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宋连利 天津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191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中华民族崇尚诚信、耻贱伪诈的传统，以及诚信德目的道德内涵和道德要求，论述了诚信道德在为人、齐家、兴业、治国、天下安宁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以及对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借鉴、启迪价值。
关键词：诚信/传统/道德/价值
中华民族素有崇尚诚信，耻贱伪诈之传统。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在诚信道德思想学说的传播和熏陶下，逐渐形成一种诚实守信的道德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评价标准。挖掘、梳理传统诚信道德，批判地继承这一道德精神遗产，对当代社会生活和公民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启迪价值。
一、诚信的道德内涵及道德要求
诚信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两个德目，各有其义，又可互训。
诚，是指真诚不伪，诚信不欺，真实不妄，精诚不懈。诚还具有价值本源的意义，诚为一切道德原则和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本，如周敦颐讲：“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1]从这一点讲，诚比信具有更深一层的本体论的内涵。孟子早就说过：“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2]信，是指诚实无欺，说话算数，严守信用，兑现诺言。诚与信两个范畴又可互训，“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从言。”[3]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说，诚信就是诚实不欺，恪守信用。推而广之，诚信的道德要求就是心想、口言、身行的一致，即言为心声，言行相符。诚信还内含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如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4]“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5]蔡元培认为，信义者，实事求是，不以利害生死关系枉其道。
作为美德的诚信绝不是不分善恶、不问道义与非道义的诚信，符合善、道义的诚信才是真正的诚信。“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不从道，何以为信”[6]。春秋时期曾有“要盟不信”之说，即在受到要挟、威逼的情况下，被迫签订的屈辱盟约或许下的违心诺言，可以不履行，不兑现。同样的，在特定条件下，从善意出发的“不诚信”，用今人的话来说，所谓“善意的谎言”也是允许的，因为它并不违背道义。当然这是生活中的特例，并不是人须讲诚信的社会生活通则。
二、人无诚信不立
人无诚信则无以立足，行事则无以通达；人有诚信则可以立足，行事则可以通达。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往往把无诚信之人斥作“非人”，而加以鄙视和谴责。
中国古代先哲认为，诚信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道德标志，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7]他一生痛恨那些外仁内诈、面善骨恶、巧言令色、八面玲珑、欺世感人的伪君子，即“乡愿”，痛斥他们是“德之贼”[8]。孟子把修养诚信看做是做人应走的正道，“思诚者”是“人之道也”[9]古人云：“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10]不讲实话，不守信诺，就会有灾祸。王安石断言：“人无信不立。”[11]诚信是做人的道德支柱，无此便无以立足。朱熹把忠诚、讲信义看做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无此就谈不上做人之道。“人道惟在忠信……人若不忠信，如木之无本，水之无源，更有甚的一身都空了。”[12]陆九渊则把诚信看做是人区别于动物，人之所以为人的标识，他痛骂那些不讲忠信的人“人而不忠信，何以异于禽兽者乎?”[13]北齐刘昼则用史实揭示丧失诚信就会祸殃自身，其中提到秦之商鞅因“贪诈伪之小功，弃诚信之大义”，“及惠王即位，疑其行诈，遂车裂于市”[14]，带来杀身之祸，为天下所笑。
中国古代先哲认为，诚信是行事通达的凭证，人无诚信便行事不通达。孔子认为，人不讲信用是不可行的，好比大车没有安横木的輗，小车没有安横木的輗，是不能行走的。“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15]在他看来，人若有信，行为恭敬，即使身处蛮貊之邦也可行得通，反之，即使在家乡州里也行不通。墨子也强调，人说话必须守信用，言行一致，说到就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16]。刘昼把讲信用看做是行动的基础和根本，“人非行无以成，行非信无以立”，“欲立行而不知立信，犹无楫而行舟也”[17]，行而无信，那是行不通的。
