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内丹学在宋元之际走向了高度成熟的阶段，内丹修炼以席卷天下之势迅速蔓延至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道教的思想理论由此达到了认识与实践统一的全新时期。在这一历史文化的转型过程中，《黄帝阴符经》犹如异军突起，取得了几乎与老庄与《周易参同契》并驾齐驱的地位，这是道教思想史上唯一的个例。通过对著名的全真道重要理论家刘处玄《黄帝阴符经注》的理论内涵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宋元时期特别是全真道对《黄帝阴符经》的认识态度，揭示道教教义在出现重大历史转型之际，道家的精神领袖们是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超越传统，实现认识的革新的问题。
一、刘处玄的《黄帝阴符经注》
明昌辛亥（1191年）宁海州学正范怿德裕对长生子刘处玄的《黄帝阴符经注》所作序文中，对《阴符经》的精神实质与刘处玄之注释，进行了概要性的说明。一方面回顾了《黄帝阴符经》的历史缘起与流传情况，另一方面考察了前代注释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因此推崇刘处玄的作品后来居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
范怿指出，“《阴符真经》三百余字，言简而意详，文深而事备。天地生杀之机，阴阳造化之理，妙用真功，包涵总括，尽在其中矣”。高度肯定了《黄帝阴符经》的理论成就，特别指出了《黄帝阴符经》不仅论述了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及其内在的依据，而且“妙用真功”的丹道修炼解脱学说蕴藏其间，无不详尽周密。追溯其发生之源，是黄帝将自己的修道实践付诸后世，为一代代渴望实现人生的世人，开启觉悟宇宙人生真谛的道路。“昔轩辕黄帝万机之暇，渊默冲虚，获遇真经，就崆峒山而问天真皇人广成先生，得其真趣，勤而行之，一旦鼎湖乘火龙而登天，斯文遂传于世。后之修仙慕道者，而能默识玄机，深造阃域，往往高举远致，蹑景升虚，不为不多矣”。但是自从这部经典传世以来，“数千载之间，为之注解直说者，曾无一二。皆辞多候谕，傍引曲说。真源弗露，使夫学者困于多岐。以至皓首区区，劳而无功。愈穷而愈惑，半途而止者，不可胜纪。遂指仙经为虚语，深可悯也”。真理的福音由于后人智能低下，竟然在尘世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阐扬。结果是诬蔑神仙为虚幻不实的浅薄意见，流行于社会。“神山长生刘公真人，教法令器，师度宏才。学贯古今，心游道德。乃覃思研精，探赜索隐，为之注解，坦然明白。易知易行，以利后人，可谓慈悯仁义之用心也。济南毕守真命怿作序，欲广传于四方，为学者之指南。而学者详览斯文，可以寤颖辨惑，皆能摆脱尘网，直厕真游，逍遥于混茫之域矣。”范怿应济南毕守真的邀请为刘处玄的《黄帝阴符经注》撰写序文，衷心称赞《黄帝阴符经注》的思想价值绝非阿谀奉承，乃是出自公论云云。
刘处玄（1147——1203）是宋金元时期著名的全真派道教理论家，据《金莲正宗记》（卷四）记载，处玄字妙通，莱州人。是王重阳的弟子，为全真道随山派创始人，号长生子，因此又称刘长生。著作有《仙乐集》五卷，《至真语录》一卷，《黄庭内景玉经注》一卷，《黄帝阴符经注》一卷等。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册封其为“长生辅化明德真人”，成为后世全真教尊奉的北七真之一。在《黄帝阴符经注》中，刘处玄继承了全真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主张，通过对《黄帝阴符经》思想内容的发挥阐释，强调了心灵净化是人生意义的根本体现的认识。同时关注现实的人生，以内丹修炼加以统一。反映了那一时期全真派道教理论家共同的理论特色。
二 、刘处玄《黄帝阴符经注》的思想内容
李筌注的三百余字本，是刘处玄所依底本，但也有个别的异文。其鲜明特征在于高度突出智慧明觉在人生价值实现中的绝对地位，以丹道修炼诠释《黄帝阴符经》而于其它方面涉猎甚少，在认识上存在着不少漏洞，不像范怿所言达到了“探赜索隐”的程度。《黄帝阴符经注》就内容加以区分，大致包括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彼此间重复雷同处很多。形上学问题在《黄帝阴符经注》不是重点，基本以一种理论的预设形态出现。其后则从不同方面说明人生自觉的实践手段与核心，最后则是进一步反省造成人生困境的各种因素，针对这些现实存在的问题继续予以说明。没有明确集中地对相关议题总结概括的文字或段落出现。
（1）总受天之一气而生的世界万物 人类是天地化生的产物，由于得到了阴阳的秀气产生于世界，因此在宇宙中具有杰出的地位。但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世界，没有任何人格意志属性。“天之无恩，布气生物而不有，而大恩生，万物生成也。万物不得天地之气，不能造化成形。天大恩生，若无恩者，天不望其报也。小恩惠，见其有者，望其报也。天恩与人恩异也。迅雷鸣，则甘雨降。天地生萌，烈风动则浮云散，万里天青，莫不蠢然。蠢动含灵，胎卵湿化，莫不总受天之一气生，何况万物之无情之物”（释“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山河大地人伦物类都是“总受天之一气生”，说明宇宙万物以元气为基本的元素。但是这种生成变化在功能属性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一方面元气以其固有的内在属性运动变化创造一切。另一方面如果形形色色的具体事物没有禀受天地生发的物质能量，不能形成具有独特个性的具体事物。显然这里的天地指宇宙肇始后已经建立起来的高下有别的自然秩序，否则“万物不得天地之气，不能造化成形”将不可解。但这又造成了认识的断裂，没有说明终极本源与现实存在两者之间的关系。
由于刘处玄对于形上学问题并没有过多的考虑，仅是接受传统的思想资源说明天人物我的统一与差别，而重点在于解释自我如何通过具体的修炼实现人生，形上学仅是一种理论的预设。“天者，天生于万物也。天生万物，天生成不收亦不取，济十方三界万民，亦不望其报”。来自于天地创造的万物，成为人类生存依赖的对象，但从未期待世人报恩于天地。而且现实世界凡圣之别的根源，同每一个体自我接受天地恩赐的程度具有内在的联系。“天中复有天外天，在地之上清气天也，至高八万四千里高天也。在人身各受天之一气，气有厚薄，冲和则生贤圣。逆而散，则沉下鬼”（释“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这一认识反映了刘处玄思想中存在着命定论的倾向，偏离了道家传统的认识立场。承认存在着“天外天”，既指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又指人类经验之天仅是无限宇宙中的部分，并非就是世界的极限。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固有不可改变的规律性周期性，“天发杀机者，暖极则变凉，凉变金风，金变于朔气，万木凋零枯落。龙蟠巨海，蛇蛰邃窟。冬至一阳生，渐生和气。至春分，万物生萌，龙蛇起蛰于陆地”（释“天发杀机，龙蛇起陆”）。这种不可分离的依存关系，决定着世人只能在现实世界里实现人生。而认识自我与宇宙万物的内在属性及变化原理，就是实践展开的先决条件。因为人类面对纷繁复杂的事物，彼此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如果不能适应客观存在者固有的运动变化满足人类的生活需要，必然导致失败的后果。
