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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老子》女性观的形成及其现实意义------周琼


来源:湖南省道教协会    作者:周琼    发布时间:2016-03-18 23:24:51    阅读次数:1197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中庸之道,万事万物讲求和谐平衡。但在两性文化上,却有着较强的男尊女卑的观念。老子哲学则提倡男女平等,并对女性表现出了极大的尊崇。老子阴阳平衡、尚雌贵柔的思想,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样式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成为道教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为以后道教对女性的尊重、关怀和崇拜夯实了理论的土壤。这也是道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鲜明特色之一。早在半个多世纪前,著名学者吕思勉先生就曾指出:《老子》“全书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与后世贵男贱女者迥同”。牟钟鉴先生在其《老子的学说》中明确提出:“老子是自觉意识到男性智慧的弱点和重新发现女性智慧和品德的伟大作用的第一位哲学家,他正是由于着重提炼和发挥了女性之德,才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主阴哲学。”本文拟从老子哲学体系(含女性观)的形成、其女性观的基本理论和现实意义略做粗浅探讨。不当之处,恳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老子与《道德经》

 

 

  老子是春秋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也被道教尊奉为教主。他著有《老子》一书流传于世,该书后来被尊为《道德经》。

 

  《道德经》不过五千余言,然涵盖百业、言简意丰,通篇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是中国道教的圣典、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典,同时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在《道德经》中,老子将女性独特的智慧和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

 

 

  老子的生平,可做信史引用的是《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子列传》。文中记述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其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子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邛太傅,因家于齐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由于《史记》的记载不太确切,因此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讨论已久的传统命题,近代也曾出现过几次较大的学术争论和研究热潮,至今仍未能形成统一的看法。

 

 

  任继愈先生在《老子新译》(修订版)的绪论部分中,将各种分歧作了非常详细的系统归纳和分析。任先生认为,第一派以胡适、马叙伦、张煦、唐兰、郭沫若、张岱年、陈鼓应、吕振羽、高亨等人为代表,认为老子生于春秋末期,孔子曾向老子问过礼,老子曾任“周守藏室之史”,《老子》一书是老聃遗说的发挥,并非老聃的原创思想。第二派的代表有清代的汪中,近现代的王国维、梁启超、冯友兰、范文澜、罗根泽、侯外庐、杨荣国等。他们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人,《老子》成书也是在战国时期。第三派以顾颉刚、刘节等人为代表,认为今本《老子》一书“非一人之言,亦非一时之书”,成书在秦汉之间。

 

 

  任先生肯定了老子是春秋晚期的人,与孔子同时而略早,是孔子的老师;《道德经》五千言基本上是老子本人的著作,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愿望。他认为:“《老子》的成书,是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先秦的典籍很少由个人执笔写成,而是由各学派的门徒不断的发展、补充,经过若干年代才成为‘定本’。这一补充和发展的时间可以长达一二百年以至几百年。像《周易》的形成至少经过五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墨子》的《墨经》与墨翟的时代也有一百多年的间隔;《管子》一书,包含了从春秋到汉初的思想;《孙子兵法》也是长期集结成书的。此外,很少受到怀疑的《论语》、《荀子》、《韩非子》也都夹杂着汉儒所增补的材料,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孔、墨、韩、荀诸哲学家是他们的书的基本思想的奠基人。《老子》书也不应例外。我们不能因为其中发现个别地方有战国时代思想的一些迹象,就把全书的时代后移。”任先生的这些观点正是本文立论的依据。

 

 

  研究古籍,最重要的是得到确实可靠的版本。《道德经》一书距今已年代久远,而且在传抄、整理、翻印、后人注释等过程中难免出现错误,使古籍失去了原貌。本文虽不侧重研究《道德经》版本的校释、字意的训诂,但其版本的选择对研究老子女性观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故仍略作简述。

 

 

  由于历史的变迁,《道德经》一书在当前存在着两种版本系统:一种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道德经》系统,即唐宋以来流传下来的通行本;另—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德道经》系统,即以出土文物为依据的帛简本。就注家所依据的《老子》一书的版本而言,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当推东汉河上公注本和三国王弼注本。流传于世的通行本也以这两个注本为基础。河上公用简明的语句对《老子》加以注释,分81章,上篇《道经》37章,下篇《德经》44章,而且在每一章之前都按自己的理解为各章添加主题。该注本在我国民间十分流行。由王弼整理并注释的《老子》,只分81章,无章题名称,文字精炼流畅,历来为学者们推崇。20世纪70年代以来,老子古本出土最有价值的有两次。一次是1973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经专家整理研究,认为帛书《老子》有两种抄本。其中一种字体介于篆书和隶书之间,无避讳,名为甲种本;另一种用隶书抄写,避“邦”字,名为乙种本。乙种本“邦”作“国”,但不避惠帝刘盈、文帝刘恒讳。学者由此推测甲种本抄写在刘邦称帝之前,乙种本抄写在刘邦称帝之后。甲、乙本皆分两篇,不分章次。乙本基本完整,且上下篇末标出篇题《德》和《道》。乙种本用语,有的同甲种本,有的同今传本,属于甲种本向今传本衍化的过渡本。甲本文字脱落较多,虽无篇题,但篇次与乙本相同。

