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信仰是道教学说的核心，自形成以来曾发生过一些变化，对此学界已有不少讨论。本文之重点，则在以元代净明道为主要考察对象，来探讨神仙信仰的变革与道教教团的发展之关系，冀为道教在现代社会中的进步提供一些参考。
净明道系承东晋许逊信仰而来，至南宋时有何真公等人声称得许逊降授《飞仙度人经》及《净明忠孝大法》等，并在江西西山“建翼真坛，传度弟子五百余人”[1]，正式建立了以“净明”为名的道教教团。但何真公教团仅传百余年便告衰微，至元代初年，又有刘玉声称得许逊、郭璞、张氲、胡慧超等人降授经法，再次创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净明道教团。元代净明道对南宋净明道的学说颇多改造，并在明清时期拥有较高地位，曾得第43代天师张宇初列为明代四大道派之一[2]，又对明清中国民众的道德生活有过巨大影响[3]。其之所以能勃兴一时，乃与刘玉等人对它的一系列改革有关；限于篇幅，这里仅考察其对传统道教成仙信仰的改造及相关启示。
一、隋唐以来道教成仙学说的变化
欲理解元代净明道团的兴起，需先对隋唐以来道教的发展变化情况有所了解，因为隋唐以来道教界中所兴起的种种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实是元代净明道改革其传统信仰的先声。
隋唐以来道教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于其成仙观念和修炼方法的变革上。魏晋南北朝道教之成仙形式，主要是通过导引、行气、存思、守一、辟谷、房中等而求长生不死、肉体飞升，并尤为推崇炼服外丹；及至隋唐时期，通过服食丹药而求不死飞升的说法已流行半个多世纪，但却一直难以在现实中兑现，故难免招致世人的怀疑而陷入尴尬之中。此外，唐代许多帝王因服用道教丹药而中毒致死，也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于是，《隋书·经籍志》之“金丹玉液长生之事，历代糜费不可胜纪，竟无效焉”的说法逐渐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这种由来已久的困境，促使隋唐道教思想家们进行深刻的反省，并进而意识到:必须对其传统的学说及方术加以变革，才能在现实中赢得信徒、获得新生。
这次变革，主要是由“重玄学”的兴起开始的。早在隋唐之际，以“重玄”为宗的《太玄真一本际妙经》为使道教摆脱上述困境，曾将众生根性划为三等、修仙法门分为三乘，以为传统道教的“道(导)引丹药，见得延年地仙之道”乃是低等根性的人所修“小乘”法门，而忘己外身、不滞两边的“重玄兼忘平等正法”才是“登上清道”(成仙)的“大乘”法门。这种划分，既承认了传统道教服药求仙“竟无效焉”这一难以否认的事实，同时也巧妙地避开了人们对道教成仙信仰的诘难，以为历代人们求仙“竟无效焉”不过是因为未能掌握“大乘”法门罢了。而其所谓“大乘”法门的操作方法，关键则在于明白“兼忘重玄之道”。所谓“兼忘”，即“前空诸有，于有无著，次遣于空，空心亦净”，而所谓“重玄”，即“于空于有无所滞著，名之为玄，又遣此玄，都无所得”；如此，则能“洞会道源”而“身与道一”。非常明显，《本际经》虽贬斥传统道教的“导引丹药”等“小乘”道术，却仍追求“得道”或“身与道一”[4]，实不过是在另辟成仙之蹊径罢了。
《本际经》所谓“空心亦净”、“都无所得”的求仙修行方法，后来被唐初道士成玄英大加发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后又有李荣、王玄览等人对这种学说加以发展，最终建立了一套较为圆满的“心性论”神学；而茅山宗道士司马承祯、吴筠、杜光庭等人更在此基础上，将已有的新观念与道教传统的方术再揉合，令道教学说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5]。司马承祯、吴筠、杜光庭等皆主张修“心”复“性”，以求令被知见、情欲蒙蔽污染的本初之“心性”显现，进而得品长生成仙之果。由于其以为“心”、“性”乃是内在于人身的东西，且又与“道”同为一体，故在这种学说指导下进行的修炼功夫就必然地由向“外”求索而转变成向“内”求证，从而助长了道教重视内修的风气；此外，其又以为“心”中有“至灵”之“神’，栖于其间，这样，就使得“心”、“性”有了某种神秘实体的意义，令“心”、“性”有了作为成仙之主体的可能。唐代重玄学家们推崇“心性”，宣扬明“真心”、见“本性”，其实不过是欲使栖于其间的“神”得到显现；而这个“神”，在道书中又多称为“神识”或“真灵”、“真己”、“真我”等，实即与凡躯相对的“灵魂”。是故，这种追求“明心见性”的“心性论”神学之确立，实已为道教灵魂成仙学说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唐末五代的“钟吕金丹派”更明确地主张承担成仙一事者乃是“神”(灵魂)，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以“调神出壳”为目的的内丹修炼方法，令道教的灵魂成仙说更臻成熟[6]。
