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科”除了喜欢在个体作坊的基础上，复制大工业生产项目，如飞机、潜水艇、火箭之外，还热衷于进行相对论、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等研究。无论机械制造还是理论研究，在个人爱好范围内都是可以理解并值得尊重的。但要进入科学殿堂，让专家来探讨其价值和推广前景，则需慎重对待。
当今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往往以数学为门槛，不但研究结果以数学公式来表达，整个思维逻辑也与数学高度相融。相对论的经典表述，是著名的“爱因斯坦方程式”。理工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看不懂这个公式，也不足为奇； 至于业余科学爱好者，理解起来自然更加困难了。做学问也好，学手艺也好，都有一个规律，叫“初学三年，天下通行；再学三年，寸步难行。”只有“初生牛犊不怕虎”，才敢开口丈量天之高、地之厚。
粗浅地讲，在基础研究领域，今天的科学家往往是这样工作的：发现一个现象，用已有的理论解释不了，就尝试提出新的理论。如果成功解释了这个现象，就会进一步按照数学公式的推导，提出应该还有什么未曾发现的现象存在。在理论指导下，研究者发现测量方法，并观察到理论预见的现象，那就证明理论的正确。某种意义上说，人类不是先看到现象，而是先由数学告诉我们现象在什么条件下存在，再通过观察而发现之。爱因斯坦在1915年提出引力波，科学家在2016年宣布发现引力波，大致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显然，如此严谨的推导和验证过程，不是业余爱好者凭借一腔热情和碎片化的知识，就足以应付过来的。既然如此，“民科”何以前赴后继挑战世界级难题，耗费精力、金钱和时间而在所不惜？这里有传统文化根子的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纯经验性的技术发明，无论在历法、工程、机械、炼丹(化学的原始形态)，还是水利等技术层面，先人都有世界级的发明创造，但遗憾的是没有形成能够得到数学支撑的理论成果。中国可以有“勾三股四玄五”，有方程求解，却没有公理式演绎体系。中国的数学传统素来以算数见长，但缺乏数学表达的理论成果，始终是传统创造发明的内伤。历史上大量发明创造的失传，与此有很大关系。经验成果难以得出更多、更高明的衍生成果，更与此有关。
在另一种倾向上，中国文化又过早地进入数字化思维，即“象数逻辑”，典型表现就是八卦推演——从天道到人事，都可以通过几个简单的符号化数字加以推断。但是，八卦运用的“阴阳”两个符号，即便视为“0”与“1”，也只是作为符号推演，而不是数学运算。它对世间事物的“掐算”，同“二进制”运算毫无相似之处。借“数”的形态，却并不在意事物间数量的关系，更不在意数量关系的形式特性，是中国“象数逻辑”的基本特征。因此，中国式数字化思维始终没能发展成数学思维，也没有形成严谨的、可以同经验证据相对应的逻辑思维。
这种传统文化根子对当今“民科”有着明显影响。5年前，电视节目中专家之所以“不尊重”郭英森，不给他完整介绍“成果”的机会，不是否定他的结论，而是从其选择的课题与其实际数学能力的差距上，就可以判定这样的结论。而如此研究取向和思维方法，不应该再通过大众传播途径影响更多的人。
值得庆幸的是，在“诺贝尔哥”事件中，有许多网友看出了“民科”与严谨科学研究的区别，认识到思维方式对创新的巨大影响。这足以说明，经过多年的教育普及，越来越多人接受了系统的科学训练，传统文化的内伤正在逐渐弱化。
(作者顾骏 为上海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