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曾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长久以来，人们在探讨这种影响时，多将目光集中在中原汉族的传统文化上；然而，您是否知道，道教也曾对中国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下面，本文就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音乐和舞蹈为例，从一个侧面来向大家介绍这种影响。
在云南的民间音乐中，有一种著名的“洞经音乐”，其旋律飘逸、轻慢、悠扬、舒缓，营造出的是一种超凡脱俗、高雅深幽、恬淡闲适、虚玄缥缈的艺术气氛。行家认为，其整个音乐语言“透着道家哲学思想道家风骨道家情调”。[1]云南洞经音乐的曲目非常丰富，仅大理白族地区就流传有200余首洞经乐谱，如大理市下关文化馆曾于1990年编印了一部《大理洞经古乐》，内录《元皇赞》、《真武赞》、《洞仙赞》、《水仙子》、《何仙姑》、《迎仙来》、《上清宫》、《蓬莱阁》、《道人歌》、《道士歌》、《迎仙驾)、《祈神章》等洞经乐谱，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云南洞经音乐的丰富内容。由这些洞经曲目的名称中，我们已足可感受到其内容之“道家情调”了。
大致说来，云南洞经音乐的曲调有大调与小调之分。大调是所有乐器(尤其是打击乐器)齐奏，气势磅礴，声势浩大，曲目有《清河老人》、《全八卦》、《大吉祥》、《咒章》等；小调则只用部分乐器(多为吹奏和弹奏乐器)轻声伴奏，曲目有《柳摇金》、《小白门》、《万年华》、《到春来》等。演奏洞经音乐所用的乐器也很丰富，有云锣、板鼓、碰铃、拍板、二胡、四胡、三弦、唢呐、排箫、洞箫、曲笛、管子、笙、钹、铙、磬、筝等几十种，由此也就有了司锣、司鼓等众多的乐手。众多的乐手组成了洞经乐队，而乐队则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名曰“洞经会”。
洞经会不仅仅是一种音乐团体，更是一种宗教组织，它于明清以来在云南流传甚广、影响颇大，遍及滇中、滇南、滇西、滇东，对云南汉族以及白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有着巨大影响。民国《昭通县志稿·宗教志》载:“(洞经会)以谈演诵经为主，辅以音乐，凡祈晴祷雨、圣诞庆祝、超度事悉为之；其经夹杂佛、道，间以儒经附会，入坛者皆男子而无女流也。”此记载扼要地勾勒出了洞经会的特点。因其经夹杂佛、道并间以儒经附会，故人们多将它视为是一种杂揉儒释道三教的民间宗教组织。然若进一步剖析，则可发现其内容主要属于道教。据调查、云南各地洞经会崇奉的神灵有95%以上属于道教，而佛、儒两家则不到5%；各地洞经会还建有不少道教式的宫观庙宇，念诵道教的《文昌大洞仙经》、《关帝觉世真经》、《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玉皇心印妙经》、《太上洞玄灵宝升仙护命妙经》等经典，以及《元始天王诰》、《灵宝天尊诰》、《太上老君诰》、《玉皇大帝诰》、《文昌帝君诰》、《关圣帝君诰》等“圣诰”，并有高功、都讲、监斋“三法师”及侍经、侍香、侍灯、执事等类似道教组织的职位，所以我们将其视为是道教在云南的一种流变形式。[2]洞经会在云南各地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如昆明称“崇仁学”、“宏文学”、“元会经坛”等，曲靖称“广化堂”、“忠心堂”等，通海称“五经会”、“鹤云会”等，大理则称“三元会”、“感应会”、“里仁会”、“洪仁会”、“尊圣会”、“清乐会”、“宏善坛”、“南雅乐社”，等等。诸会之共同的特点是杂揉儒释道三教，尤其崇奉文昌帝君、关圣帝君及《文昌大洞仙经》、《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道教神灵和经典，定期开坛诵经并“辅以音乐”，善以演奏音乐来吸引群众听讲教义。