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立意新颖、阐述生动的理论专著。作者将我们抽象地概括为中国人对世界的把握和实现这种把握的方法。提出中国哲学是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的新论点，认为目前西方掀起的东方（中国）哲学热、调头向东方学习智慧的思潮不是仅由于“四小龙”的经济起飞，而是因为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所揭示的天、地、人学的信念。书中还特别从五个方面归纳出中国哲学作为人类精神归宿的基本内容。阐述生动、富于启发，是本书一大特色。
目 录
序
引 子
绪论 中国哲学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未来
第一章 重释中国哲学
第二章 中国哲学与封建王朝文化
（一）哲学与政治
（二）哲学与文化
（三）中国哲学与封建文化
第三章 中国哲学对外来思想的接纳与包容
（一）中国哲学
（二）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
第四章现实中的中国哲学
（一）谁是哲学家
（二）哲学家的苦恼
第五章 中国哲学语言黄子孙
（一）中国人
（二）中国之心
上篇 起源篇
第一章人类的哲学现象最早出现在中国
（一）太虚呈象
（二）精神与生命共证
第二章 中国哲学体现了人类哲学现象的本质特点
（一）思考大自然
（二）思考人本身
（三）绝对的运动与变化
（四）对现实的有限把握与对抽象的无穷思辨
第三章 中国哲学对人类思想和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与作用
（一）东学西渐——中国文化对近代西方的影响
（二）以身殉难，百年血泪中高扛着和平、和谐的旗帜
下篇 归宿篇
第一章 西方哲学的误区
（一）心、物分离
（二）反人类的宗教
（三）反神性的“唯人主义”
第二章 西方现实的严峻
（一）掠夺了自然
（二）掠夺了人本身
第三章 西方的觉悟
（一）丧钟为谁鸣
（二）大江歌罢掉头东
第四章太阳仍然从东方升起
（一）唯一的归宿
（二）无可推卸的使命后记
[附] 在“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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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三大要素之一，是东亚文化区的中心。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的中国哲学更是世界哲学的三大系统之一。中国历代哲人窥测宇宙奥秘，探索人生真谛，确实提出了很多的真知灼见，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举例来说，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哲学比较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要求战胜自然。中国哲人则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追求天人和谐。逮至今日，西方科学技术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而对于自然的破坏亦极严重，以至于威胁了人类自身生存的基本条件。追观中国哲学的天人和谐之说，益显其丰富了。
又如西方接受基督教的影响，鼓吹所谓“原罪说”，认为人人生来都是有罪的，必须努力赎罪，以求得到上帝的宥谅。与“原罪说”不同，中国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可以说是“秉彝说”，即《诗经》所讲“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即谓人人生来不是有罪而是有德。此首西周时代的古诗，可以说是儒家道家思想的渊源，认为人人具有朴素的好德之心，应发扬此好德之心，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西方和印度的宗教都宣扬“彼岸”、“来世”，中国自古以来则特别重视现世。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种不向鬼神祈福，特重道德和教育的传统，实有其高明之处。
人皆喜新奇，近年以来尤甚。现代西方的新奇之说，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完全遗忘了本国的历史传统，就不应该了。有些论者将论哲学问题，从古希腊讲起，一直讲到近代西方，但绝不提及中国，好像中国是一片荒漠，这种“数典忘祖”的态度是令人惊异的！这是乃殖民地自卑心理的反映，是必须纠正的。
张甲坤同志钻研中国哲学，深造有得，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中国哲学——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一书，探赜发微，颇多新解。如认为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民族之总的智慧决不是封建王朝文化，既产生于封建王朝之前，也不因封建王朝之结束而结束。这确实是一个深切的正确的论断。此外，发人深省的独到之处很多。回顾历史，中国古代哲学确实是人类精神的一个重要源泉；瞻望未来，中国哲学的天人和谐与大同学说又提供了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此书注重发挥了中国哲学的若干精粹思想，这是值得赞许的。张甲坤同志以书稿相示，于是略述近月来的一些感想，以为之序。
引子
用这样的名字，著作一本这样的书，既是我长期思考中国、思考世界、思考人类发展历史的结果，同时，也是我精神和信仰上的强烈需求。
因此，与其说它是一部推究哲理的学术专著，不如说它是一种信仰的表述——那就是中华民族的变化与发展直接与人类的前途息息相关。
在我长期的思考中，在与中华贤哲及西洋哲人充分全面的思想交流中，我觉悟到：中华民族精神现象或者说是思考的文明不仅仅是人类此种现象的源头，而且是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无可更改的归宿的意味。
为了较好地表述这种觉悟，我希望得到知识的帮助与支持。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中国哲学史期间，我把自己的思想和愿望告诉了部分学者、博士和同学，希望和他们一起来完成这部作品。结果是，我的觉悟的本身，即“源头、归宿”说引起了较为激烈的争辩，但大家对我作为书的目的却一致地表示了赞赏与同情，那就是希望借此加强我国人民、海外华人对民族文化（理论上的）重新认识。
中国哲学，作为文化的精神内容，应该被重视，因为他是民族之魂。
书已完成了，面对既定的书稿，我又一次强烈地感觉到：文字的表述是有限的，而人的觉悟是无限的。文字很快就会被忘记，而我们在交流中所达到的精神上的觉和将是持久和永恒的。
绪论
---中国哲学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未来
实在找不到恰当的词来表达我所觉悟到的原意，又因为觉悟本身是经验基础上的思维现象，包含着思维的过程和结果，而思维的对象又是宇宙、世界、自然、人生及其历史，这就很像哲学了。故用哲学，实际上是一种约定，一种象征。象征着民族精神的本质和认识的方式，、方法及民族文化的基因。
用哲学来表述我的觉悟，而我的觉悟同时还包含着对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哲学现象本身的思考，并作出了重新的界定。正所谓觉悟觉悟，思想思想。
历史上的哲学现象或者说哲学的历史，在我的觉悟中没有现存各种哲学史书所载述的那么繁杂，相反的，极其单纯、简约、甚至可以说只有一个字“道”。
未来在我觉悟中的结果若真的全盘说出来，既反“逻辑”，又反“理性”。这确实是一个无法通过已经掌握的材料进行推理和实证的现象，
我对中华民族的前景充满着难以想象的乐观和喜悦，这种情景干脆不能用“复兴”二字来表达，因为它盛况空前，前所未有。它的前锋或者说征候，是中国文化（理论上的）和中国哲学的复苏以及被空前地肯定。
这个前景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已经不需要作深入的凝视了，已经可以用语言描绘了。在我还只能是私下的描绘中，情感却一派安宁。这是哲学的境界，是中国哲学所独有的境界。
作为这个前景先行的基础部分的中国哲学的发生、发展。其遭遇的曲折及屈辱都绝非偶然，这是哲学中的哲学。关键是用什么方法，通过什么途径去把握、去认识，本书以下各章节的内容就是试图对这种把握和认识的途径提供某种暗示，正如我在前边提到的，文字的表述是有限的，而人的觉悟是无限的。
第一章 重释中国哲学
什么是中国哲学，每一部中国哲学史的作者都提到了这个问题。老一代的哲人和一般哲学工作者似乎觉得它特别难以界说，都没有给它做出明确的定义，而是介绍或者罗列中国哲学的历史内容以及各自的渊源关系，给人以一说纠错的感觉。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和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纲》都没有对中国哲学一词给出明确的概念，这是为什么？
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学时都遇到了“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解放出来”的运动，首先进入我们知识范围的哲学定义叫做世界观的学问，即什么是哲学，哲学即世界观的学问。背是背得很熟，意义却理解不深。
15年以后，我曾在大学的讲坛上给人讲哲学，我把中学时的记忆发挥为：什么是哲学，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什么叫世界观，世界观就是观世界；观，即看。也就看世界的角度，每一部哲学著作都在叙述着自己看到的世界，并且认为那就是唯一的世界。
再一些时候，我忽然觉得，所谓哲学就是偏见，所谓哲学史上各派的纷争，就是盲人摸象后的争吵。
声明：至此，我作为中国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尚没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哲学。
我的经历是有代表性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严重的悲剧，这个悲剧使我们纯正的心灵一开始就变得过分的复杂，本应有秩序的思维变得支离破碎。宁静和谐的生命力变得躁动不安。我不明白中国的哲学、中国的哲学精神为什么悄无声息地退出完全属于它的家园。
3年前，我开始担任一个部们的领导工作，由于很闲，无所事事，开始练习书法，书法竟成了我通向中国哲学大门、体会中国精神的实质。
书法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这就像只属于华民族的中国哲学以及其精神的实质。
我所体会出的中国哲学的殿堂宁静、高远犹如苍穹；神圣、神秘，其启示和预言的不可违逆犹如宇宙中的日月运行，谁能阻止太阳的升起？
觉悟一旦在心中成形，我有责任和义务将其表述出来，这是使命。表述的目的是要那些还没有觉悟的人也实现或者接近实现这种目的。我们都已经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成见，它们阻碍了我们接近真理，实现觉悟。这很像修习武功。干脆什么也不会反而容易进入名家之门，修习上乘武艺。如果已经误入歧途，或者东鳞西爪地什么都接触了，即使想返入正途，也得付出超人的努力，忍受脱胎换骨的痛苦。然而，我相信我觉悟的力量，当我把一切偏见中的定义重新界定，把那些本该区分的概念分开之后，我们会在一个新的天地里聚会。
在一系列的努力中，对中国哲学本身，或者这个名词做出明确的概念是必需的。用一个简洁的概念把中国哲学的定义表述出来，老一代哲学家和一般哲学工作者感到了困难，似乎谁都“知道”中国哲学家喜欢点点滴滴，零零星星，或通过谈话，或通过手势，即使著书也是短小至致地表达他们的哲学思想，而且，前前后后，又似乎没有什么关联。要把这样的现实纳入我们的所谓逻辑程式，只能削足适履。无可讳言，许多人已经做了大量这样的工作。
我长期思考给中国哲学下定义。因为定义可以提纲挈领，帮助人们更明晰地把握定义对象的本质。
要给中国哲学下定义显然不能用所谓中国人的世界观的学问来搪塞，因为一观，偏见就生成了。我所觉悟到的中国哲学的精神它确实不是观，而是悟，是一种超验的、超时空的悟。当然，这样的境界并不广泛地存在于后来被列入中国哲学史中的诸门诸派。然而，诸门派又的确是在思考哲学的问题，我们不能把它们撇开，或者说，它们也该是中国哲学的内容。因此，我得出结论，所谓中国哲学它实际上包含着两大部分内容。
即：中国哲学是中国人对世界的把握以及实现这种把握的方法。
所谓把握就不是观，不是看，而是想，是悟，是感觉。其结果当然不是局部的、片面的现象，而是整体，是俯视全貌，是透视本质，难怪中国的先贤能够当动则动，当静则静，法乎自然，浑然而不知所觉，这样的本质特征在中国哲学起源点就已经充分地具备了。像《八卦》、《易》中所表现的思想。
所谓实现这种把握的方法是指连接圣人与群众的中间部分或者说中间人的所作所为。在这部分人中优秀分子可以逐步的成为圣人，另一部分可能分化为聪明的群众，为一般的人民提供了许多通往哲学本质精神的方法，像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
西方作为文明的后进在对世界的把握方法上繁荣一时。西方的哲人穷极智慧，万分信心地在方法论上作着分析的、逻辑的、实证的、科学的推理，尽量地削足适履，各执一端，演出一曲又一曲所谓哲学流派的争端。
