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医道同源”，尽管这里的“道”似指道家学说，但由于道教在生死问题上历来重生恶死，自然十分重视具有济世救人之功效的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1]历史发展表明，自道教创兴之日起。道教就把医术作为其传道济世的一个有力工具。特别是随着魏晋神仙道教理论体系的建立，道教徒更是把医药视为其追求和达到“长生久视、羽化登仙”的必要辅助手段和必备知识。一千多年来.道教医学家在其虔诚的宗教信仰驱使下，通过长期不懈的医疗实践和种种对人体生命奥秘的探索，在人体医学、病因病理学、治疗学、食疗学、疾病预防、药物学(本草学)、性医学、性卫生学和医学伦理学等广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领域中都积累了丰富的医学思想。这些医学思想带有鲜明的道教特色，丰富并推动了中国传统医学思想的发展。本文拟就道教医学的人体医学思想、病因病理学思想、治疗学思想、食疗学思想、预防医学思想、医学伦理学思想展开分析讨论，以求教于同行。
一、人体医学思想
道法自然的自然观是先秦道家的核心理论。汉末创兴以来的道教虽然极力把自然的“天”与老子的“道”人格化、神学化，但如果透过其宗教神秘主义的迷雾，道法自然的自然观仍然有其积极、合理的因素，它与中国传统的元气论思想一起构成了道教医学关于人体结构的思想和理论的内核。
道家认为世界万物都起源于“道”。什么是“道”?《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是一种在天地万物形成之前就已存在的原始物质，混混沌沌，不生不灭.是夭地万物的根源，万物由道而产生。即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则进一步认为“气”和道一样也是万物的本原，“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2]老庄的上述思想被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及后来的道教医学家所继承和发扬，以此来说明人体的基本组成和结构。
《太平经》首先结合道与元气。说明天地万物和人体的化生:“夫道何等也?万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3]
《太平经》认为天地人与万物都是以元气化生而成的，“然夫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各有祖始。”[4]《太平经》还具体描绘了这一生化过程:“元气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名为天地；分而生阴而成地，名为二也；因为上天下地，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也。”[5]这里就把《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一、二、三的内容具体化为元气、天地和人。
既然天地人与万物都是以元气化生而成的，因而《太平经》以进一步提出人的生命系统由精、气、神这三个要素构成。“三气共一，为神根也。一为精，一为神，一为气。此三者，共一位也，本天地之气。神者受之于天，精者受之于地，气者受之于中和，相与共为一道。故神者乘气而行，精者居其中也。三者相助为治。故人欲寿者，乃当爱气尊神重精也。”[6]
关于精、气、神三要素在人体生命系统中的关系和地位，《太平经》一方面认为精、气、神三者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所以，要想长寿必须爱气、尊神、重精。另一方面，在精、气、神三者中，《太平经》又特别强调了处于特殊地位的气的重要性。指出精和神的存在都要依赖于气，气对于精、神来说，犹如水对鱼一样重要。因此，《太平经》明确表示“养身之道”在于“安身养气”。《太平经》云：“阴气阳气更相摩砺，乃能相生。人气也轮上下，神精乘之出入。神精有气，如鱼有水，气绝神精散，水绝鱼亡。故养身之道，安身养气，不欲数怒喜也。”[7]
《太平经》中所阐发的这些思想在后世道教医学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以葛洪、孙思邈为代表的道教医学家在汲取中国传统元气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探索和总结，发展了《太平经》中的思想，形成了以气为本，以形、气、神三位一体的人体医学思想。
