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曾对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产生过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也曾波及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云南是一个多种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各少数民族与从内地迁来的汉族人民一同创造出了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的云南文化，为中国文化缀上了一颗璀璨的明珠。云南文化虽有着其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但同时也与“内地”文化有着很多的联系，如与道教的联系就是典型的一例。在此，我们想就道教如何对云南的政治活动产生影响的问题作一阐述，以图在局部上展示道教对云南文化的影响；不妥之处，祈望方家教正。
秦汉以来，中原地区的封建统治者虽不断在云南地区设置郡县、派遣官吏，但在元王朝派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行省云南以前，云南地区的政治实际上多是由当地的土著主宰，中原朝廷的影响则若即若离，尚未能将云南地区完全地控制于自己的铁腕之下。是故，我们谈论道教对云南政治活动之影响，主要以元代以前为对象；为了方便叙述，谨以时代先后为序。
三国时期，云南地区大部分为蜀国所控制。刘备卒后，南中大姓纷纷起兵叛蜀。《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时有南中大姓雍闿、孟获等假借“鬼教”煽动百姓叛蜀，“夷以为然”。我们认为，雍阎、孟获所利用的“鬼教”当与五斗米道有很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就是五斗米道的一支。其理由如下:
1、南中之民虽如《华阳国志》所言“络信巫鬼”，但这只是一种自发的信仰，尚未有人为的教化因素掺杂其中，故在古代尚无人称之为某“教”(现代人为了研究的方便，才将其称作原始宗教或巫教等，以与“神学宗教”或“人为宗教”相对)。而五斗米道在汉晋时期则多被称为“鬼道”或“鬼教”，如《晋书·李特载记》言:“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华阳国志》作者常琚为晋时人，其将南中的五斗米道称为“鬼教”是不足为怪的。
2、五斗米道在汉末即已进入云南并对早期云南文化产生过较深的影响[1]，南中有人利用其来煽动百姓叛蜀也不足为怪。况且，五斗米道本与蜀汉政权有间隙，如《华阳国志·汉中志》载张鲁言:“宁为曹公作奴，不为刘备上客!”南中百姓因之而追随孟获等人更无可怪。
3、史载孟获之兄孟伏为一道教方士，“素怀道念，常往来澜沧、沪水间，得异人授长生久视方药诸书，随处济人”[2]。诸葛亮入南中平叛时，其军卒有误饮哑泉者，辄手足四禁而不能语；后得孟优“进仙草”疗之，“军卒用之立验”[3]。此事虽未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等正史记载，但也未可全视为无。诸葛亮一生忙碌，所经诸事皆在中国历史上有着较大影响；《三国志·诸葛亮传》仅五千余字，实难事无巨细，悉录其中。孟氏家族中有人通晓道教，孟获是很有条件利用道教来煽动百姓的。
在南中诸郡纷纷叛蜀之际，惟永昌郡吏吕凯(字季平，永昌不韦人)“闭境拒闿”，并谴责雍闿“不睹盛衰之纪、成败之符”[4]。以“纪”、“符”言王朝兴衰，先为阴阳五行家所倡，后则多为道教术士所擅；吕凯用之来规劝雍闿，亦可见道教观念在当时南中人们心中的地位。
《三国志·霍弋传》注引《汉晋春秋》言：蜀亡后，赶超要(今云南曲靖地区)太守霍弋向曹魏政权上降表曰:“臣闻人生于三，事之如一，惟难所在，则致其命。今臣国败主附，守死无所，是以委质，不敢有贰。”按:“人生于三”又作“民生于三”，语出《国语·晋语》，后则多为道教宣扬，如《太平经》言：“元气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名为天也；分而生阴而成地，名为二也；因为上天下地，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也。”[5]《老君太上虚无自然本起经)亦言:“天为一，地为二，人为三。”建宁太守霍弋在降表中以“人生于三，事之如一”来为自己以后抗魏之事开脱，可见其受道教的影响。此外，《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晋时南中大姓毛诜、李 （左睿右文）联兵反晋失败后曾向晋校尉李毅递交降笺言:“退考灵符，晋德长久，诚非狂夫所能干。”按:“灵符”、“х德”多为道教所宣扬；道教于魏晋以来有“古验”一派，善用术数之学(风角、星算、飞符、龟策等)来占断吉凶祸福、预言王朝更替。毛诜、李 （左睿右文）以“退考灵符，晋德长久”之言来取悦晋王朝表明他们已深谙中土道教之学，从中亦可知道教在当时云南政权中的影响。