我们已经了解什么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在牢记这个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就很容易了解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那就是中国的哲学史，是一部由《八卦》、《易》开始的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的源头既简洁又深邃，甚至干脆无辞，如《八卦》，符号即是一切，关于这一点孔子有一个间接的表述，即“天何言哉”！用符号象征天象。觉悟真理、接受真理，就像大自然春夏秋冬一样地坦然而无知无觉。
我国哲学史着重研究的是周代以后的哲学内容，而对周代以前的哲学涉及很少。理由很简单，即周代以后有史料可查考，再往前能找到的只能是符号。有史料可查考的可以归纳、综述、罗列，无文字的符号则要靠悟去理解，去填补。
觉悟毕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呵！
其实，周代以后我们看到的哲学思想已经不是中国哲学的本质内容了。从孔子开始，中国哲学实际上进入了哲学认识和纠偏的时代，孔子说“克己复礼”，“礼”就是中国哲学本质的表现，他希望由浅入深地让人们通过习修周礼而达到对其本质即中国哲学的认识，就像中国的气功借形式（手势、姿态）的反复练习达到敛气成丹，返元归真的愿望一样。
难怪，孔子以后或与孔子同时竟然一夜之间兴起了所谓诸子百家，大家面对已经失去但还能感到的哲学本质的蓝本，都迫不及待地争相做出各自的解释。
解释就意味着偏离，就意味着离开了本质，同时又表示对本质境界的急切的向往。故此，所谓“百花齐放”的时代一定是没有收获的时代，没有成果的时代，就像大自然中春天，姹紫嫣红，但毕竟没有果实，青春躁动的人们最喜欢这种境界。
因此，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时代是冷静、秩序的时代，犹如大自然的秋天，庄严、肃穆，天高日冷，同时又硕果累累。
反动的专制统治像冬天，冰天雪地，没有生气，它的历史命运就是被春天替代。让人们产生强烈的印象，感受神功鬼斧的威力。
这样的类比就是中国哲学本质精神的启示呵。
至此我们得出结论，中国哲学史上的各家哲学思想都是中国哲学的内容，但都与哲学的原来的本质有着层次不同的距离，并且争论越激烈，流派越丰富，离质越远。
所以，西方哲学流派层出不穷，互相批驳，人们据此称西方哲学为批判的哲学，就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哲学史上找不到也悟不出源头的那个质。找不到便互相批驳，找不到就拼命地向前奔跑，从苏格拉底跑到康德，从康德跑到现在。西方哲学家曾经偶然地注意到了中国的哲学的一些表象，尽管如此，也引起了一阵又一阵欣喜若狂的骚动，但毕竟觉悟力有限，蒙尘太深，虽然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什么，希望叫喊着什么。然而一旦真的叫出来，发现远不是那“质”，黑格尔、康德都发出类似的慨叹。（他们说，我希望知道的，希望表达的东西，正好是我所不知道的，所表达不出来的。）
近几十年来，随着“工业文明”反人类性特征日益明显，觉悟的西方哲学家有一次把自己的智慧调向了中国，但愿这一次他们能与我们一起找到历史的“魔箱”。
* * *
一旦我们明确了中国哲学的两大部分内容，再回过头来看摆在我们桌上的形形色色哲学史，五光十色的哲学家著作，我们就不再感到眼花缭乱了。孔子也罢，道学也好，都是帮助我们认识和实现中国哲学对世界进行把握的指路标，都是一家之言。当然指路标是有意义的，它表明树立者得努力和觉悟程度。
仔细研究这些指路标，我们发现，各家站在不同的位置却绝大多数地把自己的箭头指向太空、苍穹——天，表现对人及天，（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向往。
人性是可以体会、推断、规定的，而天理则需要觉悟。
所以，我们又可以这样说，中国哲学就是一个推天理明人事的哲学。推就是觉悟，一种由人及天的觉悟。有人把它描写为“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
第二章 中国哲学与封建王朝文化
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一进北京大学哲学系提出修习中国哲学史就第一个遇到了这个问题。在本书写作大纲讨论会上，我又最早遇到了这个问题。
到底为什么？理由是简单的，那就是在我国，人们不知什么时候似乎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反封建在中国远未彻底。
中国哲学因人民对封建专制的痛恨和恐惧而被冷落了。果真如此，中国哲学的冤狱该彻底平反昭雪了。
殊不知：
哲学不全等于政治！
哲学也不全等于文化！
（一）哲学与政治.
政治的问题极其敏感，本不应涉及，但想到自己对中华民族的忠诚与热爱，并深受中国哲学精神的陶冶与启示，本着大自然般坦荡的胸怀，谈一谈又有什么关系呢？
哲学与政治相比，起码有这样几个各自不同的特征。
哲学是思辨、觉悟；
政治是行为、功利。
哲学思辨、觉悟的对象极其广泛，天、地、人、日、月、辰星无所不包；
政治行为的目的、功利的对象是目前的现实，目前的概念是相对的，因政治家的不同素质而决定其时间的长短。
哲学家不全是政治家，虽然有些哲学家也参与了政治，但很多结局凄怆，他们无法忍受精神与现实的分裂；
政治家不全是哲学家，面对实实在在的争斗，他们不能身心皆宁、面目安详，“内圣外王”是哲学家的梦想。
哲学家谈政治，在自己的茅舍竹篱里一遍又一遍地构想着理想王国，为政治家编织理想旗帜，动员和组织过人民，但他一般不是实际的组织者，或者说不是成功的实际组织者。因为现实不如书斋精致；
政治家也谈哲学，甚至把哲学家奉为圣人，但他们心里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哲学家的智慧；
政治家的力量。
然而，中国的政治家和哲学家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相信自己的民族最伟大。
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自己的领袖应该有哲学家、智者的雍容，政治家权力象征的威猛。
这不是梦，历史上有过，那是我们知识中的周代，以及近似于它的汉、唐；现实中，我们都在努力，这样的时代还会再来。这是中国哲学的启示。
（二）哲学与文化.
哲学作为人们对世界的把握和把握世界的方法，它确有阶段性的布置社会的理论思想的性质。但那是一种高度概括抽象的思想，是通过语言来表述的，远不是社会生活本身。
什么叫文化呢？文化是一定社会生活的总和。它包括的面很广。有上层建筑，有意识形态，有一定社会中人的行为状态。总之，它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现实。
关于哲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可以用建筑过程来说明。
规划一片房屋小区之前，甲方，即小区的拥有者，或者说主人找来设计师，将自己对小区的希望即理想中的样子告诉他，用建筑学上专业术语来说这里的希望就是设计思想。设计师再根据这样的设计思想作设计方案。这个设计方案即画在纸上的样子，讲究的还要做成模型。至此，即使是最优秀的设计师想要达到甲方的要求也得修改几次方案，最后只能说基本体现了设计要求。然后，在此方案的基础上勘探地质情况，在了解了地质情况后，才开始做可以指导建筑施工的设计图纸或者称施工图纸，工程师们再根据施工图纸，制定工程进度表，组织施工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繁杂的砌砖加瓦，小区终于建成了。建成实实在在的小区，体现设计图纸70％即算合格，达到80％即算优秀工程了。
用房屋小区的建筑过程来说明哲学史上哲学与文化的关系这确实得益于我的实际工作经验。
这里的甲方即提出设计规划思想的人可以类比为哲学家，其思想就是哲学。
设计师是一定社会关系、社会政策、社会运作环节的制定者（像中国现时的人大代表），他们把社会应有的样子写在纸上，作出各种法规和条例文本。
工程师便是组织执行的人（像政府），他们要把写在纸上的东西执行贯彻到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中去。他们是实际生活中的管理者。
群众则是具体的施工工人，他们的素质决定着管理的难度。当然，有力而适当的管理可以使群众在具体运作中提高素质。
最后小区建成了。建成后，小区的综合风貌就是文化。
至此，我们知道，哲学与文化之间起码隔了四层关系，而且他们之间的连接是链式的连接，即一环扣一环，下一环只需要扣住上一环，对前边一环不发生关系。这样的属性就大大加强了它们之间的隔离。由此，我们不难知道哲学在文化中的尴尬处境。文化中的确包含着哲学，哲学也确实是文化现象，而且是最初的环节，最本质的现象。可是，文化的形成掺杂着如此众多而又互相关联的因素。对于文化的优劣，哲学所能够负担的责任究竟有多大？因此，若对综合的文化现实不满意进而怀疑其哲学因素的伟大和神圣，这是不是公允？为了更明确地表述哲学与文化的关系，我们类比建筑过程画出以下图，大家更能一目了然了。
房产主（设计思想）→设计师（出图纸）→工程师（组织施工）→工人（具体的施工者）→房屋实象；
哲学家（理论思想）→最高立法机构（出政策方案）→政府（社会活动的组织者）→人民群众（组成文化的一砖一瓦）→文化现实。
不管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多么高明，毕竟是每一个环节都直接影响文化现象现实的最后确立。
最优美的图纸，最好的管理，如果让一帮乌合之众去施工，同样盖不起理想中的大厦。
相反，构思一般（但实用），管理的班子能干，施工工人素质很高，最后完成的大厦会坚固耐用。整个工程会显得干净利落。但大厦由于受最终点那个构想的限制,永远达不到理想的具有审美价值的境界。
而中国哲学正是那个对人类社会的组织，对天、地、人之间关系的安排提供了最完美组合的构想的哲学。在这个基础上，因具体的设计者和组织者不同，故建成文化大厦千姿百态，优劣差异巨大。尽管如此，它毕竟给理想的具有审美价值的大厦的建成提供永远享之不尽的思想。
如果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程师，我们的每一个人民更多地、更有耐心地去体会，去把握那个最根本的构想，更认真、更努力地把握，去落实每个细节，那么，一个完美（起码是偏差较少）的大厦是完全可以建成的。
如果我们对周围奇形怪状的楼宇好奇心不绝，没有必须的耐心，心绪浮躁，东张西望，那么，我们的大厦会建成什么样子是可想而知的。
（三）中国哲学与封建文化
学者把它们的关系表述为苦涩的恋情，或离或合，离舍不定。学者的眼光毕竟是冷静的，态度是公允的，情感是深沉的。
激烈的、以自己民族文化背景为革命对象的“革命”原则．在反封建的口号下，把中国哲学全部归类于封建文化，大有彻底铲除而后快之势。这是浮躁攻心、怨恨及人的浅薄做法。
他们不了解中国哲学的形成、发生与发展；不了解中国哲学在反封建专制、反愚昧、反黑暗的斗争中曾起到过重大作用；不了解中国哲学的精神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中国人民战胜反动的统治和外族入侵的痛苦；不了解它的精神几千年来如此神奇地维系着这个巨大民族，凝聚着如此众多人民的心灵。
准能够，谁又有这样的权利无视或者鄙视中国哲学深远的历史；无视或鄙视它迄今为止已经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力量。
且不说中国哲学不全是封建文化，如果把优秀的封建文化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和历史现象，也纳入中国哲学源远流长的长河，亦丝毫无损于中国哲学的光辉和我们民族的伟大。
举例：孔子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被迄今为无数文人攻击为封建文化的典型，可准仔细品味过这八个字的深远的、积极的含义呢？
“君君”除了强调维护领袖的尊严与权威之外同时要求领袖应该像领袖，应该有品德有能力忠于领袖的职责、恪守领袖的责任。不然的话便“君不君”，“臣不臣”。
八个字另一层意思便是强调社会中各司其职的秩序，这直接效法于自然，如果把它翻译成自然的语言，即“太阳是太阳，月亮是月亮，太白是太白，北斗是北斗”，如果我们说这也是专制，便要砸碎这个秩序，太阳做月亮，月亮做北斗，这是什么世界，这是什么自然？！
* * *
我们说中国哲学绝不是能等同于封建文化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具体地考察。
第一，中国哲学兴起的时候历史还没有进入封建社会。一些专门做历史考证的专家们认为到了周代，我国的文化和哲学现象已超完善和繁荣，实际上，殷商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完成了对自然，对人生，对社会理想较为完整的思考。有关中国哲学源头的景象，本书“前篇”将有仔细的描述，不是本章所要重点讨论的。我们在这里提到它，是要说明：中国哲学形成于封建社会之前，它的发生、发展、形成并不全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第二，中国哲学的思想内容与封建专制的文化不可完全同日而语。仔细读过中国哲学史，研究过中国哲学史上主要哲学家著作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哲学才真正称得上是自由自然的哲学。自由、平等、各得其所，上悟天道，下达人理，一直是中国哲学的主要的精神本质。有人把儒家学说中后来提出的所谓“存天理、灭人欲”说成为奴役人。限制人发展的实证，并把它列入封建文化的糟粕，其实不尽然。正如我前边提到的，孔子的儒家学说以及诸家学说都是理想王国失去之后纠偏方法，这本身就表明了对封建社会的文化现实不满。在人欲横流（特别是封建统治残暴成性，奢侈无度）的情况下提出灭人欲有何不妥？
换句话说，人果真就是万物的主宰吗？面对大自然的风起云涌，人类对自己的能力果真有着想象中的那么自信吗？科学家没有。知识越多越无知是他们的共识。
