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锋
外丹是道教养生术重要内容之一，在历史长河中，道士们在长生理想的指引下，对其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他们得失成败的经验成果是中国古代化学直接或间接的思想资源。恩格斯敏锐地指出：“化学在炼金术的原始形式中出现了。” 〔1〕我国著名的化学史专家袁翰青先生则更具体地提出：“（道教）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先驱，它所用的实验器具和药物则成为化学发展初期所需要的物质准备。”〔2〕居于对道教外丹术重要性之认识，一些化学界、医学界、道教界学者先后对外丹作了许多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1920年，化学家王琎接连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有关道教炼丹术金属元素和化合物的论文；1933年，化学家曹元宇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中国古代金丹家的设备及方法》；20世纪60、70年代，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和相关分卷，内容涉及中国炼丹术的冶金与化学背景和生物学背景、中国炼丹术编年史、中国炼丹术的仪器、理论和贡献；1981年，中医家、炼丹家张觉人撰写了《中国炼丹术和丹药》（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书，该书是作者七十多年行医经验的总结，被认为是探讨“丹道医家”用药不可多得的力作；1991年，金正耀先生出版《道教与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该书部分章节对道教炼丹术与中国古代化学的关系作了独到的剖析；1992年，道教学者丁贻庄在《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福建人民初版社）第七章《道教炼丹术与古化学》中梳理了炼丹术的历史脉络，并探讨了炼丹术在制药化学发展中的作用；1993年，孟乃昌先生撰著《道教与中国炼丹术》（燕山出版社），对道教炼丹术的化学成就作了研究；1997年，陈国符先生出版《中国外丹黄白法考》（上海古籍出版社），该书是作者多年来道教炼丹术研究的结晶，陈先生通读《道藏》，文理皆长，精于考辨，他的成果被同行认为居于国际领先地位；1999年，盖建民先生在《道教文化新典》（上海文艺出版社）中专辟《金丹》一章，对道教金丹术的滥觞与发展、道教金丹术的理论和方法之脉络、道教金丹术的方法、器具和步骤等方面，作了精辟的论析。综合考察这些成果，我们发现先前学者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研讨道教炼丹术的源流、理论、器具、方法、步骤以及道教炼丹术中涵蕴之化学知识、化学思想，关于外丹术特性的研究却少见，不过前贤的研究成果在资料线索和研究思路等方面给笔者提供了不少启迪，使得本文能够着力厘清道教炼丹器具的特性，其中比较鲜明者有三：演进性、实用性和宗教性。
一、演进性
外丹术演进是技术累积与突破的结果。目前史料所见最早的炼丹活动始于西汉，据《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刘彻听从方士李少君的建议，派人从事炼化丹砂等药物为黄金的活动。照此看来，中国的炼丹活动肇始于汉代甚至更早，比古希腊、埃及、波斯等都早。炼丹术最早出现于中国并非偶然，秦汉时期，我国的青铜、铁器的冶铸技术以及陶瓷制作工艺已经规模较大、水平较高，其它诸如采矿、制器等手工业技艺也相应地发展起来，这些方面为炼丹术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道教产生以后，继承并发展了炼丹术，现存被誉为“万古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约成书于汉顺帝至桓帝之间（126-167），该书借鉴《周易》理论和汉代流行的黄老思想论述炼丹修养之道，将炼丹的鼎器、药物、火候的表述纳入《周易》的话语系统，使得本来就奥古难懂的炼丹术变得十分神秘费解。