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从金大定七年（1167）拜王重阳为师，至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仙逝于燕京长春宫，整整为全真道奋斗了六十年。在这六十年中，他凭着超人的意志与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志行苦修，立观度人，济贫拔苦，劝孝止杀，不但对全真道的兴旺发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使中原人民受惠良多，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与宗教家，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与价值观念等许多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堪称中国道教史上的第一人”。[1]
一、振兴全真的一代宗师
王重阳在终南山活死人墓苦修时，曾在活死人墓四周各植海棠一株，以喻将来“使四海教风为一家”[2]（第三册，P372）之意。“使四海教风为一家”是王重阳终生的理想。但直到他去世，这个理想并未实现。临终之际，他把实现这个理想的希望寄托在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与丘处机四名弟子身上，而且还特意对丘处机寄予厚望，称其将来定能振兴教门。王重阳仙逝后，虽然马钰秉承师志，苦心修道，婆口传教，但由于金统治者对全真道采取压制政策，使全真道在马钰有生之年，一直处于惨淡经营之中。马钰见师梦难圆，便把振兴全真的重任托付于丘处机，他对丘处机言：“吾没之后，教门当大兴，四方往往化为道乡，公正当其时也。”[2]（第三十四册，P498）丘处机果然不负众望，在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春，他权衡利弊，审时度势，不顾七十多岁高龄，西行觐见成吉思汗，得到成吉思汗的信任与支持，从而把全真道推向全国，最终实现了王重阳“使四海教风为一家”的理想。
在中国道教史上，假若说全真道是“道教中之改革派”[3]（P576），那么，在全真道教史上，丘处机则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一代宗师。他在继承王重阳、马钰在全真道初创时期所确定的教义、教规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修炼实践与传教经验，对全真道进行大胆创新与改革，不仅使全真道更能适应于当时的社会，而且也扩大了全真道的信众范围，使全真道得以迅速发展，最终在元初成为在全国影响最大、信众最多、声誉最好的道教宗派，并在明代以后，与正一派并驾齐驱。这一切都与丘处机对全真道的不懈弘扬与大胆创新分不开。具体讲来，丘处机对全真道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 开拓创新。
在早期全真道发展过程中，丘处机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他对王重阳、马钰以来全真道几乎所有理论领域都有所突破，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理论形态。在性命理论上，丘处机继承王重阳“性命双修”、“先性后命”的理论宗旨，并结合自身的修炼实践与当时传教的需要，把全真道“三分命工，七分性学”[4]（第十一册，P285）的性命理论，转变为“只称性学，不得称命功”[4]（第十一册，P285）。虽然丘处机越来越重视性的修炼，但他并不是不言命功，他仍然没有脱离王重阳确立的性命双修的内丹理论宗旨，而是结合全真道迅速发展和普通信众越来越多的历史事实，把全真道分成精英阶层与普通信众两个层次，并分别教以不同的修炼方式。对于精英阶层，丘处机在教给他们修性理论的同时，也传授一些修命的方法；但对于普通信众，他则主要借用佛教因果报应说，劝说他们积德行善，偶尔也传授一些性学的内容，至于命功则绝口不谈。丘处机这种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使大多数信众都可以从全真道那里获取精神的满足，从而扩大了全真道的影响。
