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真道传记资料为中心所作的考察
盖建民 朱展炎
关于金元时期全真道士生平的记载，目前我们主要能看到的有教内人士所撰写的一些资料，如《甘水仙源录》、《金莲正宗记》、《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七真年谱》、《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白云仙表》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史志、碑刻、文人笔记等也有相关的记载，如《元史·列传·释老》、《道家金石略》以及元好问、陶宗仪等人的相关记述。而对于早期全真道士生平记载较为详细的，则主要为金元时期全真道士所编撰的一些传记资料，如《甘水仙源录》、《金莲正宗记》、《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等。因而，本文对早期全真道士出家因缘的考察，主要以上述资料为中心而展开，同时参考其他文献的记载，进行补充和说明。
一、早期全真道士入道因缘分析
从元代全真道士所编撰的传记资料上看，我们对于早期全真道士出家入道的因由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即仕途失意、世运沧桑、神通示现、少而好道、得人点化等，这些内容既包括了形而上的宗教信仰因子，也有形而下的现实生存艰难。而且，在很多全真道士身上，它们往往并不是单一的诱因，很多情况下都是交织在一起而起作用的，只不过是主次不同而已。因而，在我们下面的分析当中，为了方便，我们将以上原因分而论之，以此探明哪些因素在早期全真道士入道过程当中起到了主要的诱导作用。
1．仕途失意，慨然入道
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标准，基本上是为儒家所奠定的，即所谓的修、齐、治、平。在金元时期动荡的社会形式之下，很多士人都渴望能够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传统“学而优则仕”的实现方式则是大多数知识分子跻身仕途的重要手段，他们或通过文举，或通过武举来实现自身的仕途之梦。这点，在早期全真道道士未入道前的人生追求当中，也是多有反映的。
我们首先看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的人生道路。王重阳最初决定出家之前，也可以说是遭遇了世俗儒家知识分子的种种仕途不顺，也曾对于功名利禄、荣华富贵注入了极大的热情，如其《悟真歌》所言：
三十六上寐中寐，便要分他兄活计。豪气冲天恣意情，朝朝日日长波醉。压幼欺人度岁时，诬兄骂嫂慢天地。不修家业不修身，只恁望他空富贵。浮云之财随手过，妻男怨恨天来大。产业卖得三分钱，二分吃著一酒课。他每衣饮全不知，余还酒钱说灾祸。（《重阳全真集》卷九，《道藏》第25册）
王重阳三十六岁时为金皇统七年（1147），此时的王重阳虽是中了金朝的武举，但是迟迟未能上任，但是总体而言他还是像一般儒生一样，感觉自己即将大展宏图，所以才如其诗中所描绘的那样“豪气冲天恣意情，朝朝日日长波醉”，才能欺兄骂嫂，得意至极，希冀功名富贵凭空而来。此时的王重阳还是一介凡夫，有着世俗之人一样的追求和满足，常人的升官发财梦想也还是困扰他的主要问题。
随着金宋之间的政权在陕西一代的交替以及金国对于汉族知识分子的利用与防范，王重阳并没有获得所期望的飞黄腾达和一展济世救人的鸿图抱负，最终他只是被任命为陕西咸阳一个偏僻、贫穷小镇甘河镇的酒监，并且长时间没有得到升迁的机会。
关于王重阳此段时间热衷于仕途迷梦，《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祖碑》中也有记录：
