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期兴起的全真教是宋代以后的新道教。它也是一个新的宗教运动。陈垣先生对全真教的研究以及他编纂的《道家金石略》中的374条[1]全真教材料一直是学术界研究全真教的基础。我现在试图对北京地区早期全真教的活动做进一步的探索，试图能够对这个宗教运动的历史线索做一次新的梳理，希望找到新的视角去理解这个新的道教，因为我在对清代湖州地区全真教史料的整理过程中发现全真教的生存方式和《陆先生道门科略》反映的六朝时期的道教大不一样。至于我的工作是否能够成功则不是我本人所能预料的。本文只是刚刚取得的一点材料，连缀成文，提交给会议代表批评。
一、北京全真道观的建设
北京全真道观的建设始于全真七子时代。金世宗1187年召见王处一时，“就御果园建道院，给三品俸”。另一则碑记称金世宗在1188年“为修真观”[2]。两者是否指的一处待确定。1197年，金章宗召见王处一，让他住在崇福观，并将这座旧日道观改名为永寿观。一个月后，又下旨命王处一“住持修真观”。王处一在修真观住了大约一年。1198年秋天告辞回山东。王处一本无心在京城逗留，也无心在京城建设道观，而是请求在家乡建立道观。他先后四次进京，1187年初入京师住在天长观，1209年进京又住过华阳观。可以说，他在京师并没有一所属于自己的道观。修真观如果就是那座建立在御果园内的道观，也仅仅是个礼遇。1198年，金章宗召见刘处玄。碑传说：金章宗“待如上宾，赐以琳宇，名曰修真。”[3]
在金世宗修建修真观的1188年，他也为丘处机建了道观。据史料记载，大定二十八年，“官建庵于万宁宫之西，以便咨访”[4]。据说这座道观与1188年四月建立成，殿内供奉了吕洞宾、王重阳、马丹阳的塑像，当然是请示了丘处机的意见。丘处机于当年八月离开了金中都，在金中都陷落（1215年）之前他没有再进京。这座道观后来的命运不可得知。丘处机朝觐成吉思汗东归后再次进驻中都，是由蒙古在燕京的行省接待的。行省为他在琼华岛兴建道观。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下卷记叙较详。郝经有《琼花岛赋》说他1253年前往万宁故宫琼华岛。可知丘处机回燕京后官府为他营造的宫观和金世宗时代有关系。据陈时可《长春真人本行碑》所记，这座宫观似乎在丘处机去世前夕崩毁于夏季雷暴[5]。
兴建道观是丘处机东归后全真教复兴的重要内容。前面说到的北京地区的全真道观仅仅是朝廷的举动，并非全真教发自内部的弘教行为，因为就在金世宗对全真道士施以恩宠的同时，1190年，朝廷下令取缔全真教。所以，北京地区的全真教发展要到丘处机东归以后。丘处机1224年进北京。实际上，他在此前不久偶然在现在的收了一名新弟子，就是我们下一节要谈到的冯志亨。史料记载冯志亨于1222年占据了枢密院旧址，虽然打的儒家的旗号，我们还是要把它看作是全真教独立自主的发展。丘处机进驻北京以后，全真教的几位高道如尹志平、宋德方、李志常等人在兴建道观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下面我列举了一些我目前能够确定为全真教派的道观[6]。
白云观，1227年丘处机去世时改某旧宅为观，在长春宫东[7]。
明远庵，宋德芳女弟子刘慧炳、李慧休1227年始建，1252年落成，在开阳坊北（今右安门内大街以西，[8]）。
玉华庵，女冠张守本1227年以前[9]创建，1275年立碑，在常清坊[10]（今三路居西北，马连道以东）。
洞真观，丘处机弟子李志柔1229年改刘氏宅为道观，在奉仙坊（白云观东）[11]。
静远观，1231年始建，丘处机弟子女冠王慧舒创建，在蓟门之西永平坊（今甘石桥西南）[12]。
清逸观，潘冲和1232年创建[13]，在广阳坊[14]（今白云观西面）。为长春宫别院。
玉清观，马志希改建东岳庙为观，约在1232年以后，在甘泉坊（今广安门西北一带）[15]。
玄禧观，1235年李志常改建，原为信徒私立长春真人堂，在开远坊长春宫南[16]（今白云观西南）。
崇真观，尹志平弟子女冠赵守希1241年发愿创立，1253年立碑[17]。
清真观，1242，丘处机弟子女冠何守春创建，在奉先坊（白云观东北）[18]。
清本观，尹志平弟子吴志海改某将军故宅为观，1243年以前，在长春宫东南[19]（今白云观西南）。
固本观，1243年购地始建，1268年立碑，李守征创建。《元一统志》称在开远坊，《析津志》又记在长春宫南[20]（今白云观西南）。
清都观，宋德方（1183——1247）建，1247年以前，在太庙以西[21]（今南菜园以北）。
真元观，王志谨弟子李志方创建于1247年以后[22]，在广阳坊，原址为金孝靖宫（今鸭子桥铁路西面）。
长生观，宋道安建[23]，1250年以前[24]，在丰宜门（今丰宜门水关遗址西北方），后世改称道士观[25]。
龙祥观，1250年建[26]，尹志平题名，在京城水门金河[27]。
兴真观，何志邈1251年以前创建，尹志平题名。在城东北康乐坊（今教子胡同以东，广安门内大街以南）。
寓真观，翟志玄建，有壬子（1252）岁碑[28]。在康乐坊。
崇元观，霍志融1256年以前创建，在春台坊[29]（今复兴门南大街）。
玉阳观，张志敬改履真庵为观，旧庵为李志常所创。在康乐坊[30]
洞神观，丘处机弟子王志明创建，有1275年李鼎碑[31]。