隋唐以来道教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其入世倾向的增强。道教之入世，本有着悠久的传统，如《太平经》在为世人描述“太平社会”时，曾有许多关于现实社会的政治主张[7]，《抱朴子内篇》则言:“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8]至宋元时期，道教中更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入世倾向，其表现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极力宣扬在世间行善积德、济世度人乃是得道成仙的必要条件。这一变化实在唐末五代时就已发生，如《钟吕传道集》宣称:“天仙”修炼完毕后还必须在世间传道度人，待在人间的“功行满足”后，方可“受天书以返洞天”[9]。宋代的内丹派也同样宣扬此说，如张伯端言:“德行修逾八百，阴功积满三干，均齐物我与亲冤，始合神仙本愿。”[10]我们所讨论的净明道，更是这种思想的力倡者。
二是注重与统治者进行交往，积极为统治者提供治国安民的政治方略。五代宋初，道士们已多不再像唐代道士那样引导帝土王寻求神仙丹药，而是积极地向他们提供许多安邦治国的“为治之道”，如陈抟曾两次受皇帝征召，却并不以神仙方术炫耀，而是劝以治国安民之道，建议宋太祖“君臣协心同德”以“兴化致治”，并以为“勤行修炼，无出于此”[11]。陈传弟子种放亦曾向宋真宗上奏，“其书曰十议，所谓议道、议德、议仁、议义、议兵、议刑、议政、议赋、议安、议危”[12]，俨然似一位参加议政的官僚。宋蒙之际的丘处机更是不远万里地去到西域，向成吉思汗宣扬道教的治国之道[13]。
三是人力对儒家关于世俗伦理的说教加以吸收和改造，力图将其纳入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关于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如何在凡世间相处的“为人之道”，在中国向以儒家学者阐述得最为完备，其说也有颇为广大的市场。出世倾向较重的佛、道二家迫于这种现实，也不得不一步一步地接受儒家的思想。道教对儒学的吸收，实早在汉魏时就已开始，但早期道教的作法只是简单的借用而已，五代以后的道教学者则开始对儒学加以改造，试图将儒家学说全盘纳入道教思想体系，如杜光庭曾以“大道自然”释儒家仁义礼智信范畴，赋予“五常”以道教的内容[14]，宋代陈景元又以为“修道”即能导致儒家所推崇的“修、齐、治、平”理想[15]，白玉蟾则试图用道教的“禀气”说来解释儒家的“五常”等思想[16]。这种“改造”，不仅丰富了道教自身的学说，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其入世的倾向。
上述倾向，虽然是变遍存在于宋元道教中的一种现象，但却更集中地体现于新兴的道派之中。如金元之际出现的太一道与大道教，或“专以笃人伦、诩世教为本”[17]，或对飞升化炼之术、长生久视之事“曰吾不得而知”[18]。尤其是大道教，其非但宣称对长生成仙一事“不得而知”，而且还极少礼拜道教神灵，仅以九条世俗色彩很浓的主张立教:一曰视物犹己，勿萌戕害凶嗔之心；二曰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曰无恶声；三曰除邪淫，守清静；四曰远势力，交贫贱，力耕而食，量入为用；五曰毋事博奕，毋习盗窃；六曰毋饮酒茹荤，衣食取足，毋为骄盈；七曰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八曰毋恃强梁，谦尊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学者宜世守之[19]。这类主张和这种氛围，应会对宋元净明道产生一定影响；而净明道之出现，也可以说是宋元道教入世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元代净明道对传统道教成仙信仰的改造
元代净明道团之勃兴，实与刘玉等人对它的改革有着关系。刘玉等人对传统净明道成仙信仰的改造，是与隋唐以来的道教“新说”一脉相承的。如关于净明道祖师许逊成仙一事，东晋以来的传说至唐《孝道吴许二真君传》、宋《旌阳许真君传》等，一直是以为其率亲眷四十二口与所养鸡犬等“举形升虚”，而刘玉却对此事有了新的诠释，其言:
