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教在金元之际的战乱时代兴起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战争给中国北方的社会组织和人民生计造成了极大的摧残。由于丘处机得到了成吉思汗的赏识，促进了全真教团在北方各省的传播。全真教团在处理地方乱局、重整地方社会组织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会在一些碑刻所附的名录里看到有众多的凡俗民众。民众在这个战乱年代需要宗教组织兼有政治功能，而全真教恰逢其时地适应了这个历史时代的需要，幸运地被人民选中，从而取得了绝佳的发展机会。全真教利用了这个机会占据了很多道教名山胜迹，修复了许多地方道观，也新建了许多道观。这些活动可能对于当时遭到战争破坏的自然环境做出了保护措施，值得我们今天学习。
一、全真教的道观建设
全真教的道观建设基本上就可以分为上面说的三种形式。本文仅就第一种和第三种形式做介绍和评论。
我说的名山胜迹指的是终南山、王屋山、嵩山、泰山和华山。就我目前见到的材料而言，终南山和王屋山的材料多一些。王屋山的碑刻有六篇，最早的一篇是元好问写作的，把全真教在王屋山的活动追溯到1213年以前。郝志朴是这里最早的全真道士，经营了几十年。他建立的道观在金末战乱中没有遭受破坏，逐渐成为香客朝山时的重要旅游景点，几乎可以和司马子微的阳台宫相媲美，可见郝志朴的成就是很可观的。1217年，刘处玄的弟子周道士来到王屋山最重要的道坛上方院，征集了香火田[1]。三年后，周道士去世，宋德方接管上方院，但是他1240 年才来到这里，开始了全真教在这里最大规模的修建工程。1249年的碑记附录有一百多名道士，可见当时的教团已经很庞大了。王屋山的建设一直持续到元末，最晚的碑记是1335年。王屋山也是皇家祭祀典礼的场所，这当然有助于它的自然环境和道观建筑的保护。这里也成为全真教领袖的隐居修养场所。翰林编修张琬讲到他在1319年去王屋山时拜见了当时的全真掌门完颜德明。他描述了在道观居住时感受到的山中风景：“隐居共话良久，见其云物犹博山宝鸭，所焚檀麝出入窗户，萦绕几席，且殷雷鸣于涧壑，出户视之左右，山谷咸被幢盖，仰观苍空白日犹前，真别一洞天也。”[2]
全真教的新建道观有很多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战乱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组织和宗教组织，另一个原因是全真道士弘道的需要。全真教是一个新兴的宗教运动，它的发源地实际是在山东半岛。我们会看到在山东半岛上有许多新建道观是出于弘道需要的。地方志和金石志里有很多全真遗迹一直保存到近代，比如刘处玄家乡的灵虚宫、掖县的范园，以及昆嵛山、五峰山等全真名山的游览胜地。全真道观的建设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他们在北京的建设利用了金中都陷落以后的废墟。全真教在北京的道观大部分是新建的，只有少数是收编了其他道派的旧有道观[3]。全真教在北京建设道观不仅大量利用了皇宫的废墟，甚至利用了佛寺的旧址，导致了后来佛道之间的财产纠纷[4]。全真教也接受了少量权贵和富商的施舍，将他们的宅第改造成道观，如北京的白云观、烟霞崇道宫和十方昭明观。我注意到有一些材料记录了全真道士利用偏僻的地段创建道观。原因各不相同，有的可能是立志苦修。有的可能是外乡人来到一个生地，倒是更可以看出全真教的基层道士创业的艰难。元好问《太古堂铭》说郝太古“习所谓以苦为乐者，块坐赵州南石梁之下六年[5]”。这样的事情在《道家金石略》会见到很多。山东长清县的《娄敬洞洞虚观碑记》就是一个外来道士创建道观的例子：“有洞号娄敬者，盖耳之熟矣，独以不到为恨。先无居民室于其间，是以人罕至焉。壬辰后，有道士曹志冲自燕蓟来，直抵所谓娄敬洞者，至则以日为岁，朝畚暮锸，芟夷除剪，经营不出者余三十年。