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写秦汉新道家是研究秦汉时期的一个学派,所谓秦汉新道家也就是黄老道家。本文想就这个学派的形成问题作较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 黄老道家 黄老之学 新道家 道家学派 庄子 司马迁 汉书·艺文志 慎到 司马谈 荀子
我写秦汉新道家是研究秦汉时期的一个学派，所谓秦汉新道家也就是黄老道家。本文想就这个学派的形成问题作较深入的探讨。
一、先秦学说的分派别与黄老道家
“学派”，这是现代的名词术语，古代与此大体相同的词是“诸子百家”的“家”。学说或者学术之分家或者分派别，在中国古代是战国以后的事，战国早期的《墨子》中说：
“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墨子·尚同》）
这个“义”是议论之义，也是义理之义，引申可为现今主义之义。各有各的主义，还没有类别，墨子主张“尚同”，把“兹众”的义按“家——国—— 天下”“一同”起来，这就是一种归类的办法了。主义、学说是可以分类的。
到战国中期庄子之时，则有了“百家之学”的说法。《庄子·天下篇》虽也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但“百家之学”就是一个概括，尤其是具体地批评学术时，把墨翟和禽滑釐、宋钘和尹文、田骈和慎到（还有彭蒙）、关尹和老聃分别联在一起，可以说是大体上分了家，分了学派。其所谓“后世之墨者，如：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庄子·天下》）
更明显是讲了一个墨家学派。
战国后期的《荀子·非十二子篇》和《庄子》一样，是批评各家学说的，它批评的是“六说”“十二子”，用了“说”字，“说”即言论、主张之义，也可以说学说，“六说”就有分派的意思。不过，它的分法与庄子不相同，如墨翟、宋钘合为一说，这是因为其所批评的内容有所不同。荀子取了他们相同的问题进行批评，庄子则记述他们所强调的“道术”的不同方面。
事实上，战国诸子，彼此之间是有不少共同之处的，用《庄子·天下篇》的说法，是“皆原于一”，皆出于“无乎不在”的“道术”，本来就应该是“相通”的。只是“多（各？）得一察焉以自好”，各人喜悦“道术”的某些方面，才分出看起来冰炭不相容的“百家之学”来。但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它们的内容不仅是“相反相成”的，而且常常有一些完全相同的内容，因此，这“百家之学”如何分类，一开始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很明确的。
战国的最后，到了《韩非子》的《显学篇》中，学说分派别的思想更明确了，大致的派别划分也比较确定了，儒、墨即为两大派：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
这段文字可以说明，在韩非看来：第一，学说上是有派别的，不仅有儒、墨这样的大派别，大派别在发展过程中又有许多分化。[1]要判断这些大、小学派（定世之学），不是很容易的，“自谓”与事实的情况都比较复杂。第二，不同学派学说的不同，主要是“取舍相反不同”，这和庄子所说各喜悦“道术”某一方面是一致的。
虽然学说的派别不好分，事实上又存在着不同的派别，汉初的司马谈把它们概括成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
顺便要指出，“务为治”、“所从言之异路”等思想，是从墨子、庄子、荀子、韩非一直发展而来的。这个看法极为重要，是如何看待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一个根本性的观点。
司马谈所列六家，应该说就是当时的“显学”，是客观事实的反映或者总结，他对于六家之“要旨”（主要特点）进行了论证和分析，但是没有列举各家的代表人物或者著作，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不少问题，而“道德”一家就是最大的问题之一。
首先，它和儒、墨、名、法等家不一样，连学派的名称都不很确定，司马谈自己既说“道德”家，又说“道家”。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老子、道家、道德、黄老这些词，常常是同一意义。说老子“修道德”、“言道德之意”或“言道家之用”，说老子的后学则多用“本于黄老”“学黄帝老子之言”或“修黄老道德之术”。不过，在讲庄子时，司马迁只说：“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没有用“黄老”，这是应注意到的。
其次，道家的代表人物和著作的问题。司马迁显然没有注意学说的分派，如《史记》的《老庄申韩列传》，主要讲的学术渊源，“皆源于道德之意”。又如，《孟子荀卿列传》更是如此，附记了慎到、田骈、接子、环渊一批“学黄老道德之术”的人，并没有注意他们的学术思想内容，而着意的是他们和所有各派的“稷下先生”一样，“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不过，司马迁比司马谈还是前进了一步，不仅讲了各学派的特点，也涉及到各学派的代表人物。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图书，把诸子分成十大家。这十家分类虽不是专讲学术流派问题，但实际上却是按学派划分的，所谓“濡家者流”、“道家者流”……等等，流者派别也。从学术思想派别来说，其分类和具体划分有不少问题。这里就不具体说它了。
