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民族和解对我国调处民族关系的启示

编者按：

　　全世界都存在着相似或者不同的民族问题，民族主义、民族认同、民族关系等一直是普世性的研究课题。在全球化的今天，处理我国民族问题，不仅需要汲取过去的经验、创新民族工作方式，也需要借鉴国际上的有益经验。围绕国际民族问题，专家学者进行了哪些研究？据此又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处理提出了哪些可行性建议？从本期起，本栏目推出“国际民族问题研究”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和解”一词应用于民族政治领域，即为民族和解。上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的民族冲突与伤害，使得西方诸多学者深入研究化解民族冲突、实现民族和解这一课题且取得了一定成果。与此同时，我国关于民族和解的研究也日渐增多。本课题通过从学理上对民族和解进行概念界定、内涵分析、主体分类，并结合国外开展民族和解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这些理论与实践对我国调处民族关系的启示。

　　一、民族和解的概念界定、基本内涵、基本类型

　　1、概念界定

　　结合“和解”一词的内涵与外延，通过对收集到的关于“民族和解”使用情况的分析，本课题对“民族和解”做出如下界定：民族和解是从各民族的利益出发，以建立多民族国家内部和多民族世界平等和睦、共同发展的机制为目的，通过和平谈判、协商和一定的妥协等方式，来解决民族冲突的政治手段。民族和解是化解族际冲突、族类群体与国家之间冲突的重要方略，其价值取向是：从物质、精神上弥补受到损害的一方，并以此实现民族和睦。

　　2、基本内涵

　　“民族和解”在国家制度中的表现形式即为民族和解政策，即以和解精神为指导，将和解原则运用于解决民族纠纷和民族冲突的事务中。当前，学术界关于民族和解的意涵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和解是真相、宽恕、正义、和平等理念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和解是宽恕过去，并创造和解文化的过程；和解是政治和谈，更是社会合作的互动过程。民族和解是一个民族政治概念，又是一种化解民族冲突的策略和实践。

　　民族和解具有目的性、过程性、深刻性和可逆转性的特点。分析这些特点，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民族和解的过程，是找到允许不同族类群体憧憬未来生活方式的过程，是族际关系改善和重建的过程，是反思过去的冲突行为和消除敌对状态的长期而深刻的变化过程，是双方自愿而非强加的过程。民族和解对于化解民族矛盾、弥合族际关系创伤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具体发挥作用的舞台可以是国际的，也可以是国内的。

　　民族和解是心理层面、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综合工程，其中复杂地交织着尊严、权力、利益和共存等多种因素。民族冲突在主体、过程、原因、类型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民族和解的起点和路径就会有所不同。现有的民族和解实践通常依循以下路径：以施害方正视历史、反思过去为先导的心理和解；通过权力分享实现政治和解；以文化平等政策推进社会和解。

　　3、基本类型

　　根据民族和解的主体，可以将民族和解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和解，也可以说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国民彼此和解。以德国的忏悔与国家间的和解为例。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人在经历了很短的感情反复之后，对本民族在二战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有了比较客观和清醒的认识，表现出一种“道德的勇气”：联邦德国的历任总统和总理们在不同的场合，利用不同的时机代表德国人民进行反思，向受害者表示道歉和忏悔；德国对受害国进行经济补偿；将多处纳粹集中营遗址辟为纪念馆；在教科书中增加揭露法西斯罪行的内容。德国对战争的反思，最终换得了受害者的谅解。面对德国的忏悔，欧洲的受害者也进行了反思，即如何宽恕德国，并积极从过去的仇恨中走出来。

　　另一类是族际关系意义上的和解，是指族类群体之间的和解。以南非的经验与族际和解为例。长达300多年的制度性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在南非制造了深深的种族关系鸿沟。化解南非种族之间的历史恩怨、促进种族民族关系正常化，是一个异常艰巨的工程。1994 年，南非实行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全国大选，非洲人国民大会党获胜，曼德拉当选总统，新南非走上了民族和解的道路，其突出的特征就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取得了丰硕的果实。1995年，南非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采取“以大赦换真相”的方式，即那些违反人权的罪人要想逃避处罚，就要供述罪行的真相，确保这类罪行永远不会再次发生。同时，该委员会重视真相的目的还在于尊重受害者的苦难事实，使他们的痛苦和委屈得到聆听、确认和慰藉，这不仅恢复了受害者的名誉，更是对受害者尊严的维护和尊重。

