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一个美丽的名字，一出春天的时间仪式，一段承平盛世的历史记忆;
我们在清明慎终追远，在和煦的春风中拥抱自然……
──题记
1.清明：数学分割产生的时间节点
在进入清明起源的讨论之前，我们得先区分一下作为节气的“清明”与作为节日的“清明节”两个概念。
节气“清明”只是一个时间提示。古人把一年365天平均划分出了24个时间节点，称为24节气，如果把立春排在第一，那么清明就是第五个时间节点。
节日“清明节”指的是被赋予了人文意义的时间仪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民俗节日，清明节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提示，在这一天，还要举行一些由人所规定的，与时间本身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民俗活动，比如扫墓、祭祖、踏青、戴柳之类。本来可以在3月，也可以在4月、5月的任意一天做的事，大家约定俗成地非要在清明节这天执行，这就是节日的游戏规则。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清明”，往往既指节气，也指节日，视乎谈话的具体语境。但当我们追溯其起源的时候，就不能不区分节气清明与节日清明了。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节气“清明”作为时间节点，是如何被发明的。比如，一年为什么要分成24节气，而不是25节气，或者26节气?
前历法时代的古人要从事渔猎或农事活动，一定要掌握季节的更替，大雁南飞意味着冬天的来临，燕子归来意味着春天的到来，布谷鸟叫了就得播种，其它如杨柳发芽、桃李花开，都预示着气候的变化，提醒人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如《淮南子·主术》：“蛤蟆鸣，燕降，而达路除道。昴中则收敛蓄积，伐薪木。”意思是说蛤蟆叫了，燕子来了，该去修整道路了;树木落叶的时候，就得准备伐木了。
但是，由于南北地域和气候条件的差异，各个地方的物候并不完全一样，如果仅以物候来确认时间，许多时候人们就无法进行时间交流。比如，祝英台叫梁山伯桃花开时到她家去提亲，结果，梁山伯家的桃花开得太迟，等他赶到祝家时，祝英台已经许给了马文才，于是，梁山伯被活活气死了。
为了统一时间，人们必须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时间参照系统。古人发现可以通过观察星象来认识季节变化。比如，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改变时，季节也随之发生变化，斗柄指向四个不同的方向，则分别对应着一年的四个季节。
更精确的测量来自对日影的记录。炎热的夏季，总是白天长黑夜短，可是到了寒冷的冬季，却是白天短黑夜长。冬天，正午影子最长的那一天，也正是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那一天，人们把这一天叫做冬至;相反，夏天，正午影子最短的那一天，也正是白天最长黑夜最短的那一天，人们把这一天叫做夏至。从冬至到夏至的转换中，有一天的白天与黑夜一样长，人们把它叫做春分;从夏至到冬至的转换中，也有一天是白天与黑夜一样长，人们把它叫做秋分。而春分、秋分正好卡在冬至和夏至的正中间。
据竺可桢考证，《尚书·尧典》中已经有了“二至”“二分”的记载，这就是最早的四个节气。由上述节气的测定方法可知，节气的确认，是直接依据对日影的测量，也即与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规律相关，所以说，节气是一种太阳历，也即我们俗话所说的“阳历”。
“至”和“分”之间大约间隔90天，把这四个90天一分为二，于是在二至二分的中间又分出了四个“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比如，在春分和夏至的中间点上这一天，就叫立夏。这样，总共就有了八个节气。这时，相邻两个节气之间大约间隔是45天。
这就有点麻烦了，45天不好再平分。如果是44天就好办多了，再平分，可以拆成16个节气，平均间隔22天，还可再平分，拆成32节气，平均间隔11天。可现在的实际间隔是45天，那怎么办呢?没法平分，只好三分。于是在春分和立夏之间又分出了“清明”和“谷雨”。这时，相邻两个节气之间，大约间隔15天。15天还可以再分为三个5天，每5天为“一候”，5是质数，不能再分了。所以，中国古代的太阳历中，“候”是最小的时间单位。
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节气是一种太阳历，是通过二生四，四生八，八生二十四的数学分割而产生的时间节点，清明就是这些节点中的一个。
上面我们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我们祖先却是经历了数千年才找到这一步的。等到24节气全部安排妥当的时候，时间已经指向了汉代。现存最早记录“清明”节气的是《淮南子·天文》：“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意思是说，春分之后15天，北斗星的斗柄指在乙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是清明到了。
那为什么这一天要叫“清明”而不是别的名字呢?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记录了一本已经失传的《岁时百问》上的一句话：“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亮，故谓之清明。”《三统历》也说：“清明者，谓物生清净明洁。”可见，古人是把清明当作清洁、明亮的简称。这真是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