以上讲先秦学说分派别的历史发展。归结起来要指出几点：第一，学术上的派别是客观存在的；第二，学说的派别问题又是较为复杂的；第三，要了解中国古代的学术发展史就有必要对派别问题重新讨论和认识。
学说上的派别虽然是客观存在，但先秦的任何一家，其名称均非该派人物自己的叫法，“皆时人或后人所加，各有所取义”（蒋伯潜：《诸子通考·绪论·十家名称之取义》）。孔子为儒家的开山祖，未尝以“儒”自名其学派，《论语·雍也篇》：“汝为君子儒，母为小人儒”，并非讲儒家。一直到孟子、荀子，儒字的意义，亦非指儒家而言。只有《韩非子·显学篇》的儒、墨，才是儒家学派和墨家学派的意思。
道家的问题更复杂一些，谁是开山祖，一直有疑问，老子其人其书总有一些不同看法，早期道家究竟以哪些人为代表，都是学术界讨论的问题。但老子、庄子无疑是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无疑是道家的代表著作。问题是在汉初“道家”名称出现时，就同时有“道家”和“道德家”的不同叫法，尤其是“汉初人言道家辄曰‘黄老’”（蒋伯潜：《诸子通考·诸子人物考·庄子及道家者流》）。该如何看待？我认为：
道家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关于“道”的思想开始得很早，在诸子学派形成之前和开始形成以后，都有不少关于“道”的理论。《老子》中的道，也是就原有的思想进行解释和发挥。诸子皆言道，或指事物的发展规律，或指道德、政治原则，如《易·系辞上》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如各家所说的尧舜禹汤之道等等。但有那么一派着重讲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同时也讲事物发展规律之道，这就是道家。而第一个明确表达这种思想的就是《老子》，在先秦诸子中发挥这一思想比较充分的一个是《庄子》，另外就是被称之为黄老之学的著作。可以说道家在其形成过程中就有较明显的两派，如清人魏源所说：“有黄老之学，有老庄之学”（《魏源集·老子本义序》）。这几乎和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一样，老子之后道别为二了。
黄老，黄帝摆在老子之前，但事实上黄帝书比老子书晚出，黄帝书是后人伪讬的，是按《老子》的道论而造作的。汉代人也明明知道，却要以“黄老”名之。司马迁十分清楚：“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搢绅先生难以言之”（《史记·五帝本纪》），可他在《史记》中，左一个“黄老之学”，右一个“黄帝老子之术”。这显然是从俗了，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老庄之术，也是汉人的说法（《淮南子·要略》有“考验乎老庄之术”一语），魏晋以后老庄相连更为普遍，那是后话，这里不多说了。
作为老子的后学，黄老和老庄这两派孰先孰后呢？也可作些考证的，这里不想详考了，但有一个大致的看法，庄子的时间是比较确定的，《庄子》成书，老庄道家就形成了。黄老道家则相对复杂一些，一些“发明黄老道德之意”的人，或与庄子同时，或比庄子早一些，但没有一个中心代表人物，在战国时也还没有一部集中的突出的代表作品。战国时期或可以说有属于后来黄老道家学派的人，比较集中在齐国的稷下先生中，有些言黄老之意的作品，也多出自这些人手中。下面就谈谈“稷下黄老”。
二、稷下黄老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黄帝、老子、黄老之学的考证、批判、论述已经不少了，虽有许多不同说法，但有些看法已逐渐趋向一致。这里仅就稷下黄老的地位和作用作些申论。
“黄老”一词在汉初流行，集中反映在《史记》当中，这是众所周知的。说“稷下黄老”，主要是依据《史记·孟荀列传》中关于“齐之稷下先生”的两段论述，其中提到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一批“学黄老道德之术”的人。在他的概述中有一句话特别值得注意：
“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
这是一句高度概括的文字，几乎每一个字都值得推敲，因为它有实际内容：“皆学”者大家都学习；黄老道德之术，在《史记》中与黄帝老子之术、黄老之言（乃至老子书）通用，或简称黄老。可学的东西，当然主要是图书，如《老子》，如托名黄帝之书。“因”者依也，依顺着黄帝、老子之言；“发明”，阐明；“序”，叙述；“旨意”，主旨意图；全句话用现在的语言表达，即：
许多人—（或者田骈、接子等许多人）都学习黄帝、老子关于道德的思想和理论，井且依据这些思想和理论，进一步阐明、解释其主旨意图。
因而就有阐明、解释的文字，所以接下去就是另一段值得注意的话：
