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志华
按照当代韩国学者的说法，“韩国的固有文化、原始风俗文化有很多东西与中国道教的文化要素相类似或一样”，因此道教在传入韩国时“没有任何抵制或磨擦，似乎被轻而易举地积极吸收下来”。当然，“韩国在吸收中国道教的时候，是按照当时文化或社会条件的特殊性而主体性地进行的，因而不是全盘接受其完整的形态”([韩]都珖淳《韩国的道教》，载[日本]福井康顺等监修《道教》第三卷)。韩国历史上盛行神仙传说，因而接受道教的长生成仙思想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道教内丹学(仙道)在韩国的传承，是道教文化在韩国传播的主要方式。
按照会议的要求，本文要叙述韩中仙人间之仙道交流史。但因仙道之学实即道教的内丹修炼之学，因而有必要同时介绍道教在韩国的传播历史。
一、秦汉方士入海求仙药，曾到过韩国
中国古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之说。《史记·封禅书》称，三神山在渤海之中。由于《史记》称其在渤海之中，很多韩国学者主张三神山在韩国境内。秦始皇、汉武帝曾多次派遣方士入海寻找三神山，访求仙药。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这些方士“最终到达的地方，看起来好像都是韩国”([韩]都珖淳《韩国的道教》)。其中方士韩终来到朝鲜半岛南部，并在那里建立了马韩国。晋代王嘉《拾遗记》有关于韩终之子韩稚的记载，称汉惠帝二年(前193年)，天下太平，干戈偃息，远国殊乡，皆来朝贡。有道士姓韩名稚，即韩终之子，前来谒见惠帝，自称是东海神仙的使者，在显示了某些异术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汉惠帝为纪念韩稚，特在长安城之北为其造仙台，建祠堂，并命名为“司韩馆”。韩国的李圭景在《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三十五《三韩始末辨证说》中也记有此事，并加以历史的考证。
二、唐朝初年，高句丽人争相信奉道教
道教传入韩国的最早记载，有人认为是公元197年，从中国去朝鲜半岛的难民带去了五斗米道，传人高句丽。其依据是，韩国史书《三国历记》卷十六，高句丽本纪故国川王十九年条，“中国大乱，汉人避乱来投者甚多。是汉献帝建安二年(197年)也”。据中国史书的记载，汉灵帝中平二年(184年)，华北地区爆发了著名的黄巾起义，而起义者就是早期道教太平道的教徒。在黄巾起义被镇压的过程中，太平道徒流离至东北，再逃到高句丽去避难，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这只是推测而已，《三国历记》并没有明确指出难民中有道教徒。
明确记载韩国人信奉道教的史料是韩国史书《三国遗事》的记载。该书卷三说：唐朝初年，高句丽人争相信奉五斗米道。唐高祖听到此事后，遂于高句丽荣留王七年(624年)送来了道士和天尊像。中国史书《旧唐书·高句丽传》也记载，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册封高句丽国王，并送天尊像及道士至其国，还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观听者数千人。次年，荣留王派人赴唐学习道教，以示答礼。宝藏王在位时，更大力提倡道教。据韩国史书《三国史记》卷二十一记载，当时的宰相渊盖苏文陈请接受道教以教国人。他向国王上奏说：“三教犹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今儒教、佛教并兴，而道教尚未盛行。这不可谓天下之道术全部具备。伏请遣使于唐，求道教以训国人。”宝藏王采纳了这个建议，奉表至唐朝请求传播道教。唐太宗送来了道士叔达等八人连同老子的《道德经》。道士叔达等人到达高句丽后，宝藏王非常高兴，把佛寺改为道观，让道士住持。为了提高道士的身份，又尊道士在儒士之上。当时来到高句丽的唐朝道士们巡游国内有名的山川，并为镇护山川而举行了斋醮科仪。
三、新罗人金可记、崔承佑、僧慈惠等入唐学习丹道
新罗自善德王九年(640年)开始不断派人赴唐留学。唐朝崇奉道教，这些留学生在唐亦受到影响。据《海东传道录》等韩国史料记载，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39)，新罗人金可记、崔承佑、僧慈惠等人入唐，于广法寺通过天师申元之见到了钟离将军(据说就是钟离权)，听其传授道书和口诀，经三年修炼而成丹。关于金可记的情况，南唐沈汾的《续仙传》有其小传，称：
“金可记，新罗人也。宾贡进士，性沉静好道，不尚华侈。或服气炼形，自以为乐。博学强记，属文清丽。美姿容，举动言谈，迥有中华之风。俄擢第，不仕，隐于终南山子午谷葺居，怀退逸之趣，手植奇花异果极多。常焚香静坐，若有念思。又诵《道德》及诸仙经不辍。后三年，思归本国，航海而去。复来，衣道服，却入终南，务行阴德，人有所求无阻者，精勤为事，人不可偕也。大中十一年(857年)十二月上表言：‘臣奉玉皇诏，为英文台侍郎，明年二月十五日当上升。’时宣宗颇以为异，遣中使征入内，固辞不就，……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烂熳，果有五云唳鹤，翔鸾白鹄，笙箫金石，羽盖琼轮，幡幢满空迎之升天而去。朝列士庶观者填溢山谷，莫不瞬礼叹异焉。”
