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锋
道教是“重人贵生”的宗教，现存最早的道教典籍——《太平经》就旗帜鲜明地展示了道门中人的贵生思想。《太平经》宣称：“三万六千天地之间，寿最为善”;“丧者为贱，生者为贵”，“生为第一”，这些人寿最重的表述是道教精神气质的典型体现。为了实现长生这一目标，《太平经》的作者们以其宗教家的情怀吸纳当时之医学成就，并加以创造发挥，鲜明体现了道医的智慧与特色。本文拟从草木方、生物方、服药辟谷、针灸等方面探讨《太平经》的医学理论。
一
《太平经》所谓草木方，指称植物性药物和药方。所谓生物方，指称动物性药物和药方。经中集中论及草木和生物方的是《草木方诀第七十》和《生物方诀第七十一》：
草木有德有道而有官位者，乃能驱使也，名之为草木方，此谓神草木也。治事立愈者，天上神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立延年者，天上仙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治事立诀愈者，名为立愈之方；一日而愈，名为一而愈方。百百十十相应愈者是也，此草木有精神，能相驱使，有官位之草木也。十十相应愈者，帝王草也；十九相应愈者，大臣草也；十八相应者，人民草也；过此而下者，不可用也，误人之草也。是乃救死生之本，不可不审详。方和合而立愈者，记其草木，名为立愈方；一日而愈者，名为一日愈方；二日而治愈者，名为二日方；三日而治愈者，名为三日方。一日而治愈者方，使天神治之；二日而治愈者方，使地神治之；三日而治愈者方，使人鬼治之。不若此者，非天神方，但自革滋治之，或愈或不愈，名为待死方。慎之慎之，上救死命之术，不可易，事不可不详审也。[1]
生物行精，谓下步禽兽跂 行之属，能立治病。禽者，天上神药在其身中，天使其圆方而行。十十治愈者，天神方在其身中；十九治愈者，地精方在其身中；十八治愈者，人精中和神药在其身中。此三者，为天地中和阴阳行方，名为治疾使者。比若人有道而称使者，神人神师也。是者天地人精鬼使之，得而十十百百而治愈者，帝王上皇神方也；十九治愈者，王侯之神方；十八治愈者，大臣白衣至德处土之神方也。各有所为出，以此侯之，万不失一也。……故治十伤一者，不得天心意；十伤二者，不得地意；十伤三者，不得人意；十伤六七以下，皆为乱治。……夫天道恶，杀而好生，蠕动之属皆有知，无轻杀伤用之也；有可贼伤方化，须以成事，不得已而后用之也。故万物芸芸，命系天，根在地，用而安之者在人，得天意者寿，失天意者亡。凡物与天地为常，人为其王，为人王长者，不可不审其详也。[2]
从上面的这两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出，《太平经》鲜明地体现了早期道教养生学的特点，首先，在药物和药方的来源方面，《太平经》认为草木方和生物方皆来自天上，“治事立愈者，天上神草也，下居地而生了；立延年者，天上仙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禽者，天上神药在其身中，天使其圆方而行”。《太平经》这种药源于天的思想，说明了经书造作者的认识具有明显的宗教神学色彩。其次，在药方分类方面，《太平经》已经具备相当的药物分类思想，按治愈之迟速，草木药可分为：一日愈方、二日方、三日方、待死方；按疗效，草木药可分为：帝王草、大臣草、人民草、误人之草，生物方可分为：天神方（或称帝王上皇神方）、地精方（五侯之神方）。《太平经》的药物分类不免带上宗教和政治色彩，也反映了道门中人对当时医学实践结果的积极吸纳。复次，在药效方面，《太平经》一方面认为药物之神奇疗效在于“天地人精鬼使之”；另一方面也提出药物之发挥作用在于其中有“精”，按汉代流行之思想，精是一种细微的物质，“草木有精神”、“生物行精”，是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这两种对立的看法同时并存在《太平经》中，看似矛盾，实则当时道教理论者思想水平的真实写照，反映了时代的局限性。再次，在医德方面，《太平经》具有纯朴的以人为本的观念，《草木方诀第七十》、《生物方诀第七十一》两篇短文，聊聊数百字，竟然三次提及医者要慎重用药，“此救死命之术，不可易事（即草率从事），不可不详审也。”《太平经》的这种关爱生命的情怀体现了道教“重生”、“贵生”的精神气质。最后，《生物方诀》的末尾告诫人们：天道憎恶杀戮，动物有感情，不能轻易杀伤动物来入药，如果确实急需，也要尽量等它们发育成熟，这种禁忌取胎剖卵保护动物的诚挚思想也是难能可贵的。今人有为了一己之贪猎杀动物之行为者，当以之为鉴。