西晋时期，略阳、天水六郡氐叟、青叟饥民十余万人流入蜀地求食。晋王朝不顾人民死活，竟下令遣返所有流民。流民在李特兄弟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攻入成都，建立了成汉政权。李特本为賨人，《晋书·李特载记》言:“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入奉之。”由此可知李特先人属五斗米道徒。《晋书·李雄载记》又记李特之子李雄曾以道士范长生“岩居穴处，求道养志”而欲迎立为君而臣之”，范氏则劝李雄称帝；李雄称帝后，即“加范长生为天地太师。”由此可知成汉政权与道教有着密切关系。在李特、李雄起义反晋的过程中，南中人民曾予以响应和支持，史载“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李)雄诱建宁夷使讨之”，又载毛诜、李 （左睿右文）声称自己起兵且与李雄等“和光合势”[6]。南中与成汉政权联合反晋，固然是由于晋王朝的不得人心，但两地之间的民族，宗教关系也不容忽视。李特、李雄所率的氐叟、青叟流民与南中的叟族皆同源于古代的氏羌系，成汉政权所崇奉的五斗米道在当时的南中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这是他们联合反晋的行动能够一拍即合的重要条件。
唐宋时期，中原统治者对道教推崇备至，与唐宋王朝有着密切关系的南诏、大理统治者也进一步受到了道教的较深影响。如南诏王世隆曾于建极三年(公元872年)在白崖诸葛武侯所立铁柱之处“铸天尊柱”[7]；天启六年(南诏国年号，公元纪年时间不详)，南诏统治者颁定苍山十八溪涧、十九峰峦之名，其中“第九(名)应乐峰、隐红溪”[8]；唐庄宗同光四年(公元92l)年)，篡夺南诏王权的大长和国国工郑昶又“服丹药躁怒杀人”[9]；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大理国王段素英曾下令“开科取士，定制以僧、道读儒书者应举”[10]；大理总管段光率军击退蒙古梁王入侵大理后，其侍臣杨天甫曾作《长寿仙曲》来颂扬这次胜利[11]。在这期间，南诏、大理政权几次政治上的大事，都与道教有着关系，下面简要述之。
唐玄宗天宝年间，唐王朝与南诏关系一度恶化；南唐王阁罗凤不得已投靠吐番，起兵反唐，两次歼灭前来征讨的唐军。为了给日后重新“归唐”留下退路，阁罗凤曾命清平官郑回撰成《南诏德化碑》，声明:“我上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12]碑文言:
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故知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崇高辨位，莫大于君臣。道治则中外宁，政乖必风雅变。我赞普钟蒙国大诏，性业合道……然后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阐三教，宾四门。阴阳序而日月不潜，赏罚明而奸邪屏迹。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
很明显，文中的“道味”是很浓的，诸如赞颂“运阴阳而生万物”、标榜“性业合道”以及“阐三教，宾四门”、“通三才而制礼”等，俱属以道教之辞来粉饰自己。这一方面表明南诏王室对道教了解甚深，另方面则表明南诏王室很懂唐王室的崇道心理，企图用这十足的“道味”来取得唐王朝的信任。数十年之后，阁罗凤之孙异牟寻终于以同样的方式赢得了唐王朝的信赖。
异牟寻继位后，因不堪忍受吐蕃的压榨而开始积极谋求归唐。史载南诏清平官郑回劝异牟寻归附唐朝一事言:
回尝言于牟寻曰:“自昔南诏尝款附中国，中国尚礼义，以惠养为务，无所求取。今弃蕃归唐，无远戍之劳、重税之困，利莫大焉。”牟寻善其言，谋内附者十余年矣。[13]
经过唐与南诏双方的努力，至贞元十年(公元744年)，双方终于盟誓结好。《全唐文》卷999载异牟寻《与中国誓义》言:
贞元十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五日己卯，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佑时，谨诣点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内川各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请全郭落归附汉朝……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