寻求自然秩序与主体自我能动创造两者之间的对应，成为人生必须面对的最为现实的问题。人类因依存万物而存在，适时而动达到认识实践的目的。而人类的能动创造于是呈现了宇宙存在的价值意义，但对无限的世界而言，人类的精神创造具有结构层次的不同。“天生天杀者，春温和气，天生于万物。至秋深金风动，万物枯槁，天杀也。生杀道理，天无情而自然也。天地万物之盗，天地四时而变通，造化成万物。万物之中，所藏天地阴阳之秀气也。万物，人之盗，人所盗万物之精，夺天地之秀气也。泯欲念，清静保守命也。人，万物之盗，人所欲，万物之华景，眼观五色，耳听五音，舌餐五味，醉饱腥膻，纵邪生淫丧命，乐极则哀。人若弃世而悟，无情则外物所不能盗也。三盗既宜，所盗无穷至宝，成形造化，世之万斛珍珠，难以酬价买也。三才既安，归依三圣教，明三乘，悟三皇，上运三光，倒推三车，耕透三田，周天三火，炉结三丹，神现三阳，升上三天。真而不朽，生而不灭，尽于物道也。真与道同，体则安也。”（释“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真正能够满足人类永恒追求的对象，是“夺天地之秀气”。其前提需要主体自我进行心灵的净化，但不是以彻底泯灭自我的情感欲望为代价。
万物的荣枯是自然秩序的表现，是阴阳五行之气在一定程度上消长循环的反映。宇宙的基本物质元素元气与万物以及人类自身，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即是“盗”。四时的运动变化节奏，更加具体地划分了阴阳消长的阶段性。万物蕴藏的“天地阴阳之秀气”，既是事物之间相互区分的根本决定因素，又是运动变化的终极推动力量。人类能够利用自然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不是盲目指向所有事物，而是“盗万物之精，夺天地之秀气”。在对自然界的发掘探索中，达到“清静保守命”的自我实现目的。作为有限的个体事物，每一个人又被万物牵制，耳目感官具有的生理性需求消耗着自我的生命能量，放纵其无度流溢最终走向灭亡。摆脱生死的周期性交替的出现，就在于通过“无情”的自我修炼成为坚不可摧的绝对者，为“万物所不能盗”，如此实现人生。刘处玄认为，“弃世而悟”的心灵自觉使自我清醒面对人生存在的困境，个体自我从此可以摆脱感性欲求的限制，把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指向对宇宙普遍本质的洞察。由于“无情”的自我能够瓦解任何外在因素的考验，可以粉碎一切自我毁灭力量的存在，因此独立不移。万物与天地，自我与世界实现了更加深刻的普遍和谐，绝不是因人类自觉人生的成就，降低了人类作为天地之心的崇高地位。其价值是任何尘世的财富所无法比拟的。是人类背离了“安”的宇宙固有的和谐秩序，破坏了内在属性应当呈现的功能作用，走向了自我沦落的可悲人生。
主张三教合一是刘处玄的基本态度，与宋元以来的社会思潮一致。服从于“三圣教”昭示的价值理想，对“三乘”的高下有别的价值结构之“明”，使自我不以现状为满足。“三皇”的内圣外王不朽事业之“悟”，则不会在人生实践上产生否定现实生活需要的偏差。“三光”的创造能量因被“运”于自我生命中，与“三车”之“推”的个体生理修炼结合，决定自我生命活动的内在机制“三田”，曾经抑制阻滞自我生命潜能的消极因素被“耕透”而释放于世界。自我生命内在的信息物质能量交换以“周天”的运行秩序旺盛流动，“三火”的强大能量将推动自我生命处于动态平衡中不会枯竭衰退。于是保障生命永恒的物质力量“三丹”凝结于自我身体之“炉”，照亮世界的精神“三光”冲破了形体的制约从心灵中升起于世界，安享于“三天”的彼此世界永恒不朽。刘处玄把人生的自由规定为“生而不灭，尽于物道”与“真与道同，体则安也”两个方面，前者指生命潜能彻底释放，后者指心灵的怡悦满足。说明真正的人生自由或宇宙存在的价值，只能以个体自我的永恒不朽智慧明觉证实。
（2）磨开宝镜而定于方寸的自我生命升华 只要自我生命存在，与物质世界的信息能量交换就不会终结。而信息能量的交换通过自我的生理机能表现，遵循其固有的法则进行。“九窍，九通之阳径，未通者，九阴之邪扃也。人心方寸空虚，内有灵明。上人九窍，中人七窍，下人五窍。心无窍，谓之愚人。邪阴生性浊，阳耀降神清，在乎三要。天光有日月星，地宝有金玉珍。道通有铅汞，真可以动静。天动则三光照，地静则三宝通，妙明则三灵结。动者动于形也，静者静于性也。古之贤隐，混世而不动心，居山而不著静。形明有，有动中。静通无，无静中。喧（须）动静俱忘，则得道之常妙也。”（释“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天人同构是刘处玄认识展开的基础，“上人九窍”云者虽然为无稽之谈，但刘处玄在此强调的是，生命活动与自然事物的运动变化的内在机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主从关系。发挥根本作用的枢纽，就是个体自我心灵的“灵明”。作为阴阳统一的主体自我，“灵明”需要以精气神的“三灵结”由潜在转化为实在，建立在抑制“邪阴生性浊”与开发“阳耀降神清”的条件上。这种转换与调节的方法手段，就是“道通有铅汞，真可以动静”的自我内在属性。“通”是生命机能的良性循环，“动静”之“真”则为心灵的动寂一体应感自如，保持着固有的和谐稳定。具体表现为形体之“动”与内在属性之“静”，动而非静心灵不得安歇，静而非动现实生命丧失了创造的能动作用。觉悟者以其“动静俱忘”超越了执著于动与静的对立计较，“得道之常妙”而安顿人生。
水火铅汞性情有无等内丹学概念，皆是阴阳概念内涵的拓展，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说明运动变化的内在根源。由于天人同构，自我形体与宇宙存在成为对应的关系。调节自我生理机能的活动与宇宙运动变化的节奏，使之同一就会使宇宙创造的能量容摄于自身。刘处玄认为，“火生人之心，日常触处，不万变之恶于者，乃人性也。念发无明火，则焚其木之性也。祸发必克，违吉而凶，丧福而祸也。克者，杀于真也”。心灵的意识活动是生命的正常现象，与外在事物发生了冲突，加剧心灵活动向善恶是非的选择方面发展。“无明火”的愚昧无知彻底侵扰了心灵的宁静，就会完全破坏生命之“真”的积极创造作用。“知之修炼，非烧五金八石之修炼。修性命，则达理通玄。三教谓之悟道。常救物衰，世知天恩而谓之积德”。外丹修炼遭到了刘处玄的否定，认为人生的自觉在于“修性命”，其内容为“达理通玄”，觉悟宇宙人生的本质。如果能够像《金刚经》那样，“除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四相，心上无万愆也。如天无云，性如朗月，自现圆明正性也”。扫除了计较执著的心理幻相，自我心灵的“圆明正性”就会呈现出来。圆指完满无缺不存在丝毫不足，明指理性直观的能力可以洞察宇宙人生的本质。正则表示存在状态就是本质存在恰如其分的反映，性为自我内在属性。“性者，如树之根也。身者，如人之形也。万法者，如树枝叶也。《阴符经》造化之趣，如开花结子也。世人学道，谓不能尽通其理，各分别执根梢枝叶，开花结子，自执自是他非，有四相心。未除谓之傍门也。”（释“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正因为自我内在属性“如树之根”决定着现实的生命存在状态，而万物如同由自我内在属性滋生的“枝叶”，必然是根深方可蒂固。如果自我心灵偏离了内在属性的制约尺度，特别是有“四相心”，就会阻滞“圆明正性”固有的潜能反映于世界。而成就人生并不神秘，不过是顺应其自然发育的过程使之“开花结子”，把认识实践指向了“真与道同”的自我塑造。