传统诚信美德是一面历史明镜，对于今人有借鉴、警示价值。作为中国公民应以史为鉴，要诚实守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在德国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到各大小公司应聘，其他条件都合格，惟独在个人信用卡上有两次地铁逃票记录，终未被录用。[18]这是人无诚信行不通的现代佐证。而那些惯于弄虚作假搞坑蒙拐骗的人，他们最终要受到制裁，落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一切诈伪之徒只能得逞于一时，而不能得逞于一世。
三、家无诚信不和睦
中国传统道德认为，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基石，若使家庭关系和睦稳定，夫妻间就要恪守诚信。
中国传统道德要求夫妻关系应当长久稳定。“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19]男女双方一旦结为夫妻，就逐渐超越了生理性欲和传宗接代的需要，就有了精神的交流，情感的交融，性情的磨合，就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应尽的道德义务和应负的道德责任，夫妻关系就应当是长久的、和谐的、稳定的。“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性，所以附远厚别也。币必诚，辞无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妇德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20]《礼记》的作者提倡“夫死不嫁”的片面贞操观，自然是极不合理的，然而其强调男女结为夫妇，犹如天地合而生就万物那样，具有神圣性，隆重的婚礼是夫妇情感和意志坚贞的象征，夫妇一生都要诚心诚意，守信不欺，则是符合人类善良的心愿的。而强调诚信道德对夫妇关系和睦与稳定的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
古人云：“贫贱之交不可弃，糟糠之妻不下堂。”诚信对夫妇双方有同等的要求，夫妇之间要互帮互助、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和和睦睦、白头偕老。在历史上，夫妻间恪守诚信，互敬互爱的动人故事不胜枚举。如众所周知的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亮有妻黄氏”，“发黄面黑，才能独优，亮不嫌丑陋”。[21]他将别人讥笑置之度外，与妻以诚相待，相敬如宾，诸葛亮的功绩与妻子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二人堪称夫妇诚信之楷模。
夫妻间若不讲诚信，家庭就不会和睦。魏晋傅玄说：“夫不信以遇妇，妇不信以承夫”，则“夫妇相疑于室矣”[22]。陆九渊说：“夫妇不立于忠信则乖。”[23]魏征说：“夫妇有恩矣，不诚则离。”[24]这就是说，夫妇间不讲诚信，就会互相猜疑，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直至家庭破裂。
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兄弟关系等离开诚信也不会和睦。“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25]“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则“父子相疑于家”[26]，“兄弟而不主忠信则伤”[27]。
今观国人，婚变率上升，这固然反映了社会的开放与进步，人们更加关注婚姻质量，追求美满感情生活，若感情确实破裂，难以为继，只好中止婚姻，理性地说，这对当事者双方都有益。然而，也不排除某些人“富贵思淫逸”，纵欲享乐主义膨胀，个人利己主义泛滥，金钱至上主义肆虐，于是“包二奶”、“包二爷”、卖淫嫖娼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他们背叛了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丢弃了诚信道德以及应尽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此外，子女不赡养老人、兄弟反目等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也与丢掉诚信道德有关。因此，重温传统家庭诚信美德，对于家庭和睦稳定，不无借鉴价值。
四、业无诚信不兴旺
中华传统道德认为，诚信是从事商业乃至各行各业兴旺发达的道德保证，是无价之宝。
谋取正当利益，无可非议，然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靠诈伪等歪门邪道谋利。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28]，“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9]管子后学说：“非诚贾不得食于贾。”[30]意指不讲诚信的商人不能从事商业，以商谋生。古人还说：“允哉允哉，以言非言则百事不满也。”[31]不讲诚信则不会有百事百业的兴旺发达。