圣朝天眷间，收复陕西，英豪获用。真人于是捐文场，应武举，易名德威，字世雄，其志足可以知……天遣文武之进，两无成焉！于是慨然入道。（《甘水仙源录》卷一，《道藏》第19册）
文武两无所进[1]，可以说对于王重阳来说是打击非常大的，长时间得不到升迁，眼看人生就要在寂寂无闻当中渡过，其心情的幽愤可见一斑。这点我们可以从《金莲正宗记》当中王重阳自身的慨叹当中得到确证：
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动心，吾今已过之矣！尚且吞腥啄腐，纡紫怀金，不亦太愚之甚乎？（《金莲正宗记》卷二，《道藏》第3册）
对于古人而言，六、七十岁已属高寿，王重阳在四十七岁时基本上已算度过了人生的大半生，留给他的时日确实不多。带着这种对于人生短暂、世事无聊的认识，王重阳重新反省了自己先祖的寿期：
余当九岁方省事，祖父享年八十二。二十三岁荣华日，伯父享年七十七。三十三岁觉婪耽，慈父享年七十三。古今百岁七旬少，观此递减怎当甘。（《重阳全真集》卷九）
正是带着这种对于人之有死性的现实体验和经历，尤其是仕途上的种种不顺，王重阳最终走向了出家修道之路。
同样，早期全真教中其他由于仕途不顺而心灰意冷、退而修道的也大有人在，如《佐玄寂照大师冯公道行碑铭》中也有提到冯志亨入道之前的人生经历：
公讳志亨，字伯通……年甫弱冠，府荐入京师，就住太学，两赴内试不中。适崇庆兵乱，还乡以诗书自娱，不复为举子计。本州节度使奥屯肃请摄教授事，公辞以不能……岁癸未，长春宗师自北阙回，道过焉。公以其平昔圣学浸灌之故，至是为真师感发之机……即愿奉几杖，列门第中。（《甘水仙源录》卷六）
冯志亨的人生履历可以说跟王重阳有相似之处，年轻之时都对建功立业、荣华富贵、光宗耀祖之路倾注极大热情。在遭遇重重失败之后，才退而反省，归隐自娱，从而走向了出家修道之路，以求得人生的另一种自我实现。
2.世运沧桑，避乱入道
金元之际战火纷繁，中原地区政权交替频繁，普通老百姓往往是朝不保夕，没有太多保障。金、宋之间往往是或战或和，加上蒙古政权的日益强大，为了避世之乱，远离人世权力之争，许多士人也纷纷加入全真道，如《恕斋王先生事迹》所言之：
先生姓王氏，名粹，字子正，北平之巨族也。才高而学瞻，少有诗名……会天兵南下，民迁襄阳，先生亦漂泊江汉间。甲午杨侯彦诚被命招集三教医卜等流，一时士人皆得保其妻孥，复还中国。杨侯独迎先生至燕，遇真常大宗师，即北面事之，执弟子礼。（《甘水仙源录》卷八）[2]
人世的变化无常，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所带给人的种种惨烈现实，让很多士人不得不选择涌入相对而言比较受到各个政权青睐的全真教内，特别是到了丘长春掌教时期，全真道更是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支持，因而，加入全真道就意味着身心性命都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师讳志全，字鼎臣，太原太谷人，少业进士……当立之年，不意事变，干戈日寻，无复进取，遑遑如也！当时天子好长生之道，不远万里，召见丘长春，宾礼至厚，玄风大振……故讲师所以归心，依河阳张尊师为引度。长春西回，策杖徒步谒见于奉圣龙阳观，授以道妙。（《甘水仙源录》卷八）
全真道在丘处机的带领下，逐渐走向了繁盛，同时全真道在金元之际对于战俘和流民的吸收入道，也把他们从战乱之中拯救出来，使其得以幸免于当时的战火之中：
（长春）乃大阐玄门，遣人招求俘杀于战伐之际，或一戴黄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赖以生者，无虑二三钜万人。（《长春道教源流》卷三，《藏外道书》第31册）
