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嘉议大夫、岭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徐琰撰《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曾这样评论全真道曰：
道家者流，其源出于老庄，后之人失其本旨，派而为方术、为符箓、为烧炼、为章醮，派愈分而迷愈远，其来久矣。迨乎金季，重阳真君不阶师友，一悟绝人，殆若天授，起于终南，达于昆嵛，招其同类而开导之、锻炼之，并立一家之教曰「全真」。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1]
这种“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的宗教，于宋金之际兴起后，很快就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信奉而进入鼎盛，“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歴广莫（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2]，“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佰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3]。陈垣先生着《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在分析全真道迅速崛起的原因时曾说：“全真何以能得人信服乎？窃尝思之，不外三端，曰异迹惊人，畸行感人，惠泽德人也。”并以为所谓“异迹”乃各种宗教皆有之者，而其“畸行”与“惠泽”之事则“诚人所难能”，故全真道“得人信服宜也”[4]。然陈垣先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所述，多为各种碑铭所记宋金全真道徒的“畸行感人”与“惠泽德人”之行为，而少对全真道经典中“苦己利人”思想的介绍与分析。事实上，全真道徒之种种“畸行感人”与“惠泽德人”的行为，乃是以其教之“苦己利人”思想作为基础的；这种“苦己利人”的思想，虽有着为其宗教修炼服务之色彩，但所涉更多的还是属于社会生活之范围。以下，我们略对早期全真道有关“苦己利人”的思想和行为作一考论，并试析其对于现代人生活的意义。
一
王重阳在创立全真道之初，曾对传统道教的某些修行方法进行了贬低，认为其不过是“作福养身”的“旁门小术”，而主张修仙须“认真性，养真气”，实践“真功”与“真行”[5]。在《三州五会化缘榜》中，王重阳曾解释所谓“真功”与“真行”道：
功行乃别有真功、真行。晋真人云：若要真功者，须是澄心定意，打迭神情，无动无作，真清真静，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乃真功也；若要真行者，须是修仁蕴德，济贫救苦，见人患难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乃真行也。[6]
很明显，这里所谓“真功”，乃属“认真性，养真气”之类纯粹的宗教修炼，而所谓“真行”，则多属社会生活与世俗伦理的范围，其“修仁蕴德，济贫救苦”及“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之说，实已蕴含了“苦己利人”的思想在内。
作为一种具有伦理道德意义的行为规范和一种具有生活观念色彩的宗教学说，早期全真道所倡“真行”的内容实并不止《三州五会化缘榜》所言几条，而是涉及到了教徒生活的很多方面。如在《读晋真人语录》中，王重阳曾言：“大凡学道，不得杀盗饮酒食肉破戒犯愿。”[7]在收服马钰时，他又明确订立了加入全真道所必须持守的行为规范：
凡人学道，先须依此一十二字：断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8]
以上说法，包含了不杀盗、不食肉、不饮酒、不好色、不贪财、不任气以及不攀缘荣华、不执着爱念、不以忧愁伤身、不让思虑害身等十项内容，盖为全真道最早之“十戒”；其中的不贪财、不任气以及不攀缘荣华等，实亦是早期全真道徒之“苦己利人”行为的思想基础。在《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中，王重阳又将此“十戒”表述为“十善”、“十恶”，如言：