汉末《黄帝九鼎神丹经》（即《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一）论及炼丹地点的选择、购买炼丹药物的注意事项以及丹华、神符、神丹、还丹、饵丹、炼丹、柔丹、伏丹、寒丹等九种外丹的炼制原料、药物分两、炼制方法、采服方式，已经比较具体明朗，具有可操作性。魏晋南北朝是道教炼丹术长足发展的时期，外丹经书造作较多，现存于《道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外丹道书有：《抱朴子内篇》之《金丹》、《黄白》等篇、《太清金液神丹经》、《太清经天师口诀》、《上清九真中经内诀》、《太极真人九转还丹经要诀》、《黄帝九鼎神丹经诀》部分经文、《九转流珠神仙九丹经》等等，这些著作促进了外丹炼服规程的进步。这时期，从事炼丹的道士很多，其中著名者有葛洪、陶弘景等。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援引古丹经，记录了三十多种丹法，在保留炼丹资料，传承炼丹技术方面有积极意义；特别是该篇详论炼丹应该选择幽僻的地方，并列举三十多处适合外炼的名山福地，对后世炼丹家很有参考价值。《抱朴子内篇·黄白》则记载了“作丹砂水法”、“金楼先生所从青林子受作黄金法”、“治作赤盐法”、“角里先生从稷丘子所授化黄金法”、“治作雄黄水法”、“小儿作黄金法”、“务成子法”等炼黄白法。从该篇文字看，制作的方法还是比较简单的。陶弘景的外丹著述有《合丹药诸法式节度》一卷、《集金丹黄白方》一卷、《炼化杂术》一卷、《太清诸丹集要》四卷等。史载，陶弘景从梁天监四年到普通六年（505-525）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炼丹实践，按理说他在炼丹术方面有许多可圈可点的贡献，可惜上述陶著诸经均已亡佚，无法查证。〔3〕不过从陶氏外丹经名来看，他对外丹黄白的炼制法度当有精到的把握，对外丹黄白中的有关事项论述颇丰。隋唐是道教炼丹术的成熟期，外丹道经大量涌现，炼丹家人才辈出，丹药炼服规程日趋定型。隋唐时期，道教外丹经典很多，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些专论炼丹矿物、动植物药物原料的著述。这些专著的出现既是长期的炼丹用药经验的总结，也体现了外丹炼服更进一步的迫切要求。道教外丹经书以奥雅难解著称，炼丹道士出于技术保密的考虑，故意用隐喻的手法指称炼丹药物，不便于技术转移，所以诸如《金石薄五九数诀》、梅彪《石药尔雅》、独孤滔《丹方鉴源》、《白云仙人灵草歌》等专论药物隐名、产地、性状、功用的外丹经书对道教炼丹术的发展作用明显。隋唐炼丹名家除了上述梅彪、独孤滔、司马承祯外，还有陈少微、孙思邈、张果、楚泽先生、金陵子等，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此时外丹炼制的器具已超越了简陋、单一的状况，无论器具的种类、质地，还是制作工艺都有长足的进步；盛唐时，外丹炼制水火法、去毒法以及其它与炼丹有关的炼制方法基本上多为炼丹家娴熟掌握。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外丹炼服的规程趋向成熟，宋代吴悮《丹房须知》对炼丹之具体步骤之论述基本上就是在唐人炼丹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唐代以后，随着道教教义的转变以及人们对外丹危害的认识提高，炼丹术渐趋式微。
上述从历时态的角度对外丹术的发展演变做了概括。外丹术的成熟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比如器具使用、原料选择、火候把握、去毒服用，等等。我们无法一一细加解析，仅就器具而言，在长期的炼丹试验中，道教炼丹术士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吸纳已有陶瓷、冶铸等手工业成就，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施博尔博士指出，“一个有助于炼丹术经验之发展的中国传统是青铜与铁的技术。青铜熔化和铸造在中国文明中得到了很高水平的发展”〔4〕。