其徒稍稍来集，于是有殿有庑，有厨有斋，有库有厩。志冲盖尝师事掌教李真常，得以额请，因揭为洞虚观。”[6]丁志纯《重修白云观碑》[7]追述创建历史时也指出这个道观是外来道士在金朝末年开山的。创建人韩抱真为王处一弟子，来到博山以后得到当地会首的允许创建道观，把一处山地建设成以道观为中心的农村田园：“至于燕寝之间，蔬圃之囿，舂硙之场，梓枣茂盛，松桧森然，罔不备矣。”这些基层道观是要和农业生产相结合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许多道观里都有和产生有关的设备，甚至“农庄水轮，凡所养生之具，靡一不办”[8]。全真道士的苦心孤诣对于复兴金元之际破败的华北农村生态面貌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的。
二、全真教史料中的水利记录
在《道家金石略》里有一篇《栖云真人开涝水记》，记载了王志谨1247年在陕西户县[9]兴修水利的事迹。这是全真史料上唯一一件记录最清楚的水利工程，也曾经被收入地方志。王志谨疏导的涝河现在户县境内，从现在的地图看几乎贯通县境南北。据碑记说这条河水源丰足，但是一直不能为农业利用。1247年，王志谨慎来户县朝拜全真胜迹重阳成道宫，游览附近风景，生发了疏导涝河水的计划。他当时的想法是：“宫垣之西，甘水翼之，已为壮观。若使一水由东而来，环抱是宫，可谓双龙盘护，真万世之福田也。”[10]他的想法最初可能并没有涉及农业水利。然而，最后的结果是：“涝之水源源而来，自宫东而北，萦纡周折，复西合于甘，连延二十余里，穿村度落，莲塘柳岸，蔬圃稻畦，潇然有江乡风景。上下营磨，凡数十区。虽秦土膏沃，但以雨泽不恒，多害田作。自时厥后，众集其居，农勤其务，辟荆榛之野，为桑麻之地，岁时丰登，了无旱干之患。”王志谨在最初想法可能只是为了营造道观周围的景观，在这个过程中他仰仗了官府的势力，“遂给以府檄，明谕乡井民庶，应有所犯地土，无致梗塞。”从结果看，王志谨的这个工程给百姓的利益更为重要。我在后世地方志里没有见到这个工程是否保持下来。王志谨的工程大约是从涝河出山开始流向平原的地段凿渠引水[11]，到重阳宫附近和甘河汇流，再向下游流最后重新回到涝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涝河是户县和周至县的分界河，王志谨从这里取水等于是从上游把水引向周至县，肯定会引起两县利益冲突。到了明朝的万历年间周至县又想要引涝河水，据说是“称引元制疏浚古河”，当时的户县令吕某断然拒绝，他写的文章居然被后代传诵，记载入县志[12]。可见两县的水源之争是很激烈的。这个所谓的元制不一定就是指王志谨的先例，但是说明元代有引涝河灌溉周至农田的事情。王志谨的工程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不想强调王志谨的工程本身有利用厚生的计划，是他的宗教行为和当地的经济达成了一致，产生了水利的效果。
全真教其他的水利贡献都比较模糊。《道家金石略》里有《老君庵诗刻》，作者是李道谦。没有诗歌的文字，只有李道谦的附言。陈垣先生引录了《郿县金石志稿》的话：“诗中有宋练师开渠决水之语，即提点宋□敬也。”[13]。这条碑记又见于乾隆《郿县志》第九卷。那是一组碑记，其余几条没有被《道家金石略》编者确认为全真碑石[14]。但是，第一条碑记《天真观云版题款》称该云版为重阳宫铸造，可知他们和全真教是有联系，当然他们可能并不是全真弟子。这条碑记的教团背景还有待进一步搜寻材料。但是，附记中又有两处提到宋道士兴修水利的事情，并引诗句：“疏通汧渭河千里，灌溉岐郿稻万畦”，“更疏斜水通郿坞”。汧就是现在的千河，在陇县境内，和眉县相隔很远。所谓河千里，应该是指从千河引水，经过岐县，进入眉县。我还没有考察是否有历史记录过这个水利工程。