非谓血肉之躯、厨宅鸡犬高入九霄也，盖得道之士炼之又炼，内炼既精，阴滓消尽，通体纯阳，聚则成形，散则成气，飘然上征，轻清者归于天，无可疑者。若论厨宅鸡犬，则主人道果既圆，自有神物挟之而去，止在海外诸洲岛间耳[20]。
这种否定“血肉之躯”的说法，显然与传统净明道的“举形升虚”观念有着不同。不仅如此，刘玉还曾明确地主张成仙并非肉体不死，而是本性长存，如言:“忠孝之道，非必长生，而长生之性存，死而不昧，列于仙班。”[21]这里所谓“性”，实即人肉体生命之灵魂，如刘玉又言：
人性之灵明知觉，非父母之灵，乃自性之灵也。其未生以前，精爽游扬太空，去来无碍；才出母胎，则此性歘然感附，而身命不相离者[22]。
这种以“性”(灵魂)为承担成仙一事之主体的说法，显是承唐宋以来道教的“新说”而来。刘玉将这种“新说”引入净明道中，与其对该教修仙方式的改造是相适应的，如其以为:“人之一性，本自光明，上与天通，但苦多生以来渐染熏习，纵忿恣欲，曲昧道理，便不得为人之道。……本命元神蒙在黑暗之乡，所以一瞑目后便堕幽关，长夜受苦万状”，是故，人需要“惩忿窒欲，明理不昧心天”，令心性“净明”而得解脱：
心明则知本性下落矣。既知本性，复造命源；当是时，污习悉除，阴滓并消，升入无上清虚之境、极道之墟，水火风灾之所不及，方得名为超出阴阳易数生死之外[23]。
上述“惩忿窒欲，明理不昧心天”的功夫，实有着两个层次上的含义，一为宗教的而一为世俗的。宗教方面的含义，如刘玉所释：
惩忿则心火下降，窒欲则肾水上升，明理不昧心天则元神日壮、福德日增。水上火下，精神既济，中有真土为之主宰，只此便是正心修身之学、真忠至孝之道。修持久久，复其本净元明之性，道在是矣[24]。
这里所谓心火下降、肾水上升，明显属一种类似于内丹修炼的功夫。唐宋以来，诸家道派皆试图对修仙方法进行革新，以致出现了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修仙方法:以占主流地位的内丹修炼而言，既有钟吕金丹派一系所主“性命双修”的“内丹”[25]，又有《灵剑子》一系所主以服内气、胎息等为内容的“内丹”[26]；即使是在影响最大的钟吕金丹派一系内部，其具体的修炼法门也不尽相同，如南宗(紫阳派)、北宗(全真道)即或主“先命后性”，或主“先性后命”[27]，而南宗诸支又有“一己清修”与“男女双修”之别[28]，等等。刘玉所倡以“惩忿窒欲”而达心火下降、肾水上升之功的修炼方式，虽与当时诸家道派相异，但实质上却同属于对革新道教修仙方法的一种探索。
“惩忿窒欲，明理不昧心天”不仅具有内丹修炼的意味，而且更具有世俗伦理的内容，如刘玉曾释之曰：
所谓忿者，不只是恚怒嗔恨，但涉嫉妒、小狭、褊浅、不能容物、以察察为明、一眥个放不过之类，总属忿也。若能深惩痛戒，开广襟量，则嗔火自然不上炎。所谓欲者，不但是淫邪色欲，但涉溺爱、眷恋、滞著事物之间，如心贪一物，绸缪意根不肯放舍，总属欲也。若能窒塞其源(原注:源即是爱念初萌处)，惺惺做人，则欲水自然不下流。虽是如此，其中却要明理。明理只是不昧心天，心中有天者，理即是也，谓如人能敬爱父母，便是不昧此道理，不忘来处，知有本源。若顶天立地、戴发含齿做个人，自幼至长不知爱敬顺事其父母者，非病风丧心而何?乃至不知有君、不知有师、兄弟不能友恭、交游不尚信义等皆然。此外，但是固护己私、不顾道理而行事者，皆谓之昧心天[29]。
上述言论，显然多是将“惩忿窒欲，明理不昧心天”视为世俗社会的伦理规范。刘玉曾言净明道之“教法”“大概只是学为人之道”，以令信徒“作世间上品好人”[30]，又言“本净元明心学之妙，课忠责孝大教之典，不离日用常行之道”[31]。《净明法说》则以为净明之“法”即“律”，可“律不善以归于善，律不仁以归于仁，律不忠不孝而归于忠孝”[32]。由此可知其宗教修炼与世俗人伦是相互融合的。其之所以将二者熔于一炉，一方面属于净明道改革修仙方法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借追求成仙一事来推行其“民彝世教之大纲大领”[33]，以适应宋元时期道教之入世潮流。后一层意图，若用刘玉“欲修仙道，先修人道”[34]一语来表达，则更为明白。从这个意义上说，净明道之从事宗教修炼与践履世俗人伦是互为目的的，而这种关系，亦正如清代净明道士傅金铨所言:“人道是仙道之阶，仙道是人道之极。”[35]
元代净明道不仅在学说理论、修行方法上对传统净明道的神仙信仰进行了改造，而且还对传统净明道的神仙形象及神系进行了重塑。例如，净明道祖师许逊的形象，经过历代信徒的塑造而早已成为道教之大神，但在元代以前却始终囿于唐胡慧超《十二真君传》之说，属于从兰公、谌姆承传日月二帝君之教者[36]；到了元代，刘玉则直接将许逊说成是太阳帝君的化身，如他曾借胡慧超之口说道：
