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所有活动，无非都是在处理三大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个人与外物的关系。而对这三大关系的正确处理，中国传统宗教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
大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首要问题。
早期人类自然知识的贫乏，面对大自然时不可避免地产生无限的敬畏心理。他们用类推的方式去解释自然——既然人有意识，那么自然也是如此，于是就出现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天有天神，地有地神，山有山神，水有水神，而天地山水又是这些神灵的依托。于是自然与神灵就是二位一体的关系，敬畏自然就是敬畏神灵，而敬畏神灵也就是敬畏自然。因此古人很早就对大自然举行祭祀活动：
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尚书·舜典》）
舜帝要祭祀上帝、六宗（天、地、春、夏、秋、冬）、山川和群神。这里的六宗和山川都属于自然，由此可见时人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敬畏自然神是中国原始宗教的主要内容之一。古人如此虔诚地祭祀山河，崇拜万物，客观上有利于对自然的保护。
人们敬畏自然，认为自然具有比人类更大的力量和智慧，于是就学习自然、效法自然。《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康德主张“人为自然立法”，老子则主张自然为人立法。两者观点相反，各有道理，但从中不难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古人更重自然，而西方人更重人事。佛教同样认为自然是人类最好的老师：
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祖堂集》卷三）
山河大地是真善知识，时常说法……不妨诸上座参取。（《五灯会元》卷十）
佛教认为，翠竹黄花，山河大地，无不蕴涵着真法妙道，人们完全可以拜自然为师。
在政治上，道教认为最好的政治是“无为而治”。《道德经》中的“无为而治”直接来自对天道的模仿：“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天下将自正。”（三十七章）天道无为而无不为，君主如能依此行事，国家自然将安定昌盛。
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是如此。佛教信徒牟子《理惑论》认为许多发明应归功于自然的启示：“转蓬漂而车轮成，木流而舟楫设，蜘蛛布而罗陈，鸟迹见而文字作。”人们看到蓬草在地上旋转，于是发明了车轮；看到木片在水上漂流，于是发明了舟船；看到蜘蛛结网，于是发明了捕鱼兽的网罟；看到鸟的足迹，于是发明了文字。
传统宗教在个人处世方面也没有忘记大自然这位老师。水是人们司空见惯的自然物，而古人就从这一自然物上学到了许多为人的道理：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道德经》八章）
道德高尚的人像水一样。水善于施利于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安居于低洼之地，所以说它的行为符合道的原则。
敬畏、效法自然的必然结果就是爱护自然。佛教爱护自然生灵的思想对世人产生极大影响，甚至连一些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不敢或不愿伤害一个小小的生灵。《东坡志林》卷二说：“陛下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违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有些读书人在此基础之上又有了新的发挥，不仅爱禽兽的生命，甚至还爱植物的生命：
（江泌）衣敝虱多，绵里置壁上。恐虱饥死，乃复置衣中……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叶而已。（《南史》卷七十三）
江泌只吃蔬菜的老叶，因为菜心看起来还有生机，是吃不得的。虽然人们无法彻底做到不杀生，但不可否认，佛教的这一主张多少有利于对自然万物的保护。
另外，佛道习惯把寺观建于山中，为了改善周边环境，他们客观上尽到了一定的保护山林的责任。《五灯会元》卷一记载：“五祖弘忍……先为破头山中栽松道者。”这说明古代宗教组织安排有专门植树人员。五代时衡山僧人玄泰专为保护山林而创作了《畲山谣》：
畲山儿，无所知，年年斫断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岳色，杉松利斧摧贞枝。灵禽野鹤无因依，白云回避青烟飞……年年斫罢仍再锄，千秋终是难复初。又道今年种不多，来年更斫当阳坡。国家寿岳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五灯会元》卷六）
《宋高僧传》对其创作原由有一介绍：当地百姓为了开荒种地，在衡山烧荒砍树，环境损坏十分严重。玄泰看到这种情况，就写了这首歌谣，结果远近传唱，最后被朝廷知道，于是下令禁止人们烧荒垦田，使衡山的山林得以保护。
道教也主张爱护自然万物。《南华真经·马蹄》说：“故至德之世……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在最理想的社会中，人与包括鸟兽、草木在内的天地万物是互不伤害、和平共处的。
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后，还必须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传统宗教对此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首先值得介绍的就是“神道设教”思想。
