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传入云南，早在东汉末年五斗米道创立之时。张陵创教时所立“二十四治”中，有“蒙秦治”、“稠粳治”分别辖有越嶲郡、犍为郡地盘，而汉时越嶲郡大体相当于今云南西北部及四川西昌等地区，犍为郡则大体包括今川南及滇东北地区。五斗米道创立后不久，由于受到中原封建统治者的挟制而陷入了暂时的沉寂。据《三国志·和洽传》言，曹操征服汉中张鲁的五斗米道政权后，“竟徙民弃汉中”；大批的五斗米道徒被迫迁出他们的根据地，使得西南地区的道教活动几乎销声匿迹。然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南中地区的道教活动却屡有显现，如《洞仙传》载朱提郡(今云南昭通)有郭志生“晋元帝时云已四百岁……多止乌场张绩家”；《华阳国志·南中志》又载蜀汉末年有南中大姓雍闿、孟获曾假“鬼教”召集百姓叛蜀；《新纂云南通志·释道传四》则载蜀汉丞相诸葛亮入南中平定叛乱时曾得一位名叫孟优的方士相助，这个孟优“素怀道念，常往来澜沧、沪水间，得异人长生久视方药诸书，随处济人”。近年在云南出土的一些魏晋南北朝时的文物表明道教对这一时期的云南文化已有着较深的影响，如呈贡小松山的东汉墓及昭通后海子的东晋墓中均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方之神”；立于东晋时的《爨宝子碑》中有“回抱圣姿，影命不长。自非金石，荣枯有常。幽潜玄穹，携手颜张。至人无想，江湖相忘”等体现道教性命难保、灵魂不死思想的语句；立于刘宋时的《爨龙颜碑》中则有“阳九运否，蝉蜕河东，逍遥中原”等体现道教宇宙观、人生观的词句。以上材料表明，道教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在云南颇有影响了。
南诏、大理时期，道教在云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云南多有文人入蜀中求学，《孙樵集》卷三《书田将军边事》曾载:“自南康公(韦皋)凿清溪道以和群蛮，俾由蜀而贡，又择群蛮子弟聚于锦城(今四川成都)，使习书算，就业辄去，复以他继。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其学于蜀者，不啻千百。”这些云南学子于唐统治者极力尊崇道教的时代入道教之发源地区求学，必然会加深对道教的了解并深受其影响，其归滇后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道教在云南进一步传播和发展。此外，南诏政权从蜀中掳回的一些文人、工匠中也有不少人深通道教之理，他们对道教在云南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也起过推动作用。《南诏野史》曾载:“唐西沪令郑回被掠，(南诏)王命子弟师事之。”郑回本是儒者，但也深通道教之理，如其为南诏王阁罗凤所撰的《南诏德化碑》有言:“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阐三教，宾四门，阴阳序而日月不潜，赏罚明而奸邪屏迹。”其中的“道味”是显而易闻的。郑回在教授王室子弟儒学的同时，必也曾谈及他所了解的道教；而王室子弟对道教的了解得到加深后，又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道教在云南的传播和影响。据樊绰《云南志》言，南诏王异牟寻为求与唐和好而“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判官崔佐时谨诣点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三官”乃五斗米道的重要神灵，南诏王与人盟誓时请他们来作证，说明道教在南诏统治者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又据康熙《大理府志》言，大理政权的建立曾与一位名叫董迦罗的道士有关，该书卷二十六《仙释》载董迦罗曾为段思平解梦，“思平(因此)乃决入关，逐杨氏而有其位，改号大理”。后大理国王段智兴又曾改元为元亨、利贞等，这表明了大理国统治者对道教的兴趣。在上述背景下，南诏、大理时期的云南民间也活跃着不少道士，如康熙《云南通志》载唐代有一位来自青城山、号为“广城先生”的道士“以文章教蒙氏”；《大理府志》载唐时有所谓“冲举仙”“栖鹤云峰四十余年，常坐一石，或时与人弈”；《镇南州志》则载南诏时有王载元、张明亨“栖止州东五楼山，志在求仙，日载酒峰头，长啸狂吟”；《蒙化府志》又载唐中叶时“蜀人有以黄白术售于蒙诏者，蒙人俾其地设蒙化观，以为修炼之所”，等等；又据倪蜕《滇云历年传》言，大理国开科取士，“以僧道读儒书者应举”，由此可知大理国的民间也有不少道士在活动。不仅如此，南诏、大理时期的云南道教还传播到了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中，如樊绰《云南志》载:“骠国(今缅甸)在蛮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阁罗凤所通也……重佛法，城中并无宰杀，又多推步天文……”《旧唐书·真腊国传》又载真腊国(今柬埔寨)“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云南附近的东南亚国家内有道教的流传，也反衬出南诏、大理时期道教在云南的活动是较兴盛的。