在儒、释、道三教关系上，丘处机继续遵循自王重阳以来所坚持的“三教合一”的指导思想，但与王重阳对三教平等、三教一家与三教同源都有所提倡不同，丘处机更强调三教同源。与王重阳、马钰相比，丘处机在更大程度上吸收了儒家的处世方式与禅宗的修养理论，在儒家积极入世、济世救人思想的影响下，他对马钰所倡导的清静无为的修道方式进行变革，形成了以“有为为主，无为为客”、“有为为体，无为为用”的处世态度；在禅宗心性理论的影响下，他把全真道的修性方式，由王重阳的“识心见性”[2]（第十九册，P740）改造为“心空性见”[4]（第十一册，P284），使全真心性理论表现出更多的禅学特征。虽然丘处机比王重阳、马钰从儒家与佛教那里吸收了更多的内容，但他在处理儒、释、道三教关系时，更强调道教的主体性地位，表现出积极向传统道教靠拢的致思趋向，从而脱离王重阳三教平等的初衷，为元代佛道之争埋下隐患。
丘处机还把王重阳所推崇的“功行双全”的修炼方式，发展为“内日用”与“外日用”相结合的修养理论。而且与王重阳相比，他更重视“外日用”在修道过程中的作用，把大起尘劳、事上磨练作为全真道修性与积累功德的主要方式。就是在“内日用”的具体方法上，丘处机也颇有自己的心得体会，他不仅从佛教禅宗那里汲取营养，把王重阳所提倡的“识心见性”的修性理论进一步具体化与步骤化，提出由去欲到止念、由止念到心定、由心定到心空、由心空到性见、由性见到成道的修性过程，而且还对全真道内丹修炼理论进行总结，写成《大丹直指》一书，使历来秘而不宣的内炼秘诀得以见天日。在《大丹直指》与《邱祖语录》中，丘处机结合自己的修命实践，分别提出“昼行命蒂，夜行性根”[2]（第四册，P402）与“回光复性”[4]（第十一册，P286）的修炼方法，使全真内丹理论有突破性进展，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二）大阐玄风。
全真道虽由王重阳创立，但却是丘处机把其发扬光大。金大定七年（1167）拜师王重阳之后，丘处机便随师在山东传教，在短短二年多时间里，王重阳在山东登、莱、宁海三州建立起了五个全真道下层民众组织，使全真道风靡海上。作为全真七子中第一个拜师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王重阳仙逝之后，丘处机隐居磻溪、龙门十三年，一边修道，一边传道，与曹王妃、京兆统军夹谷龙虎等皇亲贵胄结下深厚友谊，使全真道在金统治上层得以传播。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丘处机又应金世宗之召，亲赴金都，为金世宗与大大王、六大王等，讲授修身养生之道与治国安邦之策，不仅进一步在金上层社会中宣扬了全真道，而且还以诚实的态度与高超的道行，得到金世宗器重。在得旨还终南之时，丘处机又不失时机一路立观度人，传播全真道，使马钰在陕西弘道的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
金章宗继位后，由于对全真道实行严格控制政策，甚至禁绝全真道，在这种情况下，丘处机东归山东栖霞故里，依托王重阳、马钰、王处一等在山东打下的坚实基础，韬光养晦，志炼形骸，伺机再起。金泰和三年（1203），刘处玄升仙于武官灵虚观，丘处机嗣任全真掌教，与王处一、郝大通一起继续弘扬全真道。在这一段时间内，丘处机分别于金泰和五年（1205）与金大安元年（1209）两度游崂山，从而把全真道传播到崂山，为日后崂山全真道的兴起打下基础。金崇庆元年（1212）郝大通仙逝于宁海先天观，王处一也于金兴定元年（1217）在圣水玉虚观升霞，丘处机成为全真七子中仅存的宿老，独自承担起弘道的历史重任。
金贞祐四年（1216）至兴定三年（1219）之间，南宋、金多次聘请丘处机出山，但都遭到他的拒绝。兴定三年（1219）五月，成吉思汗派遣使臣刘仲禄持诏敦请丘处机，十二月，刘仲禄到达莱州昊天观，见到丘处机。丘处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权衡利弊，最终决定接受成吉思汗的邀请，不顾七十三岁高龄，带领精心挑选出来的十八名弟子，西行几万里，历时四年多，终于在雪山之阳见到成吉思汗。并以其诚实的态度与独特的个人魅力征服了成吉思汗，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与器重，授予他多项特权。丘处机依靠这些特权，随处立观、广开教门，使全真道成为元初影响最大的宗教派别，为全真道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三）建立宫观。