第一先须持戒，清净，忍辱，慈悲十善，断除十恶，行方便，救度一切众生，忠君王，孝敬父母师资。[9]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除了“十戒”(十善、十恶)外，又增加了清净、忍辱、行方便、救度一切众生、忠君王、孝敬父母师资等内容，其中一些行为规范如忍辱、行方便等，亦与“苦己利人”有关。
王重阳之后，早期全真道的领袖们也多对其信徒所应持守的生活方式进行过阐发，如丘处机《长春真人规榜》曾规定“出家”信徒的生活原则为“见性为体，养命为用，柔弱为常，谦和为德，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又言：
在众者常存低下，处静者勿起尘情。所有尘劳，量力运用，不可过度。每一衣一食，不过而用之。每计庵粮，不可积剩。治身衣物，不可贪求。或常住之物有余者，济赡往来经过贫难之士……[10]
刘处玄则有《十劝》一文，内容与王重阳所言“十善”或“十恶”颇有不同，文曰：
一劝不得自知是，愆慢过人，纵意不改。二劝不得自失错，嗔人道着，常起念怨人。三劝不得自衔己是，直言常说他人非。四劝不得夸自高，灭一切入道之人。五劝不得不依经教说道理。六劝不得有始无终，心意常要似初相见之时。七劝不得常说他世人之短，只要常言世人之美处。八劝不得作事不平等，不得见有施利者爱，见无施利者嫌。九劝不得定慧者，修行之人，不得不守静，未达理未开悟，不得不看书。十劝不得执着有无，不得不悟住行坐卧心常清静。[11]
上述规定及劝诫的基本精神，实亦为“苦己”与“利人”。类似说法，在“全真七子”留下的诗文中俯拾皆是，兹不赘列。唯需说明的是，早期全真道的行为规范并不仅局限于“苦己利人”，如王重阳撰《立教十五论》即曾就出家教徒之“住庵”、“云游”等生活方式，“学书”、“合药”、“盖造”、“合道伴”等日常行为，以及“打坐”、“降心”、“炼性”、“匹配五气”、“混性命”、“圣道”、“超三界”、“养身之法”、“离凡世”等有关修炼之事进行过详细说明[12]；而对于那些没有出家的信徒，王重阳又曾撰《未欲脱家》，教导他们应该“与六亲和睦，朋友圆方，宗祖灵祠祭飨频，常行孝以存思量”[13]。限于篇幅，不在此详述。
二
正是由于具有“苦己利人”的思想，才有了早期全真道徒种种“感人”的‘畸行“和’苦行”。如陈垣先生着《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曾录有数则全真弟子“畸行感人”、“惠泽德人”之事，其中一则为《真常真人道行碑》所记李志常在“贞佑之乱”中舍身救民的义举，文如下：
(李志常)公至即墨之山东，属贞佑丧乱，土寇蜂起，山有窟室，可容数百人，寇至则避其中，众以公后，拒而不纳。俄为寇所获，问窟所在，捶楚惨毒，绝而复苏，竟不以告。寇退，窟人者出，环泣而谢之曰：“吾侪小人，数百口之命，悬于公一言，而公能忘不纳之怨，以死救之，其过常情远甚。”争为给养，至于康调，迄今父老犹能道之。[14]
另一则为《圆明李志源墓表》所记李志源在饥荒岁月“辟谷数旬”以济民的善举：
全真家乐与过客饵，道院所在，至者如归。尝岁饥，资用乏绝，(李志源)先生辟谷数旬，以供给来者，其先人后己类此。[15]
事实上，早期全真道以“畸行”、“苦行”感人的作法并不始于李志常、李志源之辈，而是在“全真七子”的时代就已流行。如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四人为王重阳守丧期满后曾分赴各地云游传道，马钰先于大定十二年(1172年)在长安乞食，后于大定十八年(1178年)隐居陇州佑德观，并在这期间一直过着苦行头陀式的生活，“衣不服绢，手不拈钱，夜则露宿”[16]，力图以苦行感人；在他的诱化之下，关中、陇右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纷纷投归全真门下，故《金莲正宗记》作者曾讃之曰：
数十年卧霜眠雪，几万里游山涉水，七朵金莲最先放彻，五篇秘语独自传来。[17]
谭处端则先居渭水之南的朝元观修炼，后出关东行，云游于河北一带。元赵道一编《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载：
(大定)十五年(1175年)，(谭处端)乞食于磁州二祖镇，一狂徒问：“尔从何来？”遽以拳击师之口，寻致血流齿折；而(谭处端)容色不变，吐齿于手，舞跃而归于邸中。见者咸怒，欲使讼于官，师但云：“谢他慈悲教诲。”[18]