有时候，我看着我们的同类如此拼命地炫耀着自己的能力和才智，如此不厌其详地宣讲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丰功伟绩，真是惊恐万分。
想到其后果的严重性，真是坐立不安。核能的运用可谓目前人类智慧的顶峰了，仅欧洲大陆就布下200个核电站。戈尔巴乔夫惊呼：别谈打核战争了，就是常规战争，欧洲也将变成无人区。
人类对自己的所谓理性就那么有把握吗？我没有把握，灭一灭人欲，想一想天理又有什么不好！
在中国历史上也确实有一些士大夫、贵族、文人以哲学家的面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参与了封建制度的制定以及封建统治，但更多的是拒绝参与这样的统治，始终以冷静的批判者的身份独立于世。前者最终分化成哲学家和政治家。作为哲学家，他们政治失意，失败；作为政治家他自觉不自觉地激励了哲学家阶层。而在后者身上则较为清晰地体现着中国哲学的主流。
第三，作为历史现象的封建制度已成陈迹，而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哲学到今天却方兴未艾。
可以这样说，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中国哲学及以它为背景和基因的中国文化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与重视。西方哲学家在悄悄地以它为直接的参照体，检讨和修正自己经营几千年但漏洞百出的学说。3000万海外华人只有将身心浸泡在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文化之中才感到了安宁。
在国内，拼命反对和诋毁它的人感到了它存在的坚定和威力；更多的人士在呼吁，中国人的头脑，中国人的信仰应该坚定地屹立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土地上。
如果把在封建社会中生长并得到发展的精神现象——哲学纳入封建的文化，那么，可不可以把出现在中国（前些时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全盘西化”的思想也算做社会主义文化呢？如果后者不能，前者亦同样不能。
第三章 中国哲学对外来思想的接纳与包容
中国哲学的内核是浑圆而又自成体系的，它的神秘与幽远已经让人们着迷了几千年。几千年的研究，解释卷帙浩繁，结果还发现永远也走不出它的“魔障”。
与学者的平等的交谈是极其有用的。他们说我们强调中国哲学本质源头的神秘，博大精深，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后来人对它的解释和猜想，这些解释和猜想也应该成为中国哲学的有机的内容，客观上起到推广应用中国哲学精神的作用。
在历史上无数解释和猜想中，中国人表现出了大度的胸怀，他们除了自己皓首穷经，不厌其烦之外，还热烈地欢迎他山之石，他们是那样毫无滞碍地接纳了外来民族的方法论，并以此来丰富和印证自己的思考内容。
有人说，中国哲学、中国文化是排外的、封闭的，这种说法不对，起码是不全面的。如果文化也有密码的话，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要其开启的密码正确，就很快得到中国思想家的接纳。如果不是这样，也神奇地遭到中国哲学本质内容的无可置辩的排斥，凡是被接纳进来的无不成了中国哲学的有机部分，而且一定能在中国已有的哲学思考中完全地被融合，最后的结果是无论这些方法论来源何方，它一定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货，它们在中国的发展（在得到中国哲学精神的滋补后），肯定地超过了在其他任何一个地区所能得到的发展。
中国的哲人一定通过他们天生就具备的某种特殊的悟性，在外来方法论的基础上独创出一套与之相对应的思想。这种思想虽然受到外来方法论的刺激，但最终建立在中国哲学自身深厚的根基上。
这种情景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佛学”和“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
（一）中国佛学
冯友兰先生说：
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从它传入以后，它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因素，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方面有特殊影响。（《中国哲学简史》第279页）
有关佛教具体传人中国的过程，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不是我们这本书所要讨论的。
我们所感兴趣的事实是佛教一经传人我国，立即与中国的思想结合，它是联系着中国的哲学传统发展起来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相互作用，产生了禅宗。禅宗虽然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它却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十分深远，印度佛教与中国道家哲学相作用从而产生一个新的佛学领域，这是中国佛学的一个方面。
中国佛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的和尚的创造，中国和尚的优秀代表当推僧肇与道生。
僧肇，西安人，先研习老庄，后拜鸠摩罗什为师，著有《肇论》、《般若无知论》，创立了所谓无知之知的学说。
道生，今河北省人，在他的著作和讲学中提出了“善不受报”的理论，“顿悟成佛”的理论，以及“一切众生、莫不是佛，亦皆涅槃”的理论（《法华经疏》）。
研究这些理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这些理论毫无疑义是由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所引发，也就是说，印度佛教作为方法论刺激了中国和尚的思想。
第二，这些思想无一不回到这些和尚的中国心、中国文化背景、哲学背景中来，从而形成了或者创造了原来方法论中所没有的内容。
第三，这些思想、理论在被中国老百姓接受的过程中又一次打上了被中国哲学思想理解的烙印。
三点归一，无怪乎当今研究佛学、佛教从印度研究到了中国，包括印度国自己。
据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当年唐玄樊取回的有关相宗经典对中国的影响只限短时期和少数人，这岂不是说，浩浩荡荡的佛学文化赫然是中国人自己在受到外界刺激之后的创造，并从而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内容。
接纳了，然后包容了，中国哲学的这一特性在印度佛教演变为“中国佛学”的过程中得到了历史的证明。
（二）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大部分中国人都认可了这个事实。
马列主义传人中国最早是通过中国上层少数知识分子翻译和介绍的，当然，也有少数外国的马列主义者亲自来到中国传播。发生的时期是清王朝全面没落，国内军阀混战，民族生存和人民生活受到极大威胁的时候。人们由憎恨封建的、军阀的残暴统治到憎恨中国文化、中国的哲学。因为这些反动的统治者往往不顾自己实际已经多么严重地背离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本质，永远（直至灭亡之前）都自我标榜为这个精神的捍卫者和现实中的实践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具有条件分辨清中国哲学的精神和当时的封建。军阀统治之间的是非曲直之前，人们强烈地全盘否定过去的一切，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运动在现实中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起源于对现实压迫的反抗，又发挥极现实的作用，而理论上的公正则需要冷静。一般出现在群众运动的平缓，自我检讨的时期。
群众运动又毫无例外地需要口号，需要纲领，面对当时如此激烈的阶级对立，要从敌对阶级“拥护”和标榜的哲学精神中去寻找合理的成分加以支持，是注定要付出代价的，注定要失败的。
这个时候，最理想的方法就是出现一个完全新的、为人们所熟悉的理论，这个理论中最显而易见的口号能够为运动所用，马列主义哲学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对象。因为这是一个主张由下层人民拿起枪，彻底推翻旧制度、旧政权，与过去的一切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理论。这个理论还指出，运动的结果是全体人民（即运动的所有参加者）当家作主人，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到了那个时候，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干什么就千什么。
谁不向往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生活；特别是受苦受难已久的中国人。
马列主义理论当时之所以战胜了民粹主义、改良主义，就在于适合了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需要。
至于这个理论怎样地指导中国人的行动，怎样在中国发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关键的关键在于运用它的那些中国人理解不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哲学的精神，也就是说能不能把它（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化成中国的马列主义。
马列主义理论在中国推行和实践的历史非常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当初有些去苏联学习的个别“洋”马列“真”马列们，运用他们百分之百的所谓纯马列主义原理，在中国却制造了一场又一场悲剧。
马列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绝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
一个山沟里农民的后代，一个饱读诗书的中国农民的儿子，凭借着他深厚的中国哲学的文化根底，成功地运用了马列主义，并把这个理论的精神演绎为自己的思想——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哲学精神对外来思想又一次成功的接纳与包容。
据现在出版的一些毛泽东同志传记和有关中国革命的史料记载：
我党早期的一些“真”马列在城市策动工人暴动（马列理论中是这样说的，并在俄国革命得到证实）失败之后，跑到毛泽东同志苦心经营的井冈山，了解了毛泽东思想后，许多人都感到惊叹和震怒，有人说他是在搞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农民起义，没有在中国搞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有人指责他的马列观是山沟里农民的马列观，其歪曲马列精神的程度使当时党的领袖极力地排挤他，并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党、政、军职务。心身交病其情景惨不可言。
毛泽东能踏上长征路是得益于以友情为基础的战友们。
毛泽东成功了，他的思想成为中国先进分子了解马列主义的桥梁。
张闻天同志在长征路上曾与毛泽东作过多次彻夜不眠的长谈，这位我党早期的马列主义权威惊奇地发现，马列主义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已经无形地变成了中国的思想，同样的马列主义原理在毛泽东的心中没有丝毫的死搬硬套。马列经典里的被压迫阶级，最有力、最直接推动革命的是工人，在毛泽东的解释里，中国的这支力量是农民。中国的革命首先是农民的革命，或者说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革命。城市工人暴动，建立公社、政权的理论在毛泽东的字典里演化为偏远地区的农民起义，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真知灼见。
是靠着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为中国农民所熟悉的朴素，明了的演讲和著作才使得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毛泽东式的马列主义，乐意去接受，受它的指引。
在我党“真”马列统治时期，革命者一次又一次付出血的代价，有的情绪低沉、沮丧，有人问“洋面包”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
是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后来的成功帮助毛泽东大胆地实现了对马列主义的接纳与包容，马列主义理论也只有在这种接纳和包容后才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焕发了勃勃的生机。难以想象，没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将会怎样。
