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提出一个比喻，用以说明当时儒学在中国的尴尬处境。他认为，孔子在当时的中国就像是博物馆里陈列的文物，已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与现实的作用，成了死的东西。[1]不管列文森这个比喻对当时的儒学来说是否恰当，但以此来比喻当代道教的境遇倒是有几分合理性。当代道教目前正处于生死抉择的历史关头，但这里所说的“生”，并不仅仅是指存在，而是指以“活”的方式存在，这里所说的“死”，也不仅仅是指消亡，而是指现实作用的缺失，即列文森所说的“只属于历史”[2]。对于当代道教来说，目前真可谓机遇与挑战同在：假若抓住历史的机遇，积极活转于当世，开发出与当前社会相适应的新的形态，它将成为当今乃至未来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因素；反之，假若故步自封、不思进取，终有一天会成为仅供人欣赏的博物馆里的文物。
一、历史机遇
对于我们认为道教目前正处于一个生死关头，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危言耸听，因为与文革及其以前相比，道教的境遇已经大大改善，其发展成就有目共睹，而且还正在日益进步与完善。对于以上看法，我们完全同意，我们在这里说道教正处于生死关头，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发展成就，相反，我们不仅承认这一点，而且还认为当今社会为道教的发展与兴盛提供了诸多历史机遇，这些历史机遇正是我们所说的“生”的契机。具体讲来，其历史机遇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宗教政策越来越宽松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落实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政策越来越宽松，这为全真道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这一大好形势下，道教得到迅速发展，据1997年公布的《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统计，当时中国有道教宫观1500多所，正式道士2.5万多人，而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最近公布的《中国宗教概况》中提到：“目前，道教宫观共9000余座，被列为道教全国重点宫观的有21处，乾道、坤道5万余人。”[3]对比以上两组数据不难看出，在十五年的时间里，正式开放道教宫观的数量增长了两倍多，而道士人数也翻了一番，道教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与政府有宽松的宗教政策是分不开的。同时，以上数据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即作为正式宗教开放场所的道观数量的增长比道士数量的增长要快得多，而这还只是统计了正式开放的道教场所，尚未开放或有待于开放的道教场所数量更多，大量道教场所的修复与开放，为道教带来了极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国内已明显呈现出庙多道士少的状况，假若道教能充分利用当前宽松的宗教政策，积极弘道，大力发展，未来前景可以预见。
（二）民众需求越来越急迫
近百年来，因受某些因素的影响，宗教一直被视为麻醉人民的鸦片，我们总认为宗教与科学是对立的，终有一天科学会战胜宗教，宗教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这种对宗教的误解与偏见，导致了大部分中国人缺少宗教信仰，中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宗教信仰真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随着教内外学者的不断努力，人们对宗教的看法有所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同情、理解或信仰宗教，而且对宗教信仰的需求极为迫切。随着国家的不断富强，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而物质生活需求解决后，精神生活的满足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因而宗教成为提高人们幸福指数的重要文化因素，民众的宗教信仰需求因此而越来越急迫，这正是道教发展的巨大历史机遇。
（三）经济状况越来越改善
随着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走出温饱的中国人开始寻求更高的追求，而旅游无疑是提高生活质量的较好方式，于是各种形式的旅游越来越火爆。知名的道教宫观大多建在旅游景点，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繁荣，道观的经济收入也不断增加。许多在著名旅游景点上的道观，每年门票与香火收入都在上千万，甚至是几千万之多。道观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便为道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有了充足的经济支撑，道教就可以修复废弃道观，可以做慈善事业，可以培养年轻道士，可以弘扬道教文化，甚至可以把道教推向世界。香港各道观的发展模式可以成为内地道观的借鉴，香港的青松观、蓬瀛仙馆、圆玄学院、黄大仙庙等著名道观，在有了一定的经济支撑后，把道观的发展重心放在了造福社会、弘扬道教上，对道教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内地道教宫观可以向香港道观学习，深入大众生活，承担社会责任，促使道教成为当今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因素。
（四）国际环境越来越优越
