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锋
道教以“重人贵生”为旨趣。一般认为，道教养生分两大类：内炼和外养。《太平经》指出为善本身即可长寿成仙，为善致寿当属内炼法门，下文拟就此进行专题论述，主要的典籍依据是《太平经》之《解承负诀》、《五事解承负诀》、《解师策书诀》、《努力为善法第五十二》、《上善臣子弟子为君父师得仙方诀第六十三》、《六极六竟孝顺忠诀第一百五十一》、《大功益年书出岁月戒第一百七十九》、《不孝不可久生诫第一百九十四》、《大寿诫第二百》、《不天书言病当解谪诫第二百二》、《为父母不易诀第二百三》等篇卷。
《太平经》深切地把握了世人求长生的愿望，以宗教家的情怀，将长生信仰和伦理教化紧密联系起来，标举“善自命长，恶自命短”。《大寿诫第二百》云：“行作善，有孝慈，使各竟其年，或得增命，子孙相次，无中夭时。”[1]这是说为善者不但会命尽而终或得增命，而且会萌福子孙。《为父母不易诀第二百三》也宣称：大善之人“天必令寿，神鬼佑之，不敢失。”[2]相反，作恶之人，“天遣侯神（侯神，监测之神），居其左右，入其身内，促其所为，令使凶，当断其年，不可令久”[3]。不仅如此，恶人死后，还要受到审讯刑罚，到最苦的地方受苦，“恶人早死，地下掠治，责其所不当为，苦其苦处，不见乐时” 。[4]
既然为善能长寿，那什么是善，如何为善呢？《太平经》对此也有解释。《六极六竟孝顺忠诀第一百五十一》说：“子不孝，弟子不顺，臣不忠，罪皆不与于赦，令天甚疾之，地甚恶之，以为大事，以为大咎也，鬼神甚非之，故为最恶下行也。”[5]子不孝、弟子不顺、臣不忠是恶，那么其对立面就是善，《大功益年书出岁月戒第一百七十九》说：“天下之事，孝忠诚信为大，故勿得自放恣，复夺人算，不得久长。”[6]所以天君要术求长生者“知善行善，知信行信，知忠行忠，知顺行顺，知孝行孝”[7]。可见，《太平经》所谓之善就是中国传统之人伦标准。早期道教认为播扬中国传统之伦理道德就能够长生久视，对这种可能性，《太平经》不是强词夺理或只是张贴标语，而是经过相当周全的论述，这种努力大致有如下紧密相关的三个方面：
第一，提供生动可感的善寿恶死事例。这方面的例子以《大寿诫第二百》中描绘的遗腹子的故事最为典型：
是过积祸之人，自致无门户后世，天甚复伤之，故使复有遗腹子，未知男女。儿生未大，母去行嫁，至年长大，问其疏亲，我父母何在。亲言，汝父少小，父母不能拘止，轻薄相随，不顾于家，劫人强盗，殊不而自休止，县官诛杀，游于他所，财产殚尽，不而来返故乡，久在异郡，不审所至，死生不可得知也。诸家患毒，亲属中外皆远去矣。汝母怀妊时，见汝生有续，心中复喜。家长大人，无所依止，贫无自给，使行事人。随夫行客，未有还期。遗腹子言，人皆父母依仰之生，我独生不见父母。……不直仰天悲哭，泪下沾衣。……天大哀伤，常使强健，治生有利，使取妻女，复有子孙，心乃小安耳。复为其子说之，……我疾我父少小时为恶，故诫汝耳。从今以后，但当善耳，勿忘我父远之他所。故复思我过，天哀我耳。汝努力，汝为善，勿行游荡，治生有次，勿取人财，才可足活耳。各且相事，无妄饮酒，讲议是非，复见失。详思父母言，可无所咎。天上闻知，更为善子，可得久生竟年之寿。为汝作大，以是为诫。诸神闻知，上自于天。天令善神随之，治生有进，财复将增，生子遂健，更为有足，是天恩也。春秋节腊，辄奉天报恩，既不解，努力为善，自得其福。[8]
《大寿诫》讲述了这样一个是过积恶者的遗腹子遭受孤苦、赁身为奴、为父招魂、得天哀怜、治生有进、转诫其子为善的故事，形象生动地向世人彰明：天神常在人边，赏罚分明，善者福报，恶者遭殃，从而有效地劝导人们：一心为善，勿行游荡，治生有次，不取人财，无妄饮酒、勿信是非，认为凡此种种，即可构筑大寿之路。类似的事例，《不孝不可久诫第一百九十四》、《不可不祠诀第一百九十六》等篇章中亦有鲜明的演述，不一一列举。
第二，拟设天神监督，赏善罚恶。这些为善长寿、为恶早死的故事的背后是天神的权威。《太平经》认为天地间及人身中有众多的神灵，受天所使，察人善恶，掌人命籍。“为善亦神自知之，恶亦神自知之”[9]，“见善白善，见恶白恶”[10]，上天根据人之善恶，赏罚分明，行善者可得天年，如有大功，可延年益寿，福佑子孙后代；行善者，受神眷顾，不但可以长寿，还可以著名神籍，遇缺补职。《为父母不易诀第二百三》云：“行善之人，无恶之辞（恶文辞，神灵对作恶者恶行的记录及举报），天见善，使神随之，移其命籍，著长寿之曹。神遂成其功。使后生之人，常以善日，直天王相，下无忌讳，先人余算并之，大寿百二十。其子孙而承后得善意，无有小恶，亦复得寿，白发相次。子子孙孙，家足人备，亦无侵者。佃作商贾，皆有利入；为吏数迁，无刑罚之意，善所叔也（‘叔’通‘俶’，即美）。”[11]为善者不仅本人及其子孙命增寿延，尽享富贵，更甚者是荣登神位。《大功益年书出岁月戒第一百七十九》说：“上善之人，皆生于自然，皆有历纪，著善籍之文，名之为善人之籍。……行仰善，与天地四时五行合信，诸神相爱，有知相教，有奇文异策相当，见空缺相荐相保，有小有异言相谏正，有珍奇相遗，共进于天神。”[12]相反，若作恶，天亦遣神记录在薄，过无大小，天皆知之。作恶不止，则诫其寿算，不得天年；或者使鬼物凶神入恶人身中，使其致病。不过，《太平经》也提出善恶是可以转化的，作恶者及时收敛，此后悔过向善，罪责可脱，福寿可致。如《不承天书言病当解谪诫第二百二》所言：“令世俗人亦白薄恩，复少义理。当前可意，各不惜其寿。纵横自在，以为无神。随疏（疏，逐条记录过恶）者众多，事事相关。及更明堂，拘校（拘校，汇总核验）前后，上其姓名，主者任录，如过负辄白司官，司官白天太阴。太阴之吏取召家先，去人考掠治之。今归家言，咒诅 逋负，被过行作，无有休止，故遣病人。病人之家，当为解阳解谪，使得不作，谪得解除之；不解其谪，病者不止，复责作之。既不解已，以为不然。观其所行，皆有其人，多与少耳。是为可知，复慎其后，勿益其咎。乃为有知，可使无咎，无知自已。患福之间，未曾休止。”[13]《太平经》正是这样凭借天神的权威将人之善恶与其寿夭联系在一起，劝诫世人为善莫作恶，以求长生登仙。
