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民委“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境民族生产生活条件逐步改善。图为位于中缅边境上的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三台山德昂族乡出冬瓜村的村民们正在共同制作德昂族酸茶。 资料图片
中哈边境上的哈萨克族农牧民。资料图片
跨境民族指的是跨国而居的同一民族。跨境民族与其分支虽然分属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国家的观念和爱国情感，但由于他们是同一民族，仍然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和密切的社会经济交往。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48个聚居于西部，而在西部少数民族中有一半以上是跨境民族，且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北和西南地区。我国西部边界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跨境民族众多，族群关系复杂，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视域下来研究我国西部的跨境民族问题，对维护祖国统一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西部跨境民族的现状
我国西北的跨境民族主要有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维吾尔族、俄罗斯族、乌孜别克族和回族。他们主要聚居在我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等国家边界线相连或不相连的地区。西南地区的跨境民族也非常多。其中跨居中越两国的有京族、壮族、布依族、彝族、仡佬族和哈尼族；跨居中缅两国的有独龙族、傈僳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怒族、傣族等；跨居中印两国的有珞巴族、门巴族；同时跨居中越、中老的有苗族、瑶族、佤族；同时跨居中缅、中老的有拉祜族；同时跨居中缅、中印的有景颇族。我国主要江河的源头多数分布在跨境民族地区，跨境民族地区的森林面积占全国的42.2%，草原面积占全国的75%，水力资源蕴藏量占全国的66%。可见，我国西部跨境民族地区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跨境民族除了在地缘特征上表现为跨国而居的形式外，还有更复杂的人文、政治内涵。跨境民族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差异，在国际关系和族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跨境民族与其分支虽然分属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感，但由于他们是同一民族，仍然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和密切的社会经济交往。
上世纪90年代，在世界性民族主义浪潮的涌动过程中，出现了一股泛民族主义思潮，使得跨境民族问题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国家间关系的发展，甚至成为某些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工程以来，民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加强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社会稳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但是，受到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民族方面的问题还是存在，随着全球化发展和各国交流的日益频繁，跨境民族问题更显复杂化。我国跨境民族聚居地都集中在西部地区，目前经济社会也取得了较快发展，但是与中部和东部地区相比，在经济、教育等方面还比较落后。
西部跨境民族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 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跨境民族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与其他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的。而且，只有在社会总问题解决进程中，民族问题才能得到妥善解决。在现实生活中， 我国的跨境民族问题往往表现为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 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
（一）政治方面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认为，民族差别严重影响了各民族之间的联合。马克思承认民族差别的客观存在，这种差别不因人们的否认而消失。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跨境民族因掌握资源、权力和财富、地位等方面的差别， 导致社会成员的分化、分层，不仅影响到我国跨境民族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改善， 更重要的是给我国西部的跨境民族内心带来了强烈的不平衡感。同时，西方很多政治家担心强大后的中国会对将来的世界造成威胁，给他们的全球化战略带来前所未有的阻碍，而大多居住在我国西部边境地区的跨境民族问题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借口。为了实现其帝国野心，国际敌对势力利用我国内部的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分化和西化，企图挑起民族矛盾，达到分裂和削弱中国的目的。
（二）宗教方面
我国西部大多数跨境民族在普遍信仰各自的原始宗教的同时，又分别接受了两种以上其他宗教， 形成一种宗教被多个民族信仰、一个民族信仰多种宗教的情形。我国西部跨境民族与国外民族因宗教信仰的同一性导致相互间的交往增多， 在民族交往中同一民族的认同感以及宗教认同感也就更强。这使得我国西部跨境民族宗教呈现出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群众性相互交织的发展特征。例如，在云南8个跨境民族聚居的州市，其宗教信徒占全省宗教信徒的48.6% ，占当地人口总数的15.6% ，远远高于云南全省平均数值的8.8% ，这表明云南边疆跨境民族的宗教信仰程度较高。
（三）经济方面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认为，各民族间的关系受经济基础的制约。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边疆地区，受自然资源、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地区的教育、文化、卫生、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生活困难。例如， 云南边境一线有16 个贫困县，其中13个是民族自治县， 有109个省定扶贫攻坚乡。这些地方生产力水平不高，表现为整体性贫困，严重影响了我国共同富裕、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等基本原则。在民族交往过程中，少数民族感受到了各民族之间以及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不同，这种民族差别感带来的内心的不平衡，极易导致正常的民族交往和民族秩序被破坏。
（四）文化方面
由于跨境民族源于同一民族，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民族意识、共同的宗教信仰，而我国跨境民族地区与周边国家自古以来就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往。我国西部跨境民族在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维护着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但在一些区域，不同民族有不同宗教，或是同一民族有不同的宗教以及同一宗教有不同的教义教派等，这些差别经常会成为摩擦和矛盾的主要诱因。同时，有些地区也存在着负面的社会文化心理环境，产生了影响社会发展的保守心理、封闭心理、自卑心理、惧险心理、自满意识、乡土意识和狭隘的地域认同等，也极易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平均主义心理、单一民族认同心理、强烈的民族歧视心理、民族分离心理等消极政治心理。这些特有的狭隘民族观念和落后的思维方式，在一定条件下往往会迅速扩张和蔓延开来，形成一种盲目的狂热，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处理好西部跨境民族问题
