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老君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爱精重施思想对道教生育观的影响。
重精、宝精思想在《老子想尔注》中也得到充分阐述。《老子想尔注》甚至将“精”位列于“道”的高度，名之为“道精”，声称“万能含道精。”且云:“古仙人宝精以生，今人失精以死，大信也。……所以精者，道之别气也，入身中为根本。”(《老子想尔注校证》，第27页)《想尔注》反复强调“宝精勿费”的重要性:“阴阳之道，以若结精为生。……年少之时，虽有，当闭省之。……能用此道，应得仙寿，男女之事，不可(不)勤也。”(同上书，第9页)在这里，《想尔注》不仅对男女交合的年龄提出了要求，而且对阴阳和合的频度也提出了警告。告诫人们房事不可过度，即所谓“男女之事，不可勤也。”并且还明确指出阴阳交合要守中和之道，云:“道贵中和，当中和行之。志意不可盈溢，违道诫。气同上书，第7页)所以，道教行房有度的节育主张正是“道贵中和”这一思想在生育观上的具体反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道教生育观中的节育主张有其深刻的思想依据。由于过度的生育必然会导致人体肾精的损耗，导致人身体的虚损。所以，道教从道贵中和、节欲宝精的养生指导思想出发，必然反对无节制地纵欲，提倡行房有度、节制生育。
三
“生育”一词，在汉语语义中有两个主要涵义:一是生子，二是养育。《诗·邶风·谷风》云:“既生既育”，《淮南子·原道训》亦云:“是故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高诱注:“育，长也。”人类的繁衍延续，离不开生殖与养育这两个基本方面。生与育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有机地构成了生育观的基本内涵。老子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在《道德经》中就明确提出:“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第五十一章)老子认为，宇宙万物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道生”与“德畜”这两个方面。这一思想为道教所汲取，并用以阐述宇宙万物乃至人类的产生与演化。《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正统道藏》第19册，第1页)老子“道生”与“德育”相互统一的思想，对道教生育观影响甚大。《太平经》中就有这样一段话:“故万物不生者，失在太阳；生而不养者，失在太阴；养而不成者，失在中和。故生者，父也；养者，母也；成者，子也。生者，道也；养者，德也……故理之第一善者，莫若乐生，其次善者乐养。”(第704页)这段话精辟地概括出道教生育观关于生与育相互统一的思想认识。
道教在生育观上不仅重“生”而且重“育”，这突出表现在道教优生优育的医学思想上。道教与医学关系极为密切。葛洪云:“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71页)古语“医道同源”、“十道九医”就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道教医学对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贡献很大，葛洪、陶弘景、孙思邈、吴本(后被道教尊奉为保生大帝)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道教医学在优生优育方面有不少独到见解，尤以嗣续有方、妊娠有忌的优生优育思想为世人所瞩目。
首先，关于求嗣之法，道教医学已认识到父母亲双方的身体发育状况、体质强弱直接关系到能否生育以及后代健康与否，强调“合男女，必当其年。”道教医学家认为，夫妻生育年龄必须是双方生理机能发育成熟，精力充沛、旺盛，以正值盛年为佳。对于男女不育的原因，道教医学家也作了探讨。就男子来说:“丈夫劳伤过度，肾精不暖，精清如水，精冷如冰，精泄聚而不射，皆令无子(近讷曰:此精气伤败)”。就女子而言，则是由于“女子劳伤气血，或月候愆期(愆，过也。笔者注)，或赤白带下，致阴阳之气不和，又将理失宜，饮食不节，乘风取冷，风冷之气乘其经血，结于子脏，皆令无子。”（《三元延寿参赞书》卷一)这些都是极有价值的医学经验总结。
其次，道教医学家认识到，为了使后代健康、壮实，夫妇双方必须选择最佳受孕时机，并要拉开生育间隔。李鹏飞的《三元延寿参赞书》曾云:男女双方“皆欲阴阳完实然后交合，合而孕，孕而育。育而子壮，强寿。”这段话一语道破了道教生育观的一个重要思想，即十分强调夫妇双方生育时机的选择，即现代所谓“优生”，以确保后代自受孕之日起就能获得一个良好的先天之本，为以后的健康生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在妊娠方面，道教医学十分重视优育。不但强调“妊娠有忌”，而且更为可贵的是，已深刻认识到胎教在优生优育中的重要意义。道教医学的许多经典中都反复重申孕妇在妊娠其间要注重胎教。《洞玄子》云:“凡女子怀孕之后，须行善事，勿视恶色，勿听恶语，省婬欲，勿咒诅，勿骂詈。勿惊恐，勿劳倦，勿妄语，勿忧愁，勿食生冷醋滑热食，勿乘马车，勿登高，勿临界，勿下坂，勿急行，勿眼饵，勿针炙……遂令男女如是聪明智慧，忠真贞良，所谓胎教也。”在孙思邈和李鹏飞的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胎教理论，“太公胎教云:母常居静室，多听美言，讲论诗书，陈说礼乐，不听恶语，不视恶事，不起邪念……”。