他们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造发明，累积了许许多多的技术成果。从种类来看，道教炼丹器具经过了由少量到繁复的进程。我们比照早期道教炼丹经书代表作与后期道教炼丹著作，发现道教炼丹鼎盛时期丹经中提及的炼丹器具远比早期量多而且完备。以《太清金液神丹经》和《丹房须知》为例，前书约出于东晋南朝，是现存最早的外丹经典之一；后书出于南宋，总结了唐代道教炼丹兴盛时期的成就。《太清金液神丹经》提及的炼丹器具有：土釜、六一泥、铁器（容器）、细筛、刀圭、筩等〔5〕（第19册第746-762页）；而《丹房须知》提及的炼丹器具则有：丹房、丹井、坛、炉、神室、窑、釜、古镜、纯剑、香炉、鼎、气管、盆、槌、钵、灰池、压石、竹筒、甑等，该经中还详细绘制了炼丹坛式、抽汞之图、未济炉、既济炉、压石的图样〔6〕（第19册第57-61页）。虽然这样对比不一定准确，但当中的确透露出这样的信息：道教炼丹鼎盛时期，炼丹道士使用的器具比早期炼丹家使用的器具有了巨大的进步。从选料来看，道教炼丹器具材料由普通逐渐发展到讲究贵重。以鼎釜为例，鼎釜在道士炼丹中用于盛置药物起火加温，一般鼎置于炉上，釜置于灶上。最早的鼎釜是土制的，称为土釜，道士根据合丹需要，在土釜内外涂上九晨土、六一泥、太一土、黄土、玄黄、胡粉就制出九星釜、六一釜、太一釜、黄土瓯、玄黄釜、胡粉釜等各种土釜；鼎则有陶、瓷、铜、铁、银、金等不同质地的。从形制来看，道教炼丹器具由单一走向多样。我们以炉灶为例，炉灶是容纳鼎釜的器具。经过历代炼丹家的创制，炉灶形制多样，颇为可观。道教炼丹史上用过的炉灶有：八卦炉（具有八角的丹炉）、太极炉（上乾炉圆形，下坤炉方形）、未济炉（上火鼎下水鼎格式的丹炉）、既济炉（上水鼎下火鼎格式的丹炉）、风炉（下有数个风门的丹炉）、气炉（配有鞴袋的丹炉）、阴阳炉（阴炉指地坑，阳炉建于地上）、明离炉（带有炉罩的丹炉）、镣炉（带有撩栈的丹炉）、侠炉（备有铗夹取出药物的丹炉），等等。以上从器具的种类、材料、形制三方面对道教炼丹器具作了一些分析，从中大致可以理出一个结论：道门制器技术不断进展，道教外丹术相应的是不断演进的。
二、实用性
道教外丹术具有实用性之负载。在技术的发生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总是承载着人的目的性预期，马克思在论述技术中人的目的性时指出，“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7〕。因此可以说，技术客体要素之实用性诉求合乎技术中人的目的性预期这一内在规范。上文列举的各种形制的炉灶即是道门为了达致炼丹目的而不断改造炼丹器具的生动写照。其中，我们援炼汞为例来稍加阐析。唐宋时，炼丹道士用未济炉炼汞，未济炉是一种上火下水的丹灶，即丹炉的上部是火鼎，用来装丹砂和还原剂加热的；下部是水鼎，贮水用于冷却。炼制时加热上鼎，水银就会馏于下部。这样的装置已经相当精细了，但操作过程仍然比较麻烦，每次炼汞都要拆鼎取汞，而且不易制得纯净的汞。后来，炼丹家们就发明一种抽汞的蒸馏装置，解决了上述难题。宋代吴悮在其《丹房须知》中就绘制了这种“抽汞之图”，并配有文字说明和注解，“葛仙翁云：‘飞汞炉，木为床，四尺如灶，木足高一尺已上，避地气，揲圆釜，容二斗，勿去火八寸，床上灶，依釜大小为之’。《火龙经》：‘飞汞于丹砂之下，有少白砂亦佳。若刚木火之，只可一昼夜，不必三夜也。丹砂之滓，有飞不尽者，再留之。砂无出溪、桂、辰，若光明者，亦可号曰真汞也’。注云：鼎上盖密泥，勿令泄炁。仍于盖上通一炁管，令引水入盖上盆内，庶汞不走失也” 〔8〕（第19册第597页）。
道士炼丹之实用主义追求凸显了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中形成的，是知识、观念、习惯、方法等要素的有机整体，是相对稳定的思维活动模式或结构状态。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传统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显著的趋向就是：重视经验实用，忽视逻辑求真。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学问是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出于实用之追求，中国古人往往在经验中寻找支持，往往也满足于在经验层面解决问题。