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哲学涉及阴阳感应理论的著作数量很少，除庄学之外仅有《管子》与《易传》两种较为具体明确发展至汉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突破了早期的阴阳感应学说的合理界限，导致了严重的认识扭曲结局。而肃清这种恶劣影响造成的危害，同样成为以王弼与郭象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家的工作目标之一。
一、庄学的阴阳感应学说
气化理论在庄学内外杂篇中地位不同。内篇中没有系统的阴阳学说，庄学的气化理论完成于庄子后学。庄子提出的“未始有无”与“自本自根”命题，早已从逻辑关系上证明了宇宙无始无终永恒存在。但如何解释具体事物的差别性与同一性问题，从老子到庄子之间的哲学认识依然存在着许多不足，成为当时哲学思考的重要对象。
早期哲学家以阴阳解释宇宙万物的变化，来自于周王朝或更早的史官传统。身为柱下史(或守藏史)的老子，率先提出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学说，与其立足于有无分析的道论结合，为未来哲学开辟了认识的方向“通天下一气”（《知北游》第二十二）的重要哲学命题，精深概括了道家对差别性与同一性问题的认识。庄学指出事物的生起消亡是阴阳变化所致，变化的内在机制在于“一气”内部。“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秋水》第十七)。由阴阳构成的“一气”，运动变化具有永恒性，不存在中断止息的时候。“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过程中，造就了无穷的生命世界。运动变化不能外在于物质载体孤立存在，“夫固将自化”，就在个体事物的固有属性。阴阳本是“一气”的属性与功能，人类是在对“一气”的表现形态即阴阳的聚散消长中实现对事物的认识。“固将自化”的“一气”，必然是阴阳矛盾冲突的结果。
庄学对“通天下一气”的论述，包含着极为复杂的逻辑关系。“物物者非物”与“物固自生”的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如果“一气”之阴阳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创造功能就会停留于“化育万物，不可为象”(《刻意》第十四)的纯粹中和阶段，完全不可能使“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至乐》第十八)成为现实。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事物的生起是阴阳处于动态平衡中的产物，不论是个体事实还是纯粹逻辑的抽象，都不能承认存在着阴阳两者绝对的对称。是非对称状态的存在使天地相合万物化生，阴阳由此在永恒的运动变化中造就和谐的宇宙。普遍的和谐是运动变化中成就的事实，不能成为事物生起变化的先决条件。而从阴阳为“一气”固有的功能属性考察阴阳的存在状态，必须是阴中有阳而阳中有阴，不存在纯粹的阴与阳。说明阴与阳天然具备动中有静与静中有动的属性，是对立统一下的排斥吸引，绝对不能是不相关的两个东西。如果是各自独立的元素，就否认了“通天下一气”的唯一性、绝对性。虽然互为对方存在的条件，但同一个体内部的主从关系存在着差别，因此“自化”不需要外部的第一推动力。揭示了我们面对的无限世界，是由于“一气”的运动变化造就“万物”，在具体时空里“以不同形相禅”(《寓言》第二十七)，周期性地循环往复的根源而具有规定性的“形”与“象”反映于现实存在，仅是数量关系的不同，不能改变其同一的物质属性。每一个体事物的存在状态可以相互转化，转化的条件取决于互相对立依存的阴阳双方，功能属性的主从关系发生了变化以至颠倒。不论事物如何变化，阴阳即使彻底错位，也不会发生一方完全取代另一方的现象，无损于“一所”的永恒与圆满。
相互渗透贯通的内在运动，使阴阳由潜在转变为现实，这种神妙的变化，就是“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刻意》第十五)的必然性反映。认识者从具体的经验现象“求推之”，不断深化自己的认识，达到对至极之“机”的把握。深究运动变化的根本机制与原理，最终理解“夫无方之传，应物而不穷者也”(《天运》第十四)的究竟奥秘。“无方之传”的意思是指不能以具体数量规定宇宙的运动变化，这是永恒不息的终极变化的决定力量。庄学通过对自然界存在的共振物理现象的总结，以感应这一概念对此加以概括。
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夫或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未始异于声，而音之君已形(《徐无鬼》第二十四)