随着我国国际经济与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针对西方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迫切需求，中国在海外大量建立孔子学院，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据国家汉办官方网站公布的《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称，“截至2011年底，已在105个国家建立了358所孔子学院和500个中小学孔子课堂，注册学员达到50万人。”而且力争“到2015年，全球孔子学院达到500所，中小学孔子课堂达到1000个，学员达到150万人。”[4]而且，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已被列入了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其后还将进一步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国外了解中国文化的迫切需求，国内政府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力支持，都是道教走向世界的重要历史契机。实际上，道教界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据中国道教协会网站最近发布的消息，为了让道教走向世界，中国道教学院已经开设了留学生班，第一个留学生班已于2012年11月在北京白云观举行了结业典礼，来自法国、比利时、瑞士、葡萄牙、意大利、墨西哥、委内瑞拉等7个国家的19位学员顺利拿到了结业证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是道教界向海外推广道教文化的重要举措，是道教文化走出去的第一步。然而，仅仅如此还是很不够的，道教界还应该紧紧抓住这一重要发展机遇，积极与政府合作，争取把道教文化班开设到国外，若条件与政策允许，还可以在国外设立老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建立更多的道教宫观，让道教文化真正扎根于西方世界，让世界人民都能从丰富的道教文化中得到滋养。
二、严峻挑战
道教目前已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正面临着诸多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将来就一定能抓住这些机遇，因为就在拥有以上机遇的同时，道教自身目前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要抓住以上历史机遇，道教必须首先正视和努力解决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否则，仍然难以摆脱进入博物馆的历史命运。所以，这些问题是道教未来发展的严峻挑战。总起来讲，其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思想保守，视域狭隘
道教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承两千年而不绝，原因就在于其具有开改性、包融性和较强的适应性，其不仅能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内容，而且还能根据民众的信仰需求不断调整自身，发展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形态，宋金之际全真道的兴起就是最好的例证。唐宋以来，外丹术的弊端日益明显，宋徽宗崇道误国又使符箓派声名狼藉，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王重阳高举“三教合一”的大旗，充分吸取儒、释二教的思想内容，创立了“道教中之改革派”[5]——全真道，并在全真七子的积极努力下，于金元之际走向鼎盛。然而，这一优良传统并没有被今天的道教所继承，对于这一点可以从目前国内道教学院的课程设置上看出来。无论是中国道教学院，还是上海道教学院，无论是乾道班，还是坤都班，所学内容除了政治理论与部分文化艺术课程外，其他皆是与道教相关的内容，并没有把儒、释二教的内容纳入学习的范围。[6]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当年王重阳在创立全真道之始，就以道教的《道德经》、《清静经》与儒家的《孝经》、佛教的《心经》来教授弟子，[7]而我们今天反而要排斥儒、释二教，这难道不是一种倒退吗？
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随着各种信息技术的不断发达，地球越来越小，正在逐步变成“地球村”。过去“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一种文化或一种宗教都必须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学会与他者共生共存是自身能够生存的前提条件。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冷战结束之后，未来社会的冲突将由政治与经济的冲突转化为文化或文明的冲突，“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在报告中也称：“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许多从表面上看来是政治性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文化上的深刻分歧。”[9]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正在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甚至是人类未来命运的重要因素，面对这样的局势，斯威德勒提出，“独白的时代”已经结束，“对话的时代”正在来临[10]，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文化与宗教正在积极地从自身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正在走向世界的道教却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应，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当今道教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过去其主要是作为中国宗教而存在，然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加速了其世界化的进程，它正在由中国走向亚洲，由亚洲走向世界，逐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与此相应，道教的视野与观念也应该相应地发生变化，不能再仅仅立足于道教本身来思考问题，也不能再仅仅立足于中国来思考问题，而是应该有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能够做到从全世界或整个人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二）信仰不笃，持戒不严