“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虽只列举了四个人，且只有慎到、环渊的书名，但完全可以肯定，还有其他“发明”黄老“旨意”的著作。因为稷下的所有人都是会有著作的，司马迁写道：“稷下先生”、“xxxx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岂可胜道哉”，说都说不完！
这样一批人，说他们是黄老学派有理可言，因为他们都是学习而且发明黄老道德之术的，对黄老之学有贡献。说他们不是黄老学派亦可，因为如庄子所说，他们各自喜悦“道术”的某一方面，在某一方面加以“发明”甚至创造，这就有可能走向另外的学派，如说一些法家代表人物之“归本于黄老”就是如此。这要具体分析，且以慎到为例，作些分析。
慎到，司马迁说他发明黄老道德之意“著《十二论》”，《汉书·艺文志》诸子法家类列《慎子》42篇，注云：“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十二论》与42篇《慎子》是一还是二，难以断言，均无原本传下，流传下来的《慎子》书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慎到的思想最可靠的记载是《庄子》等书。《庄子·天下篇》关于慎到个人的思想具体写道：
“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冷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柏輐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落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塊不失道。’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
这里所说的思想，和《老子》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似不必多说，比较自明。但慎到并不能算知“道”。另外，如《荀子·天论》中说：“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也是“自以为知道，无知也”。这都是讲慎子“发明”的道家思想，但他只是“偏”于“道术”之一个或者某些方面。
当然，偏于道家的理论又并非慎到的全部思想，荀子还记载了他的另一方面，在其《非十二子篇》中，也是把慎到和田骈连在一起的，但可以说是偏于法家方面的理论，但是他“尚法而无法”，法的理论也是不很全面，不很成熟的。不过，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申、韩，“先申韩，申韩称之”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韩非子·难势篇》一开头就引了慎到关于“势”的论述。从现存的《慎子》来看，关于法的论述是比较多的，故《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于法家。郭沫若在半个世纪以前作《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1944年9月）时写道：
“据这辑本《慎子》来看．差不多全部都是法理论，黄老的气息比较稀薄，但这一部分的法理论毫无疑问也是道家思想的发展。”
这是比较客观的描述。可以说明，像慎到这样的稷下学士，在“发明”“黄老道德之术’的过程中，同时“创造”了关于法的一些理论和思想，后再进一步发展成较为完整的法家理论，然而，就慎到在稷下的当时来说，可以说是属于研究黄老之学的。
慎到的思想是如此，田骈、接子、环渊的思想更是如此，既复杂又有所归。这里就不一一剖析了。有的人甚至说《史记》中举例的邹衍、驺奭、淳于髡一流人，“统在齐国底稷下，皆可目为第三期初叶的道家”，并且说是“新道家”。假如分析阴阳家的起源，讲阴阳家与道家的关系，像讲法家与道家的关系一样，也是有一番道理的，持此说者云：
“就广义言，阴阳家实即是道家。因为道是从本质言，阴阳是从历程言；道是玄学上所谓本体论，阴阳是玄学上所谓宇宙论。上段讲过：道的开展永久是辩证式的，即一正（阳）一反（阴）的。道—纯理地讲来，虽是绝对宁静，但决非一死物；它—实际地讲来，必须地要开展，而这开展又必然地为一正一反的辩证。所以道离开阴阳，便无道可言，不妨说阴阳就是道的灵魂。驺衍底慧眼，独能对于道窥破其奥妙之所在，故司马迁称他“深观阴阳消息”的是一针见血之评。”（谢抉雅：《田骈和邹衍》，《古史辩》第5册）
这个分析合情合理，所以我大段地把它引出来以作参考。但是，战国诸子讲驺衍的不多，更没有怎么多谈阴阳家的间题，这是为什么？有待研究。
稷下黄老学派的人物，除司马迁所列举的人名之外，还有一些人，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提到“稷下学士”17名，大多与黄老之学有关，其中尤以宋钘、尹文为著。实际上当不止这些，还有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不说那“数百千人”之中，就是“76人”之中也还会有“学黄老道德之术”的。再说，著名大师们又有不少弟子，如《荀子·正论篇》云：“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典……”又如《战国策·齐策四》云：“齐人见田骈曰：……今先生设为不宦，赀养千钟，徒百人”。总之，仅就稷下而言，学黄老道德之术的人是很多的。这批人，无论是集中之当时，或是后来分散之后[2]。即在各地以不同的方式发挥影响和作用。