玉真观，李志常弟子女冠梁慧真1257年来燕后买地创建，1279年立碑。在开远坊（今宣武公园一带）[32]。
十方昭明观，1263年以前[33]，孟道宣、郭志真师徒创建。在金皇宫北门内，旧址当为昭明宫所在（今广安门西南）。
东阳观，李志常弟子女冠移剌慧超购旧宅为观，在常清坊（今三路居西北，马连道以东[34]）。
十方洞阳观，大都思城坊北去转东（今朝阳内大街以南，东四南大街以东）[35]。为长春宫下观。
真常观，李志常1256年创建[36]，在长春宫西一里，为长春宫别院。
宁真观，1263年以前[37]，丁某建。在旧城西南永乐坊[38]（今马连道南街以北）。
冲微观，女冠陈守玄创立，1270年以前[39]。在美俗坊（今凤凰嘴一带），李鼎有碑记。
玉华观，1272年落成，李志常弟子女冠陈慧端购素养庵改为观。在广源坊（今南北蜂窝一带[40]）。
真阳观，陈志玄1278年以前创建[41]，在金故城西北虞帝庙[42]旁，后将虞帝庙旧址括进。
丹阳观，刘道士创建，有1279年碑。在周桥西南（今天安门以西）[43]。
白云庵，祁志诚创建于1284——1289年之间[44]，在健德门内白云楼[45]（今德胜门外），1328年苗道一改名白云观。
真常观，樊志应1285年改张侯故宅为观，在南城广阳坊宜中里[46]。
灵郁观，樊志应所居，在丽泽门内[47]（今凤凰嘴北面）。
烟霞崇道宫，王志宁1296年创建，在美俗坊[48]。
云岩观，1297年黄道盈创建，在金水河西集庆里[49]（今西黄城根北街西面）。
五岳观，冯志亨创建于1254年以前[50]。
全真教还将一些旧有道观收为己有。首先是天长观。天长观本是唐朝开元年间创建的道观。太一教、真大道教的领袖都住过这里。金章宗明昌（1190——1196）年间，住持道士孙道安在这里编修了新的道藏。金世宗大定七年开始的整修历时八年。明昌三年，孙道安又整修一次。丘处机、王处一和刘处玄都是住在整修后的天长观。《元一统志》有王鹗碑记的片段。据他说，天长观1202年遭遇大火，“焚毁殆尽”。金中都陷落后日益破败，“委荆榛者有年”。丘处机朝觐成吉思汗以后，全真教的地位飚升。王鹗碑记云：“圣代龙兴，玄风大振，长春应聘还，命盘山栖云子王志谨主领兴建，垂二十年。[51]”王志谨（1178——1263）的道行碑也是王鹗所作，文中没有提及兴建天长观事，或许王志谨一度总领其事，并没有始终督办，而且王志谨并没有长期居北京。但是，兴建天长观是丘处机的擘画，成为全真教复兴蓝图的一页。1223年，丘处机从成吉思汗雪山营地回到东方，1224年住进天长观。陈时可作于1228年的《长春真人本行碑》称丘处机下令修葺天长观，“三年一新”。这些记录和王鹗所云有出入，待考。
当然，全真教在北京的最重要的建设就是将原来的太极宫改造成全真教的中心。太极宫是金章宗时兴建的道观。太一教的领袖曾经住过这里。其地位和天长观相当。丘处机朝觐东归后也曾经在太极宫居住。1227年5月，“门人王志明至自秦州行宫，奉旨改太极宫为长春宫，及赐虎符，凡道家事一听神仙处置。[52]”当年七月九日，丘处机去世。元太祖是以丘处机的道号命名长春宫的。从此以后，长春宫成为全真教的中心。北京有些道院是长春宫的别院。
在《析津志》和《元一统志》当中还有许多道观没有写明道派，目前无法确定。由以上所列道观的信息可以得出几点结论：1，这些道观大部分创建于丘处机东归进京（1224年）之后、元朝立北京为京城（1272）之前。2，这些道观大部分是建立在金中都城区。除了少数是改造旧宅或收编的旧道观，大部分全真道观是建立在废墟上的。金中都1215年陷落，所以全真教有可能在昭明宫、太庙、虞帝庙和东岳庙这样的金朝重要的建筑物的地基上建设自己的宫观。3，这些道观的分布不均匀，以长春宫周围过于密集。这个密集现象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考察。我初步认为这些道观的性质主要是修道院，和民间的联系不大，并且也许不是向民间开放的。我以为全真教在北京的发展主要靠了天时地利。丘处机在东归的路上对弟子们说：“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53]”全真教在北京建立的道观是否都贯彻了度人的宗旨尚需要进一步分析材料，但是这些道观的建立的确利用了北京地区一度空虚的历史条件。1267年，刘秉忠在金中都城东北另外设计新城。1272年，迁居民住进大都新城，建立在废墟上的全真道观得以保全。至于人和方面，我尚未探寻。陈垣先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54]有“士流之结纳”一节，可资参考。
除了北京城区，全真教的势力还发展到北京周边地区。笔者尚未统计完全。已经知道的有：
平谷县玄宝观，1227年丘处机收编[55]；
宛平县五华观，尹志平1239年重修[56]；
宛平县斋堂村通仙观，1291年以前；[57]
房山县清和宫，尹志平1240年收编作为自己养老之用，后寿终与此。原名真阳观[58]；
永清县东华观，1234年通玄子贾志坚创建[59]；
永清县遇仙观，见于1273年碑记[60]；
涿州奉先县遇真观，文志通1234年创建，尹志平授额[61]。有1273年碑记；
昌平县云溪观，宋德方弟子祁志诚1250年以后创建。1271年更名崇真观[62]；
昌平蓬山道院，丘处机曾经居住，祁志诚1285年改三元观为蓬山道院[63]；