道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是其灵魂，戒律是其存在之基，若丧失了信仰，放弃了戒律，则道教将不成其为道教。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道教正在日趋走向世俗化，出现了严重的信仰不笃、持戒不严的现象。比如，道观本应该是道士们修行的场所，然而现在却正在日益变质，变得更像一个公司，实行承包制度，承包者既是道观的住持，又是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修行不再是道观的首要任务，而代之以经济创收，为了获取经济利益，道士们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有的甚至为了争夺金钱、名誉、地位等拔刀相向。经济状况比较好的道观的住持就是大老板，出入乘坐豪华轿车，前呼后拥，一掷千金，生活奢靡，动不动就要论身份、讲地位、要名分，比世俗中人还要世俗。[11]在这种状况下，金钱成了唯一追求，道教信仰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既然没有了道教信仰，道教戒律自然也就形同虚设，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道士们无所不用其极，坑蒙拐骗、违法乱纪、强卖强要等之类的事情时有发生。[12]据一位道长讲，目前全真道士中有家室的人已经超过了60%，我们不知道这条消息是否准确，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全真道士有家室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众所周知，自从王重阳创立全真道以来，就严格要求全真道士出家，不准结婚娶妻生子，但这一条戒律现在已名不符实了。对于严重违背道教戒律的现象，道教内部形成了不同的意见，年长的道长坚持要遵守戒律，而有一些年轻的道长却要求改革，但目前道教界讳言改革，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一现象已非常普遍，但仍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正视问题。
（三）文化不高，形象不佳
因受出家制度的影响，全真道士的文化水平一般不高，虽然目前存在的各种道教学院，对于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的改变这一状况。正一道士的情况比全真道要好些，但与佛教相比，仍然相差很远。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复杂，全真道出家制度的制约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对道士文化素质的培养重视不够。当年全真道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兴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重阳非常重视对道士文化素质的培养，不仅全真七子皆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金元之际大量知识分子加入全真道，大大提高了全真道的整体文化层次，其后的历代全真高道，无一不是饱学之士。然而，今天的道教对文化的重视明显不够。据说教内有这样一个说法，道观的住持一般不愿意让庙里的年轻道士去道教学院学习，他们认为，年轻道士们有了文化就不好管理了，所以不支持他们上道教学院，而且很多道观不愿意接收在道教学院学习过的道士。这种狭隘的思想观念严重限制了道士文化素质的提高，同样也限制了道教自身的发展。
通过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出，从那个时候开始道士的形象就不是很好，往往成为批评或调侃的对象，这种状况直到今天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目前道教界存在信仰不笃、持戒不严的现象，又加之道教对自身的宣传不够，人们对道教了解甚少，所以对道士的印象并不是很好，而这一切都由道教自身所造成。因为现在庙多道士少，很多道观修复以后，往往要聘请道长来担任住持，但道长们一来到道观就跟政府谈条件，要政府每月给他们开多少钱的工资，要保证给他们什么样的地位和待遇，他们的这种行为给当地政府和百姓留下了极为不好的印象。当年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之所以能够迅速传遍全国，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真道士苦己利人、舍己从人的品格征服了很多人，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尊重，而这种优良的品格现在基本上丧失殆尽了，而代之以追名逐利、好逸恶劳，再加之道众违法乱纪的事情时有发生，也极大地影响了道教的形象。
（四）责任不强，弘道不力
道士虽然是出家人，但仍然是社会公民，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也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金元之际全真道之所以能受到社会各阶层的信重，就是因为当时的全真道士具有苦己利人、舍己从人、济贫拔苦、劝善止杀等悲天悯人的情怀，有功于社会，造福于百姓，所以深受官民的爱戴与崇敬。然而，今天的大部分道教出家人并没有做到以上这些，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个人的私利，然后是所在道观的利益，很少会想到自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若每一个教内人士都这样想，道教的未来确实令人担忧。
因为多年来一直从事与道教相关的教学与研究，所以经常有人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佛教总是比道教繁荣？问得多了，使我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仅现在如此，在历史上，除了个别的时期以外，佛教一直比道教影响大，其中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但我想有一个重要原因在这里不得不提及，即佛教的自觉弘教意识比道教要强。任何一种宗教，其信徒弘教意识的强弱与其兴盛的程度必然成正比，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由于佛、道二教教义的差别所导致，道教因深受老子思想的影响，提倡顺其自然，反对刻意而为，所以不主动出来弘教。然而，这种说法对于全真道来说是不适用的。金元时期的全真道具有极强的自觉弘教意识，王重阳创教之初就提出了“使四海教风为一家”[13]的理想目标，其后的全真七子谨遵师训，一直向着这个目标奋进，最终使全真道由山东走向全国，并在金元之际达到鼎盛，当时其影响力超过了佛教。这说明全真道是有弘教传统的，而且丘处机等还把对教门贡献的大小与成仙结合起来，将其视为全真道士成仙的必备前提，而这种自觉的弘教意识在现在的全真道士那里已经丧失了，他们最关心的不是道教的前途，而是自己道观香火钱的多少。但以上所说并不是绝对的，今天道教内部仍然有很多具有弘教意识的信徒，他们为道教的弘扬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我这里要说的是，很多的道士缺乏这种意识，既使有这种意识的道士，其自觉弘教意识也不够强烈，我想这种现象与信仰不笃有关，背后没有了信仰的支撑很难会有积极的弘道行动。