二
草木方和生物方是服药养生的内容，《太平经》认为辟谷也是养生度世之道，根据现代生物化学、生理病理学研究，辟谷得当确实能改善体质，促进健康。辟谷往往以服药为先导，所以我们把辟谷也纳入医药护生的视野进行探讨。
辟谷又叫“断谷”、“绝谷”、“却谷”、“休粮”、“绝粒”、“却粒”。辟谷术始于秦汉，甚至更早，汉代出现的集录此前礼仪著作的《大戴礼记·易本命》已经记载：“食肉者勇敢而悍，食谷者智慧而巧，食气者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3]这里的“不食”即辟谷，不食五谷。此外，《史记·留侯世家》讲张良性多病，以导引、不食谷强身。《淮南子·人间》也记载春秋时鲁国人单豹不食五谷，仅喝溪水，年届七十犹有童子颜色。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辟出《却谷食之篇》专门探讨了服气辟谷。可见，秦汉时期，辟谷术已经相当流行。道教创立后，因袭此养生术，其早期经典《太平经》中有许多地方涉及辟谷。据王明先生《太平经合校》看，原经演述辟谷养生术的经文主要在辛部，惜《太平经》辛部经文今已全部亡佚，《合校》一书依《太平经钞》，略补其缺，其中集中论及辟俗的有三处，（原经可能有更多内容）仅此三处，我们大略可以窥见《太平经》是相当注重辟谷养生的。
《太平经》主张辟谷可以度世长存。《三洞珠囊》卷四《绝粒品》征引《太平经》第一百二十云：“食者命有期，不食者与神谋，食气者神明达，不饮不食，与天地相卒也。”[4]这几句之思想源头在《大戴礼记·易本命》及《淮南子·地形训》。因《太平经》辛部遗失，估计这几句是结论性质的语句，原文当更充分讨论不食的诸多方面。上引五句以简括的笔触告诉我们：食用五谷的人生命有期限，善于调理气息的人神明通达一切，而不饮不食有形东西的人与天地共存亡。此处所说的不饮不食是指不吃五谷杂粮（即辟谷），并非什么都不吃。实际上，《太平经》及以后道教所倡行的辟谷术，往往伴随着服气和服药。因为此法确实能够益寿，历代传修者不绝，故易心莹在《道教分密表》中列出辟谷一派。
辟谷有效，还须得法。王明先生《太平经合校》卷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六引《太平经钞》辛部首书经文，大致同《太平经》敦煌目录卷一百二十《不食长生法》相合，集中讲述辟谷法门。按照此节经文的说法，“比欲不食，先以导命方居前，因以留气。服气药之后，三日小饥，七日微饥，十日之外，为小成无惑矣，已死去就生也”[5]。这就是说，辟谷之前，要先服食一些具有滋补元气作用的药物。服气药之后，三日内感到有点饥饿，七日内稍微更饿一点，十日之后就初步适应，疑虑不安之感也去掉了，已经脱离死籍，归就长生了。上文说过，辟谷不是什么都不吃，是慢慢节食，少食；不吃通常之食物，至于“特殊”食物还是要吃的，“服气药之后，诸食有形之物坚难消者，以一食为变，食无形之物，节少为善。……少者为吉，多者为凶，全不食亦凶，肠胃不通。通肠之法，一食为适，再食为增，三食为下，四食为肠张，五食饥大起，六食大凶恶，百疾从此而生，至大饥年当死”[6]。这段话反复说明辟谷过程中当节少进食，硬食以每天一次为最合适，流质食品尽量少食；但都不吃会造成肠胃不通，即肠胃沾连，影响健康。《太平经钞》所引此节文字没有提及“有形之物坚难消者”以及“无形之物”是什么，参照其他道经，所谓有形之物坚难消者是指营养高而消化慢的东西，如含有丰富植物油的松子仁、柏子仁、火麻仁等以及含有多种糖、淀粉、维生素等成分的麦门冬、地黄、茯苓、山药、黄芪、人参等根茎或菌核。所谓无形之物是指胡麻汤、酥汤、酒或清水等流质东西。辟谷之人活动相对少些，这些食品能够满足他们基本的营养需求。另外，《太平经》还提醒辟谷者“常当忽带收肠，使利行步也”[7]，这是说，要常把腰带扎紧以便走路。
《太平经》认为行上述辟谷法，不仅可以养自身，还可以养众生。从个人而言。“令人病悉除去，颜色更好，无所禁防。古者得道老者，皆由不食”[8]。从国家而言，“此乃富国存民之道”，可以“助国家养民，助天地食主”，“君臣民足以安身心，理其职；富者足以存财，贫者足以度躯；君子行之，善乐岁，凶年不危亡”[9]。《太平经》又从反面论述说，不修其辟谷术，习惯于一日三餐的人，遇到荒年就会饿死或出乱子，“日三食乃生，朝不食，一命绝；昼不食，二命绝；暮不食，三绝（此句“三”下当有“命”字，引文脱）；绝三日不食，九命绝。……奸邪大起，悉从此始”[10]。由此，《太平经》倡导“用吾道，万事自理，吉岁可以兴利，凶年可以存民”[11]。