这种“谢他慈悲教诲”的态度，真可谓“忍人所不能忍”。与谭处端相比，刘处玄所“忍”更为令人叹服，如秦志安撰《长生真人刘宗师道行碑》载：
(刘处玄)先生独遁迹于洛京，炼性于尘埃混合之中，养素于市廛杂沓之丛，管弦不足以滑其和，花柳不足以挠其精，心灰为之益寒，形木为之不春，人馈则食，不馈则殊无愠容。人问则对之以手，不问则终日纯纯。……丙申岁(1176年)，复还武官往拜母氏，……居无何，乡里诬告先生杀人，辄不辞而就缚，坐狴犴者近将十旬。……后杀人者自首，先生得以免缧绁之刑。[19]
被诬告杀人却“不辞而就缚”，真可谓“忍”之极限。能以生命作为代价去承受不白之冤，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忍”？早期全真道“苦己利人”之诚，由此可见一斑。
“全真七子”中丘处机的所为，则不仅是“苦”与“忍”，且更有“利人”的意义。当蒙古人征服中原时，其方式极为残暴，“城破，不问老幼、妍丑、贫富、逆顺，皆诛之，略不少恕”[20]；面对“拔城必屠”[21]的蒙古军队，面对“河以南千里萧条，人烟断绝”[22]的局面，为了救生灵于涂炭，怀着“欲罢干戈致太平”[23]信念的丘处机曾不远万里、历尽艰辛，西行前去“拳拳以止杀为劝”[24]，终使成吉思汗下诏命令蒙古军队“不杀掠”[25]。这次被史家誉为“展臂拒摧峰之岳，横身遮溃岸之河，救生灵于鼎镬之中，夺性命于刀锯之下”[26]的西行壮举，不仅为丘处机赢得了史家的赞叹，也为全真道赢得了广大百姓的民心。
除了马、谭、刘、丘四人外，“全真七子”中的其它三人也多有“苦己”或“利人”之行，如郝大通于大定十五年(1175年)至沃州(今河北赵县)古石桥下打坐修炼，六年之内终日缄口不语，人与之食则食，人不与则不食，“河水泛滥，身不少移”，“虽祁寒盛暑，兀然无变”，真正达到了“身槁木而心死灰”之境[27]；王处一则于大定九年(1169年)奉师命赴铁查山云光洞苦修，之后出游齐鲁间并以“召雨摇峰”、“饮鸩不死”等神异着称[28]；孙不二亦于出家后先在山东乞食修炼，后又西行入秦、东游洛阳，“昼则佯狂于廛市，夜则栖泊于荒祠，不起忧憎，不言非是，无为淡泊，任性自然”[29]。诸如此类，不再赘述。
三
作为一种追求“出世‘的宗教，早期全真道对于肉体生命以及世俗之事多持破斥的态度，如王重阳《劝世》词言：
叹人身，如草露，却被晨晖，晞转还归土。百载光阴难得住，只恋尘寰，甘受辛中苦！[30]
不仅如此，王重阳还将父母对儿女的恩爱说成“脂膏刮削苦他人，只还儿女从前债”[31]，把一家亲人说成“儿非儿，女非女，妻室恩情安可取，总是冤家敌面雠”[32]，对世俗的天伦之乐进行了破斥。此外，马钰也有《叹世》诗言：
行尸走骨，逐利争名，伤神损气劳形。镇日谩天昧地，不顾神明。都缘为儿为女，惹尘劳，一向贪生。何事尽，待无常限到，送入深坑。
金玉珠珍弃了，惟留得，平生善恶为凭。甚处分明打算，直至幽冥。无情业镜来照，觉从前，罪弃非轻。放声哭，恨当初，不做修行。[33]
又有《劝道友》诗言：
怜妻爱妾，忧儿愁女，一心千头万绪。竞利争名，来住岂曾停住？如蜂采花成蜜，谓谁甜，独担辛苦。迷迷地，似飞蛾投火，好大暮故。
上启阿爷老子，火坑中，谁是留心悯汝？个个唆贤贪爱，他享富贵。死来无人肯替，愿回头，疾些省悟。归物外，处无为清静，便是仙路。[34]
由以上诗文可知早期全真道对于世俗生活的态度，即认为世俗之亲情、名利等俱不值得贪爱与追求，唯出家修行、“无为清静”才是解脱之道。这种主张，实亦是全真道思想之主流。但是，作为一种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宗教，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全真道也不得不教导其信徒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入世」方面有所作为。是故，前两部分中全真诸子的种种言行，虽多是以宗教修行为其矢的，但实际上也可视为是他们对于世俗社会生活的基本观念。
全真道的社会生活观念，在后世曾被以“戒律”的形式固定下来[35]。如清代龙门派“中兴之祖”王常月认为只要能“持戒在心”，就“可以入圣成真，可以登仙了道”，并且可以“在俗化导，国治民安，时和岁稔，忠孝节义，廉洁贞清”[36]；其所演《碧苑坛经》(又称《龙门心法》)中有“戒行精严”一节，更大力宣扬行持戒律之功用道：