火候问题在内丹学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摄取宇宙万物的能量且激活自我内在潜能，达到永恒不灭的境界。这就需要对天人同构的具体内容予以细致的规定，否则不足以指导世人的实践活动，流于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教，失去了现实意义。
日月有数，夏至昼六十刻渐减一，阴生也。冬至四十刻渐添一，阳生也。卯时东海日生，酉时西山日坠。《清静经》云，大道无情，运行日月。日者慧光运而抽添有数，月者人之命也。男子十六岁全其二八真金，若不悟无情，三年灭一两，至八八六十四卦尽，肾海枯竭也。多欲则未卦尽而夭寿，节减欲则益寿延长，盈而亏则人死，圆而不缺则人生。大小有定，大者道也，道大包含天地。小者微也，论微之妙，入于毫芒，运而天地不能量，用而鬼神不能见，自然有定于方寸，圣功生焉，天之道也。天大恩生，济人养形。道圣功生，救人修真，神明出焉。隐而神游于三宫，显而神通于八表。（释“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
调节自我生命能量，就是要“倒推三车，耕透三田，周天三火，炉结三丹，神现三阳，升上三天”。具体的入手处则在于把握阴阳消长的变化，与自我生理周期相互参照。夏至与冬至作为阴阳消长转折的标志，需要主体自我自觉服从这一原理，将之运用于丹田的气息运转。然而内丹修炼能够达到自我人生意义的实现理由，是因为这一认识实践活动的展开，将本体之道的决定作用完整地反映于自我生命存在。由于“自然有定于方寸”，因此“圣功生焉”。刘处玄以为这就是“天之道也”，离开了自我的精神自觉无天道可言。虽然价值秩序与自然存在小大有别不可改变，但可以为自我“养形”的具体事物，不能达到“救人修真，神明出焉”的人生自由。只能回到自我生命存在，最终使有限的个体自我突破生死有期的限制，“运而天地不能量，用而鬼神不能见”，成为永恒的绝对者。
自我本质存在与存在状态的冥合，不允许有点滴的人为因素存在，而且必须“定于方寸”，然后具有真实的指导现实人生的价值。这种冥合不是有一个昭昭灵灵的东西悬置于外，只能存在于自我生命中。“隐而神游于三宫”是指本体之道的真实不虚因自我的丹道修炼证实于自我生命，不是知识的传递。“显而神通于八表”则自我的明觉智慧照亮了世界，宇宙万物无所遁逃，无不在自我心灵的观照之下显示其真相。宇宙万物与主体自我的依存关系，于此得到了根本的揭示。“天有五贼者，天无贼，非世之盗贼，亦非人之六贼，却是甚贼也。天有五方，正气在人身中，为神之母也。周天十二时中，自然抽添运转，至妙无穷，谓之无中有。天地傅阴阳秀气，生于万物。人食五谷养形，滓秽沉于水火。五谷之精在人身中，保而为命也。命得性而久，性得命而寿。命者，北海之乌龟也。丁翁常抱则成形也。五贼者，真阳也。天之真阳，见其真阴，五贼盗其北海之宝。宝之者昌，如万物人之盗也。”（释“天有五贼，见之者昌”）心灵的主宰判断作用，自觉把握了“正气在人身中，为神之母也”的要义，通过在循环往复的“周天十二时中”有意识有规律的气息调节控制，就会生成无穷无尽神妙不测的变化。“无中有”指无规定性之道就表现于“神之母”的“正气”中，因“阴阳秀气”潜在于万物，食物使每一个体生命得以滋养。但是“命得性而久，性得命而寿”，自然生命以内在属性运动变化达到永恒。刘处玄以“命者，北海之乌龟也”的象征性语言，说明丁翁与之不离而形体不会枯朽。自然存在的“真阳”以“真阴”的形态呈现于世界，被金木水火土五行窃取而成为具有稳定属性的事物。因为五行以“真阴”凝聚成形获得自身稳定的属性，不使其离弃于自身而兴盛，所以“抽添运转”就是主体自我像五行与“真阳”的关系那样，获得永恒的生命活力。
如果仅是顺应阴阳的自然消长秩序，生命迎接的将是死亡，与人类永恒的自由追求不符。塑造自我不朽的形体只能从生命存在的机制寻求突破，既然阴成质阳生化，一方面精神活动不能丧失，另一方面则需要使自我在认识实践活动过程中损失的能量，得到合理有序的补充。这两者的相互依存显然不能以外在的事物作为目标，只能回归于自身。
五贼在心者，五行颠倒也。在心则真水上升也。逆则心窍不通，肾水下行死路也。世之不达圣人之道，不行道之人，皆如此。古之悟道贤达之士，多异说。世人各执所见，分别高低，正能容邪，邪多谤正。邪法余观，恰似荧虫之耀。正道有似日月之光，夜暗则微且显，若见日月之光辉，照遍十方三界，岂见萤耀也？圣人掌握宇宙，阴阳变通，地天交泰。万化生乎身，万化成形也。万物之中，唯人一物至尊至贵也。夺造化，内修身外之身，谓之得道。通万化，哀众生，悟金枷玉钮，石火风灯，世之梦幻。远浊恶而近于清善，外应人道，内行太上祖佛之真趣，万法归一。混世而性如莲出水，谓之全其德。此乃上仙，万化之明达也。（释“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
逆炼的“五行颠倒”依然需要遵循生命固有法则进行，世人由于对自我生命机能缺乏认识理解，虽然有实现人生的渴望却苦无修行之门。作为“至尊至贵”的人类，所以尊贵是因为能够“夺造化，内修身外之身”，使自我永恒不灭。身外之身指经过内修成就的三花聚顶五气朝元的形神化质，得道的人生自觉以此为必然结果。人生的自由在刘处玄思想认识中，表现在“万化之明达”的智慧明觉，洞察宇宙人生的真相。“外应人道”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规定，强调修道者不仅需要履行个人的责任义务，而且应当过正常人的家庭生活。这是早期全真道思想中不多见的主张。
自我的德全就是对“余观”的浅薄认识的克服，将正确的认识转化为积极自觉的实践活动，因心灵的明觉与对价值理想的坚定持守，保障个体自我处世不染。“万法归一”意为心灵消除了不同事物的疏离割裂造成的认识混乱，这就是如同“日月之光”的“正道”，因自我的精神自觉以无限智慧照亮了世界。虽然混迹人间的“混世”状态没有改变，但“性如莲出水”出污泥而不染，愈发显示其可贵。日常生活与实现自我打成了一片，完全不需要离群索居或自我折磨证明自己的高尚。
食其时，饥时遇美膳而不爱，逢粝食而不嫌也。为杀生，食膻腥，亦不修斋餐莹素，但饥时不论粗细，困时睡，闲时唱，快时吟，要坐则坐，要卧则卧，要住则住，要行则行，放四大无拘自在，则百骸理也。十二时中，只要真心常湛然，动者不可动于心也。内现宝光，应物动于形。机者，圣人贤人君子谓之智，将军谓之计，常人谓之机，小人谓之脱空。圣人为智大理深，世人不能尽明其理，怀妙智，口应常机。信者听，善者从，万通阐化，顿悟则安静，道生也。人知其神而神，世人只知地祗阴神而神也，以木雕泥捏神为神。愚者不知，凡造一分愆过，则天降一分祸患。杀害猪羊，广烧钱马祈祷。有病则求安，有祸则求福，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不知天上阳道至神，各分方位，暗察人间善恶，世人造善三年，不经千日而降吉祥。人若造恶千日，不经三年而降祸患。世人不知万物之中，最灵最通者自己元神，有通天彻地辉耀。古之贤圣，尽是悟道修真从凡入圣。西天一佛，至二十八代佛，未修行时都是众生。为六根清净五眼圆明，泯四相，名为佛。佛者，人之性也。性者神，神是性，只是异名。释门性，除四相谓之佛。道门神，忘四相谓之仙。（释“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