对这次盟誓活动，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其采用了道教的“三官手书”方式。《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记汉末五斗米道有“三官手书”仪式言:“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手书。”著名史学家向达先生据此认为:
异牟寻《誓义》开始就提出“上请天地水三官”，文末“一本藏于神室”就是《典略》的“其一上之天，著山上”，“一本投西洱河”就是《典略》的“其一沉之水”，“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就是《典略》的“其一埋之地”，誓义很明显的用二官手书方式，故南诏的宗教信仰确然为五斗米道，是毫无可疑的。[14]
我们也认为:此次盟誓活动采用了道教“三官手书”的方式。唐时“三官”的地位虽已不如从前，但人们对“三元日”的崇敬却还是很盛的，如唐玄宗曾敕令天下诸州在“三元日”内“并宣禁断屠宰”[15]。“三元日”的来历与“三官”有关，南北朝时“三官”即与“三元”相结合而成为紫微、清虚、洞阴三位大帝。南诏前期与唐交往颇多，深知唐王朝之崇敬“三元”(三官)，因而知道以“三官”来博得唐王朝的信赖。不过，向达先生“南诏的宗教信仰确然为五斗米道”之论却值得进行商榷，因为当时的南诏境内不仅有道教的流行，而且有佛教的传播，诸多史料中有关南诏崇奉“三官”的记载仅此一条，尚不足以说明南诏王室确实尊奉道教三官。关于这点，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进行考辩。然而，即使南诏本身并不崇奉三官，其在与唐盟誓时请这三位大神降临作证，亦可见道教在南诏与唐朝政治交往中的“媒介”作用了。
大理国的政治也与道教有着密切关系。史载大理政权的建立即与一位名叫董迦罗的道士有关，如康熙《大理府志·仙释》载:“(董迦罗)有攘赤雪、致风雨之术。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段思平兴师讨杨干贞；思平驻军关上，夜感三梦，以为不祥，疑惧不敢进。迦罗解之，皆吉；思平乃决入关，逐杨氏而有其位，改号大理。”道光《赵州志·仙释》更详细地论述了董迦罗为段思平解梦的内容:
天福二年，段思平讨杨干贞，驻军龙尾关外，夜梦人斩其首、玉瓶去耳、镜破。召迦罗解之，（迦罗）曰:“公为丈夫，丈夫去头为天；玉瓶去耳为王；镜中有影，如人有敌，镜破无影则无敌矣。”思平乃决，果灭杨氏而代之。
上述说法，明显属道教方士之术。董迦罗因有此功，后被大理国王尊为“国师”[16]，加强了道教在大理国中的地位和影响。后来，大理国王段智兴曾改元为“元亨”、“利贞”、“安定”等[17]，“元亨”、“利贞”本为《易经》名词，后则多为道教运用，大理国王以之作为年号，我们不难从中看出道教在大理国政治中的影响。前述段素英诏令开科取士“以僧、道读儒书者应举”，亦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道教在大理国中的政治地位。
总而言之，道教在元以前的云南政治活动中，曾起到过较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云南地方政权加强与中原朝廷政治联系的过程中，道教充当了重要的媒体。在古代中国，政治活动乃是影响一地文化发展的重要内素；云南政治多与道教有所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道教对云南文化的影响。
注释：
[1]详请参阅拙文《道教在云南的传播与发展》，载《云南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2][3]《新篡云南通志·释道传四》。
[4]《三国志·吕凯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5]《太平经合校》第305页，王明撰，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
[6]《华阳国志·南中志》，刘琳撰《华阳国志校注》本，巴蜀书社1980年7月版。
[7][9][11][17]木芹:《南诏野史会证》第149页、第190页、第357页、第29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
[8][16]尤中：《 （上棘下火）古通纪浅述校注》第68—69页、第98页，云南人民出版1992年6月版。
[12]《新唐书·南蛮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13]《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14]向达：《志诏史略论》，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15]《唐会要》卷五十《杂记》，《四库全书》本。
（《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