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文化是伴随着全真教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全真文化对当时乃至后世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了重大而广泛的影响
一、全真文化对后世画风的影响
中国古代绘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格。在五代以前，其艺术风格一直以人物画为主，五代以后，山水、花鸟画逐渐从人物画中独立出来，并逐渐成熟，在宋元两代时达到高峰，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主流。至元代以后，水墨写意的表现技法则成为主流。元代绘画最突出的成就是把由唐代王维一派兴起的文人画正式确立。这种画风的突变背后，隐藏着的中国艺术美学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上的一系列的重大转变，而之所以会这样，与全真文化的发展和渗透有莫大的关系。
南宋以后，以远山、幽谷、平野、寒江、白云、暮雪、孤松、疏竹、野渡、独钓、小桥、草堂乃至无人之境，则成为绘画中的主要题材。现在流传的许多名为：深塘琴趣、柳溪归牧、寒江独钓、风雨归舟、秋江暝泊……等等山水小品，就明显地表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艺术特色。如南宋马远的名作《寒江独钓》，画面上一叶扁舟轻浮于水面上，一个渔翁独自座在船上垂钓。画面四周除了寥寥几笔的微波，几乎全为空白。但作品却突出地表现了江面上一种空旷渺漠、寒意萧条的气氛，从而更加衬托出渔翁凝神贯注于垂钓的神气，也给欣赏者提供了一种广阔而富有诗意的意境。这种画风与全真文化所追求的恬淡空寂的意境，以及内丹修炼所追求的性命双修、形神俱妙的境界和超凡脱世的精神是相通和一致的。
全真文化所倡导的这种超凡脱世的精神，对宋元及其以后的中国艺术家的思想和风格的形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艺术，特别是元画，深深地受到了全真道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一直影响和主导了明清两朝乃至近代中国画的发展方向。而“元代四大家”中，有两人(黄公望、倪云林)本身就是全真教徒，信奉全真教义，他们把全真教的教义、教理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并结合宗教体验，表达在他们的作品中，鲜明地体现了他们的心境和生活情趣。
黄公望，字子久，号大痴道人，精通词曲，性格豪放。专攻山水，其传世作品甚多，其《富春山居图卷》长达两丈，画面描绘富春桐庐山水，江水平静，峰峦起伏，点缀丛林亭舍，疏密相间，吸收董巨披麻皴而更加简括，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笔墨功力，是古代山水画中的巨作。其它如《九峰雪霁图》、《快雪时晴图》等亦均为传世之名作。在这四人之中，画境最为幽淡，画品最为飘逸脱俗的，当推倪云林了，倪氏为无锡人，其家为江南富户，亦信奉全真教。元末社会战乱，他疏散家财遁迹于太湖，“扁舟箬笠，往来湖泖间”达二十余年。所画山水主要表现太湖风光，意境清幽而荒寒萧索，带有孤独寂寞的感情色彩。他作画绝少设色，笔墨松秀简淡，极为明清文人画家推崇。传世主要作品有《渔庄秋霁图》、《虞山林壑图》、《容膝斋图》、《幽涧寒松图》等。晚明的书画大家董其昌对他尤为推崇，认为倪氏作品，特别是晚年的作品，登峰造极，到了一种神遇而迹化的境地。在董其昌、黄公望等人看来，倪云林实为得道之人，故能反本还原，和大自然之道融为一体，同一体性。
在这里，画家已不是在画景物，而是在传达一种笔墨之外的意境。到了元代，文人画进入兴盛时期后。画家们的画多以表现“隐居”、“高隐”、“小隐”、“渔隐”为题材，以“出世超脱”、“孤寂淡漠”的态度表达一种士大夫阶层孤傲隐没、空寂幽淡的情感。艺术上提倡“孤隐超脱”、“平淡天真”、“清冷幽淡”、“状难言之景列于目前，含不尽之意溢出画面”的风格，理论上提出“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心中逸气”等主张。他们擅长萧疏简淡的画法，认为笔法愈简练，气势愈壮阔，景物愈少，意蕴愈深长。若是巨细不遗，于景于物，精雕细刻，就不能“心悦神飞”，既妨碍画家道心的流露又束缚了观赏者的悟性。尤其是南宋以来的画家，大多画风简放，信笔由之，象形草率，一挥而就。由于受这一画风的波及和影响，以宋瓷、元青花为代表的瓷器画发生了重大转变，它不但扩大了瓷器画的表达内容，而且所形成的以写意为主的流派和风格一直延续至今。 总之，全真文化中所蕴含的对自然及人文的认识态度、思维模式及价值观念，直接影响了宋元以后中国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和审美的思维方式，使中国艺术思维在宋元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开拓和丰富了艺术的境界，推动了中国艺术在宋元以后走向另一种的繁荣。在这种艺术潮流下产生的元代山水画，特别是其中的文人画，其对笔墨趣味的突出强调，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重大发展，也因此获得了独特的审美成就，所以，明清两代的士大夫画家，对他们的作品推崇备至，奉为上品。
