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年间设立的道录司是明朝专门管理道教的国家机构，又设立神乐观负责国家祭祀，特别是其中唱礼、奏乐、舞蹈等部分，并管理一些民间祠庙。道教得以此为媒介正式进入国家体系。
朱元璋任用道士全面负责国家各种祭祀活动
神乐观设立之缘起是明太祖认为道士一心追求清净自然、超尘脱俗，“多孤处云居栖岩屋树，是则宜其修也，晨昏息心以去玄览，宵昼仰观俯察，以涤宿世之寃愆，措今生之善行”，既然道士专务清虚可以“蹑云衢而神游八极，往无不达交无不接”，故用道士为乐舞生并“专备大祀、宗庙、社稷、山川、孔子、及各山陵供祀之用”，全面负责祭典仪式。
神乐观建立之初设提点及知观各一名，以从六品的品阶隶属于太常寺，负责教授乐舞生演习道教礼仪和音乐，也常兼任太常寺协律郎等职位。洪武十五年 ( 1383 )五月神乐观升为正六品衙门，永乐年间增设一名知观，后于嘉靖三十七年( 1558) 裁撤。
神乐观道士的宗教活动由此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神乐观所主持的各方祀坛如“圜丘、方泽、祈谷、朝日、夕月、星宿、太庙、社稷、先农、孔子等”，坛祀礼仪都同时具有政治和宗教双重意义。作为政治体制序列中一份子的神乐观，乐舞生或太常寺官员的宗教身份与政治身份紧密相连，故明皇室时常派遣神乐观道士诰、祭山川神祇，甚至是代天子致祭泰山，神乐观道士的宗教活动由此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明代神乐观与正一道关系密切
明太祖整合道教，敕曰: “道凡二等，曰全真，曰正一”，宣告其它小派都需融入这两大宗才可以获得朝廷的合法保护，明代道教出现了北全真南正一的区域特点。神乐观位于江南正一道范围，主事道官大部分来自于龙虎山、茅山、武当山以及江苏、安徽等与正一道关系密切之地。
明朝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时，有300名乐舞生随驾进北京，以后明代神乐观常保持有乐舞生600名左右。到嘉靖时乐舞生总人数达2200名。
神乐观道士担负政治使命
一、代天子致祭泰山事
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广西龙州土官赵宗泰反叛，明太祖派都督杨文、副将军韩观领兵征讨，赵宗泰伏诛。平叛后明太祖特以神乐观道士乐本然、国子监生王济前往泰山致祭。洪武三十年神乐观道士朱铎如、监生高翕第二次代天子致祭泰山，依然是因为广西苗民的叛乱。
李希安乐舞生出身，官至礼部尚书并执掌太常寺。祭祀泰山是宣传天子的“恩威”，有很明确的政治意味。派遣神乐观道士致祭的原因可能与明皇室认为道士擅长礼仪且高道可以通神有关，均出于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其它由神乐观负责的祭祀活动的目的也不外如此。
二、“降甘露、出醴泉”及“超荐皇考”事
明成祖朱棣自“靖难”始就利用北方玄武等道教符号神话自己的合法性，待他登上皇位稳固政权之后，更以道教神异稳定民心。“皇帝服衮冕，秉大圭……有神人见( 现) 神乐观……忽不见……甘露降钟山，是日醴泉出。”
《露异部汇考》: “甘露者，神露之精也……王者德至于天和气感则甘露降于松柏。”
汉代王充《论衡·是应》引《尔雅》论“醴泉”: “《尔雅》又言: ‘甘露时降，万物以嘉，谓之醴泉。’醴泉乃谓甘露也。”可见“甘露”“醴泉”都是天降祥瑞，表示“上天”喜悦当政者，时政、国运昌盛，政道昌明。
朱棣“靖难”逼退建文帝而登上皇位，从永乐四年开始《明史》连续记载“天降甘露”，不外是朱棣利用神异证明其政权已获得来自于“上天”的合法认可。
永乐四年“降甘露”之后，朱棣召道士为超度明太祖举行金箓斋法，并连续七天莅临道场参与法事。“命道录司合天下道士，建坛于朝天宫、神乐观、洞神宫，蒇（chǎn）事（“蒇事”指事情办理完成）七日夜。”
金箓斋法属于灵宝斋法，与玉箓、黄箓等并称“三箓七品”。依《洞玄灵宝玄门大义》，金箓斋法可以“上消天灾，保镇帝王”，是道教用于增强国运保护皇室的斋法。