 

 

  另一次是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竹简本《老子》。整理的专家根据竹简字体、形制的不同,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组。其中,甲本侧重政治,乙本侧重修道,丙本侧重治国。三组字数的总和只有1666字,相当于帛书本的三分之一左右。章序与帛书本有较大出入,文字也有所不同,观点亦有差异。竹简《老子》出土于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楚墓中,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老子》文本。

 

 

  较之帛书本、竹简本而言,流传于世的通行本《道德经》文理通顺、内容清楚,更适合今人研读。本文采用的《道德经》原文是以王弼注本为依据的通行本,分81章。关于字句的解释,尽量引用历代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重在理解老子所要表达的思想主题。

 

 

 

  二、老子哲学体系形成的社会根源与文化渊源

 

 

  哲学是理性思维的产物,这种理性思维出自于人类对自身和周围世界即主体和客体的反思。但反思的方式却因人们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生活环境、文化教养等等不同而出现差异。老子思想的源流脉络,古文献缺乏记载,考古也未发现证据。但老子哲学体系的形成,显然不是骤然而起,应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受其民族、地域和个人经历的影响形成的。

 

  (一)社会根源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历史上真正的哲学家,都必然对自己所处时代的重大问题进行反思,提出独特见解,进而通过论证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即周平王元年至周敬王四十四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发生转变。在这个转型的过渡期,社会变革相当剧烈。周室衰微,周天子对诸侯、诸侯对卿大夫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都有着绝对权威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奠基于宗法基础上的分封制度和等级制度已趋于瓦解,各诸侯国为了发展本国势力,经常发动战争,向外开拓疆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最终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民不聊生。较之西周相对稳定平静的政治局面,这完全是一种乱世。后世史家常以“天下无道”、“礼崩乐坏”来概括春秋时期的总体特征。

 

 

  春秋时期也是中国哲学的创始时期。“西方学者站在世界史的角度指出类似中国的这个时间在希腊、印度、以色列几个地区曾经同时发生,共同构成人类精神现象学的一大奇异的景观,帕森斯称之为‘哲学的突破’,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期的文化创造’。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在周朝前期,学术专为贵族所有,官、师不分,王室的官吏既是官,也是学术的传授者。在这种官、师不分的情况下,只有官学没有私学,学术无法健康发展。春秋末期,随着周王室的解体,王官之学散裂,原来附属于王室的、掌握各门学术的官吏流落到民间的普通百姓之中,他们在民间以私人的身份开始讲学或传授技艺,学术和官职从此分离。随着春秋末期社会的变革,匡世济人成为了紧迫的时代课题。以儒、道、墨、法等为代表的诸子哲学从夏、商、周三代宗教的母体中孕育脱胎而出,玄远之思、高妙之论,最终都落到了处理人间事务上。

 

 

  老子的哲学体系形成于这一时期,其内容自然紧密与现实相联——不是脱离时代的纯学术,更非娱乐消遣,而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实际问题。

 

 

  (二)文化渊源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般来说,个体总会反映出一定民族或一定阶级等人群共同体的政治信仰、经济地位、文化素质等的共性。所以,老子哲学体系的形成也必然受其民族、地域文化的影响。

 

 