二、全真道教对文学的影响
全真文化对后世文学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对元散曲杂剧的渗透。以马致远为例，马致远是“元曲四大家”之一，在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首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被传唱千年。马致远著有杂剧十五种，现存七种：《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太华山陈抟高卧》、《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开坛阐教黄梁梦》四种属于神仙道化戏，占所著的三分之一，现存剧的二分之一。而其中的主要人物吕洞宾、马丹阳、陈抟均是全真道的祖师，其作品的内容与观点则更直接、明显地反映出全真教的思想，以致于被人呼为“马神仙”。 马致远的散曲约一百三十多首，在数量上，元代散曲作家中很少有人能够企及，而其艺术成就更受推崇，被誉为“曲状元”，被看作是曲的正宗、摹写的典范。散曲是金元时代产生于北方的一种新诗体，它同诗词一样，可以抒情、写景、叙述，它不是为了像元杂剧一样在舞台上表演故事，也不必受观众趣味的影响，排除“娱他性”，属于“自娱性”的文学作品。从他的散曲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全真教对马致远思想的影响是很大的，与全真教思想是合拍的。
另据钟嗣成的《录鬼薄》、贾仲明的《录鬼薄续编》等书的记载，元代的神仙道化戏大致有二十余种，除了少数几种演天师驱邪除妖故事外，几乎都与全真教有关。这么多的神仙道化剧，不但反映了当时市民大众的欣赏趣味和马致远的个人思想情趣，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真教的兴盛以及对世俗生活的渗透。
全真文化能对后世文学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与最初全真道祖以诗词劝道、以及全真教文人团体借助文学形式积极从事道教传播活动有直接的关系。金元时期的很多文学作品，无论是作品的表现内容还是作品的写作手法也都直承自全真文学，这给金元时期的文学，特别是元代文学烙上了特殊的“道教化”印痕。首先，从金元诗词的数量统计上，道教中人，特别是全真文人集团所作的道教诗词的数量，占金元时期文人儒士创作道教题材作品的绝大多数;其次，从选题和人物塑造上看，金元时期，特别是元代文学作品中，以道教史上高道人物的传说为基础的故事走进文学作品，其中全真人物，在其中占有较大比例。元代神仙道化剧中所出现的神仙形象，基本全与全真道人物有关。在其语言的使用上，也大量地出现得道成仙景与脱俗离尘的意象，如“卧一榻清风，看一轮明月，盖一片白云，枕一块顽石”等句，表现了得道成仙与脱俗离尘的理想意境。
实际上，全真道文学在道教史和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表现在作品的人物设计、情节创构、语言风格、作者思维、文人心态和人生走向等方方面面。正如邓绍基先生在《元代文学史》中所说：“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像全真教那样博得文士乐道，并且对文学发生较多影响。”全真教文化对元代文学，特别是元代神仙化道剧的影响，早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并有相当数量的论著进行归纳论述。例如王汉民《全真教与元代的神仙道化戏》、孙亦平《“全真而仙”：论全真道对道教仙学的发展》等等。
所以，总体上看，全真教影响文学的一面是由于影响到士人心态和性格，自然会影响到文学创作;另一面是影响到文人的审美意识和思维方式，也势必影响到文学的创作。
三、在宗教方面的影响
在中外历史上，每一次宗教革新运动其实都离不开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对本宗教所进行的深刻反思，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固有宗教，体系庞大，内容繁多，历史悠久，面对唐宋以来佛教之禅宗，儒教之理学学派普遍对本文化系统所进行的重大改革形式，王重阳在汇通各家理论所长的基础上，完成了对道教教理教义及外在体制形式的重大革新。