丘处机在弘扬全真道的过程中，不失时机立观度人，为全真道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早在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丘处机由龙门山迁往终南祖庵途中，路经汧阳石门，见风景秀丽，就化地数亩，建全真堂，命弟子蒲察道渊住持。到达终南祖庵之后，丘处机又对终南祖庵进行扩建。当年马钰在终南祖庵坐环修真之时，严格遵守王重阳苦行的原则，对祖庵并不着意修造，所以当时的祖庵只不过是茅庵几间而已，经过丘处机的这次修建，祖庵才初具规模。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丘处机被召赴阙，金世宗为其敕造官庵，并命他在庵内塑造纯阳、重阳与丹阳三师像。在得旨还终南祖庵的路上，丘处机利用金世宗召见他这件事，趁机弘扬全真道，一路上不断建造宫观，当时在他主持下建造的宫观有苏门资福、马坊清真、孟州岳云、洛阳长生等。回到祖庵之后，丘处机又主持对祖庵进行了第二次修缮，使祖庵规模得到更进一步扩大。
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丘处机东归山东栖霞，以故居为基创建滨都观，滨都观规模宏大，号称“东方道林之冠”[2]（第十九册，P734）。回到山东之后，丘处机在登、莱、宁海三州传道过程中，也不断在各地建造宫观。据《牟平县志》记载，在烟霞洞东北里许，有彭城先生所建神清观，金泰和中，丘处机曾加以修缮，又即其地请观额为“神清”。牟平县南有范园，即当年王重阳与马钰相会之处，后来为了纪念这一段仙话，范园的主人在园中建庵，让马钰居住。马钰死后，丘处机继领此庵，并把它扩建为玄都观，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诏后，奉旨改玄都观为玄都宫。尤其是刘处玄仙逝之后，丘处机成为全真掌教，在他主持下，登、莱、宁海三州的全真道庵，要么得到重新修缮，要么获赐观额，这都为全真道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太祖十五年（1220），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西行觐见。第二年，路经阿不罕山，留下宋道安等九人，建立栖霞观，从而把全真道传播到西域。觐见之后，成吉思汗授予丘处机在其所辖领域内随处立观的特权。早在西行觐见归来的途中，行至盖里泊，丘处机就已明确把“立观度人”，作为全真道修行之先务。回燕京之后，丘处机派遣弟子到全国各地，把许多毁于兵火的道观，重加修缮，一时间，在中国北方，全真宫观比肩而立，随处可见。
（四）广开教门。
除了在各地随处建立宫观外，丘处机还广开教门，为全真道培养了一大批教门骨干力量，促使了全真道在元初的兴盛。早在丘处机在龙门隐修期间，就已经开始收取弟子。金大定十九年（1179），赵九古于华亭拜马钰为师，马钰命其前往陇州龙门山供侍丘处机，遂转投丘处机门下，丘处机为其易名道坚，赵道坚后来被尊为全真龙门派第一代律师。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蒲察道渊前往龙门山拜丘处机为师。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马钰因牒发事东归山东宁海，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丘处机由龙门迁往终南祖庵，主持陕西全真道事，许多马钰在陕西所收的弟子，比如，乔潜道、李冲道、于通清、宋明一、吕道安、毕知常、于志道等，在马钰东归或仙逝后都追随丘处机，乔潜道、李冲道等还转投丘处机门下。
金明昌二年（1191），丘处机东归山东栖霞后，又在山东收取大批弟子，比如，李志常、李志源、张志素、潘德冲、夏志诚、綦志远、孟志远、宋道安、鞠志圆等，都在此时拜丘处机为师，还有一些刘处玄、王处一的弟子，在刘处玄、王处一仙逝后，也改投丘处机门下，比如，尹志平、于志可、宋德方等，原来都是刘处玄的弟子，后来追随丘处机。丘处机觐见成吉思汗回来之后，更是“玄风大振，道日重明，营建者棋布星罗，参谒者云骈雾集，教门弘阐，古所未闻。”[5]（P588）丘处机趁机大开教门，广度弟子，从其门者不计其数。丘处机所收的这些弟子，后来都成为全真教门的骨干力量，为全真道的兴旺发达做出巨大贡献。尤其是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时所带领的十八弟子，更个个是杰出之士，比如，尹志平、李志常曾先后担任全真掌教，宋德方曾开凿石窟、续修道藏，綦志清、潘德冲等也都曾担任地方道官，成为丘处机之后全真道的中坚力量。
（五）开宗立派。
全真七子曾各自立派，马钰创遇仙派、谭处端创南无派、刘处玄创随山派、丘处机创龙门派、王处一创嵛山派、郝大通创华山派、孙不二创清静派，但在这七派之中，丘处机所创立的龙门派后来影响最大。龙门派在明代中后期开宗立派，上宗丘处机，下宗丘处机的第一位弟子赵道坚。明代之后，风靡一时，成为明末清初全真道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支派，它在全真道中的地位，可以与临济宗在佛教禅宗中的地位相当，故有“临济、龙门半天下”之说。