道教虽早已传入云南并已在云南发展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但这段时期其在云南所产生的影响却远不及其在中原地区的影响那么大，且其在云南的传播范围也仅只限于滇东北及大理、昆明等地，远未在整个云南地区产生较大的影响。入明以后，道教方才得以在云南各地迅速传播并在组织上、学术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从而进入其在云南境内发展的鼎盛时期，对云南人民的生活及中国道教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道教于明清时期在云南境内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大批的汉族人民从各地涌入云南。元代以前，各地汉族人民虽有迁徙至云南者，但其数量远比原住云南的各少数民族人口少得多，故久之便融合于云南少数民族之中了。明以后，大批的军户、民户逐渐拥入云南，致使汉族人口在云南境内所占比重增大，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云南民族民户仅有五万九千五百七十六人(《明史·地理志》)，而万历年间(1573-1619)则增至十三万五千六百二十三人(万历《云南通志》)，加上军户数目，万历时落籍云南的人户总数已达四十七万余，故《滇略》曾谓云南人户“土著者少，寄籍者多”。这些来自各地的汉族人民落籍云南后，多在云南各地兴建神庙以供奉其原来崇奉的道教神灵。如光绪《永昌府志》、道光《昆明县志》等记载四川客民曾在永昌、昆明等地兴建了“川主宫”，湖广商人则在永昌修建了“吕祖楼”等；这样，就使得道教随着广大汉民的迁徙而迅速传遍了云南各地。此外，一些著名高道的入滇弘道活动也是明清时期云南道教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有明一代，张三丰、刘渊然等高道相继进入云南传法弘道。培养出了沈万三、余飞霞、邵以正、蒋日和、芮道材等颇有影响的高徒；至清代则有黄守中赴京师从王常月受戒为龙门派第八代律师，黄归滇后又传法于管太清、王太原等人，开创了龙门“西竺心宗”一派。这些高道在云南的活动，促进了云南道教在组织上和学术上的发展，使得云南道教的发展呈现出了繁荣局面，并在中国道教的发展史上取得了重要的一席地位。
从明清时期云南各地所撰成的地方志书及其它一些有关记载中来看，明清时期云南道教的发展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活动范围很广，影响颇大。
明代旅行家徐霞客遍游天下，曾“出入粤西、贵筑、滇南诸土司蛮部间，沿溯澜沧、金沙、穷南、北盘江之源”(潘耒《徐霞客游记·序》，见朱惠荣《徐霞客游记校注》第129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下同)，并写成了《滇游日记》十一篇，其中的记录表明徐霞客所至云南各地多有道教宫观或神祠的存在。又从明清时云南各地所修的志书中可以发现，几乎每志都有关于道教在当地活动的记载；这些地方有云南府、大理府、永昌府、昭通府、楚雄府、临安府、东川府、蒙化府、姚安府、丽江府、澄江府、曲靖府等下属各县。这些地方的人民所奉的道教神灵是多种多样的，如三清、玉皇、三官、真武、文昌、吕祖、关圣、天后(斗姥)、城隆、东岳、丰都、灵官、武穆、财神、龙神及风、雷、云、雨、山、川诸神，等等。各地道士的活动也较频繁，如云南府有张三丰、沈万三、余飞霞、徐道广、刘士宽、刘渊然、邵以正、毕正宗、李思泰、杨用广、王廷勷等近三十人；大理府有芮道材、季常在、杨洲鹤、杨宗显、余常清、方秉乾、段腾高、吴大鹏等十余人；临安府有姚成、郑颠仙、赵紫霞、张紫霞、李金阶、王遴宾等人；澄江府有王静明、杨拜颺、段泰利等人；曲靖府有郑白齐、李清溪、陈大仙等人；丽江府有苏羽士、赵廷猷、张道裕等人；东川府有李道真、舒仙，等等。他们皆是名噪一时的道士，在民间有着很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道教对云南人民的生活、风俗等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时云南的人们凡遇事皆多往道教宫观、神祠处求祷，如昆明龙泉观“前有龙潭，深不可揣拟。世传有龙穴其中，骄不可制，泉水泛溢，民苦垫溺”(《新建龙泉观玉皇殿碑记》，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1305页)，故每当昆明地区发生涝、旱之灾时，龙泉观便成了人们的“水旱祈祷之所”(《重修龙泉观记》，见《道家金石略》第1277页)。又如刘渊然寓滇弘道之时，“凡滇民有大灾患者，咸往(刘渊然处)求济，无不得所愿欲”(《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见《道家金石略》第1261页)；徐宏祖游至宾川鸡足山真武阁时，“入阁，参叩男女满其中”(《徐霞客游记校注》第885页)，由此可见滇民信仰道教程度之一斑。