三、几点建议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道教目前真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在。只要其能适时调整自身，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必将活转于当世，成为世界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就是道教之“生”；反之，假若其仍然不思进取，讳言改革，必将错失良机，丧失当前走向世界、再度辉煌的发展机遇，成为博物馆里的文物，这就是道教之“死”。面对这样的生死抉择，道教将何去何从，引人深思。我们相信，道教不可能甘于成为死的文物，其必然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努力促进自身的发展与兴盛。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正视自身的问题，敢于直面严峻的挑战，并且首先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 解放思想，开拓视域
面对新世纪的机遇与挑战，道教应该继续保持与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以开放包融的心态来对待异己文化，根据时代与自身发展的需要，积极主动地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精神成果，这是其能够免于成为历史文物、永葆生命活力的前提和保证。与以往不同，今天道教所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儒、释二教，而是人类文化的整体，其中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等世界各大宗教，这需要道教不仅仅是要提倡“三教合一”，而是要积极面对文化的全球化与地域化的矛盾，在保持自身特质的同时，加强与其他文化或宗教的对话，争取实现全球不同文化形态间的共生共存、和平共处。过去道教总是立足于自身来思考问题，今天必须积极开拓自身的视域，走出狭隘的护教意识与惰性心态，能立足于社会、立足于世界甚至于立足全人类来思考问题，对于一些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要及时做出自己的回应，让世界人民了解道教的声音。
（二）正视问题，勇于改革
前面已经提到，道教目前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对于这些挑战，道教要改变过去一味逃避的态度，要敢于正视问题，勇于解决问题。比如，全真道的出家制度，目前已经成为了限制道教发展的严重障碍，我们先不说这一制度是否符合人道主义的原则，就道教自身来说，这一制度就限制了大量优秀人才进入道教。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青年人在社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老龄化的中国社会正在来临，而多年来一直实行的计划生育制度，使中国大部分家庭成为独生子女家庭，除非本人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或遇到人生的重大打击，父母一般不会允许子女出家修道，这对于道教的未来发展已形成极大的限制。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已经显现出来，就目前全真道士的年龄结构来看，中老年道长的人数占到了大多数，年轻道长人数越来越少。问题还在于，既使目前已经出家的中青年全真道士，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有了家室，不管道教界是否承认，这已是教内外有目共睹的事实。对于这个问题，道教界很多道长都有自己的想法，但因自己身处其中，不便谈论，因此这个问题成为了道教界最忌讳的一个话题，无人敢公开提及。我们认为，为了道教的未来发展，为了吸收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道教，全真道的出家制度必须改革，港台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参考的范例。对于青年全真道士，我们可以采取自愿的原则，愿意清修的可以清修，愿意结婚的可以结婚，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道教信仰最重要的并不在于外在形式，而在于内在的实质，即在于道士们有没有道教信仰？信仰是否虔诚？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既使讳言改革，道教的世俗化进程依然在进行，全真道士中结婚的人数依然在增加，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我们与其逃避，反倒不如解放思想，正视现实，勇于改革，解决问题，把道教的工作重心放在狠抓信仰上，这样可能更加现实，更加有利于道教将来的发展。
（三）重视文化，提高素质
道教近几年对道士文化素质的培养比以前有所重视，中国道教协会已经主持举办了多次玄门讲经活动，中国道教学院也在湖北、湖南、四川、江西等地设立了分院，以便让更多的年轻道士有机会进入道教学院学习，道观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办学也已经开始。[14]但因道教人才的匮乏极为严重，有待于提高文化素质的道士人数众多，而有些道观的住持对该问题的认识仍有待提高，所以道教界对道士文化素质的培养仍然需要加大力度。中国道教学院尤其是各分院因师资力量的问题，教学水平与管理水平亟待提高，同时，藉于以上提到的道教界思想开放程度不够的问题，也有碍于对道士整体文化素养的培养，道教学院课程设置有待于进一步改革，跟高校以及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模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我们认为，道教界要想根本解决道士文化素养低的问题，就必须向佛教界学习，让道士进入高校或科研院所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争取在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哲学、历史、宗教、文学、艺术等专业硕士与博士学位的道士。同时，为了让道教走向世界，也为了加强道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对话，还要注意对道士外语能力的培养。我们相信，只要道教界尤其是全真道敢于改革出家制度，社会上也会有大量的具有高学历和高文化素养的人员加入到道士的行列，这从另一方面也会提升道士的整体文化水平。