  考古资料、民俗学和神话学的研究都表明,上古时期的人类社会曾普遍存在过女性崇拜的文化现象。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生存条件极差,适应自然的能力很低,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儿童的死亡率相当高,人类的平均寿命和自然增长率很低,因而人口的增殖就成为了人类延续、氏族繁衍的重大问题。那时的人类对男性在繁衍后代中的作用缺乏认识。在人口增殖的迫切要求下,必然导致女性崇拜。上古母系社会虽然最终被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所代替,但女性崇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却没有绝迹,而是通过种种形式流传下来,并成为了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女性崇拜必然对老子女性观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根据《史记》的记载,老子的故里是“楚国苦县”,即今天的河南省鹿邑县,地跨黄河、淮河两大流域。一般认为,中华民族有两大文化体系。一是北方黄河流域的北方文化,包括邹鲁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二是南方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其下游有吴越文化,其上游有巴蜀文化。一般认为,老子的思想以荆楚文化为基础。这里所说的荆楚文化,不单指楚国的文化,也不完全是楚民族的文化,而是以楚国为中心的、江淮流域的南方文化系统。在这个区域,并非以男性独尊,相反,妇女的社会地位较中原诸国相对的要高。巫风也较中原诸国更盛。据我国古籍所载,楚人十分崇信鬼神。《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信巫鬼,重淫祀。”《周礼·春官·女巫》里记载:“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谓以香熏草药沐浴。”祓,指古代为除灾求福而举行的一种仪式;禊,指古代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清除不祥的祭祀。这句话意即在岁首、三月上巳等节令,女巫沐浴熏香,静默持斋、牲血涂身后,在宗庙、社坛、水边,举行的用歌舞娱神、并祈祷其降福禳灾的一种宗教活动。在《国语》第十八卷《楚语下》中,观射父回答楚昭王的提问时说:“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根据观射父对“觋”、“巫”的定义,“觋”是男性神职人员,“巫”是女性神职人员。“觋”、“巫”是在人与神处于无法沟通的情况下(“民神不杂”),作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介出现的。他们负责将神的意志传达给人类,也将人类的感受传达给神。他们精通天文、历法、历史、艺术、医药知识,还掌握了祈禳求福、驱邪去灾、预测丰歉、医治疾病等实际操作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执掌着当时的文化大权,其天资和智慧都要高于普通人(“民”)。因此,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说文解字》中记载着:“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可见,女巫还应有着较高的艺术表演才能。在女性崇拜的影响和尊崇女巫的南楚巫风浸染之下,老子形成了独具特质的女性观。

 

 

  一方面,曾为史官的经历使老子具备了丰富的知识;另一方面,春秋末期社会的大变革促使他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加之受到所处民族、地域文化的影响,老子充分运用全部知识对社会和自然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形成了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复杂性的哲学体系。

 

 

 

  三、老子女性观的基本理论

 

 

  老子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并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本原和变化,把“道”与个人生活和社会理想紧密相连,使中国哲学突破了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范围。关于“道”,老子在《道德经》中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这告诉我们,他所指的“道”具有特定的内涵和意义,与一般所言的普通之道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老子把“道”提升到了宇宙观的高度,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宇宙中一切事物、现象皆由“道”派生而成。他把“道”视为“天地根”,指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在老子看来,“道”混然而成,无声无形,先天地而存在,循环运行不息,是圆满和谐的整体,是产生天地万物之根本。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相对而存在的,而唯有“道”是独一无二的,所以“道”是“独立而不改”的。他又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这段话意指“道”是虚体的,无形无象,人们视而不见,触而不着,只能依赖于意识去感知它。虽然“道”是虚体的,但它并非一无所有,而是蕴含着物质世界的创造性因素。

 

 

  其次,老子指出了“道”是万物的本质:“大道泛兮,其可左右”,“道者,万物之奥”,意指“道”是万物深藏的本原,“道”的力量、作用犹如江海一样漫流四方,左右无阻,无所不在。

 

 

  再次,老子还把“道”概括为事物存在和变化的最普遍的原则和规律。老子构想了“道”创生天地万物的基本过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即“道”是独一无二的,“道”本身包含着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交而形成一种适匀的状态,万物就在这种状态中产生。万物背阴而向阳,并且在阴阳二气的互相激荡而成新的和谐体。这进一步表明了“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

 

 

  最后,老子指出“道”是万物的归宿:“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 在他看来,虚无是“道”的本体,但运用起来却是无穷无尽的。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从生长到死亡、再生长到再死亡,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都遵循着这个运动规律。老子希望人们能够了解、认识这个规律,并且把它应用到社会生活之中。

 

 

  可见,在老子看来,“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宇宙中的一切事物、现象,无不以“道”为规则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由此形成生生不息、变化无穷的和谐整体。“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老子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核心和逻辑起点。因而老子女性观的理论基础也是“道”。

(一)   对女性地位的肯定

 

  在《道德经》中,老子多次用“母”、“雌”、“牝”、“谷”、“阴”等表现女性性别的词语来借指“道”,充分展现了他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肯定。老子在《道德经》的开篇就提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老子还用“母”与“子”的关系来比喻 “道”和万物的关系:“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老子还强调:“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就是说,让万事万物生长繁殖,养育万物而不占为己有,滋养万物而不主宰它们,这就是最高尚的品德。

 

 

  (二)对女性美德的欣赏

 

 

  1、牝常以静胜牡

 

 