1、在教制上创立了出家制度，确立了出家的戒律，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宗教礼仪和斋醮程序。这在道教史上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众所周知，中国道教在全真教出现之前并无严格的出家住庵制度，而王重阳从创立全真道开始，则要求道士必须出家，认为“别子休妻为上士”。这不仅是个人修行的内在必要，也是组织群修团体的必须，它是与时代势运发展相适应的必然结果。在金元之前的南北朝时期，虽然已有道士在固定的宫观修行，但至金元时期全真教创立后，才使得这一活动更加组织化和制度化，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丛林制度。道士们穿着特制的服装，服从统一的道规和戒律，以规范化的宗教规则约束自己的言行，成为真正的具有相应的宗教机构并按严格教阶系统组织起来的职业宗教者，中国道教第一次从真正完整的意义上具备了宗教的普遍特征和基本要素。
2、对传统道教一些修持理论和方式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进、充实，使得传统道教的修持理论和方法得以最终定型。在全真教创教之前，尽管儒、释、道三教在教理和教法上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借鉴和吸收，但三教鼎立，各持异说，相互贬斥的情况仍然存在，仍需在最高义理层次和修持方法上对其融合作进一步的阐述和论证。全真教在保持道教自身传统特色前提下，吸收佛教“空”观思想特别是禅宗的渐修顿悟理论，把道教修炼从“术”的层次提高到“证道”的层次，在最高义理上使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得以融合。其发展和完备起来的内丹仙学几乎是世界所有宗教中最系统最完美的修持方法和行为模式。
在道学这样一个庞杂的学术文化系统中，究竟哪一门学问最为深邃，最居于核心地位?答案无疑是全真教所创立的丹道之学。可以说，在几千年来的中华道学史上，无数的求道之士为了达到他们心目中永恒超越，与道合真的最高境界，倾其全部智慧与生命进行了不懈的艰苦卓绝的探索，而丹道学正是这一探索的颠峰。而第一次也是最终建立和完成了道家的修行理论和修行次第的正是全真教。在全真道之前，无论是远溯自黄老庄的先秦道家学说，还是后来两汉、魏晋、隋唐、五代时期的道教，都还停留在方术、符箓，外丹烧炼的修行水平上，其组织形式也还没有出现集体出家修行的形态，理论体系尚不够完备，其传承方式也只限于隐修单传的模式。是全真教第一次以一种完备的宗教组织形态，系统而有次第的修行理论，大规模普及性的文化团体方式出现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它是中国道教文化第一次以一种成熟完备的态势展示在世人面前，它是中国传统文化质的层面上一次跨越式的发展，它把先秦、老庄开辟的道家文化推进到内丹学的宗教文化层面上，使道教由鬼神崇拜之教提升为身心解脱之道，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正如胡孚琛先生所言：“汉代而后真正继承老庄思想的，倒是一些著名的道教学者，其中尤以唐末以来的内丹学家。”台湾学者萧进铭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王重阳本人，正是遵循着老子所指示的方法及原则，逐次去达到他对于道体、本性的契悟及认识。”
“全真”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其《盗跖》篇中借盗跖之口斥孔子谓：“子之道狂狂汲汲，作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此“全真”义为全其天然本真。所以，从对派名的确立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王重阳立志继承先秦道家学说融合三教的良苦用心。理解“全真”是“全精、全气、全神”也好,是“真功真行两全”也好，是“全其三教本真”也好，只不过是角度不同，皆可以“道”通之。“全真”精神，就是“道”的精神。
3、绵延近千载的全真文化。中国道教宋辽金元时期的众多派别，后来在明清专制皇权的强力干预和严密控制下，归并为正一、全真两大系统。金元之际兴起的全真道当时是道教中最有生气的力量，清朝全真道有所恢复，尤其是龙门派有较大发展，民国时期，道教受到新文化的冲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全真道联合正一道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全真道在海外的发展也是如此，民间新兴吕祖道堂大多数攀附了全真道，因为吕祖本来就是全真道大力推崇的偶像，所以民间新兴的吕祖崇拜自然不免要从全真道大量吸取思想资源。龙门派在全真道中是绝对主流，因此也有香港不少的吕祖道堂直接认同于龙门派。
四、保存传承中国文教精神之功绩