二、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
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幼习儒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是一位具有救世情怀的宗教家。他在创立全真道之初，就把“普济群生，遍拔黎庶”作为创教目的，他言：“普济群生，遍拔黎庶。银艳冲盈于八极，彩霞蒸满于十方。渐生良因，用投吉化，有缘固蒂，无果重生。人人愿吐于黄芽，个个不游于黑路。”[2]（第二十五册，P788）在全真七子中，丘处机身世最苦，自幼丧母，家境贫寒，备尝人间酸辛，对百姓疾苦有深切体验。同时，生长在齐鲁大地上的丘处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他对王重阳苦心孤诣的救世精神有一种心灵上的自然相应，因此，在全真七子中，丘处机最富有儒家精神与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在他一生中，他济贫拔苦、劝善止杀、救死扶伤、保全文化，使中原人民深受惠泽。姬志真《长春真人成道碑》称赞丘处机言：“曩者国朝初兴，天兵暂试，血流川谷，肉厌丘原，黄钺一麾，伏尸万里，马蹄之所及无余地，兵刃之所临无遗民，玉石俱焚，金汤齑粉。幸我真人，应召行在，微言再奏，天意方回，许顺命者不诛，指降城而获免，谕将帅以愍物，勉毫杰以济人。在急者拯以多方，遇俘者出以资购，婢仆之亡，从道者皆恕，卑贱之役，进善则放良。救人于涂炭之中，夺命于锋镝之下，使悛恶而从善，皆道化之弘敷也，天下之受庇者多矣。”[5]（P588）总起来讲，丘处机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济贫拔苦。
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至兴定元年（1217），丘处机在登州，由于连年战乱，又加上饥馑与瘟疫，山东百姓死者不计其数，致使胶东一带饿殍盈野。丘处机为救民众于水火，曾希望金统治者能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但当时的金统治者忙于战争，自身难保，根本无暇顾及灾民，丘处机眼见依赖金统治者无望，不得已，把诸处全真道观所存余粮分与饥民，而且还亲自带领全真弟子，勤耕苦作，争取收获更多的余粮以赈济灾民。但仅靠全真弟子的力量微乎其微，面对饥饿仍然在不断夺去百姓的生命，丘处机无奈之余，以《愍物》诗二首叩问苍天，其一云：“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万灵日夜相凌迟，饮气吞声死无语。仰天大叫天不应，一物细琐徒劳形。安得大千复混沌，免教造物生精灵。”其二云：“呜呼天地广开辟，化出众生千百亿。暴恶相侵不暂停，循环受苦知何极。皇天后土皆有神，见死不救是何因。下土悲心却无福，徒劳日夜含酸辛。”[2]（第二十五册，P824）丘处机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昭然若揭。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路经邪米思干，见当地百姓苦于战争，死伤遍野，生活无着，他便与随行弟子，“有余粮则惠饥民，又时时设粥，活者甚众。”[2]（第三十四册，P493）丘处机这种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深深影响了全真弟子，弟子们谨遵师训，不断做出济世惠民的举动，深受百姓爱戴。
丘处机济贫拔苦的救世行为，还表现在他不断主持各种醮事上。斋醮本来是传统道教的一种宗教活动，它主要是用一定的宗教仪式来达到超度亡灵、祈求上天等目的。在全真道初创时期，很少举行斋醮活动，虽然王重阳不反对斋醮，但也绝不提倡斋醮。但是，到丘处机的时候，却大肆举行各种醮仪，这一方面表现出全真道向传统道教归复的特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丘处机欲济世救民的宗教情怀。在《磻溪集》中，丘处机经常有参加或主持各种斋醮的诗词，比如《福山县黄箓醮感应》、《赴蓬莱狄氏醮》、《赴潍州北海醮》、《昌阳黄箓醮》、《登州修真观建黄箓醮》、《九日虢县修朝真醮》、《九月十八日西虢刘氏醮》等，由此可知丘处机举行醮事的频繁。在西行觐见途中，丘处机也不断举行各种醮事，除一些像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等道教例行醮事之外，丘处机所主持的醮事，主要是为超度亡灵与为民祈福而设。