第三，建构承负理论以解释善不寿恶长寿的现象。《太平经》的为善寿老论对一般信众有很大的号召力，可是这样的神仙赏罚说也常常面临尴尬：现实生活中往往有人一心向善却好人短命，也有人作恶多端反而安享天年。《太平经》为解释这种悖论，在《周易》“积善余庆，积恶余殃”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承负说。《五事解承负法第四十八》列举五个例子：官民无收，承负于地；邪说流行，承负于首倡者；谣言传遍天下，承负于始造谣者；大木之枝叶实枯落，承负于树根不牢；人受毒风而死伤，承负于南山毒气泄露。作者由此论定：万事万物皆有承负，所以“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14]《太平经》还对“承”、“负”分别作了解释，认为“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连不平，前后更相负，故名之为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也。”[15]承负的范围是承前五代，负后五代。《太平经》由此推断说，人之长寿与否与承负有关，“凡人有三寿，应三气，太阳太阳中和之命也。上寿一百二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行善不止，过此寿谓之度世。行恶不止，不及三寿，皆夭也。胞胎及未成人而死者，谓之无辜承负先人之过。”[16]《太平经》之承负说圆满地解释了道教的善恶报应观，是道教立教的理论基石之一。
《太平经》对善能致寿的观点进行细致论证后，号召世人努力为善，“努力为善，无入禁中，可得生后竟年之寿。不欲为善，自索不寿，自欲为鬼，不贪其生，无可奈何也。”[17]《太平经》还提倡：“习善言，不若习行于身也”，[18]认为行动比语言更重要，劝诫人们以实际修行去求取长生久视。至于如何为善，《太平经》也不忘谆谆告示，《上善臣子弟子为君父师得仙方诀第之十三》向求长生者宣讲上善三行：“上善之臣子民之属，常旦夕忧念其君王。念欲安之心，正为其疾痛，常乐帝王垂拱而自治也，其民臣莫不象之而孝慈也。其为政治，但乐使王者安坐而长游。” “上善第一孝子者，念其父母且老去也，独居闲处念思之，常疾下也，于何得不死之术，乡可与亲住居之，贱财贵道活而已。思弦歌哀曲以乐其亲，风化其意，使入道也，乐得经古与其居，而不知老也，常为求雪殊方，周流远所也。至诚乃感天，力尽乃已。其衣食财自足，不复为后世置珍宝也，反悉愁苦父母，使其守之。” “上善之弟子也，……常思行为师得殊方异文，可以报功者。惟念之正心痛也，不得奇异也，念之故行，更学事贤者，属托其师，为其言语，或使师上得国家之良辅。” [19]《太平经》认为只有这样三行（忠君、孝亲、尊师）合一，精诚感天地，动神灵，才能得到真寿仙方。由上观之，《太平经》宣扬为善长寿之心切切，其述备矣。
道教历来主张身国共治，《太平经》为善致寿的思想从养己的角度体现其济世情怀。东汉末年，政局混乱，社会黑暗，民生凋敝，《太平经》号召为善，这是下层民众的求生疾呼，同时不啻一济医世良方。于今而言，劝善利人，对社会安定、百姓乐生仍有现实意义。从个人养生看，为善也不失为长生大道。现代心身医学研究成果表明，心地善良的人心态平和，能够有效排解外界烦扰，达致心理平衡。这种良好的心理状态确实会增强人体的防病抗病机能。反之，那些道德败坏的人，使得内心常处于惊恐不安、悔恨焦虑又欲罢不能的矛盾状态，从而降低机体的免疫力，诱发各种疾病。总之，《太平经》的为善长寿观历久仍新，值得今人总结阐扬。
注释：
[1]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616页。
[2]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626页。
[3]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598页。
[4]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598－599页。
[5]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406页。
[6]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543页。
[7]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540页。
[8]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617－619页。
[9]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12页。
[10]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527页。
[11]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625页。
[12]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538－539页。
[13]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624页。
[14]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22页。
[15]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70页。
[16]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23页。
[17]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621页。
[18]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25页。
[19]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134－136页。
（《湖南道教》，2005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