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主要为汉族人民信奉。在中国历史上，道教常被民众利用来与封建王权进行斗争，因而时常遭到世俗统治者的打击；然而，这只是道教的一支，亦即通常所谓的“民间道教”或“民众道教”，并不代表中国道教的全部。与“民间道教”相对的是所谓“官方道教”。“官方道教”坚决反对与朝廷进行抗争，极力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各种权利，因而得到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扶持；这支道教的代表人物，如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葛洪、寇谦之，唐宋时期的杜光庭、陈景元，元明时期的丘处机、吴全节，清代以来的王常月和刘一明等，皆是道教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对道教发展乃至中国社会产生过很大影响，曾得当时统治者的宠信和重用。所以总的来说，道教在中国历史上是多得历代统治者扶植的。随着中国封建王权的不断扩张，道教也随之而逐渐传播到了中国各地，并对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产生了较大影响；居处祖国西南边睡的云南部分少数民族同样受到了道教的影响，其受到道教影响的途径也基本同于上述。
道教以修行方法来划，历来分有“符箓”和“丹鼎”两大派。所谓“符箓”派，是指以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攘灾为特征的诸道派；而所谓“丹鼎”派，则是指以炼丹求长生为特征的诸道派，具体又可分为“外丹”派与“内丹”派。到了元代，诸符箓道派逐渐归聚于“正一道”的旗下，而诸丹鼎道派则投靠于“全真道”的门下；“正一道”与“全真道”遂成为相互对峙的两大道教派别，道教诸派可笼统地划归于“正一”或“全真”。“正一”派的渊源可以溯至东汉末年创立的“五斗米道”，其传人云南的过程，笔者曾试作过论述(详请参阅拙文《道教在云南的传播与发展》，载《云南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而“全真”派则是创立于宋金之际的道教新派，其在云南境内产生的影响并不亚于“正一”派，目前关于它何时以及怎样传入云南的问题众说纷纭，笔者在此拟对诸说作一评价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与大家商榷，进而求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以讹传讹的全真道初入云南诸说
关于全真道初入云南的问题，有不少学者谈到过；然而，诸说皆缺少考证，多只是根据一些民间传说而提出，显然难以成立。更有一些学者以讹传讹，不加分析地把别人的观点据为己用，使得种种误说似乎成了定论。下面，罗列两种有代表性的说法:
1.吕洞宾传入说。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县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巍宝山志》言:“唐代，相传吕纯阳曾到巍山传教，以栖鹤楼作为道场，带徒授教，弘扬全真道。”(第44-4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稍后出版的《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民族宗教志》则更详细地描述了吕洞宾在巍山传布全真道的过程:“唐代，相传八仙之一的吕纯阳也曾到巍山传布道教，他到巍山后，以东山栖鹤楼作道场，带徒授教，传布天仙派全真道，很受巍山民间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他修炼成仙后，被巍山民间洞经会和圣谕坛奉为真官，一直享受着巍山教徒和信教群众的香火。”(第28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为了论证这种观点，该书接着又言:“从唐代以后，在巍山民间流传着很多有关纯阳祖师在巍山传道的神话传说故事，如《吕祖度仙姑》、《吕祖度梁医生》等；记载有关吕纯阳在巍山传道传说的经书有《暗室灯注解》、《指迷金图》、《吕祖度仙姑》、《吕祖因果说》等；现今栖鹤楼还保存着借吕纯阳之笔撰书的两块碑文，一块题名为《栖鹤楼记》，一块题名为《金胭选仙吕大真人降笔》。”(同上)
2.宋德方传入说。《昆明市志长编》载采访录:丘处机弟子宋德方传全真道入滇东北，宋德方弟子又将之携入昆明(第二卷第280页，1984年3月版，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印)。丁学仁编《春城昆明》则更言昆明龙泉观始建于宋德方之手(第9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5月版)。杨学政先生《云南道教》也言:“金大定十一年(公元1178年)，道教龙门派始祖丘处机的弟子宋德方，字广道，号披云，入滇东传教，其弟子传之入昆，是为道教龙门派最早传入昆明。”(载《云南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稍后，杨学政与雷宏安合撰的《云南省宗教志——道教》又言:“全真教，为宋末元初道士王重阳所创……因丘处机关系势力强盛，其徒宋披云入滇弘道。龙门派便在曲靖、昆明，以及滇南、滇西扎下根来。”(手稿第13页，1990年6月。修改稿)雷宏安先生后来发表的《云南道教初探》(载《中国道教》1991年第1期)也持此说。