近年来，中国和法国学者合作进行了“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的研究项目，出版的第一本成果是《尧山圣母庙与神社》，是在陕西蒲城县的田野调查报告。这个报告里共有自唐代（798年）至2001年97条碑记，其中有一则是1284年的全真教史料《重修尧山灵虚观记碑》。这个灵虚观本来是灵应夫人庙，是拜灵应夫人的。这项田野调查告诉我们这个民间崇拜主要是祈求天雨，也处理水源使用问题。碑记说：“壬子春，有全真道人韩志道者，泾州良原乡人，云游而来。悯是殿之凋废，主无其人，彷徨四顾，弗忍去也，遂于殿之右构屋而□焉。仍洁斋□，以延过□，积日累工，而加营葺。腐坏者易而新之，欹挠者起而正之。从而才完，盖然如故。既涂其茨□，又饰以金碧，层台宝帐，筠帘绣幕，奕奕有严，而可以揭虔安灵也。东□□□□□□□□□□□比神后浅沟第八□，其间林木田壤，樵牧垦斫，皆据有之。度弟子二人，曰张道昶、赵道信，俱有志于学焉。志道居是观也久矣，常念夫人之灵，至诚感之，无有不应，第恐人之发心不□其诚尔。今欲砻石以纪夫人之灵应，及叙其始末。请于县尹安公，公曰可。乃属仆为纪。仆以非才，辞不获已。既以纪之，而又言曰：伊民之生，以谷为命，三时之务，不可惰也。然风雨时则百谷用成，阳或大畜，雨未勤施，则祭有祈焉。况出云为风雨者，本乎山川之气。惟灵应夫人，实尧山之神。驱风云，作雷雨，泽民润物，有验无疑。而庸俗所为奉神之礼，惟务以牲馔之盛，则其诚敬之心，反不足也。是焉□有感耶？时或未之报者，亦有之矣。夫志道继古人也，其事神也，以事人之道，而尽诚敬之心。仆之作纪，复以诚敬及之尔。尚邦民观其记，而知夫人之灵异，将有享而必克诚也。神之有感，必能□嘉澍于民，而无旱干之忧，永享丰年之乐，信不诬矣。”文字没有说到解决水源使用问题，这个道士主要的任务是看守庙堂，为祭祀服务。这个庙尽管有了道观的名义，但是仍然属于民间信仰支配下的祠庙，这是全真道士和民间信仰结合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全真道士参与了当地的水利事务。
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记录是关于全真教和北京水利历史的史料。《析津志辑佚》里记载长春宫时说：“南城故老云：此宫元是女姑主之，后转为道宫，未知孰是。又云：长春宫水碾，自古金水河流入燕城，即御沟水也，入南葫芦套，盛集莲花，复流入周桥。”[15]长春宫在今白云观西面临近。现在白云观后有河，但是并非当年的模样，因为元代末年曾经有过很大的凿河工程。上面那段话讲的是金末至元代初期的事情。所说的御沟水是指金朝皇宫的水系，葫芦套也应该是指现在北京西火车站以南的地区[16]。金水河这个名字可能是笔误，因为元代金水河是由西直门水门进入大都城的河。流入金中都的河是叫做“金河”还是“金水河”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据侯仁之、邓辉合著《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提供的图示，长春宫的水源应该是今天的玉渊潭，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玉渊潭有河通向白云观后面[17]。总之，长春宫水碾当然是利用了这个河渠的水力建设的。
三、宗教圣地和环境保护
近年来，环境保护和生态学成了世界流行的时髦话题。全世界的人都意识到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以自然的破坏为代价的。但是，最后认识到这一点的就是那些最初破坏世界环境的人们，而且美国这个自然环境最大的破坏者坚持要做最后一名学生，迟迟不在东京议定书上签字。进步的文明是欧洲文明。他们现在指责发展中国家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然而最初来破坏当地环境的就是他们。他们作为殖民者和侵略者来到这里掠夺自然资源，建立教会，建立城镇，改变了当地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商业传统，导致当地村社组织的崩解，社区信仰的消弱。