从《太平经》所提倡的辟谷术中，我们可以发觉早期道教的养生追求和治国理念。辟谷术源自秦汉时期的方仙道，当时方士心目中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12]，人要成为体态轻盈、身香肤洁的神仙，自然不能多吃能够导致身体臃肿、产生粪便的五谷杂粮，而要服食轻香奇异之物。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承袭这一思想，提倡服气、服药、行辟谷之术。道教的另一源头黄老道，既讲求个人长生，也不忘济世情怀。这一精神映射在《太平经》之辟谷术中，就是其作者宣称的辟谷是个人“年寿久久，至于遂存”之道，也是“富国存民”之方。《太平经》造作于东汉顺帝年间，当时统治集团日益腐朽，政治相当黑暗，豪强凌弱，时有凶年，民生凋敝。《太平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辟谷，一方面是曲折无奈地进行抗争，另一方面是有针对性的治国方略。应该说，《太平经》是抓住了“民以食为天”这一封建社会的关键问题的。
《太平经》的作者们基于养生和治国的双重目的，强调辟谷是“不穷之道”,以当代的眼光，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它呢？从大处着眼，当前我们国家政通人和，科技昌明，粮食充足，但倡导饮食节制以富国存民养众生，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就个人健康长寿而言，适当辟谷也有相当的益处。据现代医学研究，多食导致死亡率增高。多食使人体重增加，引起肥胖，肥胖的人易患冠心病、高血压等。统计数字表明，超过标准体重30—50%者，死亡率高出一倍。罗丝（Ross）的动物实验表明，摄取低热量的食物，自发性肿瘤和肾水球肾病的的发生率减少，寿命延长。布鲁地（Brody）指出低代谢的生命活动，减低了有丝分裂的频度，可使生命延长1/3。特别是老年人储存热量能力有限，如果摄取过量，将罹患高血脂、高血糖。由此观之，《太平经》提倡节制饮食，以补气血、调脏目府、治虚羸、轻身延年的药食代替高热量的通常食品，确实能改善体质，促进健康。
三
针灸医术是我国传统医学瑰宝之一，早期道教学者在吸纳本草学的同时，也积极摄取已有针灸知识。《太平经》之《灸刺诀策七十四》主要论及析针灸医术。此篇阐述了人体经络的构成、运行及失常表现，进而讨论了针灸的作用、行针的原则和方法以及临床会诊等问题。《灸刺诀》既是早期道教养生智慧的重要成果，也杂糅一些偏见。试看如下引文：
灸刺者，所以调安三百六十脉，通阴阳之气而除害者也。三百六十脉者，应一岁三百六十日，日一脉持事，应四时五行而动，出外周旋身上，总于头顶，内系于藏。衰盛应四时而动移，有疾则不应，度数往来失常，或结或伤，或顺或逆，故当治之。灸者，太阳之精，公正之明也，所以察奸除恶害也。针者，少阴之精也，太白之光，所以用义斩伐也。治百中百，治十中十，此得天经脉 书也，实与脉相应，则神为其驱使；治十中九失一，与阴脉相应，精为其驱使；治十中八，人道书也，人意为其使；过此而下，不可以治疾也，反或伤神。甲脉有病反治乙，名为恍惚，不知脉独伤绝。故欲乐知天道神不神，相应与不也，直置一病人前，名为脉本文，比若书经道本文也。令众贤围而议其病，或有长于上，或有长于下，三百六十脉，各有可睹，取其行事，常所长而治诀者以记之，十十中者是也，不中者皆非也，集众行事，愈者以为经书，则所治无不以解决者矣。天道制脉，或外或内，不可尽得而知之也，所治处十十治诀，即是其脉会处也；人有小有大，尺寸不同，度数同等，常以 穴分理乃应也。……阳脉不调，反治阴脉，使人被咎，贼伤良民，使人不寿。脉乃与天地万物相应，随气而起，周者反始。故得且数者，因以养性，以知时气至与不也，本有不调者安之。古者圣贤，坐居清静处，自相持脉，视其往来度数，至不便以知四时五行得失，……以占知六方吉凶，此所谓以近知远，以内知外也，故为神要道也。[13]