现对上述两种说法分析如下:
吕洞宾名岩，字洞宾，号纯阳子，系唐末道士，《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45言其得钟离权授以“金丹之妙”并著有《丹诀演正论》等，对道教教理的发展有过重要贡献。其后学于五代宋初形成过所谓“钟吕金丹派”，对全真道的形成产生过巨大影响；吕洞宾本人也曾被后世道徒尊奉为全真道“北五祖”之一。然而，查《正统道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可知他一生主要活动于中原，晚年“南游巴陵，西还关中，冲升于紫极山”，并未到过云南。况且，全真道虽受到过吕洞宾金丹思想的影响，但其正式创立却是在宋金之际；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王重阳在山东半岛将其所居庵命名为“全真”，全真之教始闻于世。吕洞宾生活的时代，尚无全真道，故云南的全真道是不可能由他传入的。巍山民间流传的关于他到巍宝山“传教”及那些所谓“遗迹”，当属后人伪造，不足以说明他是云南全真道的首倡者。《巍宝山志》和《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民族宗教志》的撰作者也许已感觉到了种种传说的不可靠性，故又说:“吕纯阳是否真的到巍山传过道教，资料不足，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此话推翻了作者在前面所进行的种种叙述，虽使其前面的论述成为徒劳，却反映了撰者的求实精神，很值得肯定。
宋德方字广道，号披云，系元代道士，先从“全真七子”之刘处玄为徒，后又事丘处机，曾从丘处机远赴西域谒见蒙古成吉思汗，往返历时三载，还住燕京长春宫。《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披云真人》记其于丘处机羽化后曾协助尹志平执掌教门，后遵其师遗命而往山西住玄都观并主持编修《道藏》，又修永乐纯阳祠而住持之；甲辰(公元1244年)，往终南山主持皇子醮事并得赐“玄都至道真人”号，之后便闲居终南山，“日与鲁年宿德相会谈道”，丁未(公元1247年)辞世，享年65岁。其本传并未有他到云南弘教的记载，仅言其在编修《道藏》的同时“犹假余力即莱州神山开九阳洞及建立宫观，自燕至秦晋，凡四十余区”。《昆明市志长编》载其来云南传教之事时曾注明此说乃今人“口述”，可后来者却将此事编得活灵活现。《春城昆明》作者将龙泉观附会为宋德方所建，然据今仍立于龙泉观的《龙泉山道院记》碑文言:元朝此地仅有当地群众构建的一所龙王祠；明朝西平沐公方于此“择地之高亢，构道院一区”，并请道士徐日退主之。《云南道教》作者更进一步将宋德方入滇弘道的时间确定为“金大定十一年(公元1178年)”。此说更令人奇怪，因为宋德方出生于公元1183年，怎么可能会在公元1178年就到云南来传播全真道呢?《云南省宗教志·道教》则又将宋德方在云南走过的地方扩大为曲靖、昆明、滇南、滇西，不知是据何而作此言的?且其言“全真教，为宋末元初道士王重阳所创”也是错误，因为王重阳生于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而卒于金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根本未活到所谓“元初”。
二、全真道传入云南的两种途径
笔者在开篇时曾说明:随着中国封建王权的扩张，道教也随之而逐渐传播到了中国各地，并对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产生了较大影响；云南部分少数民族受到道教影响的途径也基本同于上述。除此之外，一些著名的高道来云南传道授徒对全真道在云南的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也是巨大的，故我们在这儿也将它视为全真道传入云南的另一条重要途径。下面具体阐述之。
全真道诞生于宋金之际，其初创时的影响只局限于山东等北方地区，元初兴盛时的影响范围要大一些。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引《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言元初全真道发展盛况为:“东至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莫，虽十庐之邑，必有香火一席之奉。”(第36页，中华书局1962年7月版)元至元年间，佛教攻击道教经典多为伪妄，元世祖因此令全真道掌教祁志诚焚毁《道藏》中的伪妄道经及版，全真道于是失去了往日统治者的优宠，发展势头受到了扼制。笔者认为:全真道在元代是很难远播到云南来的。元代统治者的王权虽曾覆盖于今云南省，但全真道却难依附这种权力而扩张到云南来，因为元统治者真正推崇的宗教是佛教而不是道教。元世祖忽必烈曾受过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帕思巴灌顶而成为佛家弟子，他即位后曾封帕思巴为帝师并以藏传佛教为国教，使得佛教的发展在元代很兴盛；“至元辩伪”时全真道士遭到了惨败，便是因为元帝不扶持道教而扶持佛教。