以诚信为本，才会事业有成。荀子看到了诚信可促使商业兴旺、国家繁荣的作用，他说：“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32]我国历代都有一些著名的廉贾、义商。例如，徽州商人以“信义服人”，使“营谋渐裕”[33]，由于他们“以忠诚立质，长厚摄心，以礼接人，以义应事，故人乐与之游，而业日隆隆起也”[34]，在明代已发展到“商贾之称雄者，江南则称徽州”[35]的辉煌地步，至清代前期，其事业达到高峰，活动范围竟远涉外洋。
中华传统商业“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诚信美德，虽然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但即便在今天，也不失为一块不可多得的无价之宝，它对建立、健全、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在WTO框架下参与国际贸易竞争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我国具有333年历史的同仁堂集团公司，是一家闻名的老字号药店，它十分注重诚信，把讲信用保证药物质量作为最重要的经营理念和道德规范。同仁堂下属各药厂和药店都挂着丙寅仲夏年间所题的一副对联，上联是“炮制虽繁从不敢省人工”，下联是“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他们严把进药关，认货不认人，使假劣药材混进成为不可能，不管市场多变幻，始终抓住“德、诚、信”不放，迄今已发展为拥有3]亿多元资产的大型国有企业，名列全国中药企业之首。山东海尔集团，以诚信为本，坚守产品质量、售后服务不打折的承诺，赢得了良好信誉这一无形资产，在其74亿元的总资产中，其无形资产就高达36亿元，现在他们正把市场由国内推至国外，与洋品牌一争高低，下一个目标是在2005年进入世界500强。到过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人都知道，中国的轻工产品极受欢迎，就因为这些产品价廉物美。中国产自行车货真价实，其性能价格比优势在全球遥遥领先，目前出口量占全球自行车的贸易量已超过60％。无数事实证明，继承、弘扬传统诚信美德，事业就会兴旺发达。
事实也不断证明，“祸莫大于无信”，不讲诚信，事业就会萎缩衰败。媒体披露，近年来，知名合资企业南京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因用过期馅料做月饼等糕点，欺骗消费者，结果信誉扫地，企业经营陷入低谷。2002年春节刚过，即向南京市中级法院提出破产申请。人们说，这是自己毁了自己。我国是羽绒服第一出口大国，俄罗斯最需要它。然而有些羽绒制品里面全是飞丝、粉碎毛或发霉发臭的羽绒，引发了俄罗斯城市焚烧中国羽绒服事件。在那里，经常会看到“本店没有中国货”的招牌。国际羽协针对上述质量问题向中国有关方面提出强烈抗议，并提出警告：中国羽绒再这样下去就要禁止出口。1993年以前，我国出口俄罗斯羽毛羽绒制品曾达2亿美元，而据2000年海关统计已不足700万美元。为了扩大中俄双边贸易，中国政府作了很多努力，但重建信誉并非易事。可见，违背诚信传统，教训是沉重的。
自经济体制转轨以来，由于利益驱动和体制、法制尚未健全等诸多原因，中华大地刮起了一股假冒伪劣、掺杂使假、坑蒙拐骗、弄虚作假、虚假浮夸的歪风邪气。假烟、假酒、假药、假化肥、假种子、假警察、假人才、假文凭、假账、假数字、假广告、假币、有毒大米、黑心棉等等不一而足。这类似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曾经出现过的状况，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严重地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人民的正常生活。我们身边许多人都有过上当受骗的经历，社会信任度大打折扣，传统诚信道德遭到了严重的亵渎、挑战与冲击。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社会道德生活和民众交往的主流是讲诚信的，党和政府在大力倡导和进行社会信誉建设。但不能忽视问题的严重性。
今年是中国正式加入WTO的第一年，WTO规则就是市场经济规则、法制经济规则、契约经济规则、信用经济规则。无信用保证，就很难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就会付出惨重代价，甚至会一败涂地。因此，我们要大力加强诚信道德教育和有关法制建设，在全社会尽快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和健全企业、单位和个人信用制度和失信约束惩罚机制。若有不诚信记录，别人就不会再与你合作，从而受到终身从业警戒。
五、国无诚信不稳定
古人认为，能否立信，能否取信于民，是关系到国家政权能否稳定乃至兴衰存亡的大问题。
古人很看重诚信对于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作用。晋文公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36]他看到了信德对国家稳定和庇护民众的宝贵作用。晋国的士燮说：“君命无贰，失信不立。”[37]如果统治者说话不算数，失去信用，就站不住脚。荀子用正反两方面的史实阐明了是否讲诚信与国家政权兴衰存亡的关系。他说：“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大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大乱。”