音律以不同的琴弦发出不同的声音造就和谐的韵律，不能相互取代。必须是声与律相互作用产生共鸣，形成和谐的音乐。在这种和谐的声音中两者非并列的存在，有其主导“君”的统帅。由于“声”为阴阳之气，事物的运动变化以道为根据，于是阴阳在无垠的世界里，“荡荡乎!忽然出，勃然动，万物从之乎”(《天地》第十二)“荡荡”是阴阳“一气”鼓动万物的“天簌”，宇宙的普遍完整和谐“忽然出，勃然动”指从渐变走向突变，虽无法测量刹那间突破潜在转化为实在者的准确数量规定与变化的节奏，然而“机”的变化的内在决定因素可以为我们认识。“万物从之”的判断，说明一切事物都服从宇宙的必然法则。
阴阳的内在感应造就了“万物”的存在，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更加伟大的创造者，处于运动变化过程中的阴阳，以其能动的变化不断激活蕴藏于对方之中的潜在成分，向力量占主导地位的自己一方靠拢，于是事物表现为阳或阴的属性。当量的积累达到主从地位发生变化的时候，开始了新的消长更替循环。而运动变化的规律性表现为，“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渔父》第三十一)天地与阴阳万物作为存在者，固不得为异类。“相从”表示主导地位的一方对非主导地位一方的控制干预，“相应”指阴阳具有的刚柔、清浊、动静、曲伸、燥湿、寒热等属性功能不能是单向度的孤立存在，是互动的整体，运动变化必然以对立面的统一为条件。“固天之理”的必然性规律性的内容为，“调而应之，德也。偶而应之，道也”(《知北游》第二十二)这种普遍的原则秩序，通过具体事物“德”的内在属性，与万物存在的依据“道”，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抽象提炼确定。“调”就是阴阳固有的排斥吸引，造成了“应”的运动变化在事物内部的生起。“德”指运动变化的根源乃是其本质属性的表现，存在于有“分”的“未形者”自身本质属性与运动变化不可分离之“偶”的对立统一，与“应”的表现反映不可分割“杂乎芒芴之间”就是对“调”的活动状态的说明，指出了本质存在与构成事物存在的基本元素彼此错综纠结无法截然区分。因此可以肯定，“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天地》第十二)有形质的具体事物以道为存在根据，对事物差别性的确认必须通过对其内在之“德”的阐释实现。“德”在老庄道家思想中，就是指具体事物具有的阴阳属性以及可规定的数量关系。究竟何者为物，庄学得出的结论为，“凡有貌相声色者，皆物也”(《达生》第十九)。换言之，道为实在却无规定性。具体事物的“貌相声色”的物理属性，是其内在之“德”的直接反映，“貌相”指向“形”的方面，“声色”为相互作用过程中出现的更加具体的存在状态，与“形”相连而非“形”，比《易传》的纯以“形上”与“形下”区分道器的不同，在内涵上更加严格细致。
主体自我的知性情性达到统一，就能够与阴阳“一气”处于共鸣的程度，世界的最深刻变化的底蕴，将呈现于心灵之中。“夫天机之所动，何可易邪”(《秋水》第十七)。因为是必然性的体现，当然任何力量不可阻止，“若能入于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人间世》第四)深入到宇宙万物的内部，消除了对知识的盲目信赖，心灵与整个世界，就会如同宫商感应一样自然而起，没有丝毫的勉强做作，完全可以实现对世界的洞察。
二、《管子》哲学对阴阳感应理论的发展
稷下道家不仅以“精气”解释宇宙万物的同一与差别问题，同时是其精神净化理论的基础与依据。阴阳感应理论在庄学中还没有成为普遍绝对的根本原理，在《管子》中已经成为认识的中枢“精气”是宇宙万物存在的精华，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动力，决定着事物的存在属性主体自我通过对自我“精气”的调节，成就人生的自由。
自我潜能的释放，在于“搏气如神，万物备存”具有的绝对力量。当对心灵的调节达到应运自如的程度，宇宙中的一切都会被自我心灵所观照。这不是向神灵的乞求，而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如果自我本具的理性反省能力得到深入的发挥，依然不能获得对世界的洞察，那么“鬼神”的精气能动作用，将帮助我们克服面临的障碍。但是，“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心术下》第三十七)。作者认为“鬼神”不是冥冥中的神灵，而是最为纯粹的精气。理性直观能够贯通天人内外，就是因为宇宙的生命活力精气，与决定自我存在的精气彼此往来，瓦解了任何有形者的限制与障碍。起到了沟通主客体功能属性的作用，使主客体消除了隔阂，处于内部彼此依存的共振状态互相呼应。由于宇宙最深沉的变化枢纽，被自我生命整体所充分感受，是以自我全部生命参与宇宙的运动变化，非知情意某一方面起主导作用的独立活动，因此实现了对宇宙与自我本质存在的彻底觉悟。