从云南各地的地方志书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元代道教在云南的活动是很沉寂的；志书中几乎不见有关元代云南道教活动的记载，惟郭松年《大理行记》载品甸人敬畏“地符”，似是南诏、大理时人崇信道教的遗风。近人夏光南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元代滇宗教之盛》认为:“徽以明初道徒史籍，元代滇之道教，固亦极有势力者也。”又说:“《元史》亦以滇之僧道并列，省垣城砖除所述藏文之砖外，并杂以‘符砖’，则此两教者，当日必势同鲁卫，未见轩轻于其间也。”但夏先生并未引证所谓的“明初道徒史籍”，故不知其是据何而下此论断的。我认为，夏说未免将道教抬得太高；因为道教在元初虽曾得元统治者一时宠信，但“至元辩伪”后已难与佛教抗衡，加之大理国本盛行佛教，其民“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大理行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大理行记校注》本)，故道教实难于元代在云南与佛教一争高下。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全真道在缺少统治者大力扶持的背景下，当不会于元代就远传到道教影响衰微而佛教活动却很盛的云南边疆。
全真道传人云南，当在明代大量汉族人口迁入云南之时。在元以前，虽有陆续迁徙至云南的汉族人口，但其数量与原住云南各民族人户相比只是少数，久之便融合于各少数民族之中了，故方国瑜先生认为元以前“无长期保持汉族特征之人们共同体”(《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册第1132页，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版)。元统治者遣镇戍军驻守云南，其中不少军士即属汉人，这些汉族军士与一些来云南的汉族游宦、商旅、工匠等虽始终保持了其世籍，但他们在云南所占的人口比例却不大。自明以后，迁入云南的汉族人口方才急剧增加。《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洪武十五年三月丁丑载:“上谕傅友德等，以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之后，随着明王朝在云南建立卫所、布置屯田，大批的汉族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了云南，故方国瑜先生说“明代为云南居民族属巨大改变时期”(同上)。据方国瑜先生统计，明万历初年云南的军、民户总数为四十七万一千零四十八，其中军户占70%强，民户占30%弱；军户“悉为汉族人户”，民户“中有汉籍，而大都为原住各族居民”(同上第1134-1135 页)，故《滇略》谓此时云南“土著者少，寄籍者多”。这种情况，为全真道传入云南提供了很好的群众基础；作为汉族人民普遍信奉的道教之一支，全真道当随着大批汉民的入滇而被携入云南。
事实上，上面提到的留守云南的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中的军士原来即是生活于全真道势力较强的地区内；全真道早在元初就在江西、浙江、河南等地产生了巨大影响，留守云南的众军士在从军前多生长于这些地区的民间，其受过全真道的影响当属无疑。这些军士久居云南，当会将全真道的影响传播到该地。明中叶以后，卫所制度废弛，军籍逐渐转为民籍，全真道在云南民间的影响也逐渐扩大。据地方志书记载，这一时期的云南各地汉族人民多兴建了各种名称的全真道宫观神祠，如《永昌府志·俗祀》载湖广商旅在永昌修建“吕祖楼”，《续修顺宁府志·寺观》载该地修建了“玉皇阁”、“吕祖阁”等；《徐霞客游记》中也记有云南各地的许多道观名称，如腾冲宝峰山“上建关帝殿……转殿角之右，则三清殿也……右顾崖间，一亭飞缀，八角重权，高倚悬崖之上，乃参府关君(蜀人，名草臣)新建以祀纯阳者”(《徐霞客游记校注》第103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从各地志书记载的情况来看，明代云南汉族群众兴建的道教宫观神祠多与吕洞宾有关。吕洞宾系五代宋初“钟吕金丹派”的开创者，对全真道的学说产生过巨大影响，曾被尊为全真道的“北五祖”之一，通称“吕祖”。明代云南出现了众多的“吕祖楼”、“吕祖阁”、“吕祖亭”等，表明全真道的影响确已渗入云南。不过，明初云南民间的全真道尚未形成有系统的组织，多只有一些宫观神祠散布城乡供民众自行祈禳；这种散漫状况的改变，则与一些著名全真高道的入滇传教活动有关。
入滇进行传教活动的著名全真高道，当以张三丰为第一人。张三丰是道教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一位人物，有关他的名字、籍贯、生活时代的说法也众说纷纭。清代研究张三丰的专家李西月经考证后认为他名全一，字三丰，是辽阳人，生活在明代。张三丰吸收了宋金以来道教金丹派南、北宗(二者入元后统称为全真道)丹法的长处，并在此基础上融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创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道教修炼功法(表现于张三丰撰《玄要篇》、《玄机直讲》等丹经中)，为武当道派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张三丰曾来云南传道，此事不仅见于云南的一些地方志书中，也见于张三丰弟子汪锡龄所撰《三丰先生本传》(载李西月辑《张三丰先生全集》，见《道藏辑要》)中。