毛泽东同志一生著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文章，他的诗歌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浪漫豪情的写照。他的文章体现了中国哲学家接受马列主义理论以后的中国式的表达，以《矛盾沦》、《实践论》较为典型。
“两论”是中国的马列主义，是毛泽东的思想。
马列主义传人中国已近100年了，作为主导地位的思想也已经有40年了，中国目前有4000多万党员。若作一个这样的调查不知道结果会怎样：（1）读过马列原著，在弄懂马列原著精神的基础上入党的党员有多少？（2）读过毛泽东选集，通过毛泽东进而了解马列主义，继而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党员有多少？
我敢断言，后者肯定是前者的1000倍。
实际上，今天我们讲的马列主义主要是毛泽东思想，是那个完全被中国哲学精神接纳而后消化了的马列主义。也可以说是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马列主义。
更有甚者，我们现在评选出来的优秀党员，一般都是传统美德的体现者，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已经作为马列主义先锋战士的价值标准。
我们的人民从他们的宣传口气或者说从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没有了马列主义是从西方来的外来思想的意识，他们在强调中国特色时首先要提马列主义。坚持马列主义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并落落大方地用它来批判“全盘西化”和一些新的外来思潮。
一些迂腐的学者认识不到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哲学背景中所发生的变化，在我们今天所坚持的马列主义纯与不纯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从纯的角度，批判和指责中国哲学和文化精神对马列主义必须的改造；他们又从不纯的角度批评我们所坚持的马列主义远不是马列的正宗。
* * *
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是中国哲学对外来思想的接受与改造过程是如此宽容大度，从容不迫，又无比坚决有力；而中国哲学对其他民族思想的启发和照亮完全如白云出岫，全无心机。
这种风度使我联想到母亲，一个非常睿智大度。非常了解孩子们的心情的母亲。我似乎能听到她深邃而温暖的声音：
你们尽可能地说你们所知道的，尽可能地运用你们的聪明，猜测你们所不知道的，你们尽可能欣喜，尽可能悲憾，尽可能地奔跑、跳跃……我知道你们。孩子们！我知道你们的命运。
这里的你们首先是中国人，也包括了全世界。
这里的母亲不是宗教中的上帝、真主，而是中华民族的化身，她的智慧就是中国的哲学。
中国哲学的母性特征是一个应极其重视的现象。
我们在充分认识中国哲学对外来方法论的接纳与包容之后，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中国哲学和以此为背景及本质的中国文化是不是对所有外来思想都予以大度的接纳并包容消化，让它成为带有世界性的哲学殿堂中的一部分呢？
回答是否定的。
过去的基督教和现代的极端个人主义在中国始终没有得到接纳。
基督教崇拜神而否定人，认为人是有罪的，人的所有行为及其努力都是赎罪，并且说人已经堕落了，等待着他们的是末日审判，在上帝面前，人是没有差别的，都是上帝的子民等等思想。
而极端的个人主义则认为，人是一切，人又是绝对单个的，孤立的。人可以把天堂建到地上，人可以征服自然。
这两种思潮实际上是西方哲学史上两个最本质的倾向，几乎在所有哲学家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感受到这两种倾向激烈的争吵。
为什么中国哲学拒绝接纳这些思潮？因为他们都是反人类的。中国哲学认为，自然是有生命的，有灵魂的，人是自然生命、灵魂中的一部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自然的内容是无穷的。人可以通过对自身生命力的认识达到认识自然的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既不对立，亦不分离。
不接纳它们，是中国哲学的责任。因为中国哲学要把人类引导到他们该去的地方。既然负有了引导的使命，它就应该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
第四章现实中的中国哲学
我总有那么多的问题要回答：
你说中国哲学是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起源你可以把它为我所用地推之甚远甚广，而归宿你必须出具雄辩的根据，中国今天的现实能让人相信人类的归宿就是这样吗？
回答：
（1）哲学虽然能够指导现实，但哲学不是现实本身。
（2）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实的都是短暂的，不能认为人生是短暂的，人类的发展进程也是短暂的。
谈人类的归宿，我们需要实证、分析，更需要对历史洞明以后的耐心。
（一）谁是哲学家.
我想，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清楚，现在轮到我来问一个问题。
只晓得哪本书是谁做的，字面上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的历史情况如何，与谁的作品有什么关系等等，这不是哲学家，是念书的人。
游戏于出世入世之间，满足于所谓人生境界的赏玩，亦不是哲学家。
对历史，对人生没有把握，急躁于一时一地的荣辱毁誉，寻章摘句，死拼硬凑，“胡庸医乱投虎狼药”，更不是哲学家。
真正的哲学家是这样的人：好读书而不拘泥于书，明常理而又超越常理，洞明人事而又不离人事，悟察天理而后知责任。
学问已经做得太久，书已著得大多，芜杂的文字在人的真智上蒙上了千层雾障。
以偏见纠正偏见，是因为没有觉悟，以谬误对谬误，恰恰不见了事实与常识。
期望愈切，责之愈烈，一个搞实业的人来做哲学的文章，确实还表明我对中国哲学现状的不满，以及希望出现一批伟大的哲学家的焦急.
大道已呈象于天，却没有人去觉察，去宣讲。
使命昭然若揭于眼前，却没有去揭示，去勇敢地承担。
中国哲学，中国人（概念中的）对世界的把握的思维方式。思维现象是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明白无误得象于大自然中的日出日落，却受到所谓“知识”的怀疑与抗拒。几千年前的哲学家“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预言难道真的要在我们这里成为可悲的现实吗？
中国哲学任重道远，而中国的哲学界却虚弱异常。难道真的自甘被抛弃于路边吗？
毛泽东同志说，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解放出来。在这个没有哲学家的时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可能成为哲学家的哲学工作者从有关哲学的经书典章中解放出来。
你们能津津乐道“绝对理念”，能够加入把人类社会历史一并归结为生殖器作祟的弗氏谬论的鼓噪，偏偏忘记了中国的“道”。
当头棒喝能帮助你们吗？中国的哲学界！
（二）哲学家的苦恼
我们原本不是像这样生活的。我们曾欣赏过个人的丰富的独立，并不知道孤独，本来没有人要求我们做什么，就像谁也不给我们教导该怎么呼吸。
可是又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活改变了它应有的模样，我们和我们的生活一起脱离了既定的轨道，个体被忽视了，不存在了，剩下了一个空洞的群体，该坚持的没能够坚持，一齐被卷人了所谓的时尚。
时尚，一个时尚接着一个时尚，竟组成了一个飞速旋转的时尚的锁链。
清新的空气它不再是我们幸福的源泉，星罗棋布的群星，静静地各居其所，默默地交相辉映竟不能作为我们模仿的榜样。
生机勃勃的山体竟被轰炸撕裂开来，并要掏出其精髓来为我们所用，汩汩流淌的清澈河流无端地被掺进我们所不需要的脏水（我们不需要，河流就需要了么？）……爱情之花还在它的骨朵儿期就被无情地采摘了，芬芳都没有了，哪来的果实？
人们竞相把生命交给了机械，然后从机械里拿出一块又一块残肢断臂。
人们把生命投进了炉膛，听任炉膛中喷出的黑烟将天日荫蔽，阻断了我们对我们本原的瞻仰。
哲学的贫困和贫困的哲学家呵，你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大自然创造了哲学家不就是赋予你们一代又一代地将天理推明，将人事洞察，将方略括定的吗？你们能觉悟得出，说得出来吗？
你们真的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宿命者接受着无可奈何的宿命，还是把你们心中的觉悟（这觉悟的种子自你降生在这块黄色的土地上就植入了你的心灵）大声疾呼地叫出来：
只有中国哲学才能救人类！
你能说吗？你能抗拒得了一大堆假定之后的逻辑吗？你能驳斥住自作聪明的分析吗？你能敌得住把有限的已知当成无限的存在的科学吗？因为中国哲学告诉你们的只是表明而不是辩驳的呀！
太阳的出落辩驳了什么道理？然而太阳照样升起来，照耀着大地，升起得那样沉稳，照耀得如此耐心，这里没有一个接一个的体系，没有分析，只是表明着一个明暗交替，无尽轮回的坚定的事实。
哲学家啊，你还有一层苦恼。你必须把无可说明的事实说明，你还要借用一下注定要成为你的障碍语言，注定要假人以口实的著作。
第五章 中国哲学与炎黄子孙
（一）中国人
非常有趣，我首先关注的是海外的炎黄子孙在现实世界中的地理分布。3000万人，作为四代，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及美国。
东南亚由于其地理位置上的原因，作为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合地，经济上亦繁荣，文化上亦宁静，是一个无核地区。
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是公认的现代文明制高点，在这个制高的核心地区（知识界、科技界），聚集大量的华人，据统计资料表明：华人科学家占美国科学家总数的1／3。
再加上一个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洋枪洋炮，拥有11亿人口，似乎对什么新奇的思潮都觉茫然的大陆上的共和国。这是一个什么奇怪的分布，是一种象征，还是一种符号？
犹太民族散布在全世界是因为他们首先扛起了“十字架”、十字架是他们的灾难，也实现了他们的荣誉。
中华民族如此分布是因为什么？是偶然还是必然？他们已经忍受了家园破碎、寄人篱下的灾难。他们的生命力和今天的发展显然已经证明，他们绝不是注定要被淘汰的历史过程现象，那么，他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功绩呢？他们应该得到什么样的荣誉呢？
* * *
大陆和海外的炎黄子孙所受的教育已经千差万别了。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亦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形象上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是相同的。处于这块东方安详大地上的人们在精神上的向往和寄托永远是共同的。正如歌中唱道：
我们都有相同的血缘，共有一个家，黄皮肤的旗帜上写着中华。
越优秀的炎黄子孙，越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的优秀分子，以上的认同趋向越严重，越强烈。
在这样强烈的认同趋向面前，意识形态上（其实是对外来思想认可与不认可上）的差异总显得十分浮泛，甚至有些不着边际。真可谓“相爱相怨皆莫名”。
* * *
中国内地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是客观存在的，忽视和轻视，或者鄙视它都是西方世界悲剧的根源。
海外华人的知识优势和经济实力已经成为支持西方自豪观念的重要部分，或者说重要环节，失去它们，西方的所谓文明之舟不会倾斜吗？你们对世界事务颐指气使的傲慢与偏见，不是每天都在激励他们的斗志，支持着他们要重建华夏的誓愿吗？
* * *
我没有看到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在历经百年忧患和灾难之后，居然能够像现在这样存在着。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是对中华民族本身的强烈的、无可遏制的崇拜，是对华夏必将强盛的无比信心。
当他们了解所谓西方文明之后，当他们成功地适应和战胜了这种文明之后，这样的信心就更加坚定了。
他们所有的努力都在寻找或千方百计地规划着华夏的蓝图，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这个蓝图在西方找不到。
这样的思考和倾向明显不过地反映在海外华人哲学家的作品中。这除了哲学从来都是一个群体智慧的结晶外，还因为中国哲学作为文化的基因和本质也是哺育炎黄子孙的真正源泉，无论历史出现了多少次的分裂。阻隔和对立，总也挡不住炎黄子孙文化上的依归和亲和，最终导向统一。这种力量虽然也受到一定经济背景的制约，但它终究能穿越不同政治体制的垒障。经济水平的差异和地理上的隔阻，在同文同种同一文化命运的炎黄子孙中引起共鸣。
（二）中国之心
中国之心就是中国哲学之精神。这个精神与生俱来，深深地植根于所有炎黄子孙的心中，并永远牢牢地将其掌握，即便是生在他乡也无法摆脱它的掌握。
是宿命？还是使命？
研究和考察一下海外华人哲学家的作品，对于我们明了中国哲学之精神与炎黄子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帮助认识这种精神在世界人类精神现象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这都是极其有用的。