行住坐卧只要心灵安适就是中道，关键在于“真心常湛然”，就可以使自我不被经验表象迷惑，不为人生的顺逆动摇。“湛然”的“真心”能够恒常如一，就无须祈祷烧香，自然能够以心灵的自觉“应物动于形”，摆脱了一切困扰人生的消极因素的干扰，能够始终自由自在。
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自然过程，知识的学习积累同样如此。但对人生的自觉而言，悟道或证道却不是知识数量的多少可以权衡，只能是刹那间自我心灵光明顿现，瞬息融会贯通了过去彼此疏离的事物，使本质存在与存在状态冥合。“机”这一表示决定宇宙万物枢纽的概念被刘处玄弱化，突出了主体自我观照宇宙运动变化智慧的地位，而与“机”密不可分的“时”概念，其普遍的理论价值在刘处玄的思想体系中的地位自然降低。实践性意义突出的火候理论，在这处玄这里以一种常规的方式进行了处理，智慧明觉成为核心议题。“性者神，神是性，只是异名”的判断，正是这一认识态度的延伸。认识自我占据了成就自我的核心位置，而解释凡圣之别的根源上升为刘处玄思想学说必须需要解决的问题。
人之天性，各有善恶。巨微所慕，文武道俗，贵贱高下，人之性自古至今，投胎换壳，贩骨更形，如蚁巡环，未曾暂止。人心之机日常万变，各有巧拙。正邪深浅，慈毒孝逆，宽窄长短，清浊贤愚，爱憎是非，察其心机，则知人性也。立天之道，天之道愚。不知天之恩大，春温夏暖，秋凉冬寒，四时而变态，生成万物，济于人世。富贵者锦衣美膳，贫贱者粝食粗衣。各各如意。道生于物，朴散以为器。妆点人间，如花似锦。万民欢乐，天之道以定人也。贤者明天道之理，暗行天道，不言而善应。夷德不令人知，洪禧不望人报。若依此行天之道，其德以定，济于人也。内怀通达之慧，人要万化俱明，万法俱通，万物无私，万尘无染，性通于命，命通于天，天通于道，道通于自然，内全其道，外全其德，谓之贤圣。（释“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本来刘处玄主张“天上阳道至神，各分方位，暗察人间善恶”，这对虔诚的道教徒自是必然的事情。但重点却在于揭示认识自我对实现人生的绝对作用，因为“万物之中，最灵最通者自己元神，有通天彻地辉耀”。固然自我是宇宙万化中的一员，但其为最灵的杰出地位不在于是否与世界的自然依存关系不可改变，仅在于“内全其道，外全其德”成为觉悟者，尘世的富贵福寿与此无关。可是把“阳道至神”当作外在于自我的奖善罚恶的主宰，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原来坚持的天人同构立场。“智大理深”蕴藏的深刻内容遭到了不应有的转移，严重影响了认识的完整。
在另一方面方面，凡人的以“脱空”为机，将军推崇的智谋为机，乃至贤圣的智慧为机，反映了对自我存在认识的深浅。某种程度也可以视之为人类知性发展过程遵循的不同认识阶段。“未曾暂止”的自我“天性”，在与世界的物质信息能量交换中，出现“善恶”与“邪正”等现象不可避免。修心炼性只能是自我心灵的净化，不能把气息的调节当作实现自我潜能的主要对象。认识判断需要从“察其心机”的现实活动加以把握，这样也就从根本上明白了凡圣何以有别的问题。每一个体自我“天性”的本质存在不能存在不同，如果不同则人类失去了统一的内在属性，虽然气质个性的确不可能同一，但面对世界能否“各各如意”却是十分现实的考验。既然宇宙万物无私地“济于人世”，不论贫贱富贵都可满足则是最为迫切的问题，不这样就丧失了人生的乐趣。保持安宁稳定的心态，将逐步“行天之道，其德以定”走向人生的圆满。“通达智慧”生起于自我心灵，做到“万化俱明”，因此可以与天地合德。世人由于拘执于自我存在以及情感欲望的满足，不能法天奉道，阻滞了内在属性趋于同天地等同的可能道路，宝贵的生命无可挽回地走向凋谢。如果能够像天地那样无私无为，自我心灵一尘不染，那么自我身心内外就会贯通无碍，臻于“道通于自然”的极致。尘世的富贵贫贱不能改变自我心灵的属性，人生的根本幸福在于实现人生，一旦认识了这一绝对原理，就可以激发自我超越有限个体造成的限制，追求更为广阔永恒的价值理想的信心。
刘处玄重视心灵的塑造净化的立场一以贯之，其“贤者明天道之理，暗行天道，不言而善应。夷德不令人知，洪禧不望人报”的论断表明，无意赐福于人类的天地，运行变化的秩序规律从来都是人类认识的对象。可以随着人类历史文化的不断积累，日益拓展为后人继承。纵使人类永远达不到彻底认识世界的程度，但是其基本的运行秩序与原理，既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基本内容又始终为人类把握。因此，认识自我远比认识世界更为迫切。
人发杀机者，人性乃纯阳之灵耀也。人心总所爱欲，于世之万物之有恋。火宅恩爱，七情争名，竞利所迷，酒色财气，种种欢爱所著，无有尽期。念念欲情，皆属于阴也。性著于阴，下则肾海金龟泄，上则重楼玉汞消。魂迷魄散，真性无主。外阴旺，则内阳衰，逐物死沉下鬼。人若顿明至道，悟彻万物之有，谓之阳杀其阴。性如皓月，心清似天。万里无云，自然光显森罗万象。人发杀机，散尽群阴，自然魂清魄静，阴阳颠倒。天地反覆，造化生成，三丹而结，出天地之壳，蜕形显身外之身。（释“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
自我内在属性因其为“纯阳之灵耀”，具有不可遏止的创造冲动。而自我现实生命以“心”反映，其中包含着种种“属于阴”的情感欲望。“性著于阴”指先验的形上原理内在于每一个体心灵使之成为独特的存在者，觉悟就是要使固有的“灵耀”之“纯阳”突破“阴”的制约。阴阳依附统一造就了现实的生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只是主体自我的能动性创造性被“阴”滞著，“纯阳”生命力就会逐步瓦解。“魂飞魄散，真性无主”就是世人普遍的命运。摆脱成为“下鬼”可悲命运的觉悟者，因其“顿悟至道，彻悟万物之有”，明白了人生命运要靠自我主宰的道理，以其心灵明觉而超越一切情感欲望的限制。觉悟人生本质上就是“阳杀其阴”，即内在之“纯阳”扭转了自我身形具有的“阴”的属性，从而使“灵耀”冲破“阴”的阻隔，“性如皓月，心清似天。万里无云，自然光显森罗万象”。显然是指宇宙万物被自我纯洁光明的心灵照亮，而自我因经过了阴阳形神化质的锤炼，可以迎接自心内外的一切挑战而无危殆。“性通于命，命通于天，天通于道，道通于自然”的认识，于此获得较为丰富的规定。因此“通”表示贯通了心物主客，“命”与“天”以及“道”与“自然”，既指突破了个体有限的限制与天地一样永恒不朽，又反映了主体自我是以精神的自觉领会了宇宙的普遍本质，“自然”标志着在终极状态上的自我与世界以及自我知情意的普遍和谐的实现。只是“魂清魄静”成为可能具有合理性，但“散尽群阴”只能是一种不可企及的理想，至于“出天地之壳，蜕形显身外之身”更是内丹学的理想追求的反映，未必能够成为事实。