这个戒字，是降魔之忤，能镇压妖邪；是护命之符，能增延福寿；是升天之梯，能礼三清而超凡入圣；是引路之灯，能消除六欲而破暗除昏；是仙舟宝筏，能渡众生离苦海；是慈杠津梁，能济众生出爱河。诚修行人之保障，为进道者之提纲。仙圣无门，皆从戒入；圣贤有路，皆自戒行。实系仙真之要路通衢，贤哲之中门正道。[37]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王常月曾制订了“三坛大戒”，根据传授对象的不同而分其“戒”为初真戒、中极戒、天仙大戒三级。这三种戒律，各有不同的功用，如“初真戒”所重的是一个“戒”字，功用在于“拘制色身，不许妄动胡行”；“中极戒”所重的是一个“定”字，功用在于“降伏顽心，不许妄想胡思”；“天仙大戒”所重的是一个“慧”字，功用在于“解脱真意，不许执着粘缚”[38]。其中，功用为“拘制色身”的“初真十戒”所涉实多属社会生活之范围，具体内容为：
一、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当尽节君亲、推诚万物。二、不得阴贼潜谋、害物利己，当行阴德、广济群生。三、不得杀害含生，以充滋味，当行慈惠，以及昆虫。四、不得淫邪败真、秽慢灵炁，当守真操，便无缺犯。五、不得败人成功、离人骨肉，当以道助物，令九族雍和。六、不得谗毁贤良、露才扬己，当称人之美善，不自伐其功能。七、不得饮酒食肉、犯律违禁，当调和气性、专务清虚。八、不得贪求无厌、积财不散，当行节俭、惠恤贫穷。九、不得交游非贤、居处杂秽，当慕胜己、栖集清虚。十、不得轻忽言笑、举动非真，当持重寡辞、以道德为务。[39]
由此“初真十戒”中的第二、五、六、八条，我们可知清代全真道曾继承了早期全真道“苦己利人”的生活观念。不仅如此，王常月用以“降伏顽心”的“中极戒”所涉虽多属宗教修炼之范围，但其中也有“不得多积财物不思散施”(第三十条)、“不得羡慕富贵希图逸乐”(第三十八条)、“不得以粗物易人好物”(第四十五条)、“不得快人家灾祸”(第一百二十七条)、“当忍人所不能忍”(第二百一条)、“当念先度人后度己身”(第二百十八条)等反映“苦己利人”观念的戒条[40]。也就是说，早期全真道之“苦己利人”的生活观念曾在后世全真道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对后世全真道学说的发展有着很大影响。
早期全真道之“苦己利人”的生活观念，不仅对后世全真道学说的发展有着影响，而且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也有着意义。考全真道“苦己利人”之实质，乃如其祖师王重阳在《三州五会化缘榜》中所言为“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而王重阳所言实又来自先秦道家的“三宝”说及儒家的“爱人”说，并有佛教“苦行”观的色彩。先秦道家的“三宝”说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41]儒家的“爱人”说又称：“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42]至于佛教的“苦行”观，则多以“净化身心”作为前提[43]。这些用以处理人之身、心关系以及人与人之关系的主张，对于根治现代社会之种种道德沦丧现象，实有着很大益处。在物质文化高度发达而道德水平却不断下降的现代社会中，人们或因贪得无厌而为富不仁，或为争名逐利而相互倾轧，“阴贼潜谋、害物利己”、“败人成功、离人骨肉”、“谗毁贤良、露才扬己”、“贪求无厌、积财不散”之类现象并不鲜见，而王重阳与“全真七子”的教诫，以及王常月《初真戒律》中的戒条，则不失为对治诸病的良方。此外，王重阳“与万物无私”的说法还包含了对人与自然（万物）关系的看法，而后世全真道用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戒条，如“当念万物为先”、“不得有心践踏虫蚁”、“不得上树探巢破卵”、“不得无故采摘花草”、“不得无故砍伐树木”、“不得以火烧田野山林”等等[44]，也对当代社会的“环境保护”活动有着意义。
当然，我们对全真道之“苦己利人”观念及相关戒律的认识也不必完全拘泥于古人之说，而应有符合新时代观念的诠释。如对于“苦己”，我们不必仅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它，也不必纯以全真诸子的种种“苦行”来认识它，而可多从“净化身心”或抑制人身欲望膨胀这个角度来诠释它。又如对于“利人”，我们也不应像刘处玄被诬告杀人却“不辞而就缚”那样完全无条件地去做，而应守住一条符合大众利益的底线。总之，只要我们能把握住早期全真道之“苦己利人”的基本精神，并用新时代的语言来诠释它，则这种生活观念必将大有益于现代社会中的人类。