精气之所以能够成为沟通主客的桥梁，实现对宇宙人生的觉悟，是因为宇宙与自我存在的同一性。“恬愉无为，去智与故。言虚素也。其应非所设也，其动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过在自用，罪在变化。自用则不虚，不虚，则怜于物矣。变化则为生，非生则乱矣。故道贵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君子之所处也，若无知。言至虚也。其应物也，若偶之。言时适也。若影子象形，响之应声也。故物至则应，过则舍矣。舍矣者，言复所于虚也”。放弃一切主观成见，保持自我心灵原初的纯洁完整，而“虚素”就是自我的固有存在状态，其本质就是“恬愉无为”，安宁充实自然而然。由于现实存在的自我与异己的万物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在这样的状态下与世界发生的感应，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应有表现。“动”之运动变化“缘理”而起，不因人为的干预而阻滞个体自我认识实践遭到挫折失败，就是违背了“感而后应”与“缘理而动”的精神。完全排除了个人的主观好恶，遵循事物的运动变化，“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的实践方法，使被遮蔽的心灵得以净化。这种能力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因其能者”。主体自我固有“能”的能动创造能力，使自我与世界完全合一。固有的天赋之“能”必然反映于实践之“用”，臻于人生解放的精神创造成为检验认识实践成就的唯一标准。如果主体自我一方面具有高度的变革世界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如同“无知”一样平静凝湛，就是心灵的“至虚”对世界的能动反应无不“适时”，永远恰到好处。
圣人保持着心灵天然的平衡有序，没有任何缝隙可被他者利用，动摇其生命的完整。“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开放的心灵与世界处于动态平衡中，世界的奥秘因心灵的明觉与世界的有序和谐变化完全同一，呈现于生命的整体活动中，为主体自我真切感受。因为已成为自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生命至为关键的控制中枢，自然生起而没有丝毫的人为因素，与心灵加工整理经验形成的知识不同，决定了有限的个体自我能够伴随着宇宙永恒的生命运动，走向更加丰富的程度，处于没有衰退的永恒新生中。“自固”的心灵净化，经过“静因之道”的塑造，达到了“虚者，无藏也”的无坚不摧无物不容的至极水平。这是在无意识的自然状态下成就，只要有点滴的做作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夫正人无求之也，故能虚无”(《心术上》第三十六)。充满生命活力的精气自由穿梭往来于自我心灵与宇宙的精微底层，阴阳不测的神妙变化的信息，由此被传递输送到觉悟者的生命活动里。而人类的生命精神又因精气的能动作用的引导带动，唤醒沉睡的世界。从此消除了对世界与自我命运的迷惘，更加亲近宇宙这个创造了人类的不朽家园，人生的意义因此得以诠释。“圣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殁世不亡。与时变而不化，应物而不移”(《心术下》第三十七)。觉悟者在纷纭复杂的现实世界里优游自在，从容消除一切矛盾对立对自我可能形成的伤害享受生命的恩赐。“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一以无贰，是谓知道”（《白心》第三十八)。心灵的知性情感欲望之“动”，与心灵固有的平衡安宁之“静”经过“自固”的净化修养过程重新实现了和谐的动态平衡。宇宙的活力与自我本质存在达到了完全的同一，相互促进，生命的潜能没有丝毫遗漏地表现于世界。因为克服了经验中的一切疏离现象“一以无贰”，彻底实现了自我存在价值，这就是“知道”，对道的真正觉悟理解。
三、《易传》对阴阳感应理论的普遍运用
道是宇宙的绝对本体，而与“天地准”的“易”，《易传》认为反映的正是世界的本质存在。“易”的表现形式与精神内涵，是圣人“仰以观于人文，俯以察于地理”的反映。准确真实地再现了宇宙的真相，后来的觉悟者依凭《易》的启示，“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通过对“易”的掌握运用，在人生实践中就会永远合乎宇宙本体之道的要求“不违”与“不过”，能够“道济天下”，建立公正有序的人类生活秩序。“神无方而易无体”指阴阳的运动变化不受任何时空条件的限制，“易”不可以理解为有形之物。