昌平五峰山修真观，1310年以前[64]；
顺义县白云观，1304年创建[65]， 在呼奴山。为收编民间庙宇。
在北京城外的全真道观当中，五华观是值得注意的。据《十方大天长观玄都宝藏碑铭》称，金世宗“复与五花山置烧丹院，起玉华殿，俾隶于观，以为方士飞炼之所。[66]”据永乐《顺天府志》记录的朱澜《五华观碑记》说，“燕城西北有山曰五华，挺秀于（香山）玉泉两峰之间，山腹有平地，可起道院。大定二十七年落成。命高道守先生与众住持，为修炼之所。[67]”1239年，尹志平“修五华烧丹院，爱其山水明秀，为往来栖寂之所”。1251年，全真教曾在五华观举行“四众大会”纪念丘处机冥诞。有几通碑刻记录了全真道士葬在五华山仙茔。已知葬在此处的全真道士有尹志平、冯志亨、于志可、孟志源、李志常、张志敬、夏志诚（衣冠冢）、樊志应[68]。
二、全真教和国子学
在《道家金石略》里面有一条记录全真道士冯志亨的碑刻，提及冯志亨曾经“承诏教授胄子十有八人”[69]。在全真教领袖李志常的传记里也提及癸巳（1233年）六月李志常推荐冯志亨教授“蒙古贵官之子十有八人”[70]。查《元史》第八十一卷称：“太宗六年癸巳，以冯志常为国子学总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学”[71]。冯志常当作冯志亨。光绪十年《畿辅通志》第139卷从宋濂《潜溪集》中摘录了癸巳年的诏书[72]。《析津志》保存的材料可能更完整。我们可以知道元太宗窝阔台在癸巳年立了“四教读”，在燕京夫子庙立国子学，目的是教授蒙古子弟学习汉文。据宋濂记载，十六年后的1249年，夫子庙“知观”李知元将太宗癸巳年诏书镌刻成碑[73]。《析津志》记录了这通诏书。诏书中提到了入学的蒙古弟子，也提到当时看守夫子庙的是道士冯志亨。《析津志》还转述了甲午年（1234）的诏书，说到冯志亨为“宣授蒙古必阇赤四牌子总”，李志常为“御前宣国子学事、仙孔八合识”。同时还有“宣授金牌、提举国子学事、中书杨惟中”等人[74]。现在所见冯志亨所写两则碑记上署名时称“宣差总教”，当是指的这个头衔。
据《元史》记载，窝阔台是听取了耶律楚材的建议“用儒术取士”。由于窝阔台远在边塞，这方面的措施很少。《元史》只记录了两件。《元史》第八十一卷云：“国初，燕京始平，宣抚王楫请以金枢密院为宣圣庙，太宗六年设国子总教及提举官。[75]”这两件事都有全真道士参与。冯志亨的传记中说他“劝宣抚王公改枢密院为宣圣庙[76]”。改金枢密院为文庙、立冯志亨为国学总教习是元太宗在国学建设方面仅有的措施。我不知道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立国学而“定其制”之前，南城国子学是否一直持续着。《元史》中说：“二十四年，既迁都北城，立国子学于国城之东，乃以南城国子学为大都路学[77]”。这说明元世祖至少是对元太宗窝阔台的国学建设给予了承认。
蒙古人入主中原后请全真道士教授他们儒家文化，这当然是件值得研究的事情。蒙古人在物色教官时是考虑到道士们的儒学修养的。他们选择了“通儒道士二名”，秀才两名。这两名道士是冯志亨和李志常抑或是其他道士，我尚不能确定，但是他们选择的冯志亨和李志常是有儒学背景的。冯志亨自少年即“业进士”，“年甫弱冠，府荐入京师，就住太学，两赴内试不中，适崇庆兵乱，还乡以诗书自娱，不复为举子计。”1223年，丘处机东归进北京之前在德兴（今河北涿鹿）停留，冯志亨投在丘处机门下。李志常自幼由伯父抚养。其伯父习儒业。虽然《甘水仙源录》中记载李志常并没有满足伯父的愿望在儒学道路上有所成就，但是《析津志》把他看成是“儒者避难为道家者流”[78]。据碑记载：“己丑秋七月，见上于乾楼辇，时方诏通经之士教太子，公进易、诗、书、道德、孝经，且具陈大义，上嘉之。[79]”全真教内有许多道士是有儒生背景的，因战乱遁入道门。在新的统治者门下，他们能够出售的仍然还是儒教，成了蒙古人的儒学师傅。《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说李志常“数数得旨，玺书所称曰仙孔八合识”。这道玺书可能是载于《析津志》中的甲午年诏书[80]。《析津志》为这个诏书加的按语说：“是时国家草创，权就燕京文庙，以道士兼教汉儿文字”。这些道士为蒙古子弟讲授的是儒家经典。《佐玄寂照大师冯公道行碑铭》中说：“令说孝经、语、孟、中庸、大学等书，庶几各人于口传心受之间，而万善固有之地日益开明，能知治国平天下之道，本自正心诚意始”。显然，教学的内容是宋代的性理之学。
据碑记载，窝阔台立国学时，冯志亨为“看守夫子庙道人”，其时为1233年。这时，冯志亨占据文庙已经十年。《析津志》记载，“壬午年（1222）许以枢密院旧基改建文庙。是岁中都破之第八年也。自是，庙有地四顷八十亩，皆为道士冯志亨所据。”“累朝诏旨，取回道士冯志亨占夺亡金学地。及定宗皇帝即位，又十五年辛亥，冯志亨始退学地。明年壬子，世祖皇帝传旨，断回庙宇地土与燕京儒人，皆记诸石。[81]”冯志亨的教习地位并没有保全他所占据的文庙，朝廷不止一次命令他归还给儒生。辛亥年为1251年。1254年冯志亨去世前忽必烈下了一道令旨，大意说先时冯志亨曾经立下文书愿意将文庙转与秀才们，但是冯志亨一直占据着，此令旨就是要求冯志亨归还，“今后再不得争夺”[82]。这道令旨是忽必烈发自六盘山的，其时为五月二十八日。冯志亨于八月二十三日去世，享年七十五岁。他的去世和这个讼案是否有关系，已不可得知。由这些材料可知王楫改建的文庙从1222年到1254年间一直被全真道士占据着。可能1254年这道指令了结了此案。可参见《析津志》保存的忽必烈七月一日令旨。