我们知道，宗教是文化的永久载体，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还是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文化，抑或发端于印度次大陆的佛教文化，都是以宗教信仰的形式构建起庞大的文化体系。来看开创全真教的祖师王重阳的事迹，便会使人生发无限的感慨，即便推开神仙的道业不谈，另从国家民族兴亡的角度来看衰乱时代中仁人志士的用心，亦足以令人动容。
他们生当衰乱之世，华衣丘墟，以民间讲学传道的姿态，尽力保持国家民族文化的元气与精神，可谓用心良苦功德无量。假如用历史的观点来追问，纵如中国的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列子，横如印度的释迦牟尼佛、龙树菩萨、马鸣菩萨，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犹太的耶稣，阿拉伯的穆罕默德，这些伟大的超人们，生其当时，没有哪一个不是遭逢乱世，由政治、社会衰败的反应，而将一生悲天悯人的情怀洒向人间的。
王重阳创立全真道，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就是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当时北宋朝廷覆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那些有着人生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眼中，毋宁说是一次严重的民族文化危机。当时面对着的是破碎的故国家园和动荡不定的社会局面。而此时青年的王重阳，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丰富学问的人，而且任侠重义，豪气干云。生当此衰乱立世，自己眼见要遭遇到亡国灭种的痛苦，况且正当“南渡君臣轻社稷”的时代，时势的环境使得他无力挽回当时绝对的颓势。由此国家民族感情与传统文化精神二者的交相激发，使得他只能以创教立宗的方式，来保存文化精神于宗教之间。
王重阳以道家文化融汇百家之学，创立“三教合一”的全真道，恰好是撷取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他所开创的全真道北派内丹学，是对南宗双修的同类阴阳丹法革命性的改造，其既不失丹道性命双修之旨，又取儒佛心性修炼之长，使内丹学集中了儒、道、释、医诸家文化的精华。自此以后，全真道不灭，内丹学不失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则无灭绝之虞。如此则中国传统文化兴盛，中华民族则必能兴旺发达，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密切相关的。现在看来，全真道祖王重阳的心灵境界，眼光和气度，文化学养和思想水平不失为自金元八百余年来之佼佼者。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流程视角，钱穆先生曾把宋末元初的异族入主称之为第二次北方大灾祸，以别于两晋南北朝五胡乱华的第一次北方大灾祸。两次北方大灾祸有着各自的特征，掌握和认识这种特征，有助于把握和理解全真教对传承延续社会经济和传统文化的作用。钱穆先生指出，就保存和持续的角色主体来说，第一次承担者是士家大族，第二次承担者则是全真教等民间宗教。“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当五胡北魏时代膺受第一次灾祸。其时则赖士族大家庭势力支撑弥缝，使社会经济于被毁中复苏，传统文化亦藉以保留。”“元金时代，北方又受到第二次大灾祸，其时则士族门第已不存在，社会无可屏蔽，全真教诸祖师乃借宗教为掩护”，保存和持续着北方社会经济和传统文化。“此乃全真教在当时之大贡献”。
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在他的《中国道教发展史略》一书中，也对此作了同样的评价：“这些大的超人们，生当其时，没有哪一个不是遭逢时世的衰乱，由于政治、社会衰败的反应，而另觅人生究竟的道路而来的。至于借此而寄情于物外，将一生悲天悯人的血泪，洒向虚空的，其心尤可令人悚然起敬。”力求以宗教的形式保存道学的命脉，继而保存整个民族文化的命脉，另一位国学大师钱穆亦持此观点。钱穆先生在《金元统治下的新道教》一文中说：“全真教诸祖师乃借宗教为掩护，其所以駬杀机，召祥和，为社会经济保存一线生机，为传统文化保存一脉生命。”“盖蒙古初入中国，其野蛮最长，长春真人丘处机以宗教得成吉思汗之信仰，其徒得免赋役，全真教遂大行，文人不能自活者多归之。”
金元之际，由于南方理学不传于北，北方儒学式微，难以收容因战乱而流落的士大夫遗民，所以，全真教与真大道等新道教成了士大夫逃避异族政权迫害的政治避难所，故陈垣有“迨儒门收拾不住，遂为道教扳去”之喟叹。全真教的这一举措，从创教之初到昌盛之际都是如此，并作为一种创教目的和活动规制长期地传承下来。史料保留这方面的记载颇多。如继丘长春之后掌教的李志常，主宫门二十年，“委屈招延，饭于斋堂者，日数十人”，“士大夫之流寓于燕者，往往窜名道籍”。当时著名的词曲大家元好问亦曾记曰：“汴梁既下，衣冠北渡者多往依焉。”