　　二、国外民族和解的个案与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和解已成为国际民族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现象，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很多国家相继出现：从非洲的南非、卢旺达、塞拉利昂、苏丹、科特迪瓦，到美洲的加拿大、巴西、阿根廷、秘鲁、萨尔瓦多、智利、巴拿马、哥伦比亚，再到亚欧的泰国、缅甸、韩国、东帝汶、斯里兰卡、韩国、乌克兰，等等。尽管这些国家的真相与和解机构在名称上存在一些差异，但“真相”与“和解”的精神与道义都贯穿其中。这表明宽恕与悔罪的公共政治模式具有符合时代的道义基础。本文选取以下几个案例进行分析：

　　1、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1995年11月29日，南非政府宣布组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由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担任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是第一个大规模践行种族和解理念并付诸有效实施的族际和解组织。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南非的传统哲学为基础创立了化解族际冲突与敌意的新模式，通过受害者的倾诉、宽恕、谅解与施害者的道歉、自责，抛弃了单一的“有罪必罚”模式。该委员会是以宗教为连接载体的，大主教图图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宗教意义上的救赎与宽恕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该委员会开启了一个以宽恕化解矛盾、医治创伤的模式，被很多国家和地区仿效，具有深远的政治哲学意义和实践示范效应，对世界政治生态环境的改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2、卢旺达全国团结与和解委员会

　　卢旺达全国团结与和解委员会是卢旺达常设的医治族际冲突创伤、促进民族和解的组织，于1999年成立。面对卢旺达大屠杀中超大规模的人员死亡，卢旺达民族和解的难度可想而知。该委员会的重要举措是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采取司法审理的做法，以达到“有罪必罚”、恢复正义的目的。其采取的审理模式具有本土文化传统，体现了两个重要的功能：一是集体审理，辩对错；二是立足于每个社区，无形中进行了一次知真相、要正义的全社会教育。其中，“大罪必罚”体现了公正，“小罪赦免”并以社区服务的方式代罚体现了社会包容与接纳，这样的安排有助于赢得大多数人、慰抚大多人，达到和解的目的。此外，国际社会对卢旺达侵犯人权行为的调查、取消身份证上的民族标识等政策调整、建立种族屠杀纪念设施、发展经济等，都共同施力于民族和解，综合成效突显。

　　3、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加拿大建立的一个解决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制度遗留问题整体措施的一部分，成立于2008年。该委员会为印第安人寄宿制学校幸存者提供了一个能够最终讲述真相以及有人听他们讲真相的空间，是为历史负责，是恢复正义的必要形式。其中，施害方尊重被害者、真诚忏悔是达成和解意向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引致被害者后续包容、宽恕施害者的基础。加拿大政府的物质与精神补偿（国家道歉）以及心理创伤医治服务，体现了高水平的和解技术组合。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既为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供了大的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受害者的怨气，可见大的、宽松而民主的环境有利于萌生和解的动机与路径。

　　4、格林斯伯勒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美国的格林斯伯勒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为化解因种族歧视引发的格林斯伯勒事件后续矛盾而设立的和解组织，成立于2003年。该委员会以社区基层自治的方式，授权民选代表负责调查真相，组织和解活动，是自下而上的和解方式，而且推动了政府跟进参与当地的社会和解工程。该委员会的成功经验表明：实现和启动民族和解需要合适的时间与时机；社会整体宽松、包容的环境与文化有助于人们放弃前嫌，反思过去，承担责任。

　　三、和解理论与实践对我国调处民族关系的启示

　　和解通常发生在关系对立的群体之间，意味着两个或多个群体之间存在大范围的对立和敌意。从这一点上看，民族和解一词不太适用于我国当前的族际关系形势，但和解精神、和解范式可以应用于小范围的涉及民族关系的纠纷乃至涉及民族关系的群体事件中。

　　1、知真相，才会懂公正。

　　民族和解的基础是恢复正义，而恢复正义的基础是了解真相。从目前来看，我国涉及民族因素纠纷与群体事件的真相一般都来自于官方通报，而社会的反应通常是半信半疑，因为公众认为官方是对“选择性”信息的通报，事件背后的原因、过程、教训不得而知。而公众因为不知真相而不得知识和教训，甚至经常莫名其妙地重复造成事件。

　　坦率地讲，正是因为真相被“尘封”才造成了很多负面效应，猜测、误解、臆断随之发生，甚至引发极其恶劣的大事件。2013年的“切糕事件”成为第一例使社会大范围受教育的“好”坏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官方微博和地方电视台跟踪报道、网民的澄清和诉苦，悄然地普及了玛仁糖的知识，使人们了解到了特殊群体的生活境况和不当经营的原因。而来自新疆的流动商贩，也感受到了公众与公理的压力，不少人改变了原来的经营方式，转向烤馕、摊煎饼等正常多样经营。