冯志亨的经历中还有疑问。枢密院在1222年就改为夫子庙，当时冯志亨还没有拜丘处机为师傅。冯志亨显然是依违于儒家和道家之间的。他在建议将枢密院改为夫子庙时的身份还需要进一步寻找材料。传碑中记载他还派弟子薛德琚修葺武庙而守祀之。这说明全真道士还占据了武庙。他在文庙西北创建了五岳观[83]。据说丘处机很看重冯志亨。丘处机去世以后，冯志亨在推举尹志平为继任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他还扶立了李志常。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全真教文献中却很少见记载。
改枢密院为文庙的行政长官是王楫。据《元史》本传记载，王楫曾经任金朝将军，驻守涿鹿关口，蒙古兵南下，战败投降后受到重用，在华北地区招降纳叛。“时都城庙学，既毁于兵，楫取旧枢密院地复创立之，春秋率诸生行释菜礼，仍取旧岐阳石鼓列庑下。[84]”据《中国历史大辞典》称王楫改枢密院的年代是1229年[85]，和《析津志》所说的壬午（1222）年有出入。耶律楚材《释奠》一文说：“王巨川能于灰烬之余草创宣圣庙，以己丑二月八日丁酉率士大夫释而奠之，礼也。[86]”己丑年是1229年。这说明在窝阔台立国子学之前，燕京夫子庙有儒教的活动。冯志亨在这些儒教活动中的作用如何不可确知。1229年李志常觐见窝阔台时建议蒙古皇帝应该教授太子通晓儒家经典，得到窝阔台的赞许。1233年六月，李志常接到圣旨，“即燕京教蒙古贵官之子十有八人。公荐寂照大师冯志亨佐其事。”由此可知，太宗立国子学的举措和全真教有极大关系，不过冯志亨是由李志常举荐而得任教习。我没有见到史料证明这项决策和王楫或杨惟中等儒生有直接的关系。王楫在华北活动以后随蒙古兵征服西夏，似乎不再和燕京国子学有关系。
1234年的诏书里还提到中书令杨惟中（1205——1259）。 杨惟中可算是北宋理学的私淑弟子。他受到窝阔台的重用。蒙古兵伐宋时，杨惟中招安了几十名儒生迁移到燕京，在燕京建立太极书院，延请赵复、王粹等人做讲习[87]。赵复于1235年被姚枢劝降。“先是，南北道绝，载籍不通；至是，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元史》称北方知有程朱理学自赵复始。有了赵复，杨惟中才和姚枢谋划建立太极书院和周子（敦颐）祠[88]。这是我目前所知杨惟中一系儒学的背景。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太极书院建于1238年[89]，这是在窝阔台立国子学五年之后的事。因此，国子学建立时和杨惟中麾下的儒生没有关系，也没有材料证明1238年以后赵复等新来燕京的儒生参与了国子学。这一系儒生当中的王粹进燕京后和全真道有了联系[90]，成为兼有儒道身份的学者。
陈时可是耶律楚材推荐的人物。据《元史》记载，1230年底，耶律楚材建议窝阔台设置“征收课税使”，“凡长贰悉用士人”。陈时可是被派为燕京的首席官员[91]。《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1220年丘处机西行朝觐成吉思汗之前曾经住在燕京玉虚观，同他唱和往来的文人中就有陈时可。丘处机去世后，陈时可还在长春宫居住了两个月，写了两篇碑记，记录了丘处机的生平和丧事。如此，则陈时可乃国子学建立之前就在燕京的士人。1230年他成为朝廷命官。1233年建立国子学时，陈时可是代表朝廷的人物。
冯志亨和儒生的冲突还有一个线索有待查寻。1254年七月，忽必烈派使者再到燕京和儒生会面了结地产事宜。提到的儒生有赵楠、马大昭[92]。我尚未查到这两人的材料，未知他们属于王楫时代的儒生抑或是杨惟中一系的。
三、全真教和地方宗教
在北京，全真教是一个新兴的宗教派别。本文说它和地方宗教的关系指的是它和儒教、佛教及地方民众信仰的关系。陈垣先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有“士流之结纳”及“焚经之厄运”两节讨论了全真教和儒教及佛教的关系。笔者目前对此尚不具备进一步探讨的能力。全真教和佛教的冲突对全真教在元代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北京地区，全真教的发展也曾经严重地伤害了佛教教团的利益。从《辩伪录》看，虽然佛教也有类似北周甄鸾《笑道论》式的批判，但是主要是对于全真教的两个做法不满意。一是全真道士将《老子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在社会上乃至朝官中广为传布，二是全真教在兴建宫观的过程中侵占了大量佛门地产，据说有四百八十二处。在旧中都城中的案例有：
通玄关观音院正殿三间（李志常改为道教殿堂），
净恩寺五十多间点堂库房（女冠改为修真观），
悯忠寺东塔院（大道教女冠占据）
慈圣院（长春宫道士薛道录改为玄都观）
宝塔寺经藏院（天长观下任道姑福童占据）
资圣寺（全真道士巩志朗改为葆真观）