既然承认世界无穷，宇宙存在的意义只能被自我心灵呈现，那么“古之悟道之人，内性善巧，方便哀人，外如恶拙，可以伏藏。内光隐而不显也”。因为显露为眩耀，违背了自然无为的准则。而如果没有“善巧”之性，就不可能悟道。“世人伪巧，则生万祸，真拙则生清福。故天不言而自然变通，天无情而自然不老。人要明于天道，忘言则穷造化之妙，忘情则明亘古之容。人之所欲，多巧则多愆，多情则多患。忘世断情，则乃乐道保命之要”（释“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反复强调“明于天道”，实在重在指出认识自我的重要性，因为不能认识自我就无法“明于天道”。而知情意统一的自我，内在属性的结构层次与外在的功能作用不是并列的关系，“纯阳之灵耀”必须以超越情与巧的执著为条件。由于世人不能反观于自我存在状态与本质存在的关系，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忘世断情”，心灵的光明自然不能照亮世界，“穷造化之妙”的人生自觉成为永无实现可能的幻想。“乐道保命之要”的基础就在“忘世断情”，这一认识实践的前提条件如果发生了动摇，就会葬送自我光明辉煌的人生。
常乐道性之无余，厌身世之有余。我无喜，则无忧。人有欢，则有愁。悟恬淡，得真常。迷声色，失之幻梦。至静性廉，至静则尽于物也。性廉如莲，不著于水也。达道之人，居尘不染，在欲无欲。磨开宝镜，应物之形影。何碍有一告等，不达中边，悟道之荧耀。认至静弃有著，无有取舍之妄想，分别高下。夸得道之妙，世之如麻也。按太上《道德经》云，善言不美，美言不善。正道真言不美，邪法伪传多美。管见之明爱其美，所以著于邪，不能达大道也。（释“至乐情余，至静性廉”）
激励自我走向实现人生的动力是对生死有期命运的不满，可是人生的真正幸福是心灵的满足。无数的经验事实早已昭示世人，尘世的富贵荣华只能是过眼云烟，自我解脱当然不能是对物质利益或现实地位的占有。唯当自我心灵凝湛而坚定不拨，容纳宇宙万物于自我心灵，最终不会产生失落不满的心理焦虑。这是因为自我心灵就是一面可以照亮世界的“宝镜”，其“纯阳之灵耀”从来蕴藏其间永恒不变，但需要自我以挑战人生的勇气“磨开”情感欲望之“阴”的尘垢打开，此即天地与每一个体自我固有的自然秩序。一旦“宝镜”被生命的激情“磨开”，情感欲望又如何可以干扰自我生命的纯洁完整，必然只能是“居尘不染，在欲无欲”。屡次以莲花为喻，正是此意。
意见的流行使真理遭到了遮蔽，老庄道家的精神旨趣不能光大于世界，使刘处玄倍感痛心。内丹学的火候、鼎炉、药物诸重要内容不为刘处玄关注，说明这些与实践修炼密切的因素并非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需要在根本态度上指明实现人生的目标，能够分辩是非，保障有限的个体自我的宝贵资源不被耗费于无端的纷争中。认识中的是非分别就成为“宝镜磨开”的内容之一，转化为自觉生命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则是考验自我存在状态的尺度。“夸得道之妙，世之如麻也”的现状刺激了刘处玄批判意识，以为付诸人生实践的努力更为可贵具体。丹道修炼于是被合理转化为成就自我直接可资利用的手段，而且成为检验现实人生存在状态的标志。
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愚者丧命，告天求安，日常积愆，祷圣求福。贤者知保命，则自神灵，无罪则道福洪。人浊恶，天地降其祸。人清善，圣贤赐其禧。天地众生，总造业不改，祷圣贤，万祸难免。中华女男，都崇真有志，不祈天地，常福常侵。我以时物文理哲，我以周天十二时，穷万物之变，文俊显，万华理。明显万通，哲极阐万化，自然清静无为也。自然，道也。清者天也，静者地也。无者性，与道体同也。为者施恩不望其报也。万物造化，与人造化无异也。天地运气，物通变也。玉鼎烹铅，则金炉炼汞也。七返通灵，九还丹结，姹女离宫，则婴儿坎户也。龟蛇蟠绕，则龙虎咆哮也。前朱雀行，后玄武随也。金翁守庚辛，则黄婆伴甲乙也。巨海捞金，则昆山凿玉也。黄芽长，则白雪生也。玉花开，则金莲结也。三光照，则七宝明也。二八无亏，则六三无缺也。金木间隔，则水火相逢也。恍惚之中，则隐显难测也，道之用也。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释“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
空洞的逻辑思辨缺乏现实具体的内容，虽然是人类认识世界实现自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自我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却不能从中找出现实的明确答案。“与道同体”使自我真正达到与天地同一的觉悟境界，必须落实确证于自我的现实生命活动。由于人生的自觉是一个过程，不存在天生的觉悟者，因此依凭一定的实践方法展开人生的旅程，内丹修炼就是最为恰当的选择。
运动变化的阶段性之“时”，与自我依存之“物”，具体事物的存在状态之“文”，与运动变化的条理秩序之“理”，唯当普遍全面地被自我心灵领会，使自我成为不被经验表象迷惑的睿智“哲”人。而且“哲极阐万化，自然清静无为也”。对宇宙普遍本质的洞察一定是以主体自我的“清静无为”为条件，没有任何刻意的安排算计就可以与道同体。“自然，道也。清者天也，静者地也。无者性，与道体同也”的认识指明了实现人生的依据。由于道即自然，而以清纯的天与宁静的地为代表的稳固宇宙秩序，其固有机制就是自然之理的反映，主体自我以无我无心无为无情的心灵净化达到了无规定的本质存在要求，因此可以“与道体同”。即自我内在属性在没有任何经验因素存在的时候，是光明纯洁的整体，而“至静性廉，至静则尽于物也。性廉如莲，不著于水也”则是经过了人生的自觉塑造，回归于“无者性”的先验存在状态，实现了与宇宙的普遍本质冥合无间。自我心灵的修炼与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遵循着同一的原理，“万物造化，与人造化无异也。天地运气，物通变也”。那么每一个体自我“玉鼎烹铅，则金炉炼汞也。七返通灵，九还丹结，姹女离宫，则婴儿坎户也”的身形心性塑造，就可以自为“神灵”，不需要把自己的命运任由天地摆布。金炉与玉鼎皆指自我形体，铅汞则是支持生命赖以存在的物质阴阳之气，其在自我身体内部的流动具有规律节奏，“七返”与“九还”表示周天气息调节的阶段性以及相应的成果。“姹女”与“婴儿”象征着阴阳之气与性情的活动状态以及固有属性，前者暗示其心灵的萌动，后者隐喻纯粹无瑕。“离宫”与“坎户”既指具体的生理器官心肾，又说明气息的流动因心肾的加工陶冶，不断达到动态平衡而与天地息息相依。这是有限自我能够打破生死有期限制的生理基础，亦即“磨开宝镜”的内容的具体表现。
（3）知道要妙与悟道修真的精神解脱 宋元时期成熟的内丹修炼规定，在刘处玄的《黄帝阴符经注》中被予以了简化处理。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出于保密的需要，一是必须以理性明觉提升内丹修炼的品格的原则立场使然。“龟蛇蟠绕，则龙虎咆哮也。前朱雀行，后玄武随也”诸论，反映的是“周天十二时”在不断的“七返”与“九还”的修炼阶段，五脏因其属性与五行对应，通过自觉调节产生出来的生命能量升腾景象。“三光照，则七宝明也。二八无亏，则六三无缺也”以九宫为模型，指出左三魂右七魄等生理器官以及内在功能相互依存的关系，经过前期的修炼形成坚不可摧的自我。更为重要的是，五行相邻者相生而相隔者相克，“金木间隔，则水火相逢也。恍惚之中，则隐显难测也，道之用也”。人生的成就不是人类的主观幻想，内丹修炼是本体之道被人类领会，自觉运用于自我生命潜能的发掘实现人生的结果。如果个体自我被纷至沓来的蛊惑人心的意见迷失了心灵的明觉，就葬送了自我的锦绣前程。“天人者，人性通于天也。合发则心尽于物也。人通彻人间世梦，明知荣枯宠辱成败，祸福哀乐。生死，古今之常事也。人通天理，真荣而不枯，真宠而不辱，真成而不败，真福而不祸，真乐而不哀，真生而不死。明道之常也，道常而通万变，定其性之基本也。至性通极无物，万变自然万通。如上善，方圆曲直，万派清通于江河淮济，入巨洋而混成归一，谓之深通。”（释“天人合发，万变定基”）仅为经验表象满足，就不会使“人性通于天”成为现实存在。而内丹修炼则使天人共同创造宇宙的奇迹，如此自我“心尽于物”，又何尝有人生的困惑。