跨境民族问题既可以是两国间关系和睦的纽带，又经常成为两国间关系恶化的起因。一旦我国西部跨境民族关系没有处理好，我国的经济安全将受到威胁，民族文化价值观将受到冲击，国家主权和内政将受到干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视域下处理好跨境民族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 进一步加强西部地区跨境民族间的交流，增强民族认同，消除成见，淡化矛盾，培育国族认同。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观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坚决反对任何民族歧视，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尽管跨境民族与其他民族存在各种差异，但马克思主张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地域范围大小都应该平等，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无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
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和保障。要实现西部跨境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就要建立平等的文化交流和对话机制，确保多样性文化的共存与共荣。一方面，要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弘扬其优秀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促进其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医药卫生、传统体育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推进基本文化设施建设，提高精神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另一方面，要适时引导少数民族文化的转型和价值重构，引导其适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通过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兼容、取长补短、继承创新，使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而建立起各民族间相互认同、相互理解的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
（二）致力加快西部跨境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让民族差异转变为阶级差异。
民族和阶级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现象，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问题。在阶级社会里，民族内部包含着不同的阶级，存在有阶级斗争，民族问题往往同阶级问题联系在一起，剥削阶级总是将这样那样的民族问题打上阶级的烙印。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在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民族问题基本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
因此，要逐步实现西部跨境民族地区各民族共同富裕， 大力发展西部跨境民族地区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 培育具有地方特色和比较优势的战略支撑产业， 稳步提升农牧业发展水平，做大做强做精特色旅游业，支持发展民族手工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资源开发。积极协调我国西部跨境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合作关系，形成良性经济互动，实现西部跨境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加大我国西部跨境民族地区的财力投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教育信息化、现代化水平，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大幅提高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建立成熟的市场体系，促进西部地区跨境民族思想观念、生产方式、发展观念的转变， 使其获得主动适应市场以及自我发展的能力，使我国西部跨境民族地区成为我国重要的安全屏障、生态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特色农产品基地、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世界旅游目的地等。
（三）提升处理西部地区跨境民族问题的高度，把单一地解决民族问题上升到促进整体发展。
民族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是革命和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只有在社会总问题解决进程中，才能得到解决。如果我们在整个革命建设中重视民族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它就对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果忽视或者错误地处理民族问题，就可能会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破坏力，使整个革命事业受到挫折乃至失败。
因此，要提升处理我国西部地区跨境民族问题的高度，把单一地解决民族问题上升到促进整体发展。我国的民族问题必须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中来解决， 解决好民族问题又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得到了很大发展，但一些民族地区群众困难多，困难群众多，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难度较大，必须加快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要发挥好中央、发达地区、民族地区三个积极性，对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生态保护区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体制机制，把政策动力和内生潜力有机结合起来。千方百计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四）对西部地区跨境各民族一视同仁，真正实现各民族平等。
各民族平等的联合、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各民族无论大小，都一律平等。每个民族都是人类物质财富和历史、文化的创造者，各民族应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因此，实现民族的平等无疑是协调我国西部跨境民族关系的前提和基本出发点。但是，民主制度下法律上的民族平等并无法直接带来实际社会生活中不同民族或族群之间的平等地位与关系，这就是“法律上的平等与事实上的不平等”。因为在我国西部的跨境民族中各民族的发展水平本身存在着差异，而且民主制度的特征之一是多数原则。多数原则虽然是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但严格意义上的多数原则以简单的算术原则为依据。
我国的民族优惠政策，是国家为了消除历史上种族行为所带来的民族仇恨、扶植不发达民族或族群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缩小社会的结构性差异以及维护特定族群利益，而针对特定的民族或族群所采取的优待政策。民族代表制则是为防止“多数的滥用”，在尊重少数、保护弱者的原则下实行的比例代表制度。这些政策和制度适合我国国情，应该继续实施并不断完善。
（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加强国际合作，充分发挥我国西部跨境民族地区的区域协调机制，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稳定。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认为，坚持民族团结必须坚决反对各种民族主义。由于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和我国西部跨境民族地区各种国际地缘政治力量的角逐，对外，我们应该借鉴国际社会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同时，在对外的国际交往中应该大力宣传我国的民族政策，努力营造反分裂、反恐怖的国际外部大环境，尽力压缩甚至消除民族分裂分子、恐怖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构筑起抵御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坚固防线。我们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时，一方面要坚决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另一方面也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