新的技术带来了新的信仰，新的居住形式决定了新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声光化电证明了基督文明的伟大光荣正确，外来的物质和精神彻底摧垮了旧宗教。欧洲的工业文明和自由经济不但摧残了这些地区的自然王国，也摧垮了这些地区的精神王国。新的一代土著不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和自然相处，他们有科学技术，但是也一样具有殖民者的外来户的心态，而且更加疯狂地掠夺自然。因为他们不再信仰祖先的宗教，也就不再尊重被旧的神话保护的自然。大跃进时代有一首著名的歌谣：“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目前世界性的环境危机就是宗教危机，是几百年来各地宗教遭受破坏的结果。新的技术当然也附着在旧的基督教之上，基督教文明几百年来也在消化新技术的副作用。环境问题在一百以前的曼彻斯特也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在基督教传到其他地区之后，这个问题解决得却非常艰难。
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中国传统宗教和自然保护的关系日益密切了。2005年在天台山开会时去山谷里游览，导游用一系列神话故事解说着每一个风景点。这使我更真切地感受到宗教和生态保护的血缘关系。也许这条山谷过去并没有这么多神话，因为这里既不是香客拜庙的必经之路，也不适合农耕。许多景点显然是新构建的亭台。但是，这些神话里只有神仙或禅僧和观音，没有洋和尚。这说明中国人还没有学会用西方的传统宗教解释自然。如果有西方的新宗教，那也是以科学的面目出现的。比如北京八大处冰川时代的巨石，成为向青少年灌输科学宗教的非常著名的自然景观，在四十年前被编进《十万个为什么》。2005年8月在文登举行的全真教讨论会安排大家游览了全真教遗迹，见到两座山上的景观都是以全真教的历史神话解释的。文登的例子证明全真教作为历史上重要的宗教运动，它留下了许多名山胜迹。这决定了当地人民对它们的认识和保护的基础。这样的胜迹在很多地方还保留着全真教的头衔，因为在全真教以后没有新的宗教运动改造这些自然，如果有也就是1949年以后的破除迷信。近年来，我们看到一些介绍旅游景点的普及读物中有不少全真教的传说，这反映出全真教在历史上的深远影响，而生态环境是全真教留给后代人民最实惠的历史遗产。
我承认全真高道中有很多人对自然环境有着深邃的体认，表达了道家的一贯精神。这种精神大多是为自己用的。“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大部分归向全真的人是为了逃避战乱，所以尽管某些山上道士修炼的环堵多如蚁穴[18]，也是出于无奈。基层的全真道士是和农业生产合为一体的。全真教是在创建道观恢复生计的过程中保护环境的。他们在建设道观的过程宣传了自己的宗教，在大部分道观里建设了七真殿，兴起了新的造神运动，扩建了全真教胜迹如甘河遇仙宫、山东范园和唐四仙姑遗址，改造了王屋山和终南山，重新解释了足迹所到的山川平原。这个时期的宗教胜迹大部分是根据真实历史造神的，是全真教徒对先辈道长苦行神迹的崇信的结果。所以，如果全真教有脱离生产的环境改造行为，那就是对先辈遗产的保护，其实是对前辈的宗教信仰。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本来有真实历史为基础的神话发生了变形，后人对它进行了改造。一部分改造出于后代道士的神异其说。我们会在明清游记里见到文人墨客记录了导游道士对自然景观的全真式解说。一部分出于老百姓的改造。这两种改造都出于同一种宗教感情，仍然是对全真高道的崇信。以王屋山为例证。宋德方的遗迹在明代成为游览景点[19]。1949年以后，王屋山成了宣传愚公移山精神的场所，是一次新的宗教教育。