真在道家思想中是一极为重要的概念，与伪相对。一方面指真实不虚，另一方面指固有的而非人为添加的东西。可是人生天地之间，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如意的地方，但是只要保持着自我心灵的纯粹无染，就会“方圆曲直”无不合乎中道。与“天理”相“通”否认了孤立了自我能够实现人生的错误认识，因此强调“明道之常”不仅体会了宇宙存在的永恒不息，而且更加突出地指向了唯有个体自我成为没有任何依附感的绝对者，可以“至性通极无物”，不会出现任何的不安或错觉。但世人总是放弃了自我努力，陶醉于尘世中偶然暂时的满足不能自拔。
瞽者善听，人之目，乃五脏之看窗也，通风则睹于外物也。如纸席僻风，相隔似瞽者，不能见外物也。外景不入于中，则空中有真响亮，善听无声之声也。聋者善视，但世之俗气到耳，则如聋也。道念到耳，则闻邪言者，亦如聋也。正理择其善者，耳窍通也。似凿壁透外光入于中也。视无物之物，乃明恍惚之妙也。绝利一源，忘贪而清平也。亦泯利贮财，损有余而惠不足也。用师十倍，至暗明有十倍功。利物爱人，有十倍福。三反昼夜，一反上元赐福，气降而清也。二反中元赦罪，神异而灵也。三反下元解厄，命通阴变为阳也。用师万倍，世人兴贩物货，万苦千辛也。更广有利者，难取一倍利，悟道修真，全其性命，得无穷福寿，住仙宫宝所，受天上富贵。譬喻人之求福利，则及万倍，便海变桑田，永居不夜之乡，真乐何至只万倍利也。（释“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有师万倍”）
没有觉悟的人生是可悲的人生，而人生的觉悟初始的起点就在于认识自我与认识世界，确定根本的价值与意义究竟何在。当个体自我存在于世界，不可避免地在心理情感乃至知性与实践活动所有方面，把自己与世界联系起来。然而世人往往为表象吸引，不能深究更加深层的决定力量。觉悟者则通过对自我存在状态的反省，力求达到“与道体同”的人生自由。这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决定了每一个体在宇宙中价值实现程度的高低。
打破遮蔽自己心灵视窗的幄幕，依然离不开自我固有的知性判断能力。“正理择其善者”不能凭空安顿于心灵世界，需要以抛弃情感欲望的干扰，保障心灵能够“善听无声之声”与“视无物之物”。如果人为地将自己与世界封闭，当然不可能“明恍惚之妙”，说明人类必然是在对经验现象与自我存在的普遍抽象提炼中，逐步达到理性认识的成熟。这种认识的成长伴随着实践的深入，就会给自我带来更加广泛的现实利益。“一反上元赐福，气降而清也。二反中元赦罪，神异而灵也。三反下元解厄，命通阴变为阳也”。刘处玄笃信神灵的存在，以为自我的修炼固然十分重要，但如果不能与神灵感通，则人生价值的实现依然会存在欠缺。由于道教的至上神三清为元气所化，这一认识同样包含着使自我回归于宇宙初始状态的内容。“命通阴变为阳”则为根本的归宿，唯当在此状态下突破生死。
心生于物，著于物外也。死于心，死则通于灵物也。世求生，则性归死路。达道则守死，神游生路，道与俗，生与死，路异相违也。机在目，外目视于物，心动于机也。利而有害，贪而有争也。慧目视灵物，明于天机，知道要妙，物我俱泯也。俗机益于己，损于人。道机损于己，益于人也。（释“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
生命活动不能人为抑制，感受外在事物引起心灵的反应，这是人类不可逃避的现实。可是如果能够“悟道修真，全其性命”，就会“得无穷福寿”。因为“死于心”，不是心灵能动反应机能的消亡，而是“通于灵物也”，从此不再被经验表象牵制，是心与“灵物”相通融会为一。深考其突破经验表象的根源，在于“心动于机也”，观照宇宙人生的终极智慧成就于自我心灵，因此能够“慧目视于灵物，明于天机，知道要妙”。神妙不测的“灵物”指阴阳的相互作用，“天机”则为运动变化的枢纽，“道”之“要妙”统一了自我心灵的观照能力与自然变化的关节点。因为被主体自我所“知”，获得了根本的满足，所以能够“物我俱泯”独立不移。
传统的天人同构理论深刻渗透于刘处玄的思想认识的各个方面，主客心物的双向实现人生道路，是其认识的鲜明特点。由于首先肯定了天地万物先于有限自我存在，宇宙与自我是对应的关系，从这一传统思想观念出发，刘处玄把认识的重点转向了如何实现自我与宇宙彻底同一的方面。即前者的存在论问题在《黄帝阴符经注》被弱化，而通过对自我的反省达到在认识与实践两方面符合宇宙必然规律的要求，上升为核心讨论的内容。虽然对自我存在问题刘处玄同样没有过多地予以分析，可是强调了“观者五眼圆明也，明其天眼慧眼法眼道眼神眼，五光明彻，则五蕴归空，见其天道也”为人生指向的终极目标。这样把自我生命永存与智慧明觉彻底沟通，统一成为标志自我价值实现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因为“五眼圆明”一方面高度提升了经验感觉的积极价值，另一方面则赋予了理性直观与道同体的属性，使人生自由既因自我形体的动态平衡永存不灭获“身外之身”，符合道教的理想追求，又因智慧明觉超越了感性表象的限制，洞察宇宙人生的本质。这一切统一于主体自我，绝非简单的空话，所以能够反映于现实生活中从容自在。这是本体之道与自我心灵冥合，人生最终没有丝毫遗憾的具体表现。“道者，天地万物之外，虚无之体，在人身瞥见，亘容以虚心，则至性与道相合也。执者守真而不伪，悟正而不邪”。明确表达了如果本体之道被抽象化为普遍的逻辑概念，不能“在人身瞥见”，就失去了满足现实个体生命需要的价值。
丹道修炼使自我深化对世界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现实生命创造的能量。作为反观自我实现人生的方法手段，自然不能与本体之道等同。可是自我内在属性如果分裂为二，一方面道将丧失其本体的地位，另一方面自我也不可能存在于世界，将是一个严重的认识谬误。
只要一切众生，悟天之道，理尽而明矣。要人万事不憎不爱，如天之平等。人之有情，悟天之无情，便是报天之恩也。若不依天理，纵浊恶邪淫，多病夭寿，死沉地狱受苦。尽则堕于傍生，失其人身。若依天之道，常善则气和，常清则明性，常忘情则保命，常无染则明道，常不犯天条则无罪。不修世福，抱道全其真福。不殃傍门小法，顿明无为万法。所以三界无拘，尽矣。（释“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服从于“天理”而实现人生就是“磨开宝镜”的实践过程，以“蜕形显身外之身”与“五眼圆明”为内容。具体要求为“不憎不爱，如天之平等”。意为摆脱了价值评价上的自我独尊才能心容万有，而“观”的认识成长驱使自我自觉依凭精气神的调节循环，逐步走向形神化质的人生不朽。“常善则气和”等，就是对丹道修炼实际效果的肯定。“生者死之根，世之求生之厚利多，则害身入于死路也。死者生之根，抱道不求生德多，则全身入于生路也。迷者昼贪世宝，夜丧内珍。悟者坐忘世梦，卧守内真。恩生于害，七情恩。怜于伪，六贼暗害于真。害生于恩，害生者，慧剑断爱欲也。于恩者，达道知天恩也。鷇食而人无害，鹑居则情无恩。”（释“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求生而误生是人生面临的困境，刘处玄认为还是不能“五眼圆明”造成的可怕结果，违背了“如天之平等”的原则要求。