《灸刺诀》篇幅不长，但所探讨的内容都是针灸医术的主要部分。《灸刺诀》开篇就谈针灸的理论基础，“灸刺者，所以调安三百六十脉，通阴阳之气而除害者也。三百六十脉者，应一岁三百六十日，日一脉持事，应四时五行而动” ；“灸者，太阳之精，……针者，少阴之精，”这些说法沿用了脉位法天的中医传统说法，贯穿着阴阳五行思想。所谓“太阳之精”，太阳，时气之一，对应夏季，位居南方，代表火行，因灸是用燃烧的艾绒熏烤一定的穴位，与火有关，故称灸为“太阳之精”。同样“少阴之精”，少阴，时气之一，对应秋季，位居西方，代表金行，因针乃金属制成，所以说它是“少阴之精”化成。《针灸法》作此提法，就将针灸与阴阳五行理论自然地联系起来了。《针灸诀》同《草木诀》、《生物诀》一样，都体现了道教重生的思想，《草木诀》、《生物诀》提倡用药应当慎之又慎，《针灸诀》则建言临床会诊，认为这样才能发挥针灸医术的神奇疗效，“令众贤围而议其病，或有长于上，或有长于下，三百六十脉，各有可睹，取其行事，常所长而治诀者以记之，十十中者是也，不中者皆非也，集众行事，愈者以为经书，则所治无不解决者矣” 。《针灸诀》关于会诊的倡议是明智的，对天师道养生实践有指导意义。《针灸诀》还主张辩证施治，认为病人身材高矮胖瘦不一，取穴当因人而异，找准位置，并批驳“甲脉有病反治乙，名为恍惚，不知脉独伤绝” 。不过，《针灸诀》也有偏颇之处。篇中论及“阳脉不调，反治阴脉，使人被咎，贼伤良民，使人不寿”，不合中医传统统针灸思想，《黄帝内位·素问》中《阴阳应象大论篇》、《谬刺论》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指出：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里。《针灸诀》篇末说：“圣帝王居其处，侯脉行度，以占知六方吉见，此所谓以近知远，以内知外也，故为神要道也。”此说认为持脉可以周知远近吉凶，带有宗教玄秘色彩。总起来说，《针灸诀》纵然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不失为一篇专论针灸养生术的佳构。
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太平经》的医疗思想积极融摄了东汉时期的医学成就，并与当时医学发展的一般水平相适应；《太平经》的医学思想既反映了传统医学的特点，也表明了宗教医学的气质；《太平经》以身国同治为旨趣，其医药护生理念和操作法亦有养己养他的追求。《太平经》作为道教的早期典籍，它重生的理念及其特点对后世道教医学影响深远，而道教医学作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组成部分，在当时乃至现今都有益于人们疗疾养生。
注释：
[1]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172－173页。
[2]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173－174页。
[3]《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8册，第228页。
[4]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700页。
[5]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684页。
[6]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684页。
[7]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685页。
[8]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684页。
[9]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684页。
[10]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684－685页。
[11]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685页。
[12]《庄子•逍遥游》。
[13]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179－181页。
（《道学研究》200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