当知真君即太阳帝君化生。《仙传》谓生身有金凤衔珠梦兆者，非也；乃日中金鸟流精，在天为气，在地成形。鸿蒙开辟，降于洪井，却至海藏。至真君降世，乃由扶桑之墟下贯昆仑之顶，乃从风轮水渊，由地中行，腾出洪崖之井……[37]
刘玉对许逊的这种神化，既抬高了许逊在道教神系中的地位，也令他(刘玉)这位太阳帝君(许逊)的“嫡传弟子”身价大增，进而令其种种新说具有了神圣性。不仅如此，刘玉还对传统净明道的神系进行了调整，如早期孝道(净明道前身)极为推崇的“十二真君”在《净明忠孝全书》中即遭到了排斥①，而另一组重要人物(神仙)兰公与谌姆在元代净明道中亦遭到了贬低②。南宋何真公净明道团所崇“六师”，至刘玉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者所崇“六师”为:“祖师”太阳上帝孝道仙王灵宝净明天尊、“祖师”太阴元君孝道明王灵宝净明黄素天尊、“经师”至孝恭顺仙王(谌姆)、“籍师”玄都御史真君(吴猛)、“监度师”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正一冲玄静应真君(张道陵)、“度师”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至道玄应神功妙济真君(许逊)[38]。而刘玉则仅保留日月二帝君作为“祖师”、许逊作为“道师”，另补以其声称曾传法予自己的张氲、胡慧超、郭璞三人分别作为“经师”、“法师”和“监度师”[39]。这种贬低旧神系、另立新神系的作法，实是为了树立刘玉自己在净明道中的地位，以令其革新净明道之说具有更大的权威性。
三、相关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元代净明道团兴起背景及相关学说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此认识:
1、传统道教的信仰和学说是可以改革的。这一点，可从刘玉大胆地改造传统净明道的神系、否认许逊成仙乃“举形升虚”等言行中看出。《易》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说的就是改革发展之道理。推崇“变”与“化”，本是道家道教的一个显著特征，如老子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0]，这种由“无”生“有”的过程即是一种变化；庄子也认为:“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41]后世道教继承了老庄的这种思想，也多承认“变”与“化”的普遍性，如《太平经》以为“道”乃“大化之根”，唐代道士成玄英也说:“万物变化，未始暂停，……化故成新，物理自然。”[42]由此可知，随着所处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变化，道教也应当积极地改革自身的学说。
2、一个宗教教团之能在社会上获得广泛关注和回应，多与其对传统学说的革新有关。这一点，可从元代文人士大夫对经过吸收儒家理学内容的净明道之兴趣和赞赏中得知，也可从经过革新之后的净明道法在道门及民间之巨大影响中看出。考道教之历史，可知其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如汉末张道陵在蜀中创立天师道，即是为了革除“六天故气”而另立“三天正法”[43]，金代王重阳创立全真道，亦是传统道教“弊极则变”[44]的结果。不仅道教如此，其他宗教也是如此，如佛教“大乘”学说的兴起、基督教“新教”的改革运动等，俱属对本教传统学说的变革。我们虽然不能否认一个宗教教团的兴起和发展实受制于很多方面的因素，但“革新”对于一个宗教教团的兴起和发展所产生的推动力，却是不容忽视的。
3、关注世俗、贴近社会是道教改革自身信仰和学说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这一点，可从元代净明道的教法“大概只是学为人之道”，以及其要求信徒“作世间上品好人”等说教中看出。事实上，宋元以来的道教多是循此方向发展的，如太一道、大道教等均是如此；即便是力倡出家住庵的全真道，也非常注重践履世俗的伦理道德，主张“真功”(修炼)应与“真行”结合而行。全真道所谓“真行”，实即恪守世俗社会的道德规范、行善积德而摒除恶行之类，如王重阳曾要求信徒“第一先须持戒，清净忍辱、慈悲十善、断除十恶，行方便，救度一切众生，忠君王，孝敬父母师资”[45]全真诸子也要求信徒“积德归依无上道”[46]，做到“为官清政”、“忠孝仁慈”、“利他损己”、“忍辱慈悲”[47]等。之所以需要关注世俗、贴近社会，是因为道教作为一种追求由“人”转变成“神”(仙)的宗教，难以避免地要解决“人”在成为“仙”之前所需面临的种种问题，亦即种种属于世俗社会的问题。