因为这些华人的优秀分子都是兼栖于中西文化氛围和现实之中，对两种文化之于人类的意义体会得更为深切。根据一般学者的归纳，这些学贯中西的中华哲人对中国的哲学和文化的传统有以下几个基本认识和判断。
一、儒学复兴论；
二、中西互为体用论；
三、中体西用论；
四、西体中用论；
五、创造转化论。
批判的也罢，分析的也好，中心思想是一个，中国哲学和以中国哲学为本质的中华文化是人类社会进程中一个无法逾越的现实，所有炎黄子孙的心无一例外地被拴在其中。
中国哲学给他们最根本的、最忐忑不安的伤害是，为什么它不必然地带来物质的强大和现代化，而绝不是像他们字面上所表述的那样缺少这个，缺少那个。
如果，以大陆为中心的炎黄子孙一夜之间果真威武起来，现代化起来，他们一定会重新发现，我们的中华哲学几乎包括了人世间尽善尽美的一切内容，既有民主思想，又有博爱精神，既有自由，又有秩序，既有神的光彩，又有人的伟岸。
* * *
现在的问题是，中华民族，华夏子孙在什么方式和程度上实现强大，在什么意义上实现现代化。是现代的西方模式吗？回答是否定的，理由很简单，它不是人性完整完美的体现。关于这点先推荐沈其钧先生“西方文化与道家哲学”一篇。本书的后篇还要仔细论述。
上篇 起源篇
我已经在绪论中写出了这本书的大的原则立场，回答了展开上、下两篇必须回答的前提性问题。我们已经有条件一起来探讨人类的精神现象究竟源于何方了。
就在我们准备写作起源篇，准备用大家已经了解的方式表述我对起源说的理解和觉悟的时候，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位刚刚出访欧洲归来的副教授到我的房间来访问他的同学，我的同屋，安徽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谈哲学便自然谈到了我正在写作中的书。副教授告诉我，黑格尔竟然认为中国哲学是哲学的起源。人类思想家认识上的交叉与共识又一次使我感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欣喜与振奋。
毋庸讳言，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中国哲学是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的觉悟是建立在对民族执著的热爱，以及它将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负有重大使命的基础上的，它直接的诞生背景是我连续两次坐反了公共汽车。觉得有些奇怪，我是在认真地看完了路牌才上车的，偏偏是看了，，在汽车颠簸中，在莫名的气恼中，中国哲学是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说像一道金色的彩虹，骤然升起在我混饨而又苍茫的思想的天宇上。黑格尔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实现了这种觉悟！这位以绝对理念和大逻辑，小逻辑而盛名不衰的哲学家，是来源于其绝对理念的启示，还是得益于其大逻辑、小逻辑雄辩的推演。
还有一位专门以研究历史哲学而闻名于世的哲学家，他的名字和他的学说一样响亮：英国人，叫汤因比。虽然他终身研究历史，在历史中求哲学，然而研究历史过后，这位著名的哲学家却宣读了一份令人震惊的宣言，他说，历史是不可以研究的，因为作为研究基础和帮助研究者立论的历史资料是不真实的，起码是不全面的，有些干脆是虚假的，因为历史的操纵者。扮演者为了实现其目的，往往在他们知道注定要被人研究的文件上（即后来的资料上）施放了烟幕，做完了手脚。以这样的资料为根据，进而得出结论，只能是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进入预定的圈套。只有天才的汤因比才可能幸免，就是这个天才，在其著作中宣称，也许只有像中国人那样量入为出地生活，小心翼翼地使自己与天地保持互相补充的和谐，才是人类的归宿和根本出路。我们在写作归宿篇时还要借助这位天才。
天才之所以被尊重，或者说应该尊重，是因为在他躁动、狂烈或者超平稳的意识里觉悟到了我们人类的真理。
西方哲人从他们超念的、推演的、实践的苦思冥想中亦得出中国哲学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对人类具有根本的起源与归宿的性质，是我正在写作中的作品的福分，也是中华民族的福分。因为该判断的判断了，该推理的推理了，该映照的映照了，剩下的只有表述以及勇敢地承担这个使命了。
第一章 人类的哲学现象最早出现在中国
自然中，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迄今为止的考古学又证明，人类最早的精神现象、文明现象也出现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
英国现代哲人克利斯朵夫·巴克特在《易经——第一号成功预测》一书中结合现代西方最新的心理学、未来学以及行为科学和心相学结果公平而诚恳他说：
《易经》的基本概念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中国发展起来，我们的祖先当时毫无文化可言。看起来好像中国人在很多方面都领先我们一步。
不是好像而是确实。殊不知，公元前3000年时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已经达到了它早期的完整与繁荣，其真正的起始源头还在前方，在那个以符号和人本身来表示和映照天地之理、人物之情的时代，即那个“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时代。在简简单单符号上，在用火炙烤过的龟甲裂纹中赫然衬映着中国人与天地一样无穷而又有序的智慧，呈现太阳初升时中华大地上一派生机盎然的宏伟景象。宇宙的生命、大自然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和精神一起开始了。此时，若用我们现在习惯记年法记年，约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人类像大自然一样作为物质形体和精神灵魂共存共证的壮丽序幕在缓缓拉开，同时奏响了高度概括了人类此后历史全部内容的雄浑、苍茫、方方有法、圆圆有神的序曲。
（一）太虚呈象
我国道家武当派第二十三代单传弟子李兆生，在他的著作《真元探密》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古人认为遥远的太古岁月之前，宇宙是一个旷然无物的混饨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上下、没有物象，什么都不存在，只是一片虚无。古人把这个时期的运化称为太虚呈象，即混饨未开。经过若干年的运化，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雾状空间，古人喻为太素呈形。又过了若干年，世界上出现了一种震动，即是传说中的盘古开天。盘古氏挥动巨斧，辟开了混饨世界，使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结为地。盘古氏的精气形成日月星辰的天体运化，血脉化为江河湖海，骨肉变作山脉，毛发化为林木。古人用《易经》这部古朴的哲学史书，来认识自然界中万物生长的规律。太极生二仪，二仪曰阴阳，二气交感，产生万物。古人指出，天地产生之前的宇宙已充满了太合元气或称混元之气。天地生成之后，这宇宙的元气则演化在天地之中，这时的先天之气是阴阳未分的混元阶段，直至天下万物成形，太极生万物，元气也有了阴阳显化的运行，交往人返，这时的元气就不再是混元之气，而是成为化育万物的真元太和之气。
宇宙产生阴阳的变化，天上地下形成乾（?）坤（?）之象，二仪歧分之形。经过若干年月，又出现新的变化。地气升腾，天气下注，形成阴阳感，呈于卦象为地无，产生了生命，即古人所说的三阳交泰产群生。大地未形成气机交往之前，卦象为）。祖国医学及气功哲理认为，人博天地宇宙阴阳二气而剖产性命，入乾道为男，入坤道为女。阴阳盛而复生，无有穷尽。
在我的写作历史上大段引用其他的文章和著作是绝无仅有的。以上成篇引用李兆生先生的著作除了我十分崇尚他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的表述方法以及通过这样的方法极平易近人地向人们阐述大地人之间的大道理，还由于我对他本人从容不迫地处世。深藏不露的智慧和他为人的高尚而平凡品德的推崇。他的道德文章在国内、海外已有很大影响了。日本人还专门将他的修行行功和书画作品印成了画册。然而李先生的日常生活依然十分单纯，安其贫，乐其道。李先生说：“我是一个顿悟型的人。”我想，顿悟是不能没有基础的，而与李先生多次犹如轻风拂面般地交谈，可以说是我实现“中国哲学——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的觉悟的基础。
我借太虚呈象一词来表述中国哲学源头的景象，是因为太虚呈象、太素呈形、天地分离三阳交泰产生万物的描述既是我觉悟中的人类历史和自然历史的真实，又是中国哲人最早建立起人类哲学思考的坐标系。既知天，又知人，人天本来就是一体，相互映照，互为象征。在那混沌的大动若静的太虚世界里，由虚像到实形，在太阳升起的地方赫赫然滚动出了所谓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亦令全世界无数名流大家震撼不已的八卦。
用八组虚实不一的线，仅仅是线，组成一个圆圆的环，就在这几条线。一组环中观照出世界上的风云变幻，人世间不尽的悲欢离合。这里没有人格化的神，没有晦涩的言语，只要心诚，普通人用一学就会的简单方法求请它就可以得到启发和帮助。它来源、呈形于天宇，又实实在在地摆放在我们的面前。
哲学呵，你的源头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才使得你充满神性又不离人世，迷倒了无数天才，或静静地木立着，提耳凝听天上的声音；或凄凄然、惶惶然地四处奔走着，急不可待向人们诉说自己的认识与发现。其千姿百态，形成了哲学史上的百家争鸣；其觉悟的深浅决定其学说的优劣。
在我宣讲中国哲学是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的时候，学者们问，古希腊人亦在很早前就有了自己的哲学家了，他们有自己的学说，在他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还丝毫找不到中国哲学对他们的影响，因为那个时候中西还没有交流，尽管中国的哲学思考和作品确比他们早，但不能仅因为时间上早，就一定说是他们的源头。
学者讲完考证事实，强调必然、或然的逻辑关系无疑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他们没有想到：
精神（思想）的源头，或者本质上的源头截然不同于现实中地球上江河的源头，前者高悬于天，后者逶迤于地。
我们可以说全人类的精神的现象、哲学的思考都来源于天道的启示。问题是这个天道首先启示了中国人，首先如此完整而透彻地让中国、中华民族的智慧之心融会到它看似无知无觉、实际上无所不包的体系之中，并给予了这个民族最古老而又最根本性的暗示——你负担着特殊的使命，你将有你的繁荣，同时又要忍受其他民族所难以忍受的苦难，最后实现难以言喻的荣耀。
我们讲中国哲学是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就是基于这样的觉悟，这个觉悟是我写作此书和迄今为止的工作以及今后工作的巨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我把它表述出来就是希望更多的中华民族儿女也能够得到这个力量的鼓舞，协调自己的行动，不要对它妄加鄙薄，因为这不仅是中华民族，也是人类生活、生命的根本。根本一旦忘记，我们怎么能不迷惑呢？而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急迫地要求我们清醒，要求我们觉悟，只要我们好好地想一想八卦神奇的线段和那圆圆的环圈就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样的觉悟，想一回太虚呈像时自然的面目，就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种觉悟。
是呵，人们要寻找江河的源头只需逆流而上找过去，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如愿以偿。虽然千曲百回，但毕竟有一条实在的路线。
实践的方法实用的方法已经被大量地应用于精神的领域，试验室的成果被写进了哲学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精神的末法时期。因为总结、分析、归纳、认识毕竟是精神现象中最通常、最一般性的内容，只有在觉悟不能实现之后，一些想当哲学家的人才把它们拉进了哲学的领域。造成了哲学的混乱，贻害匪浅，使得许多现在的哲学青年除了资料就不能思考：写文章自不待说，连思想都是复印机的工作。
我已经相当长时间不看电视了，不看书了（少数中国古典哲学的经典例外）。每当夜晚降临，我总要搬出一张椅子坐到可以看到天宇的走廊上，仰望着空阔的夜天，凝视着散落有序的星辰……混沌初开之时，清气上浮，浊气下降，多么像一部巨制豁然翻开，天、地、人的道理全部标志得清楚无遗。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再读这本书了，他们要么陶醉于对这巨制东鳞西爪地解释归纳性的著作，甚至忘形于对解释的解释，对归纳的归纳，要么干脆俗浊不堪，连抬头望大的时候都没有了。
我用太虚呈象为题来表述中国哲学、人类精神的源头景象，还有一种愿望，即用太虚呈象来加强我们的无知和随时准备接受真理的印象。用太虚呈象时温湿清凉的风云来涤荡我们的胸怀，当我们的真知接受了这样的洗礼，大家就一定能够读懂我已经读懂的文字。日本的作者著书嘲笑我们，说：中国人总是说“没有办法呵”！我对他们的学者说：中国人相信天有大法。这丝毫不是无为的情况，而是对历史洞明后的耐心。
（二）精神与生命共证.