金桥寺正殿（全真张知观拆毁，安道士改作坟地，在颢华门外）
建福院（全真道士蓬头张占据，在铜马坊，法源寺一带）
弘教院（樊先生拆去材料建天齐庙，在春台坊西万盈坊）
吉祥院（长春宫占为窑场炼丹）[93]
奉福寺（长春宫占据）[94]
以上十一个案子至少有七件（樊道士待确定是否为佛道争端中颇为著名的全真道士樊志应）牵涉到全真教。这些佛教地产还不能全部看作道教强行霸占的，有些很可能是在那个战乱时代（1256年以前）占据的财产。当年佛道辩论佛教出阵的十七名高僧中有奉福寺院、资圣寺、蓟州甘泉山的长老，来自和道门有财产纠纷的寺院。1258年佛道大辩论的直接结果是焚毁经典、退还佛门财产。所以，那些对于道教教义及理论的批判都是幌子，骨子里面是佛道两家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之争夺。我说它还有政治利益的因素是由于道教确实曾经有凌驾佛教的意图。据《辩伪录》记载，丘处机在东归到达宣德地界（今张家口地区）时，“屈僧人迎拜”，进驻北京后曾经有“通管僧尼”的企图。更有甚者，“丘公自往蓟州，特开圣旨，抑欲追摄甘泉本无玄和尚，望其屈节，竟不能行”[95]。我现在还没有见到有双方教民的冲突，所以我不想把它们理解为宗教立场的冲突，而只是看做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的冲突。耶律楚材是佛教信徒。佛教显然借助了他的势力。在《辩伪录》中，作者几次指出耶律楚材的《西游录》是批判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欺骗的。学术界都认为全真教对于佛教义理和有吸收，丘处机的《蟠溪集》也曾经有过称赞佛教的内容，但是现存道藏中的本子删除了它[96]。这当然也是道门出于对佛教的偏见，不愿意丘处机的著作中保留这样的篇章。
我们由全真教道观的兴建可以知道全真教的教团在金中都陷落之后的近十年中间有了迅猛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全真教不仅收编了一些旧有道士女冠归入全真门下，当然也招纳了大量的新教徒出家。新的道观主要是供给出家人修行居住的，我们可以从一些碑记中了解这些道观的性质和道士的修行生活[97]。这些生活内容和百姓的信仰没有丝毫关系。据刘宋时代的《陆先生道门科略》记载，早期的道教组织是政教合一的教团，道士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但是，北京的全真教史料告诉我全真教教团和早期的天师道大不一样。教团是清一色的出家道士女冠，和信道民众没有政教合一的联系。那么全真教在社会上的形象如何呢？就我目前见到的少许材料看，全真教道士类似古代的方士，以其方术招徕民众。《道家金石略》中有《玄宝观活死柏记》[98]，称1227年丘处机去盘山主持道教仪式时路过平谷县独乐村玄宝观，观中一棵柏树“枯瘁已久，了无生态”。丘处机抚摩了它，枯柏于转年返青。住持女冠请人作记刻石留念。玄宝观并非全真教建立的道观。顺义县的白云观是全真道观，可以看出全真教在民间生存的一种形式。据顺义县志记载，顺义县呼奴山的白云观是为道士张道宽修建的。张道宽是山东寿张县人，曾经梦见神人授以符咒，并嘱咐他到呼奴山居住。他来到呼奴山以符水治病，颇有灵验。时逢瘟疫流行，张道士救治有功。某王爷有难症被张道士治愈，王爷为他建立了白云观。1304年，和全真教关系密切的集贤学士宋渤写了碑记。张道士拜“玄逸真人张霞卿”为师。大德年间北京全真道士有张志仙号玄逸真人，数见于《道家金石略》所载碑记。据大德三年碑记，张志仙的称号是“玄门演教大宗师嗣教辅元履道玄逸真人掌管诸路道教事”。我推测，张道宽是一位游历民间的道士，后归入全真门下。张道宽死后被当地民众奉为神明。他的坟墓被称为“圣人坟”。“居民病者，祷之辄应，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争献袍幡致赛”[99]。张道宽是一个外地移民，他的道观也由官府修建的。因此，他不是一个产生于当地社区的道士。当然，我不排除其他地区的全真道和民众有关系，但是要有中介。我们在一些碑记里会看到有“会首”出面。会首下面的社团和全真教的关系还是间接的。有碑记说丘处机朝觐成吉思汗之前在北京建立了八个会，可能是这样的会，但是我还没有见到这些会的材料。
注释：
[1] 陈智超在该书后记中又指出还有13条全真碑记被编入其他类别。
[2] 两处记载分别见《道家金石略》第441页和719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
[3] 《道家金石略》第470页。
[4] 见《道家金石略》第457页和634页。万宁宫当在今中海西面。参见侯仁之、邓辉合著《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第61页，中国书店2001年出版。万宁宫即大宁宫，1191年改名万宁宫，见《析津志辑佚》第11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
[5] 《道家金石略》第457页。