元太祖十五年（1220）四月，丘处机在天长观设醮超拔亡灵。在觐见成吉思汗回来的路上，行至野狐岭，宋德方等在野狐岭设醮超度亡灵，得到丘处机的赞赏。元太祖二十年（1225）九月，荧惑犯尾宿，主燕京灾，丘处机在宣抚王楫的邀请下设醮退荧惑。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五月，燕京大旱，丘处机又应燕京官民的邀请，作祈雨醮。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夏天，燕京又旱，丘处机又作祈雨醮。虽然斋醮是一种宗教性活动，具有一定非科学性，也不一定对百姓产生多少作用，但丘处机的这些行为，却充分体现了他怜民、爱民、救民的宗教情怀。
（二） 劝善止杀。
早在道教产生之初，就吸收中国古代传统的天志、明鬼、天人感应与阴阳灾异思想，在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就已经提出较为成熟的“承负说”。“承负说”的实质就是通常所说的善恶报应论，《太平经》提出“承负说”的目的，在于劝人行善。全真道立教之初，就把传统道教的“承负说”与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说相结合，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劝善方式，这种方式在丘处机那里得以成熟与完善。丘处机经常运用因果报应论来劝人积功累德，并把积功累德作为成仙的必要条件。在《长春真人寄西州道友书》中，丘处机就集中宣扬了这种观念，他以佛教的生死轮回为理论基础，突出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论。丘处机宣扬因果报应论的目的是劝人早早修道，以脱生死轮回之苦，具有一定的宗教性，但在客观上，他劝人多行善事、积功累德，对于社会风气的改良与民风的陶冶，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弋彀在《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宗师碑铭》中，对全真道的社会教化功能作了充分肯定，他言：“风之所靡，狠戾易心，强梗顺命，革烦苛为清净，化汤火为衽席，挈一世鄙夭之民，跻之仁寿之域。”[5]（P567）
丘处机生存于金末乱世，目睹南宋、金、蒙古之间的战争，给无辜百姓带来极大灾难，他坚决反对战争与杀戮，拥护仁爱与和平。在金大安三年（1211），蒙古大军逼近山东，眼见山东百姓又要遭受战争之苦，丘处机心急如焚，只身前往燕京进谏，但当他到达燕京后，恰逢宫廷政变，进谏没有成功。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山东发生农民起义，金统治者派遣驸马都尉仆散安贞带兵讨伐，但登州与宁海的农民起义军久久不能平定，不得已仆散安贞求助于丘处机，在丘处机的劝说下，登州与宁海的农民起义军投降，避免了一场血腥与杀戮。但这些只是能体现丘处机崇尚和平、厌恶杀戮的一些较小事件，在丘处机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还是他西行觐见成吉思汗，劝说成吉思汗寡欲止杀这件事。
丘处机曾以诗来表达他西行觐见的目的，他言：“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2]（第三十四册，P492）又言：“十年万里千戈动，早晚回军复太平。”[2]（第三十四册，P490）从“欲罢干戈致太平”与“早晚回军复太平”两句诗来看，劝止杀戮，追求太平，是他西行的主要目的。在给成吉思汗讲道过程中，丘处机也是紧紧围绕着这个目的而行动，他多次劝说成吉思汗寡欲止杀。在丘处机劝说下，成吉思汗放弃以铁蹄踏平中原的想法，使中原人民免于遭受杀戮之苦。回到燕京之后，丘处机又利用成吉思汗赋予他的特权，广开教门，延纳大量汉族知识分子入道，使他们得免于蒙古军的屠戮，因此，《栾城县太极观记》言：“是时天下初定，民未厌服，而叛命者众，朝议将致天讨以罚殛之。汤火遗黎，旦暮假息，竢命于锋镝之下。丘虑蒿兰共刈，百方周至为之曲说，竟用是获免。至有囚俘亡命，辄缁其冠而羽其衣者，一无所问。凡前后所活，无虑亿万计。”[5]（P599）
（三） 救死扶伤。