（四）积极弘道，敢于担当
道士作为社会公民的一员，应该积极强化自身的责任意识，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强烈责任意识的高道。道士的责任意识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对道教的责任意识。作为一名道教徒，道士要有传承与弘扬道教文化的担当意识，把自身的修炼、成长与整个道教的发展统一起来，真正做到以教为家，以道教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作为自己终生的志业。其二，对社会的责任意识。道士们虽然是出家人，但并没有脱离社会，仍然是当今社会中的一员，需要尽一定的社会义务与社会责任。比如，当前我们正在大力提倡建设和谐社会，道教界也在积极地响应，开展了和谐道观的建设活动，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道教界还要敢于为国家、政府和社会分忧，力所能及地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做一些工作。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它在某些时候可以与政府的职能相互补充，起到政府无法起到的作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道教可以利用信徒的捐施，集聚社会剩余资金，并将其用于教育、医疗、养老、救灾、济贫、拯难、临终关怀等各种慈善活动，从而达到调和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其三，对全人类的责任意识。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道教界要有全球意识，要密切关注和积极回应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环境恶化、生态失衡、地球变暖、核武威胁、发展不均等严重问题，利用其非政府部门的特殊身份，加强文化或宗教对话，积极展开与民间团体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相互合作，为增加人类福祉与维护世界和平尽一份责任。
我们坚信，只要道教做到以上四个方面，其肯定能够克服自身的不足，解决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轻松地应对来自各方面的严峻挑战。只有经受得住严峻的挑战，才能抓住历史的机遇，使自身积极活转于当世，发展出不仅能适应中国社会，而且还能应对整个人类生存困境的新形态，从而避免成为“只属于历史”的博物馆里的死的文物，走出“生”与“死”的纠结，走向世界这个更大的舞台
（本文初稿曾于2013年3月31日在深圳弘法寺与深圳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宗教的社会角色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注释：
[1][美]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42页。
[2] [美]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342页。
[3]http://www.sara.gov.cn//zwgk/17839.htm.
[4]http://www.hanban.edu.cn/article/2013-02/28/content_486129.htm.
[5]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页。
[6]青松观香港道教学院的情况略有不同，其课程设置中有儒家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与佛教的《心经》等内容。
[7]金源璹撰《全真教祖碑》云：“先生劝人诵道德清静经，般若心经及孝经，云可以修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52页）
[8]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7页。
[9] [美]欧文·拉兹洛编辑：《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1页。
[10]斯维德勒说：“人类现在正费力地离开我们从智人时代起一直所处于其中的独白的时代，并时亮时暗、摇摇摆摆地走进这个全球对话的时代。”（[美]L.斯维德勒著，刘利华译：《全球对话的时代》之《序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11]对于以上这种情况，李养正先生也曾在《关于道教前景问题的浮想——振兴道风是振兴道教的关键》一文中提到，其云：“更有些人，在市场经济与法治规制尚未臻完善的情况下，利用宗教活动，惟利是图，抵制道教在信仰和道风上健康的革新性建设，阻碍道教的健康发展。”（郭武主编：《道教教义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页）
[12]最近国家宗教局、统战部、发改委、公安部、建设部、文化部、工商局、旅游局、证监会、文物局十单位联合下发了《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将对以上提到的各种现象加以治理，相信不久就会有很大的改善。而这个《意见》的下发，也说明以上现象已经极为普遍，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和社会秩序。
[13]《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道藏》第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页。
[14]据《中国道教》2011年第3期报道，2009年4月，青岛崂山太清宫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联合开办了宗教学研究生班，学制两年，第一批30位学员已于2011年5月顺利结业，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研究生班结业证书。
（《弘道》201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