不仅如此，明清时期的道教还对云南人民的风俗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民国《马关县志》卷二《风俗志·庙会琐记》载当地有自明清时遗下的“土地会”、“清醮会”、“都天会”、“南斗会”、“北斗会”等风俗；其中尤以“清醮会”最为隆盛，该会每三年一举办，于二、三月间择吉日行之，其目的是为了“祈福消灾，祷雨祈年”。办“清醮会”时须挨户捐资，“无敢不出”；又须请道士设法坛，本地经生设经坛诵经；醮期七日，以第四日最为热闹，届时“抬瘟神像、灵宫像出游，道士往各庙上香焚表以达建醮悃忱也。官绅士众，一体加入，衣冠整肃，各执信香；列队游行，仪仗鼓乐导于前，道士神像殿于后，并有高台高跷，妆男扮女，百戏并陈。夜间，道士禹步、踏罡斗、破地狱，放烟火架，放孔明灯，以故城乡哄动、万人空巷”，由此可见该会影响之大。又如戴絅孙《昆明县志·风俗志》言昆明地区“丧礼则旧俗尚奢……至崇信释道，建斋诵经，其风固大概相同也”。该志又载昆明地区习俗“(元月)九日谒城南之玉皇阁……二月三日谒宝城门外文昌宫观剧，游龙泉观……二月三日谒真武庙……二十八日谒城东之东岳庙……每岁以六月始朔日至六日礼南斗祈年，九月始朔日至九日礼北斗祈年”，一些人甚至为了能赶在二月三日时礼拜真武而“裹粮行数日程，不惮也”，由此可见其信仰之虔诚。
2、境内高道辈出，贡献巨大。
明清时期，云南境内出现了不少著名的高道，他们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云南道教乃至全国道教的发展。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著名道士张三丰从武当山来到云南弘道(见清汪锡龄撰《三丰先生本传》，又见《新纂云南通志·释道传一》)，收得沈万三、余飞霞等诸名弟子，“昆明礼诰、迎神、祷雨辄应，始于三丰”(《新纂云南通志·释道传一》)。张三丰乃全真道的一代宗师、武当道派的创始人，学识精深、德行高逸，他的入滇活动首开了云南道教向高层次发展的风气。张三丰弟子余飞霞，本是西平侯沐春之夫人，她的入道无疑会使道教在云南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明永乐年间(1403 —1424年)，净明派第六代嗣师、全真派及清微派的重要传人、道录司右正一刘渊然因触怒权贵而被滴至云南，居昆明龙泉观传道。刘渊然道行高妙，在云南百姓中有很大的影响。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刘渊然受召回京师，得赐“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长春真人”号，并“领天下道教事”；宣德年间(1426—1435年)，刘渊然又“奏请立云南、大理、金齿兰道纪司以植其教”(《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见《道家金石略》第1261页)，更使云南道教声望大振。刘渊然在云南收有百余名徒系，其中以邵以正、蒋日和、芮道材最为著名。蒋日和曾住持昆明真庆观，芮道材曾在大理巍山创建了栖霞观，此二人分别对昆明、大理等地的道教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邵以正则因刘渊然的推荐而得召入京师，历任道录司右至灵、右演法、左正一，得赐“守玄冲静高士”及“悟玄养素凝神冲默阐微振法通妙真人”号。明王朝对邵以正予以重用，“凡朝廷有大修建、大禳祈，必命真人(邵以正)主之”(《龙泉观通妙真人祠堂记》，见《道家金石略》第1266页)，又曾命邵主持编修《道藏》。邵以正率弟子喻道纯等广搜道经，重加订正，最终刊成了《正统道藏》一书；《正统道藏》共收道经5305卷，是唯一完整地流传至今的官方组织编刊的道经丛书，其刊成在道教发展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此书由云南道士主持编修，显示了云南道教在当时的全国道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有月支国人野怛婆目矇赴京师谒全真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受戒，王赠之“黄守中”名，黄后归云南鸡足山传法于管太清、王太原等人，在云南开创了龙门“西竺心宗”一派；该派门徒多为行迹诡异、身挟绝技的江湖奇人，以诵咒为行，炫耀神通为特点(参阅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6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在云南民间有着一定影响。上述道士在云南的活动，均不同程度地为云南道教乃至全国道教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3、组织上开始系统化，学术上小有成就。