俗语讲“十道九医”，道士学医一方面是为了内丹修炼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治病救人，积功累德。王重阳非常重视对弟子医学知识的培养，认为“救人设药功尤大”，不断鼓励全真弟子习医济世，他说：“药者，乃山川之秀气，草木之精华。一温一寒，可补可泄；一厚一薄，可表可托。肯精学者，活人之性命；若盲医者，损人之形体。学道之人，不可不通。若不通者，无以助道。”[2]（第三十二册，P153） 在王重阳的提倡下，全真七子都精通医学，其中丘处机更是医术精湛。丘处机专门写有一本养生学著作《摄生消息论》，在这本书中，他运用《黄帝内经》中的医学理论，具体阐述了在春夏秋冬分别应该如何养生的道理。在磻溪、龙门隐修期间，当地百姓就经常向丘处机求医问药，如在《磻溪集》中，就有《赠醮众信内一强公病噎》、《赠裴满子》等诗，在金刻本《磻溪集》中，在《赠裴满子》这首诗前有丘处机自己写的小序，他言：“陇州防御裴满镇国因病召余下山，将还，乃子觅言，遂书此以赠”。显然，此诗是丘处机在给裴满镇国治病时写下的。
（四）保全文化。
姚从吾先生说：“卫绍王时代，蒙古南侵，狼亡虎来，外患较前更为激烈。邱处机默察时势，即专心待机行道；一方面救济中原人士，一方面努力保全中原文化。”[6]（P252）丘处机生存的时代，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北方的时代，先是女真贵族建立的金，接下来就是蒙古人建立的元，在进入中原以前，女真人与蒙古人的文化都相当落后，在他们的统治初期，都曾尝试以他们本民族的落后文化来控制中原，这对中原文化形成极大冲击，面对中原文化生存的危机，全真道尤其是丘处机为保全中原文化做了大量工作。丘处机保全中原文化的事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王重阳在创立全真道的时候，就确立了“三教合一”的立教宗旨，把儒家的《孝经》、佛教的《心经》、道家的《清静经》与《道德经》作为全真弟子的必读书目[2]（第十九册，P725），这已经有了保全中原文化的意图。丘处机掌教后，继续宣扬“三教合一”，他自己身体力行，熟读三教文献，郭起南在《重修长春观记》中言：“常人入道，便废斯文，专事修养，长春则不然。访古则纪之吟述，登程则寓之述怀。咳唾珠玑，语句超俗，曰《磻溪集》，曰《鸣道集》，曰《西游记》，历历可观。”[5]（P502）在丘处机好学精神熏陶下，门下弟子也都勤于学习，多博学儒雅之士，许多还有诗文集传世。这不仅对于全真道的发展具有重大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在金元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保全了中原文化，可谓功不可没。
其次，丘处机积极在金元高层统治者中宣传中原文化，使他们加深了对中原文化的了解与同情，对于保全中原文化起到重要作用。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金世宗召见丘处机，丘处机除了为金世宗宣讲修身治国之道外，还与大大王、六大王等金廷上层高官与公主、皇婶等频繁往来，在他们中间宣传中原文化。丘处机在觐见成吉思汗的时候，借给成吉思汗讲道的机会，向他灌输仁民爱物、寡欲止杀的道理；还借雷震事，趁机劝说成吉思汗在蒙古推行孝道。丘处机所做的这一切，对于金元之际中原文化的保全，起到积极作用。
最后，丘处机西行觐见归来之后，充分利用成吉思汗赋予他的各项特权，积极延纳许多中原知识分子入道，从而保全了中原文化。在丘处机觐见成吉思汗东归之时，成吉思汗对丘处机赏赐颇厚，但却被他一一拒绝，最后成吉思汗蠲免了全真弟子的差赋。回到燕京之后，丘处机利用这个特权，广开教门，随处立观，积极弘扬全真道。就在这个时候，许多汉族知识分子，为了逃避蒙古兵的羞辱与杀戮，在金与南宋灭亡之后，纷纷遁入全真道，《黑鞑事略》中曾言：“长春宫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赋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惨伤也。”[4]（第三十三册，P804）这既拯救了不少汉族知识分子的生命，又提高了全真弟子的整体文化水平，同时也为中原文化保存了知识的种子。
(文：赵卫东 )
参考文献：
[1] 牟钟鉴.丘处机是中国传大的宗教家与思想家[J].齐鲁文化研究，第三辑，2004.
[2] 道藏[Z].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3]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4] 藏外道书[Z].成都：巴蜀书社，1992.
[5] 陈垣.道家金石略[Z].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6] 姚从吾.东北史论丛（下）[M].台北：正中书局，1959.
（《弘道》200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