注释：
[1] 见《甘水仙源录》卷二，《道藏》本。
[2] 《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76页。
[3]《紫微观记》，见《遗山集》卷三十五，《四库全书》本。
[4]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40页。
[5] 《三州五会化缘榜》，见《重阳教化集》卷三，《道藏》本。
[6] 同上。
[7] 见《重阳教化集》卷二。
[8]《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一《马钰》，《道藏》本。
[9]《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道藏》本。
[10]见《全真清规》，《道藏》本。
[11]见《仙乐集》卷二，《道藏》本。
[12]详见《重阳立教十五论》，《道藏》本。
[13]见《重阳全真集》卷三，《道藏》本。
[14]转引自陈垣着：《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第37页。
[15]同上，第40页。
[16]《金莲正宗记》卷三《丹阳马真人》，《道藏》本。
[17]同上。
[18]《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二《谭处端》。
[19] 见《甘水仙源录》卷二。
[20]《蒙鞑备录·军政》，《丛书集成初编》本。
[21]《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见《牧庵集》卷十三，《四库全书》本。
[22] 《乞权免大名等路今秋带纳中都远仓脚钱粮事状》，见《秋涧集》卷八十六，《四库全书》本。
[23]《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道藏》本。
[24]《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25]《元史》卷一《太祖纪》。
[26]《金莲正宗记》卷四《长春丘真人》。
[27]《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见《甘水仙源录》卷二。
[28]《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铭》，见《甘水仙源录》卷二。
[29]《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卷六《孙仙姑》，《道藏》本。
[30]见《重阳全真集》卷四。
[31]《重阳全真集》卷七《踏莎行》。
[32]《重阳全真集》卷九《元元歌》。
[33]见《丹阳神光灿》，《道藏》本。
[34]同上。
[35] 道教的“戒”本源于中国古代宗教的“斋戒”，多与祭祀前的“斋”联系在一起，用以禁戒行为、洁净身心；后来，其才逐渐脱离祭祀之“斋戒”而成为一种较具普遍适用性的行为规范。而“律”则是“戒”的延伸，乃用以惩罚触犯戒规者的条例。不过，后来“戒律”一词在使用中往往成为一个以“戒”为中心的词语，而“律”的本义则被“清规”一词代替。《道教义枢·十二部义》曾训“戒”为解、界、止，而训“律”为率、直、栗(栗)，以为戒“能解众恶之缚，能分善恶之界，又能防止诸恶”，而律则能“率计罪衍，直而不枉，使惧栗也”；其具体内容，乃用以防止信徒为非作恶的种种行为规范，所涉包括宗教生活与世俗道德两个方面。
[36]《碧苑坛经》卷首《皈依三宝》，《藏外道书》本。
[37]《碧苑坛经》卷上《戒行精严》。
[38]《碧苑坛经》卷中《定慧等持》。
[39]见《初真戒律》，《藏外道书》本。
[40]见《中极上清洞真智慧观身大戒经》，《藏外道书》本。
[41]《道德经》第六十七章，《诸子集成》王弼注本。
[42]《孟子·离娄下》，《诸子集成》焦循注疏本。
[43]详请参阅游祥洲：《五十三参与人间佛教》(上)，北京：《法音》，1998年，第4期，第4-14页。
[44]详见《中极戒》，《藏外道书》本。
（该文首次发表于香港青松观全真道研究中心于2006年1月6日至8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举办的以“全真道的环保观——从全真道看现代人的生命、生活与生态”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