道教医学家认为，由形、气、神的构成的人体系统中，形、气、神这三大要素在人体生命活动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气是生命之本。传统思想和观点认为，形是人体生命活动之宅，它包括人的脏腑、皮肉、筋骨、脉胳及充盈其间的精血；神则是生命活动的主宰，包括神、魂、意、志、思、智等精神活动；而气则被看作是充实生命的源泉。正如《淮南子》一书中所云:“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8]然而在道教医学家眼中，虽然形、气、神三者一体，相辅相成，共同作用构成有机的生命整体，但气的地位十分特殊，气是生命之本，人有气则生，无气则亡。气与人体生命的关系，就如同子民同国家的关系一祥，即所谓“民散则国亡，气竭则身死。”[9]气在人体生命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气聚成形，气是生命形体产生的物质基础。葛洪就认为:“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10]孙思邈也认为，人的产生是“禀天地中和之气”[11]的结果。
其次，道教医学家认为人体内的元气是否充沛，运行是否正常，直接关系到人体健康。孙思邈就明确指出人体疾病的根源在于气，他说：“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12]所以道教医学养生家十分重视和强调炼养元气，认为“苟能令正气不衰，形神相卫，莫能伤也，”[13]通过炼养元气，就可以“养其气所以全其身，”[14]做到形神兼养、形神双修，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道教医学养生家不仅十分珍惜和炼养自身固有元气.而且试图通过各种“服气”、“食气”法来汲取大自妹之气以养身心。从而发展、形成了各种“内以养身，外以却恶”的气功养生法。
总之，以葛洪、孙思邈等人为代表的道教医学家认为，“元气”是不断运动着的物质实体，是天地万物及其变化的本源，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这种以气为本，形、气、神三位一体的人体医学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
二、病因病理学思想
道教医学家在疾病发生、形成机制的认识上，通过长期观察和医学实践，积累了不少正确的认识。《太平经》中就以天地之气及肝、肺、肾、脾等脏腑机能紊乱和久苦自愁、忧气不解来解释病因。《太平经》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多头疾者，天气不悦也。多足疾者，地气不悦也。多五内疾病者，是五行气战也。多病四肢者，四时气不和也。”[15]又云:“可无久苦自愁，令忧满腹。复有忧气结不解，日夜愁毒大息，念在钱财散亡，恐不得久保。疾病连年，不离枕席，医所不愈，结气不解。计念之，日夜赢劣，饭食复少，不能消尽谷。五脏不安.脾为不磨。”[16]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把人不能健康长寿的原因归于内外因素，“夫之所以死者，诸欲所损也；老也；百病所害也；毒恶所中也；邪气所伤也；风冷所犯也。”他认为人的患病夭寿，个体的内在因素比外界因素更重要，所谓“唯怨风冷与暑湿，不知风冷暑湿，不能伤壮实之人，徒患体虚气少者，不能堪之。故为所中耳。”[17]如果能做到体内正气不衰、形神相卫，就可以抵御外界风冷暑湿的侵害。更为可贵的是，葛洪还认识到良好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对于维护身心健康、防止疾病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强调了情绪修养的重要性。葛洪指出:“善摄生者”不但要“卧起有四时之早晚，兴居有至和之常制”，而且要“忍怒以全阴气，抑喜以养阳气。”[18]认为这是长生之理。
南朝齐、梁时杰出的道教医学家陶弘景则明确认为人体条件和外界环境是致病的根本原因，“人生气中，如鱼在水。水浊则鱼瘦，气昏则人病。邪气之伤人，最为深重，经络既受此气，传入脏腑，随其虚实冷热，结以成病。”[19]所以，陶弘景根据致病原因的差异把人之疾病归纳为内疾、外发、他犯三大类。“按病虽千种，大约只有三条而已，一则脏腑经络因邪生疾；二则四肢九窍内外交媾；三则假为他物横耒伤害。”[20]这种把致病因素和发病途径结合起来的分类方法，对临床辨别病证，有着积极指导意义。值得重视的是，陶弘景在观察、总结各种急性病发生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毒病之气”致病说，进一步发展了《黄帝内经》中所阐发的古代六气(淫)致病说，为明末瘟疫学家吴又可创立《瘟疫论》奠定了基础。陶弘景认为存在着一种传布急性传染病的“毒病之气，”这种“毒病之气”与天地自然阴阳之气、恶气都不相同。他描绘了这种“毒病之气”触犯人体后受害的景象:“毒病之气.忽逢触之，其衰竭，”“入身而侵克脏腑经络。”因此强调“不能如自然恶气治之，”而必须根治，不使复发，“差(瘾)后.犹宜更为治。以消其余势，不尔，亟终为患，令有时辄发。”