它们影响着当时人和以后人的思想和言论，《庄子》、《荀子》等书的称引也好，批驳也好，就是这种影响的一种说明。例如《荀子》中称引黄老道家的言论就不少，如对宋研，他显然注意的是其黄老道家思想，所谓“池卿道样子，其言黄老意”（《汉书·艺文志》：《宋子》十八篇注）。从《非十二子》、《解蔽》《正论》等篇的引述看：一、宋钘的学说在当时是有影响的；二，荀子也从宋钘那里学问过他的学说，故尊之为“子宋子”；三、荀子所举宋钘的思想，也是《庄子·天下篇》中所说的“见侮不辱”、“以情欲寡浅为内”等思想，这些思想是道术的一个方面。此外，还有《天论》篇中的“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也是属于道家思想范围的。
三、“家人之言”及其意义
《史记·儒林列传》写道：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
“家人言”是什么意思？“有人释之为“一家之言”，这照字义上讲未尝不可。但全文意思看，从《史记》、《汉书》其他地方“家人”的用法看，似应解释为“一般人能读的书”，用现代话说，《老子》不过是通俗读物罢了。比较早的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如《史记》《索隐》：“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虽微妙难通，然近而观之，理国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颜师古注《汉书》则说：“谓君家之人，无官职也”。师古注《汉书》此句为：“家人，犹言编户之人也。”但他注《董贤传》又说：“家人，犹言庶人也”。在汉代人口中，家人就是庶人，“家人，谓庶人之家也”。又如《汉书·五行志》中记载，谷永谏成帝时说到：“陛下弃公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家人也显然指庶人而言，他下面接着就明说：“为庶人之事”。
以上这一番考证，也许对“家人言”作一确切的理解是必要的。“家人言”不会是“一家之言”的意思，否则窦太后不会发“怒”，而且愤愤地回敬那么一句：“安得司空城旦书乎！”这后一句也值得说一下。《汉书》注云：“服虔曰：道家以儒、法为急，比之于律令”。服虔注释似乎认为是指儒法之书，与道家书相对。全文之意难解。我们不妨从“安得”二字来加以考虑，安者何也，“安得”的用法，如《史记·留侯世家》：“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又《陈丞相世家》：“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都是疑问副词。准此，则“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一句，可译为：“何以说是司空城旦之书呢！”“司空城旦”正是依着释为“僮隶”之“家人”而极言之，这里似乎与儒法、律令并无关系。
总之，《老子》书，事实上包括黄帝、老子之书，成为“家人言”，说明它的流行是极为广泛的。看看汉代，特别是汉初的情况，正是如此，无论是在朝的或者在野的，有许多人学“黄老之言”。如汉初的皇帝、皇后、文帝、景帝、窦太后，丞相、大臣陈平、张良、陆贾、曹参、贾谊、田叔、汲黯、郑当时以及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等等，一般知识分子有盖公、乐巨公、黄生、王生、邓章、杨王孙、安丘生以及司马季主等等可为代表。这些人多半收授弟子，从各方面发挥影响，例如司马季主“闲坐”于“卜肆”中，亦有“弟子三四人侍”，贾谊、宋中（中大夫）曾“獵缨正襟危坐”，听他“语数千言”，并且置疑问难。司马季主所言可说是黄老之“道术”，讲得宋中、贾谊“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而深受启发，“再拜而辞，行洋洋也。出市门，仅能自上车，伏轼低头，卒不能出之。”（《史记·日者列传》）这是久久地陷入沉思之中。就此来看，贾谊诗文中有黄老思想的痕迹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以上事例都是王公大人、文人学士，似与“家人”无关，但也不可否认，有些人在为官之前，本也是“庶人”的。讲出身，甚至是比较下层的，如陈平之类的人。在野的知识分子，一般可以看作“庶人”。不过，“家人言”的主要意思是指它的流行之广，一般人都学它、讲它。老子、黄帝书可以说是当时的“畅销”书，有条件的人死后都要把它埋在身旁，如长沙马王堆出士之黄老帛书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证。
这里，我们还要指出，黄老之学在汉初的兴盛，也是渊源有自的。前面已说到，齐国灭亡之后，稷下黄老的学分散了，他们人还在别的地方继续宣传黄老之学，已经去世的留下了著作发挥着影响。战国末年传黄老之学的人，《史记·乐毅列传》的记载是一个代表：
“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膠西，为曹相国师。”