[6] 四川大学曾召南先生对北京早期全真教道观有过研究，见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第三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于杰、于光度所著《金中都》一书中有《金中都城图》，上面标记了部分全真道观的位置，该书于1989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笔者参考了这些研究。
[7] 见《道家金石略》第458页。
[8] 见赵万里辑《元一统志》第55页，中华书局1966年出版。据于杰、于光度《金中都城图》。
[9] 《元一统志》称丘处机为此庵命名，故定为丘处机去世以前。见《元一统志》第54页。
[10] 《金中都城图》标记与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有异。据《析津志》所记，《北京历史地图集》所标常清坊靠实。
[11] 据《金中都城图》。此图所标记的城坊数目远多于《北京历史地图集》。本文遇到两书出入时，以《北京历史地图集》为准，其余则参考《金中都城图》。李志柔（1189——1266）事迹可见《道家金石略》第598页。
[12] 见《元一统志》第50页。坐标见《金中都城图》。
[13] 见《元一统志》第49页。《甘水仙源录》有《大都清逸观碑》，见《道家金石略》第614页。
[14] 《析津志》记有两处地址，一为广阳坊，一为周桥之西、延庆寺北。见《析津志辑佚》第88页。《大都清逸观碑》称潘冲和在观中建立一琴台收藏丘处机得到的一架古琴。《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四引《倚晴阁杂抄》称白云观西面有土丘，疑为琴台所在。永乐十五年去世的梁潜在《泊庵集》中则以为土丘为长春宫遗址。参见《日下旧闻考》第1586和158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实际上，土丘乃古蓟丘遗迹，不太可能是琴台遗址。而且，蓟丘附近不止有一所道观。
[15] 坐标见《金中都城图》。《道家金石略》第528页有赵复《燕京创建玉清观碑》。王彬、徐秀珊合著《北京街巷图志》确认为南横东街东端，有照片，见该书第62页，作家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16] 《元一统志》第53页。
[17] 见《元一统志》第52页。
[18] 《元一统志》第53页。
[19] 《元一统志》第53页，《析津志辑佚》第89页。坐标见《金中都城图》。《析津志》称有王粹碑记。据《甘水仙源录》卷七记载，王粹去世于1243年。
[20] 见《元一统志》第52页，《析津志辑佚》第88页。坐标见《金中都城图》。
[21] 见《析津志辑佚》第89页，《元一统志》第52页，及《北京历史地图集》。
[22] 参见《元一统志》第48页。《析津志》称在文明门（今崇文门）外，当是另一所道观。
[23] 《元一统志》称为丘处机门人崇德宋真人创建。曾召南从《金莲正宗仙源像传》查明崇德真人为宋道安，见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第三册第197页。又参见《道家金石略》第732页至大三年加封诏书。
[24] 《元一统志》称长春宫玄学讲经宣义大师史志经曾作《崇德祠堂记》。据《洞玄子史公道行记》，史志经在1250年应李志常之请来北京任玄学讲席，参见《道家金石略》第577页。
[25] 坐标见《金中都城图》。周家楣、缪荃孙《光绪顺天府志》称清代道士观为元长生观遗址，在南官园以东。见《光绪顺天府志》第41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
[26] 据《元一统志》第49页。
[27] 《元一统志》第49页引1250年建观碑云：“京城西南，昔为水门金河，攸注宛然，故存引水作磨，下转巨轮。既助道门，亦利京人。磨之西偏，特起一观。”《析津志》称：“长春宫水碾，自古金水河流入燕城，即御沟水也。入南葫芦套，盛集莲花，复流周桥。”又称“金水河水门”在和义门南，则遗址当在今西直门外。见《析津志辑佚》第114和243页。我以为此道观可能在今白云观西面。
[28] 见《元一统志》第50页。
[29] 《元一统志》称霍志融在丘处机、尹志平在世时颇受青睐。李志常多委任他主持兴建，故当在李志常去世之前。见《元一统志》第48页。《析津志》称在大井头近东，见《析津志辑佚》第87页。坐标见《金中都城图》。
[30] 见《元一统志》第48页。《析津志》称在敬客坊，见《析津志辑佚》第87页。据于杰、于光度《金中都城图》，康乐坊和敬客坊在今教子胡同东西两侧。张志敬1256年继李志常为掌教。
[31] 见《元一统志》第48页。曾召南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考定葆光大师为王志明，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三册第198页。李鼎碑片段见《析津志辑佚》第88页。
[32] 《元一统志》第51页。
[33] 据《元一统志》记载，此观地基本为金朝旧官僚施舍给王志谨的，王志谨转让给孟道宣。见该书第50页。王志谨1263年去世，故定在此前。