总之，道教医学将人体疾病的形成原因归结为外界因素(自然界和社会环境)与内在因素(脏腑机能、情志等)的影啊和作别，其分析十分精辟，符合现代医学的基本观点。
三、治疗学思想
中国传统医学治疗疾病的特色就在于辩证施治。因此尽营临床情况千变万化，但只要依据止确的治疗原则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并合理用药、便能取得满意的临床效果。道教医学在治疗学思想上不仅承袭了《黄帝内经》中所奠定的一些传统治疗原则，诸如调整阴阳、扶正祛邪、因势利导和因时、因地、因人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的“三因制宜”原则，而且在长期的行医济世医疗实践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以“廉、简、验”著称和“备急”、方便实用为特色的治疗学思想。这些治疗学思想在葛洪和孙思邈二人的医著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葛洪的医学著述甚丰，除了养生服食方外，其医学价值最高的首推《金匾玉函方》、《肘后备急方》二书。现仅存《肘后备急方》一书。
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对著述这部著作的动机作了详细说明:“诸家各作备急，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岂贫学野居所能立办；又使人用针，自非究习医方，素识明堂流注者则身中荣卫尚不知其所在，安能用针以治之哉?”葛洪深感当时的医家诊病，既抓不住主要症状，又喜用贵重药物，非穷苦百姓所能置办，致使误人无数。因此葛洪在集自己多年行医济世经验基础上编著的《肘后备急方》一书中，所收录的方药不但具有一定疗效的验方，而且人都价廉易得。如常山治疟，麻黄治喘，海藻治瘦病即甲状腺病，雄黄，殊砂治皮肤病等。
为了方便人们在患病和疗治疾患时，能及时、迅速地查阅医书，以备临床诊断与治疗之急需。葛洪所编撰的这部《肘后备急方》，其体例酷似现代的急症临床手册和验方汇编。例如书中对各种急性传染病、人体各器官的种种急慢性疾患以及各种疾症。都以简明扼要的形式记载其症状和病源。并且详列方药和治法于后。这徉就能使病家和医师能根据症因来依言施治，使病权能及时得到诊治，免除了病痛迁延之误。此外，葛洪还在书中介绍了许多简单易行的外治法，如针法、灸法、角法(拨罐)、推拿、吹鼻法、蒸、熨等。其文字通俗，叙述简练，所列针灸法不记穴位名称，只谈分寸，一般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能掌握，有极强的实用性。书中介绍的这些简易救急法对于治疗诸如中风、心痛、尸撅、食物中毒及虫蛇咬伤等症都行之有效。由此可见，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一书中始终贯穿、体现了葛洪“廉、简、验”和备急、方便实用的治疗学思想。
道教医学这种以“廉、简、验”著称，以方便实用为特色的治疗学思想在唐代道医孙思邈的医疗实践活动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孙思邈深感过去的一些医书方药浩博庞杂。分类也不大妥当，并且医家处方用药多用“贵价难得”之药，非一般庶民所能负担。孙思邈本人家庭早年也因“汤药之资”而“罄尽家产”，所以他对此感触极深，立志编写一本“务在简易”的新医书，以适应广大庶民阶层的急需。孙思邈在《干金要方·序》中就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吾见诸方部峡浩博，忽遇仓卒，求检至难，比得方讫，疾不已不救矣。呜呼！痛夭枉之幽厄，惜堕学之昏愚，乃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在简易，以为《备急千金方》一部，凡三十卷，虽不能穷尽病源，但使留意于斯者，亦思过半矣。……未可传于士族，庶以贻厥私门”、[21]孙思邈本着“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医德思想，将其医书取名为《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