唐宋时期，中原封建统治者即已在政府中设立过管理道教的机构，但南诏、大理政权中尚未出现这类机构，云南道教多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自刘渊然向明廷“奏请立云南、大理、金齿三道纪司以植其教”，云南始有了专门管理道教事务的政府机构。按:明代云南有云南府、大理府而无“金齿府”，惟有“金齿驿”，在永昌府城拱北门外，故刘渊然所请立的三道纪司当为云南府、大理府、永昌府辖。又据万历《云南通志·建设志》言，当时云南府道纪司有都纪、提点各一人，大理府道纪司亦有都纪、提点各一人，楚雄府道纪司仅有都纪一人，永昌府道纪司有都纪、副都纪各一人，其下属腾越州设道正司并有道正一人。民国《大理县志稿》曾载当时大理有先天、龙门二道派，“各有薪传，能自述其师弟之系统；昔有道纪司、道会司掌之”。由此可知明清时期的云南道教在组织上已经基本上系统化了。不仅如此，明清时期的云南道徒还在道教学术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如明代姚安人高 （上天下明）映曾撰出《太极明辨》三卷，兰茂则撰有《韵略易通》二卷，清代丽江人马云龙也撰有《卦极图说》一卷；巍山左氏土官还于明万历年间出资刊印过《道藏》一书，这表明明清时期的云南道徒已很重视道教的学术发展了。
4、与佛教的相互融合。
佛道相融，乃是明清时期中国宗教发展的一大趋势，如此时的中原地区出现了黄天教、红阳教等影响较大的融佛道为一体的民间宗教；云南地区的宗教发展也同样具有这种趋势。从《徐霞客游记》所记云南各地的佛寺、道观的分布状况中可以得知，当时云南各地的寺观多交错分布而难分彼此之属地。如昆明太华山“梵宇仙宫(原按:雷神庙、三佛殿、寿佛殿、关帝殿、张仙祠、真武宫)次第连缀”（《徐霞客游记校注》第716页)，宾川鸡足山佛教圣峰寺“前有巨坊，后有杰阁，其势甚雄拓；阁祀玉皇，今皆以玉皇阁称之”(同上第892页)。不仅如此，寺观的住持者也往往难分僧道。如鸡足山碧云寺众僧之师所住之处竟为“真武阁”(同上第885页)，漾濞县金牛屯玉皇阁初创于朱、史二道人，后则有“僧三贤扩而大之”(同上第1002页)；一些出家人所研习的义理也是释道相混，如鸡足山悉檀寺僧人的著作既有《禅宗赞颂》，又有《老子元览》)(同上第910页)。甚至，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同奉儒释道三教圣人的道观，如腾冲鸦乌山玉皇阁即是如此(同上第1048页)。又，《滇海虞衡志》载，平彝县(今富源县)有清溪洞，“洞口广延袤丈，有僧住持”，后此僧久不出洞，外人传说其已得道成仙了；从这个传说中可以得知当时的云南群众也往往是佛道不分的。此时的云南佛道二教虽然融合程度较深，但它们的区别还是明显的。
5、趋向于民间发展，出现了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民间宗教组织。
明清时期，云南道教多趋向于民间发展。此时的一些云南全真道派已逐渐脱离了宫观组织而混迹于民间。如大理县境内的道教有清虚、火居二种，“清虚道云游方外，居处坛观，脱离家族社会关系；火居道乃与常人无异，惟金铙法鼓，讽诵经文，为人忏悔祈祷，获货赡家而已”，“清虚道在邑境，去住靡常，若有若无；火居道分先天、龙门二派，先天派宗萨氏(守坚)，行于城内及南乡，龙门派宗邱氏(处机)，行于东乡、北乡”(民国《大理县志稿》)。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云南地区还出现了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民间宗教组织如圣谕坛、洞经会、青莲教、同善社、普缘社、常斋教等等。“圣谕坛”自称以代天行旨、教化人民为务，其经典有清顺治帝的《世祖章皇帝圣谕六训》、康熙帝的《圣祖仁皇帝十六条》、《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等等，又在各地设有劝化坛、辅德坛、普化坛等机构，坛内设宣化、督讲、设讲、助讲等职位。“洞经会”则“以谈演诵经为主，辅以音乐，凡祈晴祷雨、圣诞庆祝、超度事悉为之。其经夹杂佛道，间以儒经附会，入坛者皆男子而无女流者也”(民国《昭通县志稿·宗教志》)。这种组织现多已演化为在节日期间举办文娱活动的民间团体，其组织形式较为松散。“青莲教”以“吃斋、诵经为主，间为人祈祷”(同上)。“同善社”则“未尝诵经，而专于礼拜。其尊宗者，释道俱有，而专以做功工为事，近于参禅”(同上)。“普缘社”的内容“多与同善社相类，亦男妇俱多，但诵经请乩略不相同耳”，(同上)。“常斋教”传自湖北一带，“兼有释道二义，以不茹荤饮酒、礼佛念经、坐功、戒杀、放生为宗旨，其教徒率皆孀妇，间有老翁幼女入其教者”。
总之，明清时期乃是云南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云南道教无论是在传播范围或是组织上、学术上，还是在其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云南道教的这种鼎盛，与道教于明清时期在中原地区开始逐渐走向衰微的趋势恰好相背。这种不相应的状况与云南地处祖国边陲有关；由于云南地处边陲，故中原文化的影响波及此地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
（《中国道教》199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