(《正统道藏》第31册、第170页)道教医学的这些胎教理论都认为女子怀孕期间要注意饮食起居，要有一个优雅的生活环境，不可“触冒生冷”，不可“房劳”、“临产行淫”、“不可纵怒、疲极筋力”，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注重文化修养和美育等等。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精神刺激会严重影响妊娠。在妊娠期间，孕妇抑郁多愁、恐惧暴怒等不良情绪变化，会导致脏腑气血功能失调，诱发流发、早产。而孕妇在优雅舒适环境中生活，多听轻松悦耳的音乐，有利于胎儿的良好生育，妊娠并发症明显减少。不难看出，道教生育观中的优生优育思想在许多方面与现代医学不谋而合。
此外，在婴幼儿的优良方面，道教生育观也有相当独到的见解。李鹏飞的《三元延寿参赞书》卷一有《婴儿所忌》专论。为说明问题起见，兹节录如下:“书云:儿未能行，母更有娠，儿饮妊乳必魃病，黄瘦骨立，发烧发落。小儿多因缺乳，吃物太早，又母喜吃食喂之，致生病。……养子直诀云:吃热莫吃冷，吃软莫吃硬，吃少莫吃多。……又衣服不可夜露。(同上)
这段话精练地概括出哺育婴儿，进行优育所必须注意的事项和原则。其一，产妇在哺乳期间，应注意避孕，否则影响婴儿健康；其二，已正确认识到母乳丰富的营养价值，提倡母乳喂养，反对过早给婴幼儿喂代乳品；其三，强调喂养婴儿要注意卫生，反对母亲“吃食喂之”即将食物放在大人嘴里咀嚼后再喂给孩子这一不良习惯。最后，还进一步归纳总结出婴儿养育的一般原则，即宜热食不宜冷食，宜食软不宜食硬，宜少不宜贪多及夜间婴儿睡觉要注意保暖之类的看护要领:上述这些优育原则与方法，都是具有科学性的经验总结，符合现代医学基本观点。这也表明道教生育观中的优生优育思想蕴涵着极为丰富的现代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整理挖掘。
四
人口的再生产，即人种的繁衍对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意义十分重大。恩格斯曾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番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人类社会的延续需要以人口的再生产为基本前提。但是，如果人类不注意节制自身的生育，就会造成人口的过份膨胀，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人口爆炸、人满为患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困挠人类的一个全球性问题，而众所周知，节制生育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首先要改变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生育观念对社会生育率有一定的影响。笔者认为，道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生育观中有不少积极合理的伦理观念，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道教生育观是建立在道法自然、阴阳平衡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故反对歧视妇女、残杀女婴的陋习，是一种注重人口生态平衡的理性生育观。
道教生育观是以阴阳平衡观念为其理论基石的。《太平经》云:“天地之性，半阴半阳，”(第702页)“故男不能独生，女不能独养”(第149页)，认为孤阳不生，独阴不成，男不能独生，女不能独养。基于这一认识，《太平经》强烈反对歧视妇女、残杀女婴的陋习。声称“今天下失道以来，多贱女子，而反贼杀之，令使女子少于男，故使阴气绝，不与天地法相应……灾害益多，使王治不得平。”(第34页)道教受道家崇“阴柔”重阴思想影响，反对重男轻女，故妇女的地位在道教中一直是比较高的。道教神仙谱系中有不少女仙、女神、而且道教初创时就有职位颇高的女祭酒。值得一提的是，在道经《上清黄书过度仪》中有所谓“女师”一说，其地位甚至名列系师之后，云“天师嗣师系师女师”(《正统道藏》第55册，第297页)。此外，道教道术中有不少专为女子修道的“女丹”功法，也说明了这一点。道教这种尊重妇女的重阴观念，与传统儒家文化中轻视妇女，所谓“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的重男轻女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也反衬出道教生育观的可贵之处。因此，笔者认为，道教生育观在这一点上比儒家生育观更为可取，是一种注重人口生态平衡的理性生育观。
而在我国农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生育观念根深蒂固，重男轻女的陋习长期存在。相比之下，更显示出道教生育观的现代价值。
尤为可贵的是，道教生育观注重人口的优生优育。这对于提高人类自身素质，优化人口结构意义十分重大。上述这些都充分显示了道教生育观的伦理意义，反映了道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蕴涵的现代价值。
(《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