近年新修的地方志已经见不到宋德方的踪迹，而是加入丘处机在济源南部长春观修道的事迹[20]。在历史上也有丘处机在长春观修道的记载，竟然说他在长春观拜王志佑为师。这当然是讹传。它始于何时还有待搜寻材料。丘处机的类似讹传还别的例子。新出版的《山东寺庙塔窟》介绍某处全真史迹时说丘处机跟随成吉思汗征战南北，胜利后悔恨，出家修道。我曾经在西北地方志里见过地方传说称丘处机不愿意跟统治者合作，隐居山林。这三种丘处机传说的变相都反映了丘处机的故事深入人心。某些景观就是凭借这些变相的传说维持存在的，实际上是凭借人们对这个假故事的崇信延续生命。如果这里的人们相信了新的宗教或者是所谓的科学，那么他们就会停止对这些全真胜迹的保护，用新的观念改造甚至破坏自然环境。
注释：
[1] 见《天坛尊师周仙灵异之碑》，《道家金石略》第489页。
[2] 见《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第208页。《道家金石略》有李俊民《重修王屋山阳台宫碑》，记载1227年有道士王志祐到阳台宫。现在不能确定此人是否全真道士。
[3] 关于元代北京的全真道观，可见《元一统志》和《析津志》的记录，并参见王宗昱《金元时期北京地区全真教活动》，收入陈平原主编的《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4] 《辩伪录》列举了北京多处佛寺被全真道占据，例如长春宫炼丹窑场就是占据了佛寺。见《大正藏》第52册第767页。但是我不知道全真教徒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占据这些地方的。不排除这些地方曾经因为战乱僧众逃离而空废一时。
[5] 见《道家金石略》第483页。
[6] 见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第24页。
[7] 见《道家金石略》第666页。
[8] 见《道家金石略》第778页。
[9] 《道家金石略》注明此碑在周至县，但是文中所叙涝河现在户县境内。刘兆鹤《重阳宫道教碑石》称此石“原散置在祖庵镇北郊田野，1962年移竖于户县重阳宫后集中保护”。见该书第18页。1925年《周至县志》卷一引录了《栖云真人开涝水记》，说到涝河上游在当时是周至县和户县分界。乾隆《周至县志》引旧志云：“涝水旧径县东境内，重阳宫涝水碑记可考。不知何时全入于户。”
[10] 见《道家金石略》第621页。
[11] 碑记中说的“涝谷之口”相当于现在的东西涝峪口两村所处的河段。见1987年内部发行的《户县志》第48页彩色户县地图，上面没有河渠沟通涝谷口和重阳宫。
[12] 民国《户县志》卷七。
[13] 《道家金石略》第654页。
[14] 见《道家金石略》第1103页，1106页和115页的内容。
[15] 见《析津志辑佚》第24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
[16] 《析津志辑佚》114页讲到葫芦套“在城南西”。
[17] 只是当时还没有白云观向东的河段，那是元代末年开通的河道。有关金代和元代北京河道的图示，可参见《北京城的起源和变迁》，中国书店2001年出版。
[18] 见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第243页。
[19] 见李濂《游王屋山记》，嘉庆《济源县志》。
[20] 见《济源市志》第48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第135页著录了赵穆写于1292年的《重修长春观碑》。
（该文首次发表于香港青松观全真道研究中心于2006年1月6日至8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举办的以“全真道的环保观——从全真道看现代人的生命、生活与生态”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