金可记在中国成仙，崔承佑和僧慈惠则回到新罗，广为传播从唐朝学来的道术。于是以修炼为中心的中国道教的丹学在新罗发展起来。据传崔承佑寿至93岁，僧慈惠则寿至145岁。
另外，释玄俊也入唐学习尸解派的秘法，并著述《步舍游引之术》。
四、丹道之学在韩国的传承
韩国丹学派奉崔致远为鼻祖。据传崔致远入唐留学时，神仙金可记曾向其传授修炼口诀。归国后，他又向崔承佑、僧慈惠等人学习道术。释玄俊也向他传授秘法。他于869年入唐，874年科举及第。877年任宣州溧水县尉。黄巢起义时，淮南节度使高骈受命为诸道行营都统，特聘请崔致远任从事巡官，执掌军事文书。崔致远因写《讨黄巢檄文》而名噪一时。885年归国。他是韩国人称为“东方儒宗”的儒学家，同时对佛教和道教的迁旨也很深。他深受笃信道教的高骈的影响，曾为举行斋醮活动撰写了很多著名的青词。他还撰有《参同契十六条口诀》等丹学著作。
据《海东传道录》、《海东图录》、《青鹤集》等书记载，继崔致远之后，在韩国传承丹学的著名人物有权清、契贤、金时习等。
权清是高丽文宗(1046—1083年在位)时代的人，年轻时曾登上太白山顶，遇见兰若庵老僧，并从他那里得到昔日义湘大师(慈惠)受正阳真人(钟离权)所授道书，以此修炼十年，终于成道仙去。
契贤于头流山(智异山)与般若相逢，从他那里获得权清的正法，在雉裳山修炼，未能成道。后于西台山遇见慈惠的弟子明晤和尚，跟他学习修炼之术达八年之久，终于成道。他为传其法于后人，一时暂不仙去，而在庆尚道和江原道地区向百余人传授道法。据说他在寒溪山遇见金时习，传授道法后立即仙去。
从契贤那里接受道法的金时习(1435—1493年)是朝鲜朝初期的饱学之士，是继崔致远之后最有名的丹学人物，被称为韩国丹学中兴之祖。他是融会贯通儒、道、佛三教的天才学者。他曾撰有仙道传奇小说《金鳌新话》。其《梅月堂集》中收有《天形》、《龙虎》、《服气》、《修真》等与丹学有关的多种篇章。其《修真》篇云：“夫神仙者，养性服气，炼龙虎以却老者也。其养性诀曰：夫养性者，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且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运动故也。夫养性者，莫久立，莫久行，莫久卧，莫久视，莫久听。其要在存三抱一。三者精气神也，一者道也。”这些有关养性服气的词语同中国陶弘景和孙思邈的养生语言是一脉相承的。
朝鲜朝宣祖到仁祖时期，赵汝籍编撰了《青鹤集》，专门记述他所看到和听到的超然于世俗之外的丹道修炼之士。赵汝籍于宣祖二十一年(1587年)遇见李思渊，跟他修炼道法数十年。李思渊师事青鹤山人魏汉祚。魏曾赴中国遇杨云客，共学道术，周游中国各名山宫观后回国，栖居青鹤洞。其弟子李思渊又赴中国见到杨云客的门人曹玄志，同其一起修炼道法。曹玄志善卜未来，预见明朝将亡，遂与李思渊等避居朝鲜的汉拿山。由此可见，韩中之间的丹道交流是长期存在的。
五、丹道思想对韩国社会的影响
丹道思想的基础是《道德经》。《道德经》及道家思想，在韩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号称东方朱子的李退溪(1051—1570年)和学问渊博的李栗谷(1536—1584年)都对以老庄为中心的道家之书深有研究。著名学者朴世堂曾刊行其《新注道德经》和《南华经注解删补》。韩国历史上盛行的风流道(花郎道)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崔致远撰《鸾郎碑序》称：“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孔子)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老子)之宗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竺乾太子(释迦牟尼)之化也”。这表明风流道融合了儒道佛三教的思想。
丹道之学是道教的修炼之术，它与道教本身是分不开的。道教的信仰和习俗在韩国也有着广泛的影响。比如，道教崇奉星斗，并有祭禳之术。在道教的影响下，高丽时代盛行对星宿的醮祭，尤其视南极老人星为寿星，故对南极老人星的醮祭最为重视。这在朝鲜时代也同样如此。道教有关于人身中存在三尸虫的说法，为了阻止三尸虫在庚申日趁人熟睡时上天报告人的过失，故有在庚申日彻夜不眠的传统，称为“守庚申”。据《高丽史》记载，高丽元宗六年(1265年)时，“守庚申”活动在韩国已成为国家的风俗。
从唐代开始，道教经书就已传入韩国。据都珖淳《韩国的道教》一文介绍，在韩国最受到重视、人们一般普遍爱读的道经是《玉枢经》、《阴符经》、《周易参同契》、《黄庭经》等。尤其是《玉枢经》，人们相信诵读该经能够治病，因而也就形成了一种风俗，当有人患病时，就请人诵读《玉枢经》。
近代以来，韩国兴起了很多新的宗教。其中历史最久、拥有信徒最多的是东学，即天道教。它是把儒、道、佛三教与韩国的天神信仰、神仙思想、风流道等融合而成的一种民族宗教。据传，其创始人崔济愚(1824—1846)曾接受“神仙之语”，其内容为：“我有灵符，其名为仙药，其形为太极，……受我此符，济人之病。受我咒文，如若教人，汝亦会长生且布德”(《东经大典·布德文》)。这里的“长生”、“仙药”、“太极”、“灵符”等术语都是道教思想的表现。
虽然今天在韩国已很难见到宫观教团形式的道教，但“老百姓把道教同民间信仰结合起来，道教被淹没在民间信仰之中而为人们接受和信仰，也许人们并不认为道教是一种外来宗教，这点非常重要”([日本]洼德忠《道教史》)。
（《三秦道教》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