（4）以道德天报成就圆满的人生 能否以生理性的气息调节达到精神活动的和谐完整，这在道教的思想传统中完全不是问题。因为道教对生命问题的认识理解，从来都强调形神的统一，否认形神两者的分离还可以存在着现实的生命。由于认为通过丹道修炼可以起到心灵净化的作用，抑制情感欲望的泛滥波动，这就合理导出了丹道修炼的过程就是自我形神化质过程的认识结论。只是在逻辑关系上予以了不同层次的区分，并且把实践的具体要求根据不同情况加以确定。“悟者坐忘世梦，卧守内真”强调人生没有片刻安歇的可能，不允许有丝毫的懈怠。平和的心态引导自我如同禽鸟一样制服百禽，成为傲然屹立于万物之上的独立者，逍遥于世界而自在地安享人生。“禽之制百禽异胜者，南山赤凤也。通轻清之气，性灵则乘风入于九霄，在气浊则沉地。清则升天，因下浊而上清。乌龟吸乾北海，吐轻清元气八百一十丈，乃九九之阳数也。禽之三寸，冲和与元气相接不散，气通神，神通道，道通自然。”（释“禽之制在气”）如果能够激发自我的内在冲和之气，与宇宙不息的“元气”相互渗透贯通，就会“气通神”，产生神妙不测的生理变化与观照的智慧，“神通道”而宇宙普遍本质冥合，成为“道通自然”的实现了绝对自由的觉悟者。不能以自我存在为价值判断的基础，就会堕落于旁门左道，害人而误己。
高度关注主体自我能动性与创造性的思想，在《黄帝阴符经》中有着十分充分的反映。人类通过对宇宙万物的洞察领会，能动地创造出满足自我生命需要的环境。自然已为人类的人生解脱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但如果离开了主体自我能动的发掘探索，就不会服务于现实的人生。其核心关键，刘处玄认为知天恩而图报于天，是成就自我的不二法门。
其盗，机也。万物之机，所盗天地之气，天下莫能见。天大恩生，莫能知。愚者只知自能养其身，不知天垂恩而养万民。春种秋收夏结冬藏，应时霜雪雨露滋荣万化。世之知天恩者，性通明达也。君子得之固穷，穷通道，则天地通。天地通则万化通，万化通则神通，神通则应机万变，抱一无离而阅然，赜真返朴。小人得之轻命，小人得时欺谩天地，不敬贤圣不遵国法。不仁不义，自强他弱。害物伤人，愆极则天报。君子重性，得通贤圣，小人轻命，失堕傍生。（释“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穷，小人得之轻命也”）
纵使自我因对自然世界的合理利用实现了人生，但宇宙万物绝不会因此掠夺人类创造的精神价值。个体自我如果能够“自养其身”，虽然不失其现实的利益与价值，但远不及“养万民”更能体现觉悟者的博大情怀。真正实现自我的觉悟者，因其领会“天恩”对世人的眷顾，不在于自然创造的万物满足了人类的物质生活需要，而是以其生生不息的伟大创造精神，引导启迪世人迈向无限的人生解脱道路。对宇宙意识生命情怀的真正领会，是“性通明达”的自觉。尘世的富贵贫贱不是“穷”，而是以自我潜能的彻底释放毫无遗漏地容摄宇宙万有于自我心灵，“盗”正是主体自我积极探索世界实现人生的反映，落实于对“机”的内在机制与决定力量的洞察。
宇宙的价值意义体现于人类的精神创造，而自我的心灵净化智慧明觉，以洞察了宇宙人生的奥秘为核心指标。由于主体自我知情意构成了完整和谐统一的整体，因此能够“神通则应机万变，抱一无离而阅然，赜真返朴”。同时以自己的无限创造能力服务人伦大众，成为理想人格的典范。如果自我内在属性结构层次与功能作用还存在着点滴的错位与不和谐之处，与整个世界就会存在着疏离的现象，当然还处于实现人生的过程中。更不要说那些违背人类的价值规范与逆自然之道而动的世人，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下鬼”的命运。
天施恩不令下知，至私也。生成济于人世，至公也。人之有道，如石中藏玉。世之肉眼未见其珍，频磨频琢，异日功成。现身外之身，朴散成于大器。人之无道，似蠹木之树，见用斧用锯，片时朽烂。唬得魂飞魄散，浊性永堕幽冥。修道哀世，苦尽甘来，造恶福谢，万祸临身。天意顺者逆行，逆者顺行。君子之上贤，达崇于道德天报。预至私，尽至公。小人之下匹夫，竞于色财天报。先至公，终至私。（释“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寻求天人物我的对应关系并最终使这种对应成为现实，是道教认识的出发点以及终极归宿。中国人以宇宙为诗意的宇宙，在《黄帝阴符经注》得到了具体的反映。“施恩”于人类的自然之天，本身没有人格意志，却使世界万物无不普受阳光雨露的滋润。世人生存于这样的和谐环境，则以人类的情感意志感受着天地的恩情。人类回报于天地最为可贵的东西，是使“有道”于人身的潜能，“如石中藏玉”，经过“频磨频琢”的修炼，使原来“肉眼未见其珍”的宝贝呈现于世界。当“现身外之身”成功之日，“朴散成为大器”，达到了与天地等同的不复可加的高度。
道家从未贬斥平凡的世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应有尊严，只是对世人予以了高度的期许。以为有限的个体自我，只要经过自我自觉的修炼，就可以“成为大器”而超越固有之“朴”的局限，解除个体自我之“私”而趋于“公”的普遍平等，只因“人之无道，似蠹木之树，见用斧用锯，片时朽烂。唬得魂飞魄散，浊性永堕幽冥”。情感欲望的内在煎熬遮蔽了知性的明觉，追逐外物造成的矛盾冲突又严重地限制了人生前进的空间。不能迷途知返，就会使自身原有的生命创造能量消解殆尽。如果等到“万祸临身”之际始知昨日之非，实在是悔之已晚无济于事。“私”的个体自我的独立地位不容动摇，但并不因此丧失自我之“私”内在的“公”道，因此可以“预至私，尽至公”。当投身于世界的时候以自我为起点，别人无法替代，此即“至私”之意。倘若“达崇于道德天报”，宇宙的福泽汇聚于自我没有丝毫的不足，则是消融了一切有限性制约的“至公”之“尽”。如果与之相反，就是“先至公，终至私”。从人类普遍遵循的认识实践起点迈向人生之路，结果却是自己承受“永堕幽冥”的“天报”，不可能转嫁或减少。
道与德，气与机以及心与性等重要概念，对于一个完善的思想理论来说显然是需要认真加以规定的对象。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从刘处玄的《黄帝阴符经注》中，获得完整明确的规定。因此仅能从基本认识态度方面考察不同内容的具体所指，这也几乎是宋元时期道教理论界的普遍倾向。固然刘处玄与其前辈一样，视内圣外之道为必然的认识实践追求，但是在《黄帝阴符经注》中是以肯定现实的人生的间接方式加以表达，这与早期《黄帝阴符经》的注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我们几乎引用了刘处玄《黄帝阴符经注》的全部文献材料，且试图在分析的过程中推导出其认识的合理逻辑结构，最终只能得出在高度重视主体自我能动性创造性，肯定智慧明觉与丹道修炼的价值方面，刘处玄深化了对《黄帝阴符经》的认识的判断。由于强调自我潜能的完全彻底释放于世界为人生的根本使命，以此为核心线索考察刘处玄《黄帝阴符经注》的理论学说，的确在其重加阐释的部分体现了时代的精神气质。
不论是“朴”还是“磨开宝镜”乃到“如石中藏玉”，都表达了主体自我的潜在能动性创造性，必须通过自觉的人生实践得以成就为珍宝的思想。这就较好地回答了具有“灵耀”的自我内在属性，如何通过具体的方法手段使之呈现出来的问题。内丹修炼作为主体自我成就人生的基本道路，兼指心明的净化与道德的修养两方面的内容，而抑制自我情感欲望的放纵流溢，与激发自我生命潜能特别是在感性知觉基础上实现智慧明觉的理性直观，终究使个体自我不断蝉蜕羽化而“现身外之身”，成为长生久视智慧明觉统一的神仙。这就是道教昭示的理想人格与人生意义的底蕴。考诸刘处玄《黄帝阴符经注》的各方面内容，因关于形上学方面的讨论实在过于简单，重要概念范畴皆未展开具体明确的规定，使其理论在逻辑关系的严密与明晰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固然智慧明觉的核心内容贯穿于各个方面，起到了融会丹道修炼与揭示人生困境诸方面认识的作用，但直接类比判断者多而分析演绎者稀，可以感悟心灵而不足以从根本上推动道教思想走向更加严密的程度。