  通观《道德经》,可以发现老子特别推崇女性柔弱宁静的美德。在老子所处的时代里,由于人们之间互相争夺,使人际关系变非常紧张,故老子认为建立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要养成不争、守柔的品德。

 

 

  在自然界万事万物中,老子认为水德最近于“道”:“上善若水”。并以水为例,说明只有保持柔弱,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又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 在老子看来,水虽然表面上看来柔弱,但它能穿山透石,淹田毁舍,任何坚强的东西都阻止不了它,战胜不了它。

 

 

  老子进而把水与“雌”联系起来进行阐述,认为雌性(女性)的美德或本性与水一样,也是柔顺或柔和的:“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 老子认为明智的人应该是知雄守雌的,他虽然拥有坚强的实力,但应该抱守着柔弱的态度。当然,这里的柔弱是指一种性格品德、人生态度,而并非指某种实力。老子理想中的品德高尚者其言行也应类于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在老子看来,最完善的人格应该像水那样:一是柔,二是能够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三是有利于万物,却不与万物相争。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也是这样。老子甚至认为,逞强只会导致死亡,柔弱才是生命的法则:“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因为柔弱是“道”创生万物的功用:“弱者道之用。” 

 

  道是柔弱的,但“柔弱胜刚强”;道又是虚静的,但“静为躁君”, 躁要受静的支配。女性常以柔弱征服男性,却又以宁静谦和的态度居于男性之下,“守柔曰强”。

 

 

  2、大国者下流

 

 

  老子认为处理好个体间的关系应该做到守柔、不争;对待国际关系,也提出了类似的构想:“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老子针对当时兼并战争带来的痛苦,谈到了如何处理好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表达了他在国际关系上的政治主张。

 

 

  在老子看来,国与国之间能否和平相处,关键在于大国。所以他一再提出大国要谦下,不可以强大而凌辱、欺压、侵略小国。大国对小国谦下忍让,就可以取得小国的信赖;小国对大国谦下忍让,也可以被大国信任。所以,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如果想达到自己的目标,都要谦卑自处。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大国,更应该尊重小国,而不应该动辄以武力相威胁。这样,国家之间才能和平共处,进而求得在国际关系上的和谐稳定。   

 

  战争经常破坏人类社会的和谐。所以老子反复强调以道治国,坚决反对战争。老子认为,战争带给百姓的只有无穷的苦难:“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兵器是不祥的东西,有道的人都讨厌它,“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在咒诅战争的同时,也肯定了在迫不得已之时,还是应该用战争的方式奋起反抗:“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但老子同时仍强调,在获得胜利后也不要以兵力逞强,更不要随意地使用兵力杀人,应该抱守着“恬淡为上”态度。如果自以为了不起,那就是喜欢杀人。凡是喜欢杀人的人,就不可能得志于天下:“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他希望“天下有道”,国与国之间没有战争,这样就能太平安定。

 

 

 

  四、老子女性观的现实意义

 

 

  老子提倡“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认为人道、天道都要保持自然无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如能效法女性守柔的品德,便能互相尊重;同样,在处理人与自然界关系的问题上,如果人类不向大自然无穷尽地争夺资源,才“可以长久”,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局面。

 

  (一)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老子守柔、不争的思想,应是根据当时弱肉强食、持强凌弱的社会而设计的一种处世之道。因为过于强调退守,曾遭人曲解,也容易成为退缩不前的借口。但老子的倡导“柔弱不争”的原意并不是要人们自甘落后、消极无为,而是指用来调剂人际关系的原则,并且其中也充满了智慧的取胜之道:“柔之胜强,弱之胜刚” 、“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这样就能避免无谓的争斗,实现人们之间的和谐相处:“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二)积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工业文明带给人们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而老子相隔着几千年的岁月长河,竟然预见到了文明进程中科技出现的副作用:“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虽然老子不重技术的思想曾为人所诟病,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正是对先进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深刻反思。在老子看来,人类最大的祸害就是私心欲望:“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如果一个人欲壑难填,必然沉溺于对物质的拥有。一旦将物质欲望的满足作为人生的目标,会使人利令智昏,为满足贪欲不择手段,无疑会导致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甚至损人利己。小者,是人与人的矛盾;大者,是国与国的掠夺和战争。所以,老子把“俭”当作“三宝”之一:“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并由此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治人事天,莫若啬。”啬,有爱惜、节俭之意。可见老子不仅将“俭”这一美好品德视为个人修身处事和治理国家的原则,更是将其提高到了人与自然应该如何相处的高度。

 

  若人们能保持女性柔韧的品德、宁静的心态和不争的原则,小到家事的处理,大到国家的治理,都能够实现“则无不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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