[34] 《析津志》称在西营之北，则地近宁真观。见《析津志辑佚》第88页。《金中都城图》标记与《北京历史地图集》有异。
[35] 据《析津志辑佚》记录和《北京历史地图集》中之元大都平面图。
[36] 史料记载李志常未及施工即去世，张志敬完工。见《道家金石略》第615页。《金中都城图》标记在长春宫东面，有误。
[37] 《元一统志》记中统四年丁某弟子请人写碑记。见该书第50页。
[38] 见《元一统志》第50页。坐标见《金中都城图》。《析津志》记为礼乐坊，又称在渤海寺西，西营之北。见《析津志辑佚》第88页。
[39] 《元一统志》称张志敬为此观题额。张志敬1270年去世。
[40] 见《元一统志》第51页。《金中都城图》所标广源坊比《北京历史地图集》标记偏东，当以后者靠实。
[41] 参见王恽《大都复虞帝庙碑》，见《全元文》第187卷，第6册，第443页。文中称赵良弼于1278年请陈志玄在真阳观中恢复虞帝庙。
[42] 据《析津志》记载，舜帝庙在金故宫西泽潭之西，见《析津志辑佚》第57页。
[43] 《元一统志》第45页，《析津志辑佚》第87页。
[44] 见《道家金石略》第782页虞集《白云观记》。文中称祁志诚创建于安童复拜相后。安童复拜相于1284年，1289年辞职。
[45] 白云楼为元大都城内著名建筑。《析津志》成在健德门南十字街。见《析津志辑佚》第106页。
[46] 见《道家金石略》第695页王恽《真常观记》。
[47] 王恽《真常观记》称“广阳之真常，丽泽之灵郁，皆别馆也。
[48] 《元一统志》第44页。
[49] 《元一统志》第54页。《道家金石略》第785页称此观在“大都路在城[ ]庆坊”，当为集庆坊。据《北京历史地图集》所标集庆坊在金水河东面。
[50] 见《道家金石略》第521页冯志亨传碑。冯志亨1254年去世，故定在此前。五岳观见于《元一统志》和《析津志》。据称在南城文庙西北。
[51] 《元一统志》第46页。
[52] 见《道家金石略》第636页。《析津志辑佚》称长春宫原来是“女姑主之”，后转为道宫。所谓女姑当是指尼姑。见该书第243页。《辩伪录》也称长春宫占据了佛寺旧址。
[53] 见《道家金石略》第614页。
[54] 科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
[55] 见《道家金石略》第459页《玄宝观活死柏记》。
[56] 《道家金石略》第540页。
[57] 明人沈榜《宛署杂记》称丘处机曾经在此居住，后有将军置地施舍，渐渐成观。见该书第23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1291年祥迈和尚《辩伪录》卷三记此观乃占据佛寺地基。见《大正藏》第52册第767页。
[58] 《道家金石略》第540页。
[59] 见《析津志辑佚》第89页。
[60] 《道家金石略》第603页。
[61] 《道家金石略》第602页。
[62] 见《道家金石略。第700页祁志诚碑传，文中言及至元七年祁志诚请旨改名。《道家金石略》第598页有至元七年《披云真人制词碑》，但是这个碑立在了山东掖县，因为这通圣旨的主要内容是加封宋披云。
[63] 见《道家金石略》第700页。
[64] 见《昌平外志》卷四王道亨碑记，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第208册第189页。
[65] 《顺义县志》卷三，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第138册第804页。
[66] 见《道家金石略》第1049页。
[67] 见永乐《顺天府志》第268页。括号中字据该书第99页补。
[68] 分别见《道家金石略》第540、681、521、552、554、580、601、570、695页。据《析津志》说，五华观在元英宗91321至1323年在位）时改为佛寺，见《析津志辑佚》第89页。1928年和1936年北平市政府两次宗教调查的档案里都有五华寺，称在西郊寿安山北沟村八号。见《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出版。《辩伪录》卷三称李志常尸体葬于五华观，但是又在玉泉山埋葬了一具空棺材，内藏斗笠、“柱杖”，并宣传说李志常尸解成仙。见《大正藏》第52册第770页。又，宿白先生也考察过五华观的相关文献，见其《永乐宫创建史料编年》，刊于《文物》1962年第4、5期合编。笔者2004年4月访问香山脚下农民，他说五华观在卧佛寺樱桃沟，旧址早已不存。
[69] 见《道家金石略》第521页。
[70] 见《道家金石略》第579页。
[71] 《元史》第202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72] 曾召南先生曾经讨论过《畿辅通志》中的这条材料。见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第三册，第215页。