这些组织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如建国前大理白族地区的农村普遍设有洞经会，仅大理一县就有三四十个这类坛会，凡稍大一点的村邑，几乎都有之；白族洞经会不仅定期在文昌圣诞、老子圣诞等道教节日间弹乐诵经，向白族群众宣扬其思想，还立有《大理白族文昌帝君蕉窗十则》等伦理教化条文，使之成为一种公共的道德规范，令广大白族群众的思想和行为处在了道教神灵的“监督”之下，丽江纳西族地区也多有由纳西族组成的洞经会或“皇经会”，除定期前往文昌宫、玉皇阁等场所开坛奏乐讲经外，他们还往往在纳西族群众遇到喜事或丧事时前往举行活动，如清末丽江纳西族若有人应试中举，须由新科举子作主请洞经乐队在文昌宫内演奏，以答谢文昌帝君的佑护，又如今丽江纳西族遇到丧事时，也须请洞经乐队来演奏《小白梅》、《到冬来》、《步步娇》等乐曲以示哀悼。善以演奏音乐来吸引广大群众的洞经会所具有的这种浓厚的道教色彩及其在云南的广泛分布、巨大影响，为道教文化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产生影响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我们说道教对云南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有着影响，并不仅仅是因为善乐的且道教色彩极浓的民间宗教组织——洞经会遍布云南白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诸少数民族乐队在演奏洞经音乐时往往受着道教文化因素的制约。如丽江纳西族洞经乐队在弹经时须供置太极八卦图圆镜，并悬挂玉皇大帝、文昌帝君、关圣帝君等道教神像。其所演唱的经文主要有“文经”和“武经”两种，其实也就是道教的《文昌大洞仙经》和《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大理白族洞经乐队所唱经文的内容也多为赞颂道教神仙或逍遥闲适的道人，如其《道人歌》唱道:“素衣皂衫紫微冠，拂尘涤尽心坦然，芒鞋踏碎是非路，闲诵《黄庭》倒也乐。”这种用以表达崇道之情的歌词或经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洞经音乐曲调的变化，如前面提到过云南洞经音乐的曲调有大调和小调之分，而这种区分实是为了适应其宗教渲染的需要——大调主要用于诵经时需壮声势、造气氛的章节、段落、赞、咒等，而小调则适用于详讲经义及上供养之时。此外，还有一些洞经音乐实际上是道教文化与云南地方音乐的结合体，如陆良县的洞经音乐即是用《九天开化文昌大洞法箓仙经》的经文套上音律幽雅、板式严谨的“滇腔”之曲牌而成；[3]民国时鹤庆县洞经会(新会)则吸收了民间音乐来丰富传统的“老调”。如其《十贡样》中的《鲜花贡样》一曲就是揉合了民间的《仙花调》而成的；[4]丽江的洞经音乐更是在乐器、乐曲等方面吸收了纳西族文化的很多东西，使得其整套洞经音乐“融汇了纳西人特有的感情气质和传统审美，也融进了民间音乐的风格特色”，[5]从而具有了明显的“纳西化”色彩。这种结合，无疑也会令云南本地的传统音乐受到来自道教的影响，如弥渡县的“花灯”音乐即是如此其曲调中明显采用了来自道教洞经音乐的《小桃红》、《将军令》等曲谱。[6]
除了音乐之外，云南一些少数民族的民间舞蹈也染有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如石屏县彝族的“烟盒舞”即是如此。“烟盒舞”形式有双人舞、三人舞、集体舞等，其内容既表现生产生活，又模仿动物的动作形态，十分丰富。此舞以“烟盒”为道具(古时用牛、羊皮绷制，后改用木制)，表演时弹响烟盒以伴舞，同时配以四弦、笛子、二胡等乐器；舞者随着清脆的烟盒响声和热烈的乐声翩翩起舞，情绪豪放浪漫，舞姿优美精巧、潇洒轻快。烟盒舞有很多套节目，其中几套明显染有道教文化的色彩，如“关圣撕刀”、“仙人搭桥”、“仙人摘桃”等，其内容均与道教的神、仙有关。[7]