“追荐”即为“超荐”，是道教“济拔九幽”的法事。杨士奇的上表点出了朱棣以“追荐”“甘露”“醴泉”作为“上天”垂顾以及上承明太祖皇权合法性的用意: “洪惟皇帝陛下(朱棣) 以孝治天下，所以教化纪纲之道一遵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徳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成宪，天下万国之人承风乡化，熈熈然入于泰和之域矣。”朱棣也不讳此意，醴泉降临之后他说: “皇考圣灵在天，妙运神化，无处不著。兹显锡予福祉，用示永命。”
君臣一唱一和，朱棣利用道教法事展示自己“承天孝感”的目的已达到。
三、往祭天下神祇事
“洪武二十一年(1388) 六月( 明太祖) 遣神乐观道士解性初祭云南境内山川。”建文四年( 1402) 周玄初奉祭北极真武大帝。据刘永华统计，除上述祭祀活动外，在明宣德七年( 1432) 明廷尚“遣神乐观乐舞生赉香币诣各处，命有司祭历代帝王陵寝”，正统二年(1437)、正统七年( 1442)、正统十三年(1448)又派遣神乐观乐舞生祭祀山川河海之神及历代帝王陵寝，此后弘治朝、正德朝，嘉靖朝又数有祭祀。如嘉靖辛酉年( 1561) 秋遣乐舞生祭各帝王陵寝，又在陈州、郑州、巩县、宁远县等处分别令乐舞生致祭各处帝陵。可见神乐观道士代明廷往各地祭祀山川河岳是明代官方惯有做法。
高道云集神乐观 道士寻得“终南捷径”
鉴于道教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深刻影响，明太祖朱元璋对道教软硬兼施，一方面怀柔道教，利用其宗教话语增强明廷统治的合法性，以道教对人伦道德的提倡来作为稳定社会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对道教设立诸如收紧发放戒牒不许私度弟子等限制，更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下诏:“学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污教败行，为害甚大”，借以清整道教，可见明太祖对道教能用也能治。
明廷选任神乐观道官亦体现了朝廷对道教“用”的一面，之后历朝对神乐观的基本态度并未改变。
明朝廷对神乐观及道教的态度从客观上促发了道士请入神乐观的积极性。
神乐观建立之初明太祖就广征高道入职神乐观，洪武十八年(1385) 更向天下道观发出御令，请各地推荐有功有德的高道入京，响者如云，一时间神乐观云集了当时各地著名的高道( 如周玄真、蒋雷谷等)。
明廷对神乐观道官的重用使得道门把入职神乐观作为尊荣的象征。《故神乐观仙官傅公墓志》称: “十八年乙丑，有旨于龙虎、三茅、閤皂三山，选道行之士充神乐观提点，佥推公，应召赴京，上悦授格神郎五音都提点、正一仙官领神乐观事，勅礼部铸印 如六品，命掌之，仍依阶给俸。”傅公即傅同虚，慕羡之意溢于言表。神乐观成为道士借以升迁的“终南捷径”。
不能否认的是，在这些入职的道士中，既有以“出世心行入世事”的被誉为“道德清高”的高真大德，亦有被正史断为“妄佞”的“妖道”。
清乾隆八年（1743年）改神乐观名为为神乐所。乾隆十九年（1754年）定名为神乐署。
神乐观作为道教的政治舞台，反映的是道教特别是正一道为了生存，虽然经历着道教内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争夺，但依然围绕在精神人物的周围以面对皇室、言官、阉党、佛教等各方势力谋求发展的精神，使得有明一代成为道教生机在君主专制社会的最后勃兴。
入清之后虽然张天师向清廷上过“福瑞”表天命在清，奈何清廷主要信奉藏传佛教而对张天师并无特殊敬意。张天师未能在清廷获得崇信，在京“高道圈子”特别是依傍王权的正一道也就失去了标杆人物，无法在政教两界凝聚影响力，这无疑也是道教整体在清朝上层社会的影响力式微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