《千金要方》是孙思邈在“博采群经，删裁繁重”的基础上，广泛收集民间验方，集自己五十多年临床经验之大成写就的书中立论简要，条理清晰，处方用药多切实用。这方面的实例在书中比比皆是。《千金要方》卷十《伤寒下·伤寒杂治第一分云:“今诸疗多用细辛、甘姜、桂、人参之属，比皆贵价难得，常有比行求之，转以失时；而苦参、青葙、葶苈艾之属，所在尽有，除热解毒最良，胜于向贵价药也。……待内热……便以青葙、苦参、艾苦酒疗，……无不解也。”可见，孙思邈在处方用药时，也十分注意“以贱代贵”、方便实用的医疗原则。
其实，从现有文献分析来看，道教医学很早在处方用药上就十分注重廉、简、验和方便实用，这在《太平经》时代就显示出端倪。《太平经》十分重视价格低廉、能为广大下层贫民百姓所采集到的草木类药物，并据其实际疗效将其分为帝王草、大臣草、人民草。“十十相应者，帝王草也；十九相应者，大臣草也；十八相应者，人民草也。”[22]《太平经》中还开列了一些使用便捷的立愈方、一日方、二日方、三日方等验方。由此可见，道教医学家在行医用药时，注重应用廉价、便捷的各种草木验方是素有历史传统的。
四、食疗学思想
食疗，即应用食物来预防和治疗疾病，它包括食养和食治两个方面。食养，顾名思义，指利用食物的营养来养生保健，防止疾病的发端，或用某些食物配合药物促进病体康复。食治则是指运用食物来治疗疾病。中国传统食疗学的历史十分悠久。道教创兴后，道教医学家在长期济世行医过程中不仅发现了一些食物具有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作用，而且还有抗老延龄的特效。因此，应用食物来疗治疚病的食疗方法引起了道教医学家的浓厚兴趣，被视为延年益寿的一种重要养生手段。在中国传统医学史上，对食疗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道医首推孙思邈。
孙思邈认为食物对于养生、治病防疾的意义十分重大。他在《千金要方》中特别列出《食治》一门，又在《千金翼方·养性》中特立《养老食疗》篇，这在中国传统医学史上是一大创举。孙思邈在他的医著中对食疗法在治病养生中的重要作用作了专门探讨，系统阐述了他的食疗学思想。
第一，孙思遂论述了食疗法的重要意义。他在《食治》中云:“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生存也；不明药忌者，不能除病也。斯之二事，有灵之所要也，若忽而不学，诚可悲夫!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病、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23]孙思邈认为，食物是安身之本.生命活动的物质和能量基础。由于食物营养丰富，又无药物的副作用，能有效地补充体内营养，达到调理藏腑机能、增强体质、祛病去邪的一医疗效果;而且一些富含营养、味道鲜美的食物也是一种生活享受，能使人悦神爽志，有利于身心健康，饮食调养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养生之术。所以，孙思邈高度评价了那些善于应用食物来“平痈、释情、遣疾”的医师，并把他们称之为良工，即良医。
第二，孙思邈认为对疾病的治疗应当药食并重，要把药疗同食疗结合起来，提倡用“药食两攻”的方法。他在《千金翼方》卷十二《养性》中写道:“药食两攻，则病无逃矣。”
由于考一虑到食物性平和，又无副作用，而药物则不然，“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因此，孙思邈认为用药要十分谨慎，并告诫人们对疾病的治疗不仅要采用“药食两攻”的方法，而且要优先考虑食疗:“夫为医者，当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24]
孙思邈这种“药食两攻”并优先考虑食疗的医学思想.从现代医学角度不看是相当精辟的，值得提倡。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营养成份是人体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样也是人体抗御疾病能力的基础。而利用中草药与膳食的合理搭配.能有效地增强人体机能，提高人体免疫能力，达到治病、防病和强身健体的目的。
孙思邈本人在医疗实践中就曾用谷糠预防脚气病。用动物肝脏治疗夜盲，用海带治疗甲状腺，十分奏效。
第三，孙思邈对食疗法的基本原则及饮食宜禁也都作了阐述，强调饮食有节。“凡常饮食，每令节俭。若贪味多餐，临盘大饱，食讫，觉腹中彭享短气，或致暴疾，仍为霍乱。又夏至以后迄至秋分，必须慎肥腻……夫在身所以多疾病者，皆由春夏取冷太过，饮食不节故也。”[25]
孙思邈的上述食疗学思想在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奠定了中国传统食疗学的思想理论基础，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食疗学的形成与发展。