道教炼丹术亦然，其出发点是延年益寿，特别是为帝王将相长生服务，而不是出于探求生命的奥秘以及金丹的化学原理。在实用精神的刺激下，中国古人在许多技术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重实用之传统，造就了我国古代技术领域的非凡经验成果。但恰恰是这一点防碍了中国人求真的理性努力，使得古代科学理论成果匮乏。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逻辑推理，中国古代的逻辑推理常常是一种模式推理，即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按照一定的规则，把对象通通放到这一模式里进行推理，如阴阳五行模式。这类模式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也是有效的，但过度套用的结果是束缚了理论思维的发展。有鉴于此，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说，“我以为中国古代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现欧几里德研究这样具体的几何问题，以及因为研究这类问题而产生出来的逻辑系统，至少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原因的一半”〔9〕。恩格斯则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0〕西方近代科学之创立与发展，其原因就在于突破了经验的局限，注重科学逻辑，在科学理论的园地里不懈耕耘导致的。中国古代技术成就的经验性使其相关学科的理论后劲不足，从而难于向近代形态过渡，这是中国近代各门科学难于肇兴的主要原因。道教是中国固有的宗教，道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道教炼丹术在传统文化的母胎中孕育成长，自然摆脱不了作为中华文化核心之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从东汉道教草创开始，到唐代中叶外丹鼎盛，甚至近代还有道士炼丹，丹鼎道士在健康长命之实用目标指引下，孜孜探索炼丹规程，取得了大量的经验成果，《道藏》中现存之大量的外丹黄白术道经就是明证（历史上堙灭的、《道藏》漏收的尚不算）。但是，长期以来，道教炼丹家缺乏逻辑演绎论证方法和数学方法，没能注意探析金丹中蕴藏之化学原理，他们的成果只是停留在经验总结或自然现象的描述上，使其可操作性、精确性大打折扣，所以在近代化的门槛边上，无法实现跨越。而希腊、阿拉伯的炼金术士受传统求真精神之熏陶，注重逻辑推理、量化方法的运用，为近代化学之创立开辟了道路，使自身由古代的形态顺利地过渡到近代化学。从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道教炼丹术之成就与缺陷均受到我国传统思维方式之影响，这是一个成于斯也败于斯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评点道教炼丹术的功与过的时候，如果多从文化史之背景出发，会有一些新的体会。
三、宗教性
外丹术蕴含道教信仰成份。道教炼丹术无疑对中国古代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药物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不可否认也无须否认，道教炼丹术作为道术之一糅合了宗教信仰的内容。事实上，道教炼丹的主要环节都浸染有神鬼信仰的色彩。丹药炼服规程的第一步骤是择地，《铜符铁券·天元秘诀·地脉直义》交待炼丹地点时是这样说的，“修炼金丹，当择名山福地，风阜高巍，前后包拥；坐子向午，使金鸟玉兔，东升西没，左右轮转；水泽尽美，竹木清奇；龙辅迭迭于宫傍，虎翼层层于神室；玄武隐隐于屏，朱雀行行列面；避尘俗之往来，断常交之义友；修成琼岛之乡，勿迩尸粪之秽；上观天水。下察地理；日有奇禽而鸣，时增异兽而过；藏经隐史，露宾生芝，方可建立丹宫。自然仙圣降临，地神拥佑，终始无虞，多生庆幸”〔11〕。