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的这段表述了毛泽东思想定义的文字强调了影响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三个要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共产党集体智慧。

　　但是，众所周知毛泽东和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都是在旧中国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鉴于中国五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浸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以及毛泽东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将能够为我们全面理解毛泽东思想同时也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影响

　　毛泽东8岁开始在韶山南岸私塾读书。学习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韶山故居现在还保存着他读过的《诗经》、《论语》等。据毛泽东自己回忆，他当时还读过《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杂书”。

　　1909年春到1910年春，毛泽东到乌龟井、东茅塘私塾继续求学，先后拜毛简臣、毛麓钟为师。这两个人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乡间大儒。

　　毛简臣(1848-1925年)，为毛泽东的房叔祖父。他是1881年二修《韶山毛氏族谱》的缮写和校阅以及1911年三修族谱的编修，曾经考取秀才，在在著名湘军将领左宗棠手下充当钱粮师爷，见识过祖国大西北风光和抵御英俄侵略军的壮烈场面。1909年毛泽东到毛简臣门下求学。毛简臣性情耿直，重节尚义，对学生要求极严，所教课文都要背诵，这一切对少年毛泽东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毛麓钟(1866-1921)是毛泽东的一位堂伯父，中过秀才，是韶山冲屈指可数的一位学子。1910年，16岁的毛泽东到毛麓钟办的东茅塘私塾读书。他十分仰慕毛麓钟的学识和为人，刻苦攻读，学识长进很快。毛麓钟对他格外看重，除了正常的教学外，还给他点读了《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辅导他阅读了《资治通鉴》、《孙子兵法》、《贞观政要》等关于“治乱兴衰之书”。在这里毛泽东打下了较全面的中国文史知识的基础。

　　毛泽东走出韶山之后，又遇到恩师和未来的岳父杨昌济。

　　杨昌济(1871.4.21——1920.1.17)，出身于诗书世家。杨昌济的高、曾祖父都是“太学生”，父亲杨书祥出身进士，做过前清国子监学录。杨昌济饱读诗书，潜心研究过宋明理学，又先后留学日本、英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他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1917年8月，在给同学和友人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写道：“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有人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等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城。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孔子的理想和学说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首先毛泽东以实现孔子在礼记中提出的大同世界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这又成为毛泽东后来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第二，毛泽东用历代大儒倡导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作为拯救民众的具体要求。第三，那时毛泽东习惯使用的是以君子自居，以救小人为己任的典型的儒家语言。

　　同年，毛泽东与同学萧子升在暑假期间到宁乡县拜访了一位隐居的刘翰林。据萧子升回忆，毛泽东当时在问答中讲：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这说明，毛泽东青年时期曾对《老子》一书下过很多功夫。

　　1918年6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杨昌济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正是在北大图书馆，受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60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的哲学。”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已经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国学基础深厚、向往大同社会的进步青年。

二、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虽然毛泽东在湖南时已是饱读诗书的青年学子，但他同当时的大多数进步青年一样，面对列强瓜分、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救不了中国，必须到西方寻求国家救亡振兴之道。毛泽东为此先后两次来到北京。1936年毛泽东会见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考资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虽然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缺陷，但他并没有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相反，他在实际工作和著述中大量引用儒家、道家和佛家经典。

　　在收录毛泽东建国前著作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中，毛泽东引用中国古典文献和文学作品多达约60处，其中孔孟等儒家经典著述约20处。

　　毛泽东曾经不止一次提倡研究孔子。1938年，他就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1973年5月，在谈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他又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

　　1936年12月，毛泽东写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其中谈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实行“战略退却”是必要的，要暂时放弃一些土地和城镇，就是引用《老子》第三十六章里“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句话的意思。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以抗日战争为例，说明矛盾转化的论点时，正是引用《老子》中的话来发挥的：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要“全面地看问题”，就得掌握辩证法，懂得“两点论”。这是毛泽东后来一再强调的观点。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但赞同老子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而且也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上发展了以老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内生的辩证的思想方法。