五、预防医学思想
道教医学是以道教修炼成仙、长生不老为主要目的的医学，因此历来重视养生保健和预防疾病。被道教奉为经典的《道德经》中已有防患祸害于未然的思想。老子就曾警告道:“大兵之后，必有大疫。”葛洪生活在东晋社会动荡的年代，亲眼目睹了疫病流行时的惨状，自然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防治。他主张对疾病的治疗首先要防止疾病的发生，要把病患消灭在发生之前，即所谓“消未起之患”和“治未病之疾。”葛洪云:“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26]
葛洪还主张对疾病的预防要和日常养生保健结合起来，要在无病、年轻时就及早进行。他告诫道:“凡为道者，常患于晚。不患于早也”。[27]不仅如此，葛洪甚至把在养生保健、预防疾病问题上能否懂得从细微入手，防微杜渐，看作衡量一个人是否知“道”的标准。他说:“故冶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积一所以至亿也。若能爱之于微，成之于著，则几乎知道矣。”[28]
在葛洪看来，如果一个人在修身养性预防疾方面能“务谨其细”，做到防微杜渐，那么他几乎是知“道”了。反之，如果“恃年纪之少壮，体力之方刚者，自役过差，”那么将导致“百病兼结，命危朝露。”[29]
道教医学这种防患于未然的预防医学思想在孙思邈的医著中得到了系统阐述和发展。
首先，孙思邈明确指出:对疾病要防患于未然，以预防为主。只有防微杜渐，积极预防。注意日常的养生保健，使身体机能保持健康、旺盛状态，才能消除疾病产生的条件和因素。他在《千金要方》一书中郑重地告诫人们:“勿以康健便为常然，常须安不忘危，预防诸也。”[30]孙思邈对疾病的预防极为重视，他甚至还把是否懂得预防疾病以及是否擅长治疗未发之疾作为划分、衡量医师的医技水平高低的标准。云:“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31]这是因为在孙思邈看来，“五藏未虚，六腑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32]所以，孙思邈认为只有那些善于医未病之病的医师，才称得上是妙手回春的上医，而那些只会医已病之病的则不是上医，充其量只是下医罢了。
其次，孙思邈本着“方学之要，以救速为贵”的精神宗旨，认为对疾病不仅要以预防为主，而且要及时治疗，防止病情蔓延，以至酿成固疾。“凡人有少苦，似不如平常。即须早道。若隐忍不治，冀望自差。须臾之间，以成固疾，小儿女子益以滋甚。……若小有不和，即须治疗，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早治，鲜不愈者。”[33]孙思邈认为对待已以疾病、只有力争做到及早发现、早治疗才能取得满意治疗效果，否则“过时不知，便为重病，遂成不救。”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科学的。
此外，孙思邈还认识到，改善环境。做好日常卫生消毒工作可以有效地减少疾病的滋生。例如，孙思避指出可以通过净化空气和消毒饮用井水等措施来降低疾病的发病率，这与现代预防医学和卫生学基本原理不谋而合。
六、医学伦理学思想
由于道教在生死问题上重生恶死，故道教将医术视为“救生死之术”。如《太平经》就一再强调处方用药要“慎之慎之。此救死命之术，不可易，事不可不详审也。”[34]道教医学家强调医家要对患者生命健康高度负责，必须具备“人命至重”和“志存救济”的高尚医德修养和良好医疗行为准则，从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医学伦理学思想。
葛洪从早年起就已确立济世救人之志而研读医学。他把医学看作是一种“道”的追求，强调“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葛洪还发扬了《太平经》中的医德思想，认为医家在医方的选择上要以“必可救人于死者”作为标准。
同葛洪一样，孙思邈不仅具有很深的医学造诣，而且还具有高尚的医德。孙思邈之所以用“千金”来命名自己的医著，就是因为他“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孙思邈是道教医学也是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医学伦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医学伦理学思想集中体一在《千金要方》卷一“大医习业第一”和“大医精诚第二”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孙思邈把医学视为一门“至精至微”的学问。认为要想做个大医，首先要有锲而不舍、顽强进取的精神。习医者要力求“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能“道听途说”。以“至粗至浅之思”来对待医学。更不能不求甚解，图圈吞枣，否则就会陷入“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医；及治病三年，始知天下无方可用”的愚蠢可笑境地。