这段话的基调是信有鬼神，并明显受风水学说的影响，认为选择在名山福地炼丹自然有神灵护佑，从而“终始无虞，多生庆幸”。在选定合丹地点后，炼丹家就要偕道侣筹备炼丹事宜，包括运送建造丹房的材料、炼丹鼎器、药物以及必要的生活用品，这中间少不了爬山涉水，在古代那种自然条件下，往往路途中会遭遇虎狼豺虫，轻则受伤，重则遇害。炼丹家们防身的一个办法就是携符进山，《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五《明符致神验》提出，“入山合丹，欲辟山川庙社百神鬼之法，最以符为切要。神丹大药，亦资符力而辟卫也”〔12〕（第18册第808页）。道符是道教神仙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道教炼丹家对此笃信不疑，他们不仅在入山时佩带符箓，在炼丹过程中也在丹屋四壁安悬“却鬼符”，《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五就收集有十八种炼丹时使用的道符。此外，道教炼丹家认为合药时不斋戒醮神则药不成，所以在正式炼丹之前，他们都要挑选良辰吉日，新浣净衣，摆上供品，跪拜祷告，醮祭太一神等诸神灵，虔诚地祈求炼丹顺利。这种醮神礼仪古已有之，约出于东晋南朝的《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上就开门见山以很大的篇幅详尽地记载了醮太一神的各种仪轨细节；〔13〕（（第18册第749-751页）约出于南北朝的《上清九真中经内诀》也记载了“醮太一法”，不过已经比较简略，我们摘引部分以观其大要：
诸饵丹砂、八石及云母百草丸散，欲延年养性，求神仙之法，当祭太一君。不祭者，作药皆不成。纵成，服之无益，不能使人得仙，不能延年益寿，长生不死。故言祭太一者，太一下临之，或遣玉女下，神气所加，合药成，服之有验。皆斋戒，称臣作丸者药，临剂当祭作饵者，临然火乃祭作散者，须成乃祭之，皆先具诸草药，罗列著太一座前间乃祭。祭太一者用案，无案用盘。南向，用酒五杯，脯五朐，枣二盘，酒多少随意，俱令心正意尽，乃为神灵所临耳。馔祭享者，用酒五斗，脯五斤，枣二升，鹿脯亦可用，唯只可用尘当耳。安置毕，烧香，主人载拜，谨请九天二真人，高皇太上帝君，九天三老君，太上真人，太上玉女，九炁丈人，九老仙都君，太清仙王，天真太一君，地真太一君，太一玉童，太一玉女，黄罗紫罗，明仙二郎，华盖火光使者，下临座席。……愿药无纵无横，无飞无扬，和合神炁，华精正黄。谨奉天神，神药盛明。〔14〕（（第19册第106页）
从上引我们可以看出，炼丹家们为了炼丹成功对于太一君等神灵礼敬有加，该经中还绘制了一幅设供醮神的精美图案，是难得的资料，从一个侧面典型反映了这种醮神仪式具有普遍性，以致于有道士虔诚地将之绘制出来，以供他人参照。经过艰辛的炼制，丹药炼制成功以后，炼丹家们仍然不敢怠慢神灵，他们在服丹之前也要清洁更衣，叩拜圣真，以求丹药灵验，“每日清晨洁白，东向，启告三清上帝真官，然后扣（当为“叩”）先师而服之”〔15〕（第19册第20页）（《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返丹灵砂》）。综上所述，道教炼丹规程中几乎每一环节都渗透了神贵信仰的因素，这给道门炼丹术打上了鲜明的宗教烙印。虽然这些东西荒诞不经，但它们确实存在于道教炼丹术中，这应当是道教炼丹术价值评判中一个负面的内容。
以上我们论析了道教外丹术的三个特征：演进性、实用性、宗教性。透过上述行文，我们不难发觉道教外丹术的这三个特征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其中演进性说明实用性水平不断提升；实用性之发展则是演进性之生动注脚；宗教性在某种意义上促进演进性、实用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们的进步。认真观照道教外丹术的这些特质，我们可以察觉外丹术成就与缺陷，并有助于我们从文化史背景和科技史背景对道教炼丹术的得失成败及其与近代化学的关系多一分新的理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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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