　　受笃信佛教的母亲的影响，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有慈悲情怀，也曾经研习过佛学思想。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也一直保持着对佛学的尊重。在毛泽东投身革命斗争的数十年历程中，他曾多次走访沿途的庙宇，与僧人亲切交谈。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更是与多位佛学大师，如********、班禅大师、赵朴初居士等经常交往，并留下许多佳话。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创造性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毛泽东思想中，最能够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精髓就在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方面中，实事求是作为一个成语，引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对刘德的评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刘德在汉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四月，以皇子的身份受封为河间王(今河北省献县)，他将其毕生精力投入了对中国文化古籍的收集与整理，对古文化宝贵遗产的保存和延续做出的巨大贡献。毛泽东将实事求是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方法，表明了毛泽东对刘德的认可。后来毛泽东在实事求是基础上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模式与明朝大儒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实践主义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显然与孟子提出以民为本的思想相一致，同时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所谓独立自主，强调的是要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主要依靠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来解决问题，这与孟子所强调的反求诸己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毛泽东一直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思想，这与恩师杨昌济的影响是分不可的。早在1913年，毛泽东所记的《讲堂录》中，就记录过杨昌济转述的王国维关于中国学术发展分期的观点：“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末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宗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宋元是也。”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优良文化的。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比后代困难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经。”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是比喻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引进和传播。

　　的确，通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缺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在帮助中华民族突破传统的认知障碍，学习西方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方法，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方面起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毛泽东青年时期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已经算作“饱学之士”了，但是他直到垂暮之年依然在研读中国历史上的优秀典籍和史料。在毛泽东居住了十年的中南海菊香书屋，共有藏书9万2千册。其中除了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外，几乎都是中国古代历史、哲学、随笔、文论、诗词、小说等。毛泽东在这些书籍中留有批注手迹的书籍多大1300余部。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曾全文通读4000余万字的《二十四史》，十多遍研读《资治通鉴》。1976年9月8日，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天，还让别人为他代读《容斋随笔》。毛泽东真正是我们活到老学到老的杰出楷模。

三、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

　　虽然毛泽东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对孔孟老庄及诸子百家均有所学习研究，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却并不是尊古复古、食古不化，也不是彻底否定、全盘西化，而是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辩证法的思想进行扬弃。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出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通过汇总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成果和相关历史人物的评价，归纳起来，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主要取决于三条标准：

　　(一)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

　　(二)是唯心主义世界观还是唯物主义世界观;

　　(三)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还是辩证法的思维方法;

　　例如，对于孔孟的儒学思想，毛泽东虽然也说过一些肯定的话，比如1943年他在一篇通信的批示中写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但总体上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是否定的。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我八岁起就厌恶儒家”，“我这个人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还写过“孔学名高实秕糠”的诗句，在晚年甚至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批林批孔运动。这当中虽然有诸多复杂的影响因素，但从本质上看，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始终认为孔子的阶级立场是奴隶主的，孔子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孔子的思维方法是形而上学的。这才是毛泽东否定孔孟学说的根本原因。

　　对于老子，虽然它也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也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但是，由于老子的《道德经》中表现出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老子第一次提出了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美丑、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智愚、巧拙、大小、多少、生死、胜败、攻守、进退、静躁、重轻等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概念，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矛盾转化方面，老子认为“反者道之动”，一切事物都是向相反方向转化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等例证，说明事物都会向它们的对立面转化。所有老子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毛泽东最看重的，而且批判地继承扬弃。

　　由于受母亲的影响，毛泽东青少年时是信佛并且也学习过佛经的。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虽然放弃了对佛教的信仰，但又一直对佛教抱以尊重和友好的态度。毛泽东1955年在同********谈话时在评价释迦牟尼时讲道：“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主张普渡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因此，你们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1959年，毛泽东在同班禅大师谈话时说道：“我不大懂佛经，但觉得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显然，阶级立场决定了毛泽东对释迦牟尼和六祖慧能的肯定。

结论

　　通过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影响的初步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二、历史地看，正如中国化的佛学已经成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将成为是发展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并且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

　　三、毛泽东思想为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是否有正确的阶级立场、世界观和思维方法是用毛泽东思想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标准，也是我们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式。”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深入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永远保持优秀文化基因至关重要。这应当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当前和今后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