张三丰来到云南后，收得沈万三、余飞霞等诸名弟子；又混迹于民间，屡显神异，在昆明等地产生了很大影响。《新纂云南通志·释道传一》云:“昆明礼诰迎神、祷雨辄应，始于三丰。”《昆明县志》也载: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县人为“祠明张全一”而“为祠庙九，皆在城中”。早在明末，徐霞客游滇之时，就曾于昆明太华山罗汉壁见“张仙祠”(见《徐霞客游记·游太华山记》)；由此可知，张三丰在明末已深受云南人尊崇了。张三丰弟子沈万三，本为秦淮地区大渔户，后因得罪明太祖朱元璋而被流放云南，深得西平侯沐春的抚慰；另一弟子余飞霞本是沈万三的孙女，后成为西平侯沐春的夫人(参阅《新纂云南通志·释道传一》)。由于与西平侯的这种关系，张三丰在云南的传道活动应当是通行无碍的；可惜各种史料中有关他在云南传道的记载很少，故我们难以对此进行详细描述。
继张三丰之后来云南弘道的著名全真高道是刘渊然。刘渊然世居江西赣县，16岁时即出家为道士，号体玄子，曾师事全真道的重要传人赵宜真。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朱元璋闻其名，摧为道录司右正一；永乐初年又升为左正一。不久后，他因触怒权贵而被谪至江西龙虎山，后又移居昆明龙泉观传道。刘渊然道行高妙，在云南百姓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凡滇民有大灾患者，咸往(龙泉观)求济，无不得所愿欲”(《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见陈垣辑《道家金石略》第1261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6月版)。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刘渊然受召回京，得赐“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长春真人”号并“领天下道教事”(同上)，给二品印诰，成为显赫一时的道门领袖人物。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刘渊然“奏请立云南、大理、金齿三道纪司以植其教”(同上)，为云南全真道设立了一些得官方承认的组织机构，使得云南道教声望大振，有力地推动了云南境内全真道的发展。
刘渊然对云南全真道发展所作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声望、地位对云南全真道的兴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更在于他为云南培养出了一批颇有名气的全真道骨干人物。《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载刘渊然在云南传道，门徒“殆百余人”；其中以芮道材、蒋日和、邵以正最为著名，成就也最大。下面简要介绍之。
芮道材是大理太和县人，少业儒学，后从刘渊然受栖神炼气术。万历《云南通志》载其曾殄峨崀孽龙、除蒙化妖怪，深得百姓敬崇。宣德初年，芮道材奉召人觐，得赐道纪司都纪职，给释以还。弘治壬子(公元1492年)秋，他在巍山创建了栖霞观并授徒三十余人，为大理全真道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蒋日和世家江宁，自幼投礼朝天宫提点谢无为，后又以刘渊然为师。他曾住持昆明真庆观，并对真庆观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凡门庑殿藏之制，一时俱举”(《重建真庆观记》，见《道家金石略》第1253页)，历时六年而毕其功。《真庆观兴造记》载蒋日和住持真庆观后，“由是道日以滋，行日以茂”(同上第1257页)。洪熙改元后，蒋得赐“明真显道宏教法师”号，其对云南全真道发展所作的贡献得到了官方的承认。邵以正号承康子，又号止止道人，祖籍姑苏；洪武年间，其父母移徙云南，“感梦玉桃之异而生真人”(《龙泉观通妙真人祠堂记》，见《道家金石略》第1266页)。邵以正先从高道王云松，后师长春真人刘渊然；刘渊然嘉其勤恳，“悉以道秘授之”(同上)。后刘渊然入京“领天下道教事”，特向朝廷推荐了高徒邵以正；邵以正因此得召入京，历任道录司右至灵、右演法、左正一等职，得赐“守玄冲静高士”及“悟玄养素凝神冲默阐微振法通妙真人”号，“凡朝廷有大修建、大禳祈，必命真人(邵以正)主之”(同上)。明王朝对邵以正予以了极度的重用，曾诏令他主持编修《道藏》；邵以正感恩知遇，率弟子喻道纯等人广搜道经，详加订正，最终刊成了《正统道藏》这一大型的道经丛书。《正统道藏》共收道经5305卷，是唯一完整地流传至今的官方组织编刊的道经丛书，其刊成在道教发展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此书由云南全真道士主持编修，显示了云南道教在当时的全国道教界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总之，全真道是在明代随着大批汉族人民涌入云南而被携入云南境内的；它在云南境内的兴盛，则是由张三丰、刘渊然等著名全真高道推动而致。
（《思想战线》199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