　　因此，有关部门要敢于采用精心设计的社会讨论的方式，给目的和行为不当者施压，民族符号和标签不能随意成为个体或小团体获利的手段。邪者怕众，众能生理，真相应还给社会，公正、公平、公共约束力应成为不同民族成员自我教育、自我管束的社会形式。

　　2、宽容是一种社会和谐剂。

　　和解需要相互宽容、理解和尊重。狭隘的民族主义分子、极端宗教分子都是因为缺乏宽容而变得狭隘、极端。民族理解、民族信任、民族亲和的基础是相互宽容。

　　在1980年震动新疆的“高旭事件”中，乌拉太也夫同志、阿皮孜的母亲康巴尔汗、大阿訇买买提依明等人在那么复杂的环境中，将仇恨引领、转化为宽容，用宽容将仇人点化为亲人，震撼心灵，掏心见胆。诸如此类的超级正能量应该被传播、被诠释。在民众层面消除敌意、培植信任，情感疏通与感染的作用要高于政治动员和大讲道理。没有情感基础，政治动员和大讲道理就如沙上垒塔。

　　社会宽容还需要宽容文化的滋养，要让宽容成为社会风尚，可以通过个体的示范得以传扬，各民族有影响的人士、国家公务员、宗教人士、社会知名人士都应做践行宽容的示范者。

　　3、引领各民族实现文化自觉是长久的和解之径。

　　民族群体和宗教群体是自尊的，通过发挥主体的自主性实现自身群体文化自觉、反思不足、实现革新是必要的。培养文化包容与实现文化矫正，必须依靠文化自身的示范效应和引领效应影响相关群体，尤其是相关群体的青年知识分子。课题组通过访谈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两件事反响强烈：一是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有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女兵服役；二是驻港部队中也有维吾尔族女兵服役。同学们认为这是一种无尚的信任、荣光与自豪。此外，克里木、尼格买提、舞藏王朝、格桑德吉、白玛德吉、菊美多吉、星光大道上的少数民族优秀选手等，这些少数民族年轻人的偶像们对现代化文化的渲染效应不能小觑。此外，与人的生命最相关的医疗卫生服务普及也是促进信任与启智的最佳切入点。

　　4、民族事务治理应尽快从理念兑现为行动。

　　民族事务治理理念是在市场化、法制化、现代化、人性化等社会转型新特点的拓展与深化的进程中形成的，它具有开阔的实践前景，但同时又受到很多传统的、部门的、保守的观念的阻滞。从民族事务治理的主体方面而言，必须从当前以政府为主体向政府主导、专家咨询、社会升位、多头配合、共同参与转型，实现“民族事务人人做，民族事务处处做，民族事务时时做”。民族因素环节一旦被社会运行的各个单位、各个环节所重视，民族事务治理就会变得从容，有意无意的“上纲上线”就会成为过去。

　　5、接纳与包容是实现亲和的重要前提，也是一种预支的和解。

　　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的民族相对分区域而居住，社会处于涂尔干所说的机械团结状态。伴随着人口流动，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体流向社会成本相对低、当地民众综合素质也相对低的东中部中小城镇时，文化排斥、从业排斥与族类群体排斥就会交织在一起。在一些地方，不少基层政府对少数民族成员带来的新型民族问题不够重视，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采用鸵鸟战术，甚至基于短期政绩考虑饮鸩止渴，精心实施罔顾大局的“驱赶”、“挤压”战术，这是亟待检讨与整改的危险局面。从消除群体积怨的角度讲，包容与接纳就是消除纠纷、隔阂，是一种预支的和解。

　　6、民族理解很重要，也很需要。

　　是非性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育，要解决的是政治层面的问题，是高层位的公域规则植入。而在现实生活中，基于谋生、就业引发的民族接触和民族交往，属于生活层面、社会层面的私域空间，需要低层位的民族文化了解（包括风俗习惯、禁忌等）。因而，相关的民族知识储备是彼此理解、相互谅解的基础。

　　有了民族理解就能够理解民族感情，就会换位思考，以心换心，消融狭隘。从民族了解到民族理解、再到民族和解是逐步提升的关系。于此，民族理解教育应成为民族团结教育和民族政策教育的补充。民族理解教育是社会层面和个体化的民族身份、民族情感体验教育，它以生活化的民族常识、民族风情、民族禁忌等的相互了解为基础，能从人性关怀和平民生存的角度增进不同民族成员个体之间的彼此了解、亲近和亲和，是从社会底层消除认知分歧、文化歧视的基础。各种媒体的宣传、民间志愿者的活动、公共教育、公益活动都可成为实施民族理解教育的载体和依托。

　　课题负责人：严庆

　　课题组成员：程云凤关永富

　　王秀芝胡芮张建军

　　【本文为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从民族冲突到民族和解的国外案例研究》成果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