4、传统道教的学说固然需要加以改革，但其最根本的信仰却不能抛弃。这一点，可从元代净明道虽对传统道教的学说进行了很多改造，但却未抛弃传统道教对“成仙”一事的信仰中看出。不仅净明道如此，道教的其他宗派也多如此，如隋唐重玄学、金元全真道所宣扬的“成仙”虽已与传统道教的说法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却从未否认过“仙”之存在、“仙”之可成。之所以不能抛弃“成仙”这一道教最根本的信仰，是因为舍之便不成其为道教了。
注释：
①有关“十二真君”在孝道(净明道)中地位之变化情况，详请参阅郭武撰《孝道“十二真君”略论》(载《上海道教》，2003年，第4期)。
②谌姆乃被唐代胡慧超等视为是传法予许逊者，在南宋净明道团中曾得享“经师”地位，但在《净明忠孝全书》中却没有出现；而传法予谌姆的兰公，虽曾在《玉真先生语录内集》中出现，但却只是作为一般人物偶被提及而已。
参考文献：
[1][37][39]净明忠孝全书卷1[M].道藏[Z].
[2]道门十规[M].道藏[Z].
[3]吉冈义丰.初期の功过格についいㄛ[J].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62,(27):107—133.
[4]太玄真一本际妙经[M].道藏[Z].
[5]郭武.隋唐道教“重玄学”之宗教意义略论[A ].陈鼓应，冯达文.道家与道教-一第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299—312.
[6][25]郭武.钟离权的生平思想与影响浅探[J].道韵，1997,(1):28—76.
[7]卿希泰.中国道教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00—109.
[8]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53.
[9]修真十书卷14[M].道藏[Z].
[10]悟真篇西江月第十一[M].道藏[Z].
[11]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421.
[12]文莹.湘山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3.
[13]玄风庆会录[M].道藏[Z].
[14]道德真经广圣义卷30[M].道藏[Z].
[15]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7[M].道藏[Z].
[16]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集注卷上[M].道藏[Z].
[17]滹南遗老集卷42[M].四库全书[Z].
[18]大道延祥观碑[M].陈垣.道家金石略[Z].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822.
[19]宋学士文集卷35[M].四部丛刊初编[Z].
[20][31]净明忠孝全书卷4[M].道藏[Z].
[21][22]净明忠孝全书卷5[M].道藏[Z].
[23][24][29][30][34]净明忠孝全书卷3[M].道藏[Z].
[26]朱越利.《灵剑子》的年代、内容及影响[J].道韵，2001,(9):127—148.
[27]郭武.金丹派南北宗思想比较研究[J].道韵，2000(6):167—190.
[28]郭武.翁葆光及其“男女双修”、“三乘秘要”说[A].云南大学历史系.史学论丛第八辑[C].昆明:石南大学出版社2000，150—164.
[32]净明忠孝全书卷2[M].道藏[Z].
[33]虞集.净明忠孝全书序[M].道藏[Z].
[35]道海津梁卷1[M].道藏[Z].
[36]郭武.关于许逊信仰的几个问题[J].宗教学研究，2000(4):19—26.
[38]太上灵宝净明飞仙度人经法卷1[M].道藏[Z].
[40]老子40章[M].诸子集成[Z].
[41]庄子·秋水篇[M].郭庆藩.庄子集释[Z].北京:中华书局，1961.585.
[42]成玄英.庄子天道篇疏[M].郭庆藩.庄子集释[Z].北京:中华书局，1961.470.
[43]三天内解经[M].道藏[Z].
[44]秋涧集卷58[M].四库全书[Z].
[45]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M].道藏[Z].
[46]云光集卷1[M].道藏[Z].
[47]水云集卷上[M].道藏[Z].
（《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