什么叫精神与生命共证？
我先说什么叫精神。精神是我们能够感觉到的，缠绕在我们周围，充塞于我们整个生活的抽象的、无形的存在。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但可以靠觉悟去体会。而这体会是可以有限地表述的。写成书，便是哲学了。现在所做的就是精神的表述。一经表述便是有形的了，可以通过读来理解和把握了。或者说，理解和把握精神的东西必须惜助于具体的精神的产品。也可以这样说，精神的东西必须借助于有形的。具体的存在才使理解和把握成为可能。精神借有形的存在，而表现又呈现在存在之上，这就叫形而上。中国哲学对此毫不在意，西方哲人则为此专门撰写出形而上学。有人据此说，中国哲学中不曾有形而上学是不对的。外国人学中文，每念一字都要写拼音，中国人念汉字念熟了就忘掉了拼音。我们不能说外国人念字还写拼音就了不起了，就丰富了或者有贡献于汉语，而指责中国人“你没有拼音的知识”！既然写拼音的作用与意义已经融于那个“熟”字之中，还非得写出来吗？拼音只是外国人为了达到“熟”字而必须借助的工具。已经熟了，就不需要借助工具了。
形而上学在中国哲人的思想之中已经消融于无形了，还要专门强调它干什么？中国哲学的睿智与独有的骄傲还类似地表现在诸如他们喜欢只言片语地说，不愿意大烦其神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事无巨细地推演，正所谓举一就能返三，举一而不能返三的连教导的可能性都没有，漫说在一起推究哲理了。
精神无形、飘逸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它必须有所依附，在中国哲学的字典里，精神最大的物质依附或者体现者（根本的体现者）是人本身，是人的生命。还不仅仅如此。中国哲人从不干削足适履的事。等我们读完生命之后，中国哲学的大圆、大简转而又奥妙无穷的真意将会进一步地明朗。
那么，何为生命？
天地交注即三阳交泰剖产群生。它是大自然长期孕育的结果，而人的生命是与自然中其他生命现象一同产生的。鉴于这本书的目的，我们这里只谈人的生命，人类的生命。
父母相合，生命便在母体内孕育。在没有生产之前，生命被羊水包围着，圆圆地包围着，并没有呼吸，只通过脐带与母体的生命相连接，这时候的情景是个体生命早期的太虚成像和太素成形。
一朝生产，一个有鼻子有眼睛的人便存在于天地之间了。祖国医学哲学和八卦圆圈竟将人体的器官部位与大自然中日月星辰、山川海河一一对应起来，用自然运作规律来解释人的生命，与安好病灾，又通过人人皆可感知体会的有常无常来解释大自然的风风雨雨。既是神话传说，又体现中国哲人思想的盘古氏挥动巨斧，辟开天地，其精气形成日月星辰之天体运化，血脉化为江河湖海，骨肉变成山脉，毛发化为林木以中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与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与头、腹、足、股、耳、目、手、口的对应。
生命中有精神，精神中有生命，生命就是精神，精神就是生命。这个精神在中国孔孟以及以后的哲学家的语录中经常地表述为气，及即所谓的气节廉耻，吾养吾浩然正气。中国农村也有相应的俗语叫做“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这里气就是精神。中国人强烈地认为没有精神，生命就是一个无聊的空壳。
* * *
太虚呈象和精神与生命共证两节描述的是我对中国哲学、人类哲学源头景象的体会。在这两种形式，实际上又相互贯通的境界中，我反反复复地看到了一脉相承的全人类精神现象的全部内容，同时还参照出了文字记载的世界哲学史上的是是非非。
我之所以用纯粹的体会方式表述方法来表述源头景象，是因为我认为我们可以看到的文字记载的哲学史和哲学史料是人类精神现象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部，犹如大海里的冰山，露在水面部分是小部分，更大的、更带有本质意义的，决定着冰山漂移方向的部分深藏在水里，而这一部分又恰恰是我们通常的人所看不到的。如果我们真要研究这座冰山，忽视水里的部分是不行的。
人类哲学的、精神的现象就是这样，仅仅凭借着可见的、其中尚有虚假的材料便对人类哲学的精神的现象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评判，这是极其不恰当的。
遗憾的是常人之智慧程度、接收程度往往离不开实实在在的把握，当一些问题的提出超出他们的智慧程度和接收程度时便立即在心中生出无数种怀疑。正是这亦无可厚菲的客观存在的怀疑，限制了大多数人智慧的开启以及对真理的接近。
一个物理学家与一个品德高尚的农民同时看到了海面上漂浮的冰山，对它规则或者不规则的流动，物理学家会条件反射地想到水底部分，得出水上部分的移动状况，甚至浮出的高度决定于水下部分吃水的深浅，决定于海水此时的流向、流速。而农民则只会想到两眼一直盯着水上的部分，甚至想到它的移动会不会有什么在推。这就是差别。只有当物理学家耐心地将水下作用于水上的道理告诉了农民，并在试验室作出类似的农民的眼睛可以看得见的试验之后，农民才若有所悟地点头默许。
人类的精神现象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有记载的和没有记载的恰如海上冰山的水上水下，但与之迥异的是：物理的试验可以解决有关海上冰山的解释，而精神现象通常状况下实际上的不可见决定了对其作出的解释，要使更多的群众得到了解，这是非常困难的。用试验室来回答有关精神的现象是精神的变质。更有甚者，精神的现象一经著作，一经语言说明，它原有的内容，原有的风貌就变了质。中国古典哲人深得其中的大道理，有的坚持述而不作，有的只言片语，五千字早已足矣。体现了古代哲人对人类精神的神圣性的高度理解与尊重。后来的研究者却往往以此为借口，抱怨中国哲学不成体系，无法研究与应用，所表现出来的境界实有天壤之别。思想的翅膀无法展开，便希望借有形绳索以登高，这本来就是普通人的常情。谁都知道绳索会束缚人的发展，限制人登临的高度。但思想不能飞跃，绳索又借助惯了，便产生一边抱怨绳索一边又觉得绳索的不可缺少的情况。用学院里的行话来说，觉悟离不开知识的基础，而知识的基础往往也限制和制约了觉悟的实现，学术上的突破往往来源于他山之石，道理也就在其中。
其实，那些睿智的读者，读书至此早就明了我写作此书的苦心，已经觉悟或者领会到了我的觉悟，已经开始同情我还要不厌其烦地写作，不厌其烦地说明。尽管如此，我还要说，马上就要开始人类精神现象史上看得见的部分的分析了，在具体的分析中，我们不要忘记那看不见的天上的部分。我无法用试验室的方法展示给你们，但我能提醒你们不时地做一回有关日月星辰的默想。
第二章 中国哲学体现了
人类哲学现象的本质特点
我们已经从人类精神的太虚呈像般的源头探幽回到了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哲学史上来，凭借所有人都能够掌握和了解的资料来说明中国哲学决不像有人所鄙薄的那样一无是处，相反的，它却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它不仅仅起始最早，而且在它的思想内容。思想方法里括尽了人类哲学现象的本质特点。
我要说的还不仅是这些，我真正的用意在于为什么中国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源头与归宿历尽艰难。历尽非难而不朽？这样的现象它究竟寓意了什么样的含义？
我们只有站到了这样的历史高度才能够洞明历史，觉悟责任，才可以免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难，才能够在我即将开始的解释中，既尊重了哲学，尊重了我们自以为真实的事实，又能超越一般意义上哲学论争，进而了解我们民族的责任。
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汤一介先生在《论中国传统文化》一书的序言中介绍说，就全世界范围看，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意识，一是“全球意识”，一是“寻根意识”或叫“民族意识”。
汤先生介绍说，存在前一种倾向，是因为全世界成了一个关系非常密切的整体，全世界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是共同的。任何一个地区和国家发生重大的问题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有密切关系。……世界文化发展有一种“综合的趋势，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都不能不考虑整个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都不能不解决现实世界向人们提出的重大课题”。
汤先生没有说，学术界认为整个世界面临着什么重大的问题。文化的深入讨论与发展到底要解决现实世界向我们提出的什么重大课题。
在汤先生后来的介绍中偶尔提到了，世界文化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向是由于破除了“欧洲中心论”。
换一句话说“欧洲中心论”破除之后，新的文化趋势才出现了。作为这个趋势的重要的组成内容是“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全球意识”之下多元化文化的发展。学术界似乎认为这才是最合理的充分的文化发展模式，并且还从中万分欣喜地发现、欢呼中国文化总算挣得了这多元之中的一元，多席位中的一席。
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的觉悟中，世界的文化、文明的中心只有一个，就像宇宙中只有一个太阳一样，要么以西方为中心，要么以东方为中心，两个中心、三个中心是不可能的。所谓多元化、多中心只是旧中心的破除或者说就要破除，新的中心尚待明确树立之间的缓冲和过渡。
我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在迎接东方中心的到来。我的觉悟在我阅读到的每一本学者专著中都能得到印证。只是这些学者由于勇气和魄力的原因，由于知识束缚的原因，由于没有创造历史的主人翁精神的原因，在他们的著作中没有也不可能公平公正地揭示。但他们的知识却格外有用，我历来给予这样的全面的知识以高度的尊敬。
汤先生还介绍说，文化多元化倾向形成之后，中国文化在西方有着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趋势，为什么会这样呢？
据汤先生了解：