为避世之乱，以求保命延生，可以说在早期全真道的传记当中也是多有收录的，特别是在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的交替过程当中，士、农之民多赖其得以避咎保命。
3.神通示现，道缘前定
神通现象在早期全真道士的传教生涯当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关于神通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在早期全真道传记资料的记载当中都有发现。本文谈的神通现象则主要围绕全真道士出家之前就具有的种种神奇事迹。
第一种神通之事主要以母梦神异之事而诞有道之士为典型。此种记载，可多见于道士出生之前或之时，如全真七子之首马丹阳的诞生就是如此：
师将育，母唐氏梦麻姑赐丹一粒，吞之，觉而分瑞。（《甘水仙源录》卷一）
此外，王处一在诞生之时，其母也曾有异梦：
真人王姓，名处一，宁海东牟人。以金熙宗皇统壬戌三月十八日，母梦丹霞披身而生。（《甘水仙源录》卷二）
王处一在七真当中是以神异屡显于世的，关于其入道后的神迹记载，我们多可以在《甘水仙源录》里的《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里看到，如关于其“度人逐鬼”、“召雨摇峰”、“烹鸡降鹤”、“起死嘘枯”等等神异都有记载[3]。
其次，第二种神通显示的方式多为其年幼之时，屡遇灾难，但能毫发无伤、安然无恙。如对于谭处端的记载：
师讳处端，字通正，山东宁海州人……甫及六岁，因戏，坠于井中。人急下井救之，见公安坐水上，遂挈而出，略无伤焉！又所居遗火，巨栋碎于榻前，公方寝熟，呼而起之，神情自若。盖有道之士，非水火所能殒越也！（《甘水仙源录》卷一）
此种神异之事，在很多道人的幼时生活当中都有记载，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最后，早期全真道士未入道前经常还有割股疗母的神异之能，如《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里所载的周全道就曾割股疗母，使其怪病得愈：
先生姓周，名全道，世为古豳之巨室……夙丧其父，生理萧索，竭力以事母。母忽感奇疾，百疗不愈，先生割股与药同进，厥疾乃瘳。（《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中，《道藏》第19册）
此种神异之事，当然是为了显示早期全真道士与常人的不同，从而为其今后入道修炼奠定神学基础。
4.少儿好道，与常有别
早期全真道道士未入道之前，除了本身具有很多天生的神异之能和神异之遇外，还在于他们小时性格与其他孩童有很大差异，他们小时多是好静、寡言、志虚，如《冲虚大师于公墓碣铭》所载之：
师姓于，名志可，字显道，冲虚其号也，宁海人，汉高门于公之后。父讳江，子六人，师其幼也。雅好淡静，龆龀有出尘之志。（《甘水仙源录》卷五）
于志可自小就表现出来的这种性格特征，在其他早期全真道士传记的记载当中，也多有反映，可以说不是特列，如《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所记之“薛知微”：
先生世居河东河津县，乃唐征辽将军薛仁贵之远孙也。法讳知微，字道渊，号碧霄子，以天德庚午岁生。幼不嬉戏，长慕清闲，性沉默寡言。（《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中）
就孩童的天性而言，多数是好动、多言的，而于志可、薛知微等人在其少年之时，就与常人不太一样，这种性格当中的奇特之处，也可以说是他们日后出家入道的重要原因所在。
5.得人点化，终而归道
在早期王重阳的传教过程当中，往往喜欢采用不同手段对他人进行点化入道。在这些先后入道的弟子当中，马丹阳的入道则最具特色，也是王重阳最为花费心思的。