全真祖师没有士族大家的权势和声望，又不仕宦于北方政权之中，他们大都是来自社会基层的文化人。但他们却凭借和依托宗教去实施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以宗教为武器劝戒和教化野蛮程度很高且又踌躇满志、自信十足的异族统治者，对待和处置更加险恶、更加艰难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钱穆先生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文化环境：“元之诸帝，多不习汉文，甚至所用吏，有一行省之大而无人通文墨者。”留罗炎奏元世祖文中也直言：“江淮行省无一人通文墨者”。这与之前的辽夏金异族在进犯和入主中原前多通汉文，已接受了汉文化熏陶情况颇有差异。所以元初的“政治情态，乃与中国历来传统政治，判然绝异”。其时“蒙古的狂风暴雨卷进中国，书生的道理和他们讲不通，对待文化浅薄的民族，还得靠宗教”。蒙古统治者“缺少一种精神生活的陶冶”，“他们只有一种宗教迷信，算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全真教把宗教的教化功能发挥得卓有成效。在这个意义上，钱穆先生认为，全真教“正犹西方罗马覆亡以后之基督教会也”，基督教会不但承担保护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而且还要教化和驯服入主的北方蛮夷。全真教也是这样，它不但保护和持续了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还要教化和驯服入主中原的异族统治者。所以，钱穆先生认为，全真教与士家大族一样，既是传统文化的承续者和保护人，又是传统文化的宣传人和推广人，其结果是把中华传统文化更扩大更发展。
全真教派的诸祖师们，正是怀着对生命的深刻反思，对众生的无尽悲悯，担当起了以宗教拯救提升文化和文明，以宗教拯救天下苍生的重任。率先垂危，化导群生，丘祖的“一言正条”以及玉阳的金廷显异无不是这一宗旨下的践诺行为。
全真教至丘长春时，由于受到元朝廷的青睐和重视，因此对儒学传授和保护有了更大的发展。丘长春弟子冯志亭应诏，协同儒家，“教授胄子十有八人”，“令读孝经、语、孟中庸、大学等书……是后。日就月将，果皆克自树立”。这种直接用儒家经典教育皇家王室贵族子弟的做法，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推广起了重要作用，而且直接推动了对蒙古贵族的汉化和儒家化。在成吉思汗召丘长春西行诏书和丘长春西行表中，可以窥见出其时元太祖已有愿意接受华夏传统文化，实现汉族古圣贤文治的意识欲望，也显现出丘长春西行觐见确有以夏变夷的初衷。
与形势变化相适应，丘长春也更加注意要求全真教骨干和信徒多读书，传教方式也由初期“不立文字”，“不资参学”，口授心领的领悟方式而转入“讲论经典，渐知读书”的学理型传经方式，增强了修齐治平，正心诚意，施仁尽孝的儒家教育要求，把涵泳义理视为把握全真真谛的入门路径。披云真人宋德方，是随丘长春西行觐见成吉思汗的十八弟子之一，曾先后师从七真中的刘处玄、王处一和丘长春。对“儒道经书，如春秋、易、中庸、大学、庄、列等尤所酷好，外虽诗书子史亦罔不涉猎”，“后事长春师，其致知格物之学，识心见性之理，洞达精研，涵泳践履，积真力久，道价日增”。宋德方的文化底蕴逐渐坚实，儒家学养趋于深厚，为其后遵奉丘长春的遗愿，整理刊行《道藏》奠定了必备的文化学识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李志常(后任全真教龙门派第三任掌教)，他随师西行，将其沿途见闻，写成了《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此书至今仍是研究中亚一带古地理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大量吸收文人儒士及其他各类士族精英人士入道，是全真教的一大特色，也是全真教能够在北方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因为这些人士正是中华文明的承载者，在社会各阶层具有极广泛的影响力，道教史评说全真道是士大夫文化之教，形象地指明了其宗教特色。由于其中每个人的经历和学养的差异，使得全真教最大程度地汇集了传统文化的精粹，这种差异性的互相交流和传播，也是全真教得以广泛传播并弥久而不衰的首要原因。
可以说，由于全真教的护佑，中华传统文化得以更好的延续发展，而全真文化经过传统文化的充分浸染，也得以焕发出更持久而灿烂的光彩。在全真教诸师的身上，体现了我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坚强持续性”和“伟大的同化力”，这是全真教在金元之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最大贡献和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