在普遍信仰鬼神的时代，一些思想家有意识地利用鬼神，称他们是人类行为的监督者，这就是所谓“神道设教”：“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周易·观卦·彖》）对于“神道设教”的良苦用心，《孔子集语·楚伐陈》记载：
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吾欲言死者无知也，恐不孝子孙弃而不葬也。”
孔子说：“我如果说人死后有知觉，就担心孝顺子孙为死去的长辈花钱过多而妨碍活人的生活；我如果说人死后没有知觉，又担心不孝的子孙连父母的尸体都不肯埋葬。”人死后有无灵魂，孔子并不在意弄清真相，而是立足于现实生活。
借上帝来管理属下，大概是件最为省心的事情。《墨子·明鬼下》说：“故鬼神之明，不可为幽间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鬼神对人的善恶明察秋毫，人无法逃避鬼神的赏罚。面对如此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灵，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当个好人。
神道设教的行为已经过时，然而回顾这一思想，对处理今天的宗教事务仍有借鉴意义。除了神道设教，古代宗教为了处理好人际关系，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原则。下面，我们择其要者予以介绍。
第一，反战。战争是人间罪孽，遏止战争是古人面临的一大课题。《道德经》三十章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为了减少战争，就要协调各国关系、加强彼此友谊：“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欲，大者宜为下。”（六十一章）在这段文字中，老子煞费苦心，目的就是要求大小国之间能够相互尊重，彼此共存。
第二，主张思想学派相互包容。在历史上，儒、释、道，特别是佛、道之间，有时会产生矛盾。但在有识之士看来，这些矛盾是次要的，而三教合一才是主要的。全真教就主张三教合一：
道冠儒履释袈裟，三教从来总一家。红莲白藕青荷叶，绿竹黄鞭紫笋芽。虽然形服难相似，其实根源本不差。（何道全《三教一源》）
莲花是红色的，莲藕是白色的，莲叶是青色的；竹子是绿色的，竹根是黄色的，竹笋是紫色的。它们的外形、颜色虽然不同，却是同根同源。儒生、道士、僧人的装束虽然不同，却也是一家。佛教也是如此看待三教。明代高僧祩宏《题三教图》说：
胡须秀才书一卷，白头老子丹一片，碧眼胡僧袒一肩，相看相聚还相恋……
当时提倡“三教合一”的人很多，甚至出现了“三一教”。明代林兆恩原本儒生，后出入道、佛，创立了“三一教”，使“三教合一”的理论主张具体外化为宗教组织，从而把“三教合一”的理论宣扬推向鼎盛。这种包容各种思想的主张无疑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第三，宽容与忍耐。《道德经》十五章认为最高的思想境界是如大海般无所不容——既容得好人、也容得坏人。当然，包容坏人不是最终目的，老子的最终目的是：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道德经》四十九章）
好人我善待他，坏人我也善待他，最后使大家都变成好人；诚实的人我相信他，不诚实的人我也相信他，最后使大家都变成诚实的人。老子是想通过宽容的态度去感化别人。在此基础上，老子提出“报怨以德”（《道德经》六十三章）的主张。
儒释道都提倡与宽容有联系的“忍”，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南华真经·让王》说“强力忍垢”，佛教更把“忍”视为成佛的条件之一。《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七说：“雪山有草，名为忍辱，牛若食者，则出醍醐。”佛教甚至把僧衣叫作“忍辱铠”：
浊劫恶世中，多有诸恐怖，恶鬼入其身，骂詈毁辱我。我等敬信佛，当著忍辱铠。（《法华经·劝持品》）
应该说，在处理人际关系内部矛盾时，宽容、忍耐的原则还是值得提倡的。
第四，要懂权变。所谓“权变”，就是在不违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所进行的灵活变通。“权变”的原则在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通玄真经·道德》说：
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权用也……故圣人论事之曲直，与之曲伸，无常仪表，祝则名君，溺则父，势使然也。
圣人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相应的变化，不固执一端。比如在祭神时可以直呼君主姓名，当父亲溺水时可以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拉上来。佛教也主张权实二教，“权”又叫“方便法门”，就是指在为世人说法时，要根据不同的根性，讲授不同的道理，而最终目的就是引导大众都能到达幸福的彼岸。这种权变行为在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大原则是必须的，但社会生活是那样的丰富，几条大原则根本无法应付复杂的现实，因此在不违背大原则的情况下，对所遇事件进行灵活处理，就显得非常重要。
第五，守柔谦让。在复杂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误会和摩擦难以避免。如何解决种种误会和摩擦呢？传统宗教认为最好办法就是“柔和”。老子提出了“柔弱胜刚强”（《道德经》三十六章）的主张。据说老子的守柔思想来自他的老师常枞：