对于马丹阳的生平记载，《甘水仙源录》的《全真第二代丹阳抱一无为真人马宗师道行碑》以及《金莲正宗记》的《丹阳马真人》记录甚祥，我们综而论之：马钰家世豪巨，祖业雄厚，世誉其富为“马半州”，山东宁海州人。其先祖业儒经商，为人信义，与乡人多善。其父处世有祖风，为人仁孝，因善致财，曾得吕仙指引，谓其马家当出异人[4]。马钰生时，其母唐氏梦麻姑赐金丹入口，神异非凡。儿时好诵方外之语，梦中常从道士登天。
在遇到王重阳自西而至东牟前，马钰也曾经屡受点化。其中之一就是当时的道士李无梦昆嵛山炼丹三年未成，马钰一日造访，大丹方就，李无梦大赞其有仙才。其二是马钰自己夜梦二衣褐者，跪泣求其救命，后来才领悟是二猪化人。为解其疑惑，据《甘水仙源录》的记载，马钰找术士孙子元为其占卜解疑，算其天寿当为几多，谓其命不过49岁，由此而感生死无常，因而想亲近有道之士，以求长生之术。关于占卜解疑之事，《金莲正宗记》则无相关记载，只是在其夜梦二衣褐者之后，再述其又梦二鹤飞落于蔬圃之间，遂建道馆，招陆道士住持[5]。
虽然早期马钰自身有种种神异和仙才，但其还只是有向道之心，还没有真正决意入道。一方面，如我们前面所言的，他家业巨富，而且世俗生活幸福，与后来成为全真七子之一的孙不二育有三个孩子，可以说是人间清福尽享，世间好事全得。另一方面，根本的应该还在于马钰当时还没遇到真正让自己信服的高道，这点我们可以在后面马钰与王重阳的相遇当中可以看到。
大定七年（1167）丁亥秋七月，据《甘水仙源录》的记载，马钰与高巨才、战法师共饮于范明书之怡老亭，当时情景如下：
大定七年丁亥秋七月，师偕高巨才、战法师饮于范明叔之怡老亭，酒酣赋诗曰：抱元守一是工夫，懒汉如今一也无。终日衔杯畅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甘水仙源录》卷一）
而对于马钰饮于范明叔亭一事，《金莲正宗记》的记载则有所不同：
丁亥年秋，先生与辽阳高巨才游赏于范明叔之遇仙亭，酒酣题诗，其末句云“醉中却有那人扶”，皆莫晓其意。（《金莲正宗记》卷三）
对比《甘水仙源录》的记载，马钰到范明叔处饮酒所与之人和所在之亭似乎跟《金莲正宗记》的叙述稍有差异。其实，《金莲正宗记》由于是属于事后追记的叙述，因而遇仙亭是后来马钰得道成名之后，当地后人追述而成的,遇仙亭原本就叫怡老亭。
王重阳自从刘蒋村焚草庵之后，就沿途乞化而至东牟。关于其到达宁海的具体时间，我们可以从《七真年谱》的记载当中得知：
大定七年丁亥，重阳祖师年五十六，于四月二十六日将刘蒋村茅庵自焚之……闰七月十八日抵宁海州，会丹阳马真人，洎高巨才邀师于范明叔怡老亭……（《七真年谱》）
大定丁亥秋七月，马钰与王重阳首次见面于范明叔的怡老亭。至于其席间所发生何事，我们可以看到相互之间的记载多有侧重，先看《甘水仙源录》关于马、王二人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
中元后复会重阳祖师造其席，战师曰：布袍竹笠，冒暑而来，何勤如焉？曰：宿缘仙契，径来访谒。与之瓜，即从蒂食。询其故，曰：甘向苦中来。复曰：奚自？曰：终南，不远三千里，特来扶醉人。师心自谓曰：前所作有‘醉中人扶’之语，此公何以得之？就叩：何名曰道？曰：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时。席间谈道，多与师合，乃邀居私第。（《甘水仙源录》卷一）
这可以说是马丹阳受到王重阳点化的开始，也可认为是马丹阳第一次遇到了让自己有所契合的有道之士，关于此次相遇，《金莲正宗记》则叙述得简短得多：
中元后一日，重阳真人自终南抵东牟，径入遇仙亭，先生问曰：从何方而来？曰：路远数千，特来扶醉人耳！众皆异其言。又问：何名为道？曰：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时。相与谈玄，不觉席上生风，遂礼请真人还居家庭。（《金莲正宗记》卷三）
对比《甘水仙源录》的叙述，我们发现，战法师发问、重阳食瓜蒂之事《金莲正宗记》则无记载，二者为何由此差异呢？为解此疑团，我们先看看马钰的姻亲加好友、宁海州学正范怿的叙述：