文山、红河两州瑶族的“度戒舞”同样染有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度戒舞是云南文山、红河等地瑶族举行“度戒”仪式时所表演的一种舞蹈，形式非常丰富，如文山州瑶族有“丢曼步”、“乐花”、“踩田地”、“训童”、“倒罢舞”等模拟受度戒者祭祀祖先、孝敬父母、爱恋妻子、训戒后代等动作的舞段；红河州蓝靛瑶则分度戒舞为“动鼓”、“功曹”、“召龙”、“祀贺楼台”、“请圣”、“安坛”、“场晕”、“奉送”等几段，红头瑶又分为“上香”、“唱引光歌”、“神头歌”、“运钱收灾”、“抢魂”等几段。度戒舞的道具有扁鼓、锣、钹、铜铃、罗帛、花带、神像、大刀、法棍、法衣、法片等，可根据需要而轮流或同时使用。这些舞蹈，实是服务于“度戒”这一瑶族人的入道仪式的。
关于“度戒”，或以为是各地瑶族的一种成年礼，近年来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它与道教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认为它就是瑶族人的入道仪式。[8]举行“度戒”时，不仅须请瑶族的祖先神降临，也须恭请三清、玉皇等道教大神临坛作证；经过“度戒”的男子，可得到一份瑶族道教的“戒牌”，受到道教神灵的护佑，算是正式加入了瑶族的道教。在度戒过程中，须有瑶族的道士——道公、师公主持仪式；度戒舞实际上也就是道公、师公主持仪式时的各种动作，舞蹈道具实际上也就是道公、师公手中的法器。此外，大部分瑶族的度戒有“度师”与“度道”之分，据说度师者属文，尊奉“三元”，将来可成为师公，而度道者则属武，崇奉“三清”，将来可成为道公；与此相应，度戒舞也有“文舞”和“武舞”之分。文舞由主持仪式的师公跳，节奏轻松，步伐灵活，舞姿优美。师公上身舞动圆润，无论手中拿的是鼓还是镲，其在胸前的舞动总能形成圆滑之势，韵味十足；其腿下也踩着节拍、踏着罡步而不停地翻动，配合上身手中的法具翩翩起舞，整个身段的舞动十分协调流畅。而道公跳的武舞，则以一种威严、庄重的风格出现，表情肃穆，动作持重，舞动很有力度，呈现出刚健、有力的特点。由于宗教性质与艺术性质交融在起，故瑶族度戒舞在艺术研究者眼中多被视为是民间艺术的一种，而在宗教研究者眼中则被视为是一种宗教活动。我们以为，这两种性质实际上是合于一体的，这种水乳交融的状态，很好地体现了云南民间舞蹈中的道教文化色彩，恰能说明道教文化对云南民间舞蹈的影响。
道教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以上两个方面，其他方面如文学、戏剧、民俗等等，也皆有这种现象。限于篇幅，只能简单作以上陈述。
注释：
[1] 张焰铎、周庆萱《大理洞经古乐·序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2] 详请参阅拙文《明清云南民间宗教概论一一兼谈云南道教的流变》。
[3] 参阅《陆良县志》第776页。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年版。
[4] 参阅《鹤庆县志》第60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 桑德诺瓦:《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的功用、异变及现状》，载《民族艺术研究》1995年第1期。
[6] 参阅《弥渡县志》第652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
[7] 参阅《石屏县志》第58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8] 如赵廷光《瑶族度戒与道教的关系》，见赵廷光著《论瑶族传统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12月版；黄贵权《瑶族度戒意义的历史演变》见郭大烈编《瑶文化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俱持此观点。
（《世界宗教与文化》199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