（1）东亚工业的兴起，技术和经济的发展，速度有超过西方的趋势。传统的观念认为，现代化只有西方一个模式，但随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这种欧洲中心论己被逐步打破。东亚地区经济和技术的腾飞出现了不同于西欧美国和东欧苏联的第三种现代化模式。一些学者认为，有一种东方企业精神在支配着东亚一些地区的工业。经济的发展。他们说，东亚地区这种现代化模式向人们显示了东方文明的坚实内核，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则东方文明的内核正是儒家的传统精神。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教授曾说：“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精神文明，而且也是东亚精神的文明。”1983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召开的第十六届世界哲学大会上，会议主席蒙特利尔大学校长（现任世界哲学联合会主席）高启（C.Cauchy）教授说：“在过去的一二百年间，由于西方的技术经济占尽优势，所以在哲学、人文科学方面也就自居先进地位。但如今东方的技术经济已经赶上来了，甚至有凌驾西方的趋势，现在该是西方觉醒虚心向东方智慧学习的时候了。”加拿大另一位哲学家金·法罗（King Farlow）说：“如今应该重新重视东方统一与和谐的智慧。”有的学者分析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在后工业化的时代，在一个企业内部重视和谐，重视集体的作用和人际关系，就能加强一个企业外部竞争力，而这种重视内部和谐的精神正是东方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特点。当然是否能作这样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还得进一步研究，更需要较长时期的实践来证明。
（2）当代西方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潮的盛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特征形成了文化上的交叉点。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发展，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促使基督教的人文主义思潮有着一种发展的趋势，有所谓“基督教人学”的产生。他们认为，虽然“上帝”是基督教要考虑的根本问题，但是，也许“人”本身才是人们要注意研究的更重要问题。他们往往从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以及文化学等等方面来研究基督教的本质。因此，关于“人”的价值问题就突出起来；由于“人的价值”问题的突出，就不得不涉及人们的伦理道德问题，于是有一些基督教神学家就提出：在基督教伦理与中国儒家伦理之间是否有一些共同点，能否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某些对话的基础。例如英国历程神学（Procoss Theology）大师查理斯·霍桑（Charles Herrshome）教授，现己年过八十，他认为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必须向东方学习，学习其“德性实践”方面的精神，他特别欣赏中国哲学像孟子那样没有把心脑打成两片，认为思想和感情是不可分的，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但总有限制，计算机不能感（没有感情）也不能思（不能独立思维），它的动作不能与活生生的人类行为混为一谈。
（3）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迫使人们企图从东方文化中找寻补救的良药。随着科学的高速发展，作为征服自然的人类，已经掌握了毁灭人类自身的武器。在后工业化社会的种种弊端中，社会的冷漠，心灵的孤寂，使人的失落感日甚，由此导致人们对人文主义的反思。在这种寻求中，东方文化的和谐色彩和温馨气氛，无疑从某些方面有很大的吸引力。国际现象学会会长、女哲学家田缅聂卡（Tyminecka）在第十七届哲学大会上说：“西方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受惠于东方而不自觉；像莱布尼兹之重视普通和谐观念就是一例。”她甚至认为，当前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幸运，没有走上西方哲学目前分崩离析的道路。
当前西方至少有三点可以向东方学习：
第一，崇尚自然（和谐）；
第二，体证生生（生生不息）；
第三，德性实践。她还认为，西方文化为了自求多福而浮泛地向东方学一点东西来充门面，这是不行的，因此文化间的对话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分析哲学虽仍占有一定优势，但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分析哲学把形而上学、价值论等等方面排斥在哲学以外很不满意。欧洲大陆的哲学也不断地传到美国，但常常是不几年就成为过去。存在主义不仅在欧洲走了下坡路，在美国也不时兴了。现象学曾流行了一段时间，现在也不景气，结构主义流行不几年，又出现了对它否定的“解结构主义”。特别是近两年来，哲学系逐渐由分析转向伦理学，也许这是美国哲学界将要转向人文主义的标志。人文主义的抬头，就有更多的可能与东方哲学对话。
（4）科学的发展，西方在转变着他们的某些思维方式，促进了人们对东方文化。中国哲学的兴趣。看来西方的人文科学的学者比较重视儒家学说，而一些自然科学家则对道家思想更感兴趣。在《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一书中介绍了一些西方大科学家说他们自己的某些科学思想可以从东方找到根据。例如大科学家玻尔认为，原产理论在方法论问题上是道家老子这样一些思想家早就遇到过的问题。可能用“现代物理学与东方思维方式”更为妥当。前些年出版的卡普洛（Fritzaf Capra）写的《物理学之道》（Tao of physics）中说：“东方世界观的基本成分，也就是现代物理学世界观的基本成分。……关于这种观念的基本论点是以为所有现象的统一性和宇宙有内在的能动性。我们对于亚微观世界看得越透；我们就会越加清楚地认识到现代物理学家像东方神秘评论者一样，怎样把这个世界看成一个具有不可分割的、互相作用的、不断运动的组件的系统，而人也是这个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因此，东方哲学的有机的、生态的世界观无疑是它们最近在西方得到盛名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神秘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某些方面与现代物理学的观念相合了。关于这个问题应如何看，需要我们进一步来研究。但目前西方研究《老子》、《易经》甚至禅宗的书很不少，说什么“无气论”可以成为“量子场论”的基础，《易经》的二进制和计算机原理相合，它的六十四卦可以解释生物密码等等。这些说法，很可能是牵强附会，很少科学性。
在我的觉悟里，第一种理由是不正确的。东方文化的重新被重视绝不是由于东南亚、日本地区的工业文明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大有凌驾西方趋势的原因。东方中心一定是伴随着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崭新文明的重新建立。在整个文明中，毫无疑问地包括了新的社会秩序。
历史的确不能倒退，就像今天绝不会成为昨天或者明天一样（尽管太阳一样地升起，一样地落下），然而历史确实是有某种循环现象，就像白天和黑夜不断交替一样。自从我学会了效法于天，我的精神和信心，我的身心就不断地得到自然的补养，精力格外地充沛，信心格外地坚定。
若认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肯定，这是学者和一般群众的善良的幻想，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短视，除了中了人家的圈套，还表明根本不了解历史的大潮。
换句话说，西方的经济并没有出现危机呵，相反的仍在稳定持续地增加，为何与此相呼应的文化精神竟出现了分崩离析的景象呢？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将成为人类的新文化中心是不依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转移的。相反，它是由于这个文化本质内容通称为哲学的部分包含着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的内容决定的。
汤先生上面介绍的第二、第三、第四的理由倒是非常贴切地反映了一个普通的道理，即新事物诞生的基础正是旧的事物的矛盾和在这矛盾基础上合乎自然的发展。基督教和个人主义都没有解决西方的精神危机。谁能想到高科技的发展根据竟赫然存在于刀耕火种时期的八卦、《易经》。
其实，我们现在所作的都是从臆想到臆想、从概念到概念的工作，离事实、离即将发生的历史变化不知道有多大的距离。很难想象，我的这本著作印行之后有人要与我辩论，我还没有兴趣反应。
但我比谁都清楚地知道一点，下个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本书是纯粹的觉悟的工作，奇怪的是我沿着这个觉悟指引的方向确实在中国哲学里找到人类精神源头，在这个源头里早已包含后来人类精神现象的一切内容以及其发展过程的一切预言。这里我倒要引用一位西方哲人的话：我们在被称为历史的那些事件中所看到的“方向”或“倾向”，并不是“规律”（[英]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三个引号是作者原来就加上的，至于这些引号究竟是什么意思，聪明的读者一定明白厂，即觉悟对于明白事理，包括“自然科学”的发明有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我紧紧地跟随着觉悟指引的方向，反复多次阅读《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史书以及哲学研究工作者的文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东、西方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就是思考本身，思考大自然及人的变化及运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以上这些思考中，不像艺术家、小说家那样在对思考对象的具体反映中来表现其思考的内容，而是大多数表现为抽象对抽象的思辨，而这些所谓哲学的不可须臾离开的根本特质，在中国早期哲学中无不得到的较为完整和神秘的体现。
（一）思考大自然.