不变之“易”与万物，是本源与派生的关系。“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占凶，占凶生大业”(《系辞上》)。天地与太极都不是认识的直接对象，是理性反省的结果。圣人通过对运动变化的万物的反省，审视其差别与联系形成对宇宙存在的根本认识。天地的固有秩序由太极的统一体中演化而成，在理性的检验下被确认。法象天地而成的“易”以观念化的符号系统，反映着宇宙及其运动变化。运动变化是“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的结果。“天地之大德曰生”，充满了生命创造精神，阴阳是决定运动变化的终极力量。“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而“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上》)，是宇宙的根本原理。推广运用这一原理贯彻于一切领域，在“天地之间则备矣”，所有疑难问题无不得到化解。动静是天地的不同属性，但并非是绝对的动静。一切生命来自天地的创造，万物在天地之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可是“圣人作而万物睹”，使世界的奥秘呈现于现实生活。“各从其类”(《文言》)的不同类别事物，其固有属性无不是天地的赋予。而天地两者由于在功能属性上存在的差别，在结构上不是并列的存在。“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系辞上》)。尊卑贵贱、动静刚柔等是天地的不同属性与功能作用的表现，这由一系列的判断建立组成的宇宙秩序，早已见于黄老学的论述。通过认识抽象形成的乾坤，是引导我们实现对世界深入理解的门径。“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系辞下》)。通过卦象就可以把握天地的固有秩序，“易”表达反映的内容，就是圣人借助卦象说明运动变化的绝对性、无限性。
圣人对天之“象”与地之“法”的观照不以天地为直接对象，而是天地化生演变的阴阳之气及具体事物。由天地创造出来的事物，“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系辞上》)。说明“象”指可见而无形质之物，“器”则是有形的具体事物。“象”与“器”之别正是“形上”与“形下”之别。追究天地的不同功能属性，可知“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宇宙的终极存在根源为“元”，它是所有事物的存在起点，无一例外。但“元”不能外在于“天”，而是统一于“天”之内。形形色色的具体事物按照其固有规律生起消亡，就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的结果，是“天”赋予了具体事物平等的存在机会。各种不同的事物共同造就了“利贞”的普遍和谐的世界。地虽然被天包容不具有独立性，但在宇宙的生命创造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物光大，品物咸亨”(《象》)。从潜在转变为现实存在者，受到地的“资生”而实现。这种存在结构与内容，是其内在属性的反映。“乃顺承人”使可能性演化为存在的现实性。无不得到天地的养育成就，承载万物之“厚”地其“德合无疆”，由其“载物”的“厚”德所致，事物“性命”之“正”反映于经验事实中。
阴阳感应是事物的存在与运动变化现象的理由。“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悦”。《咸》卦之象兑上艮下，兑为泽为阴为柔，艮为山为阳为刚，符合天地的运动变化要求，由《咸》卦表现出来的现象与事实吉利而无灾祸。宇宙万物的存在都遵循这一必然规律顺利发展。“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正因为阴阳感应是宇宙的必然秩序，圣人对阴阳感应原理的洞察，就能智慧明觉精神自由。恒卦“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利贞，无咎，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象》)。说明在《易传》的思想体系中，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阴阳不测之谓神”，以及“一阴一阳之谓道”等命题，共同构成了其运动变化观念的核心内容，从不同方面揭示着阴阳感应理论的应有内涵。屡言“见”天地万物之情，源自对阴阳感应的把握，显然已把由庄学及《管子》哲学创立的阴阳感应学说普遍化绝对化。