（常枞）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枞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说苑·敬慎》）
常枞用柔软的舌头长存而坚硬的牙齿易亡来说明守柔的益处。与柔弱相类似的性格就是谦退。关于“谦”的好处，《周易·谦卦·彖》有一个哲学化的总结：
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后人把《周易》的这一思想总结为“一谦而四益”（《汉书·艺文志》），意思是，一个人一旦做到谦虚，天、地、鬼神、人都会赐福于他。
三、个人与外物的关系
古人说的“外物”含义宽泛，指一切个人之外的客观事物，如名利等。正确处理个人与外物的关系，是保证个人幸福和社会安定的前提。中国的传统宗教对此也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第一，淡泊名利。传统宗教把名利视为枷锁，认为只有打破名枷利锁，一个人才能获得身心自由。全真道士姬志真写道：
仆马车舟历险艰，区区名利两相关。细思本来图安稳，却使身心不暂闲。（《名利》）
博取名利本是为了过安稳日子，结果不少人却被名利闹得一刻也不得清净。《红楼梦》第一回说有一跛足道人，疯疯癫癫，麻鞋破衣，念道：“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权势何在？金钱何在？一切都将化为乌有。人的名利之心无法完全根除，但如果能淡薄一分，就能多一分自由。
第二，知足常乐。“满足”是幸福的基点，而这个基点在物质世界里难以找到，如果不进行适当心理调整，人的物质欲望永远无法满足。《道德经》四十六章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僧人祩宏《座右诗》也说：
草食胜空腹，茅堂过露居。人生解知足，烦恼一时除。
有蔬菜吃，胜过饿肚子；有茅屋住，胜过露天居住。人一旦懂得知足，一切烦恼就会消除。
知足是幸福的前提，贪得无厌者永远处于奔走经营之中，没有闲暇去享受生活。有人会问：如果人知足了，社会不就停滞不前了吗？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不知足是造物赋予人的天性，想靠说教去改变这一天性是不可能的。在人的欲火过于炽烈时，知足说教不过犹如泼向烈火的一盆凉水而已，只要能使火势稍有收敛，以免自焚和焚人就已是万幸了。
第三，不可过分相信个人对外物的判断。相信自己是必要的，但过分相信自己就会被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搞得心神不安：“（僧）夜行，踏着一物作声，谓是一虾蟆，腹中有子无数，惊悔不已。忽然睡着，梦见数百虾蟆来问索命，其僧深怀怖惧。及至天晓观之，乃一老茄耳。”（《古尊宿语录》卷三十二）一僧夜行踩着一个老茄子，湿漉漉的茄籽四溢，僧人自以为踩死了一只虾蟆，连虾蟆子也踩了出来。这样一来，害死的性命就多了，僧人为此噩梦连连，惊恐不已。谁知次日一看，原来不过是一个老茄子而已。
这是件小事，如果在大事上过分相信自己的判断，就会酿成大错。汉武帝晚年总怀疑别人以巫蛊害他，为此杀人数万。他还听信谗言，认为自己的儿子也在诅咒自己，于是杀了自己的太子。后来武帝醒悟，筑“思子宫”，并在太子死难处修“归来望思之台”。武帝过分相信自己的判断，害了别人，害了亲人，也害了自己。
第四，勘破死亡。死亡作为一种强加于人的外在规律，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不能勘破死亡，将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心境，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传统宗教又是如何化解死亡给人造成的心理压力的呢？
视死亡为休息。《冲虚至德真经·天瑞》记述了视死亡为休息的旷达看法：“人胥知生之乐，不知生之苦；知死之恶，未知死之息也。”《南华真经·大宗师》也说：“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既然生为劳苦，死为休息，自然就会得出死比生好的结论。《南华真经·至乐》说：“死……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死后没有一年四季的劳苦，自由自在，与天地同寿，即使在人间当国王，也比不上死后快乐。美化死亡的目的就是为了减轻死亡对自己所造成的心理压力。
物化思想。《南华真经》认为，人死之后，肉体会变成其他事物，这些事物死后再变成其他事物，如此生死交替，循环不已，这就叫“物化”。他还认为，人自以为当人最高贵、最快乐，其实，当你变成其他事物时，也许会感到比当人更快乐，因此，死亡并不可怕。《南华真经》的这一思想很类似今人说的“物质不灭”。
灵魂不死。传统宗教相信灵魂不死，这一信仰使他们面对死亡时为自己找回了不少勇气。道经《无能子·无忧》说：“人大恶者死也，形骸不摇而偃者也。夫形骸血肉耳目不能虚而灵，则非生之具也。故不待不摇而偃则曰死，方摇而趋本死矣。所以摇而趋者，凭于本不死者耳，非能自摇而趋者。形骸本死，则非今死，非今死，无死矣。死者，人之大恶也。无死可恶！”无能子以灵魂不死为理论基础，得出“无死可恶”的结论。佛教也主张灵魂不死，既然灵魂不死，那么死亡不过是永恒人生的一个阶段。智晖禅师临死前写了一首偈：
我有一间舍（比喻肉体），父母为修盖，住来八十年，近来觉损坏。早拟移别处，事涉有憎爱，待他摧毁时，彼此无妨碍。（《五灯会元》卷十三）
由于佛教持轮回观，所以他们认为死亡不过就是一次灵魂搬家，只是换一个吃饭的地方而已。
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人与外物这三者关系如同一个密不可分的网络，相互关联，相互牵扯。如能同时处理好这三者关系，就会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因此要想获得幸福生活，我们不能忽略其中的任何一环，而中国传统宗教在这三个方面都为我们留下了值得珍惜的精神财富。
（作者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