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音乐，源于古代宗法祭祀、信仰所建构的礼乐文明。这一文化现象，是我国传统固有的敬神、礼神、悦神、赞神的宗法礼教及遗风。
关于古代音乐及其形成，从而相互产生、影响发展起来的歌舞艺术。学界均认为“古代的音乐、歌舞，是上古之时‘巫师’所祭祀天帝、神灵、宗祖的一种礼教模式”。在很久以前的上古时期，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完整、完美的乐器，更没有乐谱和乐理知识，至于歌和舞的出现，也是祭祀文化的诞生，为了表达对天帝、神灵的崇拜、敬畏，也可以说是为了讨其欢心而逐步演化而产生的。故古人有“巫祝，歌舞以悦神”的记载及传统。巫祝是上古时能与天神相沟通，并传达圣意的执行者。他们不但在祭祀大典时起着掌管礼教的大权，而且还要研究天文星象，知阴阳消长，以指导国家的农牧、时事、生活和生产，同时治病救人，帮助百姓释疑解惑等。
根据有关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古时的巫祝在祭祀天地神灵时，所使用的乐器是极其简单的，诸如一些木器、石器、骨器等。只要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踏着有节奏的舞步，加之叩拜歌诵神灵功德，并表示世人的敬畏及诚意，冀望上帝垂怜、降福于人。
黄帝之时，曾于涿鹿大战蚩尤而平定天下，之后推算历法，教人养蚕织布，播种五谷，造文字、定干支、创音律等等。由此，音乐才逐步得以不断完善和提升。到了夏商时期，统治者把这一传统的‘礼乐’纳入到国家制定的‘六艺’当中，音乐、歌舞艺术遂成大兴局面。之后，不但祭祀大典用，军事上也用，甚至婚丧嫁娶统统配上了歌舞。帝王将相、士卿大夫们为了满足私欲，又纷纷把这些乐手、舞女设在了自己的深宫后院之内。东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淫逸骄奢之风盛行，社会动乱不堪，群雄纷起致使民不聊生。故《道德经》直指时弊：“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
道教于东汉正式形成教团组织后，吸收、承继并发挥了古代方士、巫士的诸如祈祷行禳之术以及音乐、歌舞等传统文化和艺术形式。当然，这些传统音乐、歌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经过了历代高道的创作、改编，最后才定型发展的。如古代歌舞（指上古时的巫舞）转型成为道场所使用的经韵道乐及坛场上的踏罡步斗等，就是北魏著名道士寇谦之天师（公元415年），制定的《云中音诵新科之诫》，所规定并改变的，其中还将历史上念经时的“直诵”方式，演变成了用音乐伴奏的“乐诵”方式。另据北周武帝时的道教经典《无上秘要》记载的《阳歌九章》和《阴歌六章》来看，说明至少在南北朝时期，道教坛场音乐中就已经有了诸多经韵并流传，而且还被细致的划分为“阳韵”和“阴韵”。
唐代，在我国历史上，无论政治体制、社会和谐稳定还是在科学科技创新，以及经济、文化发展等各个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传统艺术方面，由于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提倡，道教音乐在帝王将相们的直接参与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唐玄宗亲自御定的《霓裳羽衣曲》和《紫微八卦舞》等。同时道教也得到了很多文人雅士的信仰和喜好，写出了许多反映道教、道乐及诗歌，促使道教音乐与宫庭音乐相融汇。这些道乐、歌舞的产生，无疑为宋金时期道教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北宋时期，统治者对道教音乐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曾设云璈部主管道乐，不仅亲自为道教法事制声赞唱词，并采取措施积极推行道教音乐在全国各地的统一、规范，于政和年间（公元1111—1115），道教声赞谱集——《玉音法事》三卷问世，共辑录唐宋道曲50首。
金元之际，全真道音乐是在王重阳祖师创立全真教派之后，经过七真（即马钰、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谭处端、孙不二）等高道的艰苦、卓有成效的改革与创新，继承唐宋道乐传统，从本教派的教理、教义出发，继承、改编、创作，不断积累，逐步形成了以“全真正韵”为核心的全真道道乐体系。据《玉清乐引》记载，金大定元年，邱处机（邱祖）由胶西赴太清宫等道观传教、布道期间，曾对唐代道乐《三涂五苦颂》八首，进行了改编与创新，合成一首，并更名为《三涂颂》。孙不二（孙祖）则精心研究经韵琴曲，她在山东青岛崂山留下的琴曲，流传至今并被称为“孙谱”。
明代所传《大明御制玄教乐章》，收《醮坛赞咏乐章》、《玄天上帝乐章》、《洪恩灵济真君乐章》三部，在原有道乐的基础上，又收录道曲14首。至清代，在道教斋醮音乐中，这些曲目在全国各大道观中非常盛行。
（摘自《中华道学百问》，北京白云观李信军道长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