我们认为，这仅只是一个系统，其他各地也还会有一些人，如汉初学黄老者的老师（没有留下姓名的老师），还有一些所谓“隐者”。如“乔隐士”之著《黔娄子》，居深山，“以鹖为冠”的“楚人”著《鹖冠子》，实际上又不是“隐者”，不过隐去其名罢了。至于这个阶段留下了哪些著作，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
对于汉初黄老之学的兴盛有更大影响的是《吕氏春秋》，它是稷下黄老分散之后，又一次大的集中。虽然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汉初对于这部上似乎讳莫如深，但实际上“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史记·太史公自序》），在秦代和汉代都是公开或暗中传播的，《汉书·艺文志》有著录，高诱“家有此书”（《吕氏春秋》序），均可证明。很多人，特别是学黄老之人，收藏此书，阅读此书，从中学黄老之言，只不过心照不宣罢了，汉代的图书中有一些《吕氏春秋》的文字（如详加比较的话），就是很好的证明。
“家人言”经过汉初统治者的提介和实践，黄老之学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从而出现了一个比《吕氏春秋》水平更高的《淮南子》，它集黄老道家理论之大成，是黄老道家思想的总结性著作，是黄老道家学派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不仅流传于世，而且“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它的学术地位很高，以至“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它的学术影响很大，有人拿该书“以劝后学”，高诱年少时，就曾“从故侍中、同县卢君受其句读，诵举大义。”（引文见《淮南子》高诱叙）在某种意义上说，《淮南子》哺育和培养了整整两汉一代的知识分子，直到东汉末，在野的如王充，掌权的如诸葛亮（拙作《诸葛亮是秦汉新道家的殿军》），都可以说是黄老新道家的杰出代表。其他学派的知识分子也无不受其影响，如有的同志在董仲舒的著作中找到与《淮南子》等黄老著作的共同语言，这是可以专题深入研究的问题，不再详说下去了。
四、几点结论
（一）如果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的话，可以说，自老子之死后，道别为二，有黄老道家，有老庄道家。这样概括应该是比较切合当时实际的，是科学的概括。这种划分比“儒分为八，墨离为三”更为确切。从“取舍相反不同”的角度看，这两派道家的不同之处更为明显，而且不像儒、墨后学仅仅是“自谓真孔、墨”，争一个正统地位。道家二派虽然都是在《老子》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也尊重老子，也打老子的旗号，但并不奉为师祖，因而也无需争什么“真正”“老牌”（或“道统”），不存在正统地位问题。
（二）黄老道家的形成，与儒、墨的形成不同，与老庄道家的形成也不同，它的形成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它没有一个事实上的师祖（如孔、墨），也始终没有什么有很大影响的中心人物（如庄子）。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变化，不少人对这一派的理论学说作了贡献，既有不少“发明”，又有积极的传播，但是有些人自身的发展又走向了别的学派，如慎到、宋鈃乃至驺衍等人的发展变化，他们本来都可说是“发明”黄老道德之意的人，由于其某些内容有独到之处，如慎到言势，驺衍谈阴阳，因而被后人列入法家，阴阳家，宋鈃甚至被列为小说家。据以上这些情况，战国时黄老道家似又不成为一个学术派别，故通常只谓“黄老之学”。稷下黄老尚未成为黄老道家学派，它不像“墨者”那样有严密组织的派别，也不像儒者那样，有明显的师徒关系，而是在形成发展之中。派别的形成应在秦汉时期。
（三）属于黄老道家的作品不少，但较全面的总结性的代表作还是秦的《吕氏春秋》和汉的《淮南子》，其黄老之学的理论最高，论述最全面。毕竟是集体之作，有各方面的专家，能从不同的视角来阐明博大精深的“道论”。思想的社会基础越广泛，理论就越精深，《吕览》与《淮南》的高深理论，就是建立在黄老之学成为“家人言”的基础之上的。
（四）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第一次明确提出“道家”（或名“道德”家），没有区别黄老与老庄，他和司马迁所讲的“道家”内容，主要又是黄老道家的内容。从道家的整个发展看，这是含混的。从当时“家人言”的实际看，他们没有什么错，当时是：老子等于道家，道家等于道德家，道德家等于黄老。而司马迁父子又都是信奉这一派的。
【注释】
[1]韩非的分派与《庄子·天下篇》所言“墨子后学”可互相参考。
[2]《盐铁论·论儒篇》：“及 王……矜动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
原载《中国哲学史》1993年第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