大定丁亥中元后一日，真人抵郡，竹冠弊衣，携笠策杖，径入余侄明叔之南园，憩于遇仙亭。丹阳先生马公继踵而至，不差顷刻，可谓不期而会焉。二人相见，礼揖而罢，问应之际，欢若亲旧。坐中设瓜，唯真人从蒂而食，众皆异之。丹阳先生题诗于亭壁，有“沉醉无人扶”之句。真人读而笑曰：吾不远千里而来，欲扶醉人尔。又问：如何是道？对曰：大道无形无名，出五行之外，是其道也。清谈终晷。（《重阳教化集》序）
范怿为范明叔之叔辈，加上其为宁海州学正，范明叔他们当时与之交往应该是很亲密的。因而，相对于李道谦、秦志安辈后来之追记而言，其所言应该是可信度较高的。从其行文所记载的事实来看，它与李道谦、秦志安以及其他碑文的记载都大有不同，行文较为朴实，发挥之处较少。
王重阳入住马家之后，为了点化马钰入道，以种种神异和机巧来化导马钰夫妇二人，其中“百日锁庵”和“分梨十化”最为世所称道。
《甘水仙源录》和《金莲正宗记》都对“百日锁庵”有所记载，而且内容差不多。据其所述，王重阳入住马家之后，主动提出将其锁在马家庭院中为其所筑的庵堂内，每天只吃一顿饭，前后共一百天。庵堂内只有笔墨纸砚、草席，王重阳着布衣草鞋，虽是寒冬，庵堂风雪四入，王重阳看起来却是形神和畅，安然无事[6]。
而关于“分梨十化”的记载，《甘水仙源录》则无，《金莲正宗记》则有叙述，其谓：
自孟冬初吉，示诗词各一首，令先生继和，仍赐梨一枚与先生啖之。每五日芋栗各六枚，十一日为梨为二，令夫妇共食之。自后凡经旬日加一分，三旬分三，四旬分四，至于十旬，分为五十五块，合天地奇偶之数。先生渐悟真理，遂舍妻子，受簪冠，乞食降心。（《金莲正宗记》卷三）
王重阳在此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百般点化，马钰才舍得抛妻别子，丢下诺大家业，艰难地走上入道之路。
除此而外，早期其他全真道士也经常有异人点化他们的今后道路。比如“延安路赵先生本行记”云：
先生名抱渊，道号还元子，俗呼曰魔哥，延安之鸡川人。家世业农，屡集阴德。先生自幼不凡，志在方外。尝遇有道之士谓之曰：汝夙有善缘，我今传汝秘诀，勉自休息，终当有成。遂结庵以居。事母至孝，乡党共称之。（《甘水仙源录》卷八）
赵抱渊在此可以说也是与道早已有缘，得遇至人导引入道。后来其经过戴柏高师父引荐至刘真人门下，得授心印，隐居阳山。
早期跟随王重阳在终南山一起修道的和玉蟾，最初也是有道人大加点化。据《金莲正宗记》的记载，谓其某天闲暇外出遇一道士，双方喝酒谈玄，整天都不觉疲惫，后成莫逆之交。改天道士突然手臂上驾着一只枭，从门外而入其家，对其说道：“此禽怪哉！眼目许大，不能识人！”（《金莲正宗记》卷二）当时和玉蟾并没有领悟道人化导之意，只是唯唯诺诺的应声。
以后过了数月，道士因病而死，和玉蟾为其备棺下葬。过了数旬，有一老太太来其家，谓道士为其儿子，特来开棺认子。后来开棺一看，道士尸骸已无，等和玉蟾回头想找其母，人早已不见。和玉蟾由此而悟神仙之术变化多端，于是弃家出道，精心修炼[7]。
二、早期全真道士入道因缘所蕴含的几点启示
通过我们上面对于金元时期全真道士入道因缘的分析，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在早期的全真道士传记资料当中，暗含了许多全真道在金元时期能够走向兴盛的一些原因。
首先，我们从早期全真道士传记当中可以发现，早期出家入道的全真道士多是从小受过相当好的儒家传统经典训练，其文化素质都非常之高，家境也大多是非富则贵，有些则是一方巨富。但同时他们大多数人都无意进取，自小志慕清虚，好方外之事。因而，这也决定了他们以后能够走上出家修行之路，同时由于其文化素质特别高，所以多是能文能诗，从而将自己出家修道的种种心得和全真教义通过诗文的方式来进行传播。