三、对《黄帝阴符经》认识的变化
早期《黄帝阴符经》诸注，以包括了张良、太公、伊尹、诸葛亮、鬼谷子等的《黄帝阴符经集注》、李筌注、张果注与《天机经》为代表。而在李筌与张果之前，除了上述提到的注释，可能还有一些未曾流传于后世的作品。因为张果广为引用的一种无名氏的《阴符传》不为后人所知，且称接触过先圣数家的注释，恐怕不是指太公等人。而此隋唐以来《黄帝阴符经》引起了道教理论家的注意，从有基本确切纪年的李筌与张果的解释开始，都广泛以《易传》作为发掘《黄帝阴符经》旨趣的参证。以此为契机，汉代成熟的阴阳五行学说与道教的修炼方法进入到对《黄帝阴符经》的解释中，赋予了《黄帝阴符经》较为丰富具体的形上学依据。而内圣外王之道一致成为这一时期理论家共同的精神追求，对于其它方面的内容较少论述。
这些作品的认识深刻影响了后世道教理论家的认识发展，道藏中所收注释《黄帝阴符经》的多种著作，除朱熹的作品之外，几乎都把内丹修炼作为重要的对象，发挥《黄帝阴符经》的内在价值。而其源渊显然受到了李筌的章节之分与相关修炼内容的讨论的启迪，并随着内丹修炼的不断成熟，使这一部分内容在各种注释中的比例更加突出。张伯端曾经指出，“《阴符》宝字逾三百，《道德》灵文满五千。今古上仙无限数，尽从此处达真诠。”（《悟真篇》卷中）一方面高度肯定了《黄帝阴符经》的思想成就，另一方面指出了古往今来无限的觉悟者，都是遵循着《黄帝阴符经》与《道德经》昭示的认识实践道路成就自我。而这种自我人生实践的方法，在张伯端心目中显然是内丹修炼。可是《黄帝阴符经》提供给世人者，至多只是暗示性的理论概括和核心的思想原则，极少存在具体的实践方法的说明。这一重要现象的存在，既反映了宋元时期流行的张果注与李筌注获得了道门的认可，又因张伯端在道门中的崇高地位以其认识判断，鼓励着后来者将基本的认识原则具体化为内丹的修炼实践。
以智慧明觉洞察宇宙人生的真相摆脱依附实现自由，是老庄道家的一以贯之的传统认识。道教长生久视的生命实践如何与这一终极目标同步且对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两者并不同一。认识实践的深入使道家理论家们逐步意识到，自我气息调节实现脱胎换骨的内丹修炼，开辟了一条认识自我的切实可行的道路，而且通过自我修炼有助于更加深刻全面完整地理解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但所有的认识实践活动，由于是主体自我生命存在能动性创造性的反映与具体表现，决定认识实践展开的主宰力量是自我心灵。而道教对生命问题的基本理解为形神统一，知性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存在者的本质属性。南北朝隋唐五代的道教理论家，自觉调整了不同问题在整个认识体系的层次关系，使认识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围绕主体自我存在，考察自我与世界的依存与疏离现象，通过揭示自我本质存在与存在状态的关系，说明认识与实践以及知识与真理两者之间的差别与同一。结果合乎逻辑秩序地突出了人类以主体自我认识观照世界，在认识实践中成就自我的地位。即承认了宇宙万物因主体自我的存在而被证实，离开了自我存在，世界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状态如何等问题皆无意义可言。
由于来自感性经验表象的素材经过知性的加工筛选只能形成上具体的知识，是对世界某一环节、片断、局部或个别属性的把握，无法达到对无限宇宙以及其内在普遍本质的容摄。必须以自我固有的理性直观能力提升知性的认识成果，实现对宇宙人生普遍本质的洞察。而主体自我作为知情意统一的整体，如果不能将生命潜能发挥至淋漓尽致的程度，就与无限的世界存在着疏离，自我知情意没有回归于先验的本质存在与存在状态同一的固有结构上，当然不能实现人生的自由解脱。激发自我生命潜能则需要明确知情意的功能属性，并在认识实践中发挥其积极因素而消除其消极力量瓦解自我生命的创造能力，在认识实践中成熟起来的内丹修炼，于是成为沟通主客心物内外的渠道与桥梁，最终以自我心灵的净化，达到自然无为的至极状态实现对自我与世界普遍本质的领会。隋唐以来道教内丹学尚未达到成熟的阶段，因此反映于这一时期道教理论家作品中的相关成分比较单薄。正是随着内丹学的走向成熟完善，改变了前人认识与实践相关内容不对应的欠缺，使道教思想继续深化。刘处玄的《黄帝阴符经注》则具体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新旧认识先后交替阶段的认识特色。
张伯端敏锐地把握了《黄帝阴符经》的精神实质在于内圣外王之道，特别是其中积极面对人生的态度，以及高度赞扬主观能动性的适时而动的认识原则，这些内容应当就是深为张伯端激赏《黄帝阴符经》的理由。恰恰是这些要素的存在为内丹学理论建构提供了广阔借鉴空间，成为后世道教理论家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阐发《黄帝阴符经》思想价值的核心依据。刘处玄的《黄帝阴符经注》虽然存在着众多的逻辑欠缺，但是在精神实质上反映了时代的认识潮流，成为千余年以来留存于世的百余种《黄帝阴符经注》中承前启后的著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如果从另一方面考察，前代就已经出现的“身外之身”的概念究竟具体内涵是什么，关系到对道教思想认识的评价问题，因言者人殊在目前难以获得统一的理解。这成为我们今天考察刘处玄《黄帝阴符经注》的一个盲区，希望日后能够更加具体地揭示其准确的意义，这样才能推动道教研究的不断进步。
宋元以来的道教思想以内丹学与老庄学两大系统为代表，彼此间又存在着相互渗透影响的情况。作为道教内丹学理论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黄帝阴符经》这一脉络，因其与老庄学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对其理论认识的不同历史过程的梳理，有可能成为未来道教学研究实现全新突破的重要方面。我们今天的研究除了拓展教派、人物、历史、礼仪、文献等的认识范围，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需要加深对以老庄学、《周易参同契》学以及《黄帝阴符经》学等为代表的道教教义思想价值的发掘，以期全面客观地反省道家道教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同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包括对其消极性因素的考察。这是一项需要长期付出不懈努力的工作。
（丁鼎主编《昆嵛山与全真道——全真道与齐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强 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