[38]“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而不讲诚信，“内则不惮诈其民”，“外则不惮诈其子”，“上诈其下，下诈其上”，“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是也”[39]。孔子深刻论述了取信于民对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作用。“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40]孔子的这一主张，后来虽然受到王充等人的诘问质疑，但他指出了取信于民与国家政权存亡的重要关联，不失为历史经验的有益总结，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国家政权之所以能立得住，是因为有民众出力支持，而民众之所以愿出力支持，是因为得到了民众的信任，“信则民任焉”[41]。子夏又发挥为“君子信而后劳其民”[42]。
古人还特别重视在信德方面统治者的表率作用。孔子曰：“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43]唐朝吴兢说：“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44]反之，则后患无穷。正如东汉荀悦所说，“行诈于官，而矜实于民”，“怨之本也”，“谓理之源斯绝矣”[45]。傅玄也说：“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随之，是以日夜见灾也。周幽以诡烽灭国，齐襄以瓜时致杀，非其显乎!故祸莫大于无信。”[46]他以周幽王、齐襄公因诈伪失信而国破人亡的史实，指出了统治者不以身作则讲诚信的危害、祸患。
总之，立诚信，取信于民，国家政权就会稳定、强国、发展，否则就会衰败以至灭亡。这条历史经验或者说历史规律是值得重视的，它对今日人民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建设仍具有借鉴、启迪价值。
六、世无诚信不安宁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不仅要把国家治理好，而且要使天下太平。这就要求国与国之间以诚信相交，只有这样，才会带来天下安宁、和平与团结，反之则失去安宁、和平与团结。
管子后学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结也。”[47]诚信是天下人团结一致的保证。庄子主张：“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48]国家间的交往，近的就必须以信任相亲近，远的就必须以语言表达忠诚。在荀子看来，一个国家，对内，政令既已颁布，虽说已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也不欺骗它的民众；对外，盟约已经签订，虽然已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也不欺骗它的盟友。如此讲信用，就会兵力强大，城防坚固，敌国不敢来犯，从而就会保住和平与安宁，反之，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49]，即遭到敌国轻视和盟国怀疑，从而带来不安宁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争霸混战，不得安宁。每个国家为了生存发展，都要联合一些友好国家结成同盟，讲信用守盟约尤显重要。国家之间的正常往来，需要信德来规范与维系。春秋时期小国郑国处于大国晋、楚之间，大臣子展认为应与友好的晋国讲信修睦，而对于敌国楚国的入侵则要严阵以守。他说：“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晋。”[50]在他看来，处理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必须讲求信用，特别是弱小国家若失信，就会被大国作为借口，遭攻伐而亡国。大国也愿意寻衅滋事以诱发小国失信，为出兵侵占小国找借口。中国历朝历代与周边少数民族部落相邻，彼此间建立信用关系更显重要，华夏各民族的讲信修睦、团结友善，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和基本保证。司马光对“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51]予以肯定，是有道理的。
自然古人讲的天下与我们今天讲的天下不是一个含义，但古人向往的天下安宁，以及靠讲信修睦达致天下安宁，则仍然是很有价值的。综观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世界大战虽有可能避免，但局部地区战乱不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横行，恐怖主义肆虐，世界并不安宁。这固然有诸多深层次原因，但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某些国家、某些政治势力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不惜背信弃义，抛弃承诺，食言自肥，乃至欺骗讹诈成性。在当今世界，国际交往空前频繁、密切，国际有识之士呼吁建立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之际，瞩目于中华民族的诚信美德，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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