[73] 参见《燕楚游骖录》第548页，台湾学生书局中国史学丛书影印本。诏书云：“道与朵罗DAI、咸得不、绵思哥、胡土花小通事、合住、迷速门，并十役下管匠人、官人，这必阇赤十一个孩儿，教汉儿田地里学言语文书去也。不选。但是，可以学底公事呵也。教学者，宣喻文字。但是你每官人底孩儿每，去底十八个蒙古孩儿门根底，你每孩儿每内，更拣选二十二个作牌子，一同参学文书弓箭者。若这二十个孩儿内，却与歹底孩儿，好底孩儿隐藏下底，并断案打奚罪戾。这孩儿每学得汉儿每言语文书会也，你每那孩儿亦学底蒙古言语弓箭也会也。粘哥千僧奴底孩儿亦一同学者，若学底会呵，不是一件立身大公事那什么！教陈时可提领选拣好秀才二名管勾，并见看守夫子庙道人冯志亨，及约量拣选好秀才二，通儒道人二名，分作四牌子教者。虽已先禁治弓箭，军器去来，据这上项孩儿每底弓箭不在此限。你每各自斗教者，看谁管者教底先会了也。据住定房舍者，那孩儿每教底文书，不拣历日辰，起盖夫子庙廊房，并去底孩儿每住的房舍者。那孩儿每教底文书，不拣是何文书。教都学者。教学施行的文书，疾识字的文书者，教的时分，孩儿每根底休教阑当者。若识字呵，背识背写者。教参学底时分呵，自是不蒙古言语去底孩儿每，只教汉儿语言说话者，会汉儿言语呵。若不汉时言语里说话，却蒙古言语里说话，一番一简子打者，第二番打两简子者，第三番打第三简子者，第四番打四简子者，这言语我亲省会与他来也者。必阇赤每，比至会汉儿言语呵，说话仰胡土花小通事与两个熟会言语的通事转言语者，这比阇赤内有不服教训难道底人呵，具写姓名，我根底奏将来者，我这里更不省会那什么。仍道与朵罗DAI，仰与新拜降户内，每人拨与使唤的小孩儿一个者，各人并教读人等，每人日支米面各一斤，肉一斤，本处官人每底孩儿不在此限。外据家粮每人日支米一升，这必阇赤孩儿每，晚后与解渴酒四瓶。如有爱愿就学书人等，仰本路课程所官验人数，每人日支米一升，不得因而夹带不是读书儒人冒请官粮，不得违错。准此！蛇儿年六月初九日。”以上文字标点依从《析津志辑佚》，见该书第197页。
[74] 《析津志辑佚》第199页。必阇赤是秘书之意，八合识是老师。四牌子和四教读的意思不明。
[75] 《元史》第2032页。
[76] 《道家金石略》第521页。我尚未查明金枢密院所在地。《析津志》记载东华门外有朝阳桥，俗称枢密院桥。或因枢密院所在而得名。东华门位置相当于现今枣林前街西段。见《析津志辑佚》第97页。
[77] 《元史》第2032页。
[78] 《析津志》第199页。
[79] 《道家金石略》第579页。
[80] 《析津志》第199页。
[81] 《析津志》第199页至201页。下同。
[82] 《析津志》记载诏书如下：“长生天气力里，蒙古皇帝福荫里，忽必烈大王令旨里，道与赛典赤。据恁说将来底宣圣庙并赡学地土，已前牙鲁瓦赤、塔剌浑断事官每断定与秀才每来。其先生冯志亨即时当面说与情愿分付文字。如今冯志亨却行争占夺事，为此今与这文字去也。如委是实已前众断定来呵，又兼本人既有情愿分付文字，如何再争夺得？如今依先断定底庙舍土地分付与秀才每者，冯志亨先生每今后再不得争夺。准此。甲寅年五月二十八日六盘山口子里写来。”见《《析津志辑佚》》第200页。
[83] 参见《析津志辑佚》第91页。
[84] 《元史》第3612页。
[85] 《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分册第6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出版。
[86] 《湛然居士文集》第46页，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
[87] 见中华书局标点本《元史》第3467页；郝经为杨惟中写的神道碑，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第411页。
[88] 《元史》第4314页。
[89] 《续资治通鉴》第4614页，中华书局1957年出版。
[90] 《甘水仙源录》卷七有王粹的小传。据说他出身燕京大族，少有诗名。战乱南下逃亡。1235年，杨惟中攻克唐邓地区（今河南邓县、唐河县）时将他收降带回燕京。他进燕京后拜李志常为师，住在长春宫。受李志常委托，他为王重阳写了传记（已经佚失）。1243年去世时年仅四十余岁。
[91] 见《元史》第30、3458页。《道家金石略》第509页杨奂1251年碑记亦称陈时可为“漕长”。
[92] 见《析津志辑佚》第200页
[93] 以上数条见《辩伪录》卷三，《大正藏》第52册第767页。建福院、宝塔寺、吉祥院、修真观见于《元一统志》。吉祥院有大德1300年复兴碑记，说明后来长春宫归还了佛寺地产。由《析津志辑佚》第54页知资圣寺在南春台坊西大巷一带。《金中都城图》有宝塔寺坐标。
[94] 见《大正藏》第52册第772页。《元一统志》记录了奉福寺，但是没有金中都陷落以后的情况。
[95] 《大正藏》第52册地766页。引文中“本”字疑当为“山”。
[96] 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所收《蟠溪集》。
[97] 参见《道家金石略》第615、782页。
[98] 《道家金石略》第459页。
[99] 以上材料分别见于《顺义县志》第732页、804页，《怀柔新志》第154页，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第138册和132册。
（2003年10月北京大学会议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