第二，孙思邈认为医家要身怀“志存救济”济世活人之志，要有不为名不为利，救死扶伤的高尚情操和品德修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病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35]孙思邈的这些医学伦理学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第三，孙思邈认为医生要有谦虚的品质。不能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更不能医人相轻。孙思邈并且指出，医人相轻“此医生之膏盲也。”
第四，孙思邈根据自己一生济世行医所积累的经验，总结并提出了“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的行医准则，并把“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作为医生道德行为规范的最高要求。
孙思邈所提出的行医准则和医德要求，不仅在当时对矫正医疗作风，奠定我国传统医德规范，起到了震聋发聃的作用，开了唐代医学的一代新风，至令细细品味起来仍然不失其教育意义。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不愧是中国医学史上全面系统阐述医学伦理学思想的经典著作，堪与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相媲美，都是世界医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医学伦理学名篇。
道教医学不仅具有丰富的人体医学思想、病因病理学思想、治疗学思担、食疗学思想、预医学思想，医学伦理学思想，而且还积累总结了大量的医学养生思想和性医学、性卫生学思想，其中房中术作为道教的一种重要医学养生方法，在性卫生学、性保健和优生优育方面都有相当独到的见解，形成了“欲不可绝”、“欲不可早”、“欲不可纵”、“欲不可强”、“欲有所避”、“嗣续有方”、“妊娠有忌”等性医学思想。有关这方面的内容，由于本文篇幅所限，待另文讨论。
注释：
[1]《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71页。
[2]《庄子·知北游》。
[3]《太平经合校》第16页。
[4]《太平经合校》第236页。
[5]《太平经合校》第305页。
[6]《太平经合校》第728页。
[7]《太平经合校》第727页。
[8]《淮南子·原道训》。
[9]《抱朴子内篇校释》第326页。
[10]《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14页。
[11]《千金要方》卷一《治病略例第三》。
[12][33]《千金要方》卷九《伤寒·伤寒例第一》。
[13]《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44页。
[14]《抱朴子内篇校释》第326页。
[15]《太平经合校》第23页。
[16]《太平经合校》第617页。
[17]《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44页。
[18]《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46页。
[19][20]《重修政和类本草》卷一《梁陶隐居序》。
[21]《千金要方》卷一。
[22]《太平经合校》第173页。
[23][24][25]《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序论第一》。
[26]《抱朴子内篇校释》第3?6页。
[27][29]《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44页。
[28]《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40页。
[30]《千金要方》卷二十七。
[31][32]《千金要方》卷一。
[34]《太平经合校》第173页。
[35]《千金要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