对宇宙运动变化的揭示以实现人生，是人生的最高价值理想。圣人的心灵突破感性表象的有限性实现对终极存在的洞察，与天下人同心。其理由与根据，就是对阴阳感应的深切观照。“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系辞上》)。觉悟者的“极深而研几”，通过“洗心”的自我精神修养，领会了世界的奥秘、发现了宇宙的根本，就在阴阳感应本身。以心灵“无思”的理性直观，将自我本质存在的“无为”德性，没有任何偏差地投射于世界。“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既是宇宙的根本，又是觉悟人生的唯一理由。宇宙的无穷创造并非简单的循环，而是无限新生命的不断生起。日月推移四时交替，都在阴阳感应的范围之内。“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矣”(《系辞下》)。运动变化的内在机制与外在表现产生出来的事物，不为任何力量贬损。对宇宙万物生起本源与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考察的过程，就是“极深而研几”的精神超越过程。因这种神妙莫测的变化远离经验感受，说明其确实是宇宙存在的“极深”所在，是认识活动的“研几”最终指向的目标。圣人之“研几”对宇宙本质的洞察使其实现智慧明觉，而且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把握运动变化的条件性，更加主动地面对人生。乾卦的爻辞包含着“阳气潜藏”，进而至“天下文明”，又至“与时偕行”，再至“乾道乃革”，复至“乃位乎大德”，最后则是“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文言》)的过程。“阳气潜藏”即未有形象时，阴阳之气处于潜伏的状态，及至“天下文明”，于是形象彰著。因为运动变化是阴阳的固有属性，始终不息，“与时偕行”指明时间不是外在于天地运动变化之外的孤立存在物，强调时间的绵延本身就是阴阳消息盈虚的反映。“天下文明”表示阳的刚健达到极限向相反方向转化，意味着以往处于被阳气所抑制的阴气，开始取代阳的地位，“乾道乃革”，阴阳的主从地位发生了倾斜。当阳气再一次突破阴气的制约重新取得主导支配地位，“乃位乎天德”，世界形成了稳定的秩序。这种稳定属性的形成反映了宇宙生化万物由简单到复杂的顺序，预示着新一轮的变化交替必将来临。新陈代谢达到临界状态“与时偕极”，圣人就会顺应宇宙的自然法则积极主动创造新的世界。“天德”就是整个世界的属性，自我如果能够顺应天德的必然要求，就能够成为不可征服的大人，“先人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文言》)，完全实现了人生的自由。
四、简要的评价
以阴阳“一气”的内在感应说明万物的运动变化，是“一气”固有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属性。发生变化的机制是内在的主从关系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刺激诱导呼应，引起原有功能结构地位升降的变化，造成向对立面转化的事实。庄学在分析提炼的过程中，在逻辑关系上推导出了事物彼此渗透相互作用的思想，揭示了事物的因果关系只有置于整体与部分，相对静止与绝对运动，内在属性与外部条件彼此结合下得到理解的认识。阴阳感应的相互吸引排斥，十分精妙细微且恰当地表达了阴阳的对立统一的矛盾性质。具体认识过程中的因果关系问题的解决，直接显现于这一观念中。由于阴阳“一气”具有的渗透、弥漫、凝缩、虚实这些貌似相反，实则相成的特点，不仅在于功能属性的固有状态，而且直接表现于主从、偏正、隐显、动静的等差结构。任何事物都是内在统一的整体，根本不存在完全独立自存与异己者毫不相关的个体，至于事物之间的彼此作用，所考虑的只是距离的远近力量的大小等问题，而不是否认存在者之间完全隔绝，这就是“通天下一气”的唯一正解。“一气”绝不能理解为不可分割的绝对粒子，置之于无垠的虚空中漫游。虚空本来就是“一气”的最真实存在形态，不需要分割还原。在逻辑上不存在数量结构的区别，如果是可以分割的有限的存在，世界的统一性就会被割裂肢解为不同的碎片，不符合阴阳学说的基本立场。孙以楷、甄长松曾指出，“庄子的道与气不存在谁生谁的问题，通天下一气所化，道亦在大化流行之中，气为万物生成的始基，道为万变中的不变本质关系”[1](p.133)。其实整个道家思想，都遵循着这样的认识原则。只是“本质关系”的论断，把不同的问题混淆了，“本质”的内涵与“关系”的规定显然不同。