中国哲学在对大自然的思考上的杰出成就是无与伦比的。它不仅回答了自然是什么，而且探究出了自然变化的道理和现象。
在太虚呈象、大素成形的境界之后，我国，东方哲学源头上出现的似静非静、似动非动，或曰大静若动、大动若静的八卦中，自然中的景象超验地排列着。天地（自然）的变化全缩于圆圆的八卦圈，而八卦圈里又能观照出自然的变化。应该说，八卦不仅是对自然的开始，而且是对自然思考的早期完全无声的表述。还不仅仅是表述，干脆可以说是它明了自然之理之后的深入浅出式的象征，既抽象又具体，寄无穷的丰富于难以想象的简单之中。写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后来西方哲学中鼓噪一时的象征主义哲学。其中的抽象与象征以及围绕着这些所谓抽象与象征而进行的无穷无尽的推演；孰优孰劣，孰大孰小，可谓不言而喻。
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哲学史）也是这样写的，全世界的哲学现象都是从思考大自然开始的。各自的思考角度不同，思考的胸怀不同，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这种不同造成了各自的社会精神现实的迥异，亦是昭然若揭的。但最早在自然问题上想到的问题又是相当一致的，即：自然是什么？
自然是什么呢？中国哲人说自然是圆的，由自然中的日月星辰、天地风雨所组成；自然是变化的，顺应着其内在的秩序进行着有规律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可以感知、可以表达、可以预知的。八卦和八卦现象就是这种知识的成功实践。
与此一脉相承、互为渊源的《易经》、《易传》、《老子》、《道德经》等中国早期哲学的经典无不对这样的认识进行了大量的、为我们所能阅读、所能理解、所能接受的解释。如：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等等，不一而足。
太极即混沌，两仪曰阴曰阳，阴阳交注四象分明，这里不仅理解了自然中万事万物的对立与统一，解释了自然的运动，而且对人本身也做了最直接、最深刻的暗示。这里有日月的对应，有四季的循环，有黑夜与白天的交替，……这是对自然大象的解释，我们不能抱怨说中国哲人没有对自然的物质方面的组成进行细致的，或者说逻辑、实证、科学的分解，中国人不喜欢细枝末节。他们自己拥有的高度的智慧使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再作什么具体的解释。如果一篇作品你一读就明白了，还认为有必要逐字逐句地解释吗？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已经交代得过于繁琐了。道就是万物由之所出而复归于此的根本，是它在世界（自然）首先感应生产“一”，“一”可以理解为最根本的物质单位，单个原子、粒子、中子、质子、介子。是由于这些“一”，由“一”至“二”。由“二”至“三”的组合构成了物质，还由于这些物质的形成是道的作用，这些物质上都附着道的精神。在中国哲学中，哪怕是解释最寻常可见的物质现象都永远没有忘记精神永远存在于其中。
待到哲学进入老子的时代，这位睿智而又超尘脱俗的智者又进一步解释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当我读书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思想瞬间顿住了，喃喃地低语了老半天含糊不清的词句，忽然叫道“无中生有”，这四个被我们寻常社会、寻常人贬低得一文不值的字组合到一块却包含着无所不包的大道理，一时令我目瞪口呆。
“无”即混沌。人们都这样说，为什么“混饨”没有人说了。似乎不屑一说，把它推进神秘主义的深渊似乎就一了百了，这是地地道道借唯物主义、借体系主义来掩饰智力不足、觉悟不彻的典型表现。
无，混沌，除了表明自然即始未始的时刻一切都像云雾一样流动不定之外，还有一层深刻的含义和意义，就是对人的知识界限做了大智若愚般的界定。天、地未分，精神未立，认识主体与客体皆未区分，水与月都没有，镜与花皆未出，哪来的水中月，镜中花。换一句话说，自然早已存在，只是由于生命与精神尚未立出，故无所谓自然，无所谓人，即无；所谓有是相对于生命的产生、精神的确立而言的。不仅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可以从中找到根据，连佛教的经义也可以说源于其中，所以有的学者说老子西出关外，前往印度，创立佛教也确有其中的道理，可以掌握的资料证明，佛教传入中国正是凭借着中国道学的深厚传统才得以发挥的。承上所说，西方17世纪的“唯理主义”“我思故我在”的理论也可以同样地在这里得到印证。因为我的精神确立了，世界便出现了。
当今最顶峰的科学实践证明，物质并非可以永远分割的，分割到一定的程度不但其一定的物理性质起了变化，最后干脆什么也不会有。成了一种场，即混沌，即无。万物从无来，万物归无终。这不是虚无，无所作为，而是最有力地帮助我们认识到认识的始与终，人类智慧的始与终，了解人类的局限，了解人类线段性命运，从而在忙得不可开交的自作聪明中停下来听一听其他的声音，看一看我们目力所不能及的地方，想一想我们不曾想。不敢想的时空。
我们现代概念上的西洋哲人也是在思想自然的时候开始其哲学进程的。
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称：“每本哲学史教科书提到的第一件事都是泰勒斯。”这个泰勒斯是公认的西方哲学的鼻祖。这个鼻祖因为在其活着的时期（公元前585年前后）成功地预言了一次日食而使他言论倍显权威。他也思考自然，他留给西洋人关于自然的智慧是“万物都是水做成的”。据罗素称，泰勒斯的贡献虽然令许多新学哲学的人泄气（也令我泄气，因为那个时候预言日食在中国已是很寻常了，通过八卦，人们已经推测到日常生活事件的细枝末节和前因后果，而水早已作为自然中一个部分参加了八卦圆圈的循环）。为什么泄气？罗素说是因为这些人对哲学抱有似乎为这门课程所应有的那种尊敬。言下之意，就是这些人认为在泰勒斯那里不能引起那种尊敬。尽管如此，罗素还坚持认为有足够的理由要推崇泰勒斯。“尽管也许是把他当成一位科学家而不是当成近代意义上的哲学家来推崇。”科学有具体，哲学有博大；科学小动，哲学大动，窥一斑而见全豹。
西洋哲学是以一个难以称之为哲学家。可以称之为科学家的人开始的，其后的具体的、实证的、唯物的、科学的性质是可以想象的，其后的社会实践在科学上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亦带有深刻的宿命意味。
对大自然的思考，一开始，西洋人就命中注定地使哲学进入了科学的轨道。也就是说，由于不能彻底地参透自然的奥妙便转向局部（具体的猜测，泰勒斯以及当时的米利都学派哲学家进一步猜测说，大地是浮在水面上的。磁石体内具有灵魂，因为它可以使铁移动；万物充满了神。西洋哲学史上早期的哲人还继续借哲学对自然进行着科学的猜想，“万物由之而生的东西，万物消灭后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的，因为万物按照时间的秩序、为他彼此间的不正义而互相补偿”。罗素说，这种正义的观念——即不能是超越永恒固定的界限的观念——是一种深刻的希腊信仰。神祗正像人一样，也要服从正义。但是这种至高无上的力量其本身是非人格的，而不是至高无上的神。
这里的正义观念就是中国哲人表述的道。所不同的是在中国哲人的表述里，道是一个缓缓流动，无处不在，无所用心而又无所不包的大法，没有正义、非正义的感觉。它不需要向谁表明它的存在，更没有关于道的对立的、非对立的对象化的思考。
我们说，把一个本来完整的东西用概念来区别开来，然后进行比较，既是学问的方法，又是科学的方法。西方早期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干脆推究起数学和几何学来，实际上成了地地道道的科学。包括毕达哥拉斯、原子论的发明者德漠克里特和亚里士多德。“数字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的宗教哲学的特征。”（罗素《西方哲学史》第64页）
我们从西方哲学史早期的研究结果确实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哲学中的觉悟一开始就在西方表现为没有觉悟的猜测和不知天高地厚的证明。因为没有觉悟而蔑视一切的猜测和因为没有觉悟而无休止的证明，的确可以获得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上的成就。
东西方最早在思考自然问题上迥异的风格和本质决定了“大道”要人类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充分地表现，然后再从容不迫地显示它的存在。由于其大，则表现为相对静止，一副无所作为的样子；由于其微，则表现为变化不已，卓有成效。
中国也曾有一些人做出了类似科学的发明，如指南针。但在东方的这块土地上，都没有必然地导致科学的继续发展，相反，这些发明都一个接一个地消融、消失在服务于推究天、地、人的和谐与安宁上。
西方则不然，任何一个微小的科学的发明，都必然地导致了接二连三的实用的再发现、再发明。
鲁迅因此痛骂中国人只会看风水，点爆竹。九十多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还著书念念不忘中国人是走差了道。他说：“不是走得慢，而是没有在征服和利用自然界，获得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这条路上走。”
鲁迅的说法过于急躁。梁先生是理智和清醒的，确实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不过我倒想问一句（依照我们现时现代的科学技术水平），自然果然是可以征服的吗？
我一有机会就说，在对待一个大民族及其文化（他存在本身就带有浓郁的象征意味）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上，急躁和短视是极其危险的。
用指南针来做罗盘、观测风水（美国人刚刚知道这里的大学问），以求得与自然气流气脉永远地和谐；用火药制爆竹，燃放起来，表明人类对大自然给予我们生命的欢欣与回响，这怎么就不能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呢？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发明直接地演生为杀的凶器呢？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以西方代表的自然科学高度发展的结果，或者说即将看得到的结果，已经在反过头来表明即使是自然科学的大智慧也一无例外地包含在东方中国人的哲学思考之中。
仅仅在50年以前，西方社会知道《易经》的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但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易经》的知名度正在飞速提高，它的实用性和系统性（有人说中国哲学是没有系统，我一直坚决反对这种提法。人们总喜欢否认自己的智能所达不到的东西）得到了不同领域专家的承认。世界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琼（Carl Gustay Tang）研究《易经》多年，发现它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内尔斯·波尔（Niels Bohr）在《易经》和现代物理学之间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平等关系，把《易经》中的阴阳太极圈印在自己的衣袖上。物理学家特乔夫·卡普拉注意现代物理学和《易经》的最重要特征都是变化和变革，并在他的《物理学之道》一书中给予解释。……这些相似性都有很深的根源，事实上现代逻辑演算（也是计算机科学建立的基础）的产生，也可归功于《易经》的启示，时间约在300年之前。
爱因斯坦的场论同《易经》耦合。
远东（指中国）这种教义（即中国人对自然的理解）和现代物理学之间同构还表现在这一信念上，它们都认为，我们的语言、概念和构筑的存在模式都是适用性极其有限的一种权宜之计。一个单独的概念其自身也许十分“完善”和“科学”，但它实际上只是现实中的一个模式。我们的语言、科学和数字，也仅仅只能限定现实——并从来不能把握现实。东方人，特别是研习禅道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一点。2500多年以前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一书中指出，能够用语言来规范的真实不是永恒的真实，语言只能表示相关的事物，所有的描述都是一种比较。《易经》是表述我们观念知识相关性的理想工具，并使我们从狭窄相关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它向我们表明，我们的直觉经常可以导致重大的科学发现。这也正是爱因斯坦、内尔斯、波尔和海森伯格经常所说的。
因此，我们发现传统的西方关于现实的模式在很大方面不符合科学事实。而同时，我们的几位科学巨匠认识到，古老的《易经》令人惊异地接近了真理。更令人惊奇的是所有地球生命的秘诀同《易经》的教导十分相似。
64个卦象严格地对应着遗传密码中64个DNA密码。这一点在马丁·斯科诺伯查《生命的奥秘》中有清楚的叙述。
感谢这位英国当代哲人克里斯朵人·巴克特在他《易经——第一号成功预测》一书中为我们著作搜集罗列了这些完整且具有说服力的材料。
“惚兮惚兮，其中有形”，漫不经心中掌握着自然的大道理，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现实，也是我们民族的生存现实。该说的都说了，该经历的我们一定要经历。
中国哲学对自然的思考不仅反映全人类思考自然的本质性特点，而且巍然屹立着一个为其他民族所无法超越的大极端。学者们可以沿着这样的方向去继续作更具体、更精密的论证，就学术而言，这肯定是二个最有前途的科学。就社会意义、历史意义而言，它肯定会成为一个新时代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