其次，在撰写全真道士的传记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撰写者特别强调出家修道之士多能恪守儒家的孝道传统，很多道士都是在双亲在世之时以孝闻名乡党，在父母双亡之后才弃家入道，了尽世俗社会的责任才头著黄冠，易衣改装，隐居山林。同时，撰写者也特别著重描绘全真道士祖上多为仁义之士，因善致富，广积阴德，使其后代能够异人迭出，“至善成仙”的思想有所体现，如对马丹阳祖上积善成德的种种论述。更有甚者，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很多道士事亲之时，孝道谨严，往往割股救人，以孝著称乡里。
最后，早期全真道的传记资料特别强调了出家道士自小就与常人不凡。除了具有神奇的经历和技能之外，更为值得注意的则是他们小时与他人性格的不同，此种性格的不同，多体现在他们少时少言、多思、喜静，且多有出尘之志，不喜世间人事。此种性格方面的原因注定了他们今后走向以求清静著称的全真道，同时也由于他们自小对于物质世界的冷淡，志尚清虚，所以在其出家之后，多能自觉向道，因而动物性的需求相对而言被形而上学的求道成仙追求所抑制，所以早期的全真道士多能苦己利人、乞食降心。这种高度自律的修道品格，对于全真道能够在金元时期走向兴盛，起到了很大的示范和激励作用。
结语
当然，我们上面对于金元时期全真道士出家原因所做的分析，还只是就其主要的几点做了扼要地概述。除此而外，全真道士出家的因缘，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因素，比如家庭环境的影响，家人好谈玄论道，因而父子、母子同入道的也有，比如赵弘玄母子等。此外，也有由于父母双亡，悲恸不已，求解脱悲情而入道的，如吕道安等。其次，因染怪疾，得道人治愈，因而信道的，如刘通微等等。这些因素也可以说在早期全真道士出家入道上起到了一定的诱导作用。
总之，从全真道士出家的因缘分析看，它们既有形而上学的宗教信仰因素，比如说自小神异不凡，屡有异人指点，生性好静、尚虚无等等；也有许多形而下的现实因素，譬如世道战乱不堪，因此避咎入道，或者身染怪疾不愈，得遇道人而治，或者仕途失意、家庭生活不顺等等原因。这些原因归而论之，其实就是包含了内、外，形上与形下的区分，全真道士之所以走上出家修道的道路，既有自身内在的各种素质因子，也有许多个人无法抵抗的外部社会因素。因而，这些原因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只是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契机则各不相同而已。
注释：
[1] 关于王重阳何年何时应何政权文举、武举的问题，可以参看《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齐鲁文化出版社，2005年）一书第三章第85页至93页有具体探讨，此不赘述。
[2] [元]李道谦：《甘水仙源录》，《道藏》第19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84页。
[3] [元]李道谦：《甘水仙源录》，《道藏》第19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37页。
[4]《金莲正宗记》、《甘水仙源录》都有记载，在此不祥述。
[5] [元]秦志安：《金莲正宗记》，《道藏》第3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53页。
[6]参见《甘水仙源录》第729页、《金莲正宗记》第354页。
[7] [元]秦志安：《金莲正宗记》，《道藏》第3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51页。
（《齐鲁文化研究》第七辑，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