不论是在老子哲学还是庄学中，“象”与“形”都是十分重要的概念，且两者之间关系密切。道家认为道“无形”而“有象”，而“无形”就是“大象”。“象”既可以指称语言概念，又可以指称一切有规定性的具体事物。《易传》扩大了对“象”的认识内涵，除保留原来的含义外更以“象”指称卦象物象，以为这样就可以借助于卦象爻象把世界观念化符号化，突破经验表象的限制，把握其普遍内在的必然联系。“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系辞下》)。凡以“象”指称的事实或客观存在只能是“像”之观念意识，而非事实或客观存在，是“易”的知性形式蕴含的内容对世界的模拟或象征。“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虽然从功能属性上区分了世界的根源与其创造物的联系与差别，但是依然与世界存在着距离，永远不可能就是世界。可是《易传》之“象”涵盖了“器”、“类”、“形”、“物”不同的概念，固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基本上没有分析说明的过程。一方面存在着简约化的倾向，如把万物容纳于六十四卦的符号之内，提炼出八卦作为基本的类型,最终以乾坤两卦统摄一切。另一方面存在着无限膨胀的趋势，如“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说卦》)云云，其类型划分的原则与方法何在几乎无法把握。这与建立在广泛的经验观察基础上的科学的归纳完全不同，成为限制其逻辑性走向严密化的根本障碍。因为以形上形下的界限作为区别事物的抽象程度的高低，可以建立一个宇宙论的体系，但无法满足本体论哲学的要求。“形而下者”固然可以“谓之器”，但“形而上”能否“谓之道”还需认真考虑。因为“形而上”可以不断地“上”至极微，至何种程度可与“器”相分，这不是数量之分可以解决的问题。且太极如何化生两仪《易传》于此几乎付之阙如。这就使其全部理论建构，处于一种经不起严格逻辑检验的状态。问题的关键在于，《易传》的理论围绕着宇宙生成的时间顺序建立，不是通过对本体与现象关系的分析说明阐释道器关系。
陈鼓应认为，《易传》由于“引道入易”，这一重大的变化，“使先秦易学完成了一次质的突破性转化——它引进诸子思潮对古经进行崭新的诠释，更借助道家思想，将古经的占筮内容转化为哲学思考，从而建立自身的思想体系”[2](p.64)。解释了《易传》思想来源的内容问题。考察不同作品对阴阳感应问题的认识变化，有助于研究者准确理解中国哲学特别是先秦与后来哲学在认识态度上的同异。只是被神圣经典权威地位迷惑的现代学人，缺乏通过对不同哲学问题的阐释，仔细辨析其得失是非的自觉。而朱伯崑已正确地指出，“以阴阳变易说明《周易》的原则”，是战国以来形成的认识潮流。但“此种解易的倾向，不是出于孔子的传统，而是来于春秋时期史官的阴阳说。此说后被道家和阴阳家所阐发，用来解释《周易》中的哲理”[3](p.40)。果盲目夸大了《易传》思想的历史成就，当然也不能意气用事贬低其贡献，就会出现各种似是而非的错误。至于道家的阴阳观与《易传》的思想学说，其相互离合关系究竟如何厘定，还需要我们以更加踏实的研究进一步分析。特别是出土文献的日渐丰富的公布，极大地开拓了传统研究的视域。
阴阳感应理论发展至《易传》，吸引了《黄帝四经》与《鶡冠子》的有关论述，获得了更为普遍绝对的运用。但汉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却使道家对心灵净化的认识理解趋向于日益严重的神秘主义，丧失了道家素来坚持的理性分析精神。魏晋玄学的思想净化运动回归先秦道家的理性主义传统，使阴阳感应学说的合理价值在王弼与郭象的哲学思考中获得了新生。《易传》的思想学说能够发挥广泛的影响，与其庞大的符号系统、模式化的认识方法等具有密切的关系。而举凡中国的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阴阳感应理论几乎无处不在。北宋的二程兄弟更是明言天地之间除感与应之外，别无余事。道家内丹修炼的“元神出窍”，本质上依然遵循着心灵与宇宙实在的感应原则，只不过是运用这一原理探索生命存在的功能结构关系从这些不同侧面可以看出，认真分析阴阳感应理论的是非得失，将有助于我们认识总结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参考文献:
[1]孙以楷，甄长松.庄子通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2]陈鼓应.道家易学建构[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
[3]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1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强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