2.清明节：文化节日对时间符号的让步
节气清明只是个时间节点，这个节点依据地球绕太阳运转规律而定，因此是各地通用的一种时间系统。但是，由于各地所处纬度与地势的不同，各地在清明这一天的气候条件是不一样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早已“清明时节雨纷纷”了，可黄河中上游以及北方地区依然还在对“春雨贵如油”的期盼之中，因此各地的农事活动并不一致，或者说，老天并没有赋予人们一致性行为的先天条件。
所谓节日，一定得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一致性行为纲领，大家不约而同地在这一天共同执行某一行为，这样才会具有特定的文化意义。否则，我把这一天当作团聚日，眼巴巴地赶回家，可你却把它当作踏青日，收拾东西出门去了，大家凑不到一块，玩不了集体游戏，那就和平日没有区别了。
节日之所以能够成为节日，就是因为大家约定俗成地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玩同一个游戏。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清明只是一个依靠数学分割而派生的时间节点，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化内涵。我们翻看唐代以前包括《荆楚岁时记》在内的各种岁时文献，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清明这一时间点上的节俗记载，这就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基本上是对的。
唐代以前，人们只是把清明当作一个记录时间的节点。古人创造了“清明”这么一个优美明亮的词汇，本意只是指春天到处，万物洁净清嘉，处处生机萌发，阳明之气已冉冉展开。但是，古人并没有为这一天制定什么特别的游戏规则，或者说，这一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化内涵，它位于春分后的第15天，和第16天第17天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到了唐代，清明这天却突然成了一个盛大的春天仪式。扫墓和踏青游春，几乎成为清明这一时间节点上的必修课程。清明由“气”转“节”，历千百年而不衰。
那么，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我们看看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寒食城东即事》“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绿蒲涵白芷。泾上人家凡几家，落花半落东家水。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诗题告诉我们，这是寒食节，可是，诗中却说，节日的种种活动，分明与清明和上巳无异。
寒食、上巳和清明挨得太近了，入晋以来，诗人就常常把这些节日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张华的《三月三日后园会诗》“暮春元日，阳气清明。祁祁甘雨，膏泽流盈。习习祥风，启滞导生;禽鸟逸豫，桑麻滋荣。纤条被绿，翠华含英。”诗中三月三(上巳)与清明并举。沈佺期《岭表逢寒食诗》“岭外逢寒食，春来不见饧;洛阳新甲子，何日是清明。”则是寒食与清明并举。
学者们一般认为，清明节俗是由清明吞并寒食节、上巳节两节的风俗而来。因为这两个节日都是古代的关于春天的文化节日，而他们又很不幸地刚好处在清明节气附近，我们知道，文化节日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的，可清明节气恰恰不是文化节日，它是由太阳运行和数学分割而产生的时间符号，是一种逻辑的产物，因而是不可变的。可变的文化节日不幸遇上了不可变的节气符号，结果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可变的文化节日让渡给了不可变的时间符号。
另外，清明的稳定性与它对于农业生产的指导意义也有很大关系。
几乎所有古老文化的国家，最初都是用阴历记时的。所谓阴历，也即月亮历。月亮盈亏朔望的周期非常直观明显，人们很自然就会把月亮绕地球一周(29天半)的时间设定为一个时间周期，也即中国农历中的“一个月”。但是，月亮绕地球12周(即12个月)只有354天，与地球绕太阳一周(即一年)的365天合不上，也就是“12个月”比“一年”要少11天。下一年如果照着上一年的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那就等于提前了11天，农民播种要是早播了11天，种子和秧苗就会全被冻死，这一年就别想吃饭了。所以，阴历是需要通过闰年闰月不断调整的时间系统，它不能直接用来指导农业生产。能够直接用来指导农业生产的，只能是阳历系统，而24节气正是中国的阳历系统。节气的农业功能决定了它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清明是不可能让步的。
那么，寒食节与上巳节又是怎么回事呢?
3.割股燔山：在历史与传说之间
许多习俗的起源是永远没有答案的。一种风俗，往往是逐渐逐渐形成的，早期的居民不知道自己的哪些行为会成为后世流行的风俗，他们不知道该记什么不该记什么;当某些事慢慢成为了习俗的时候，人们又会认为这是一些习以为常谁都知道的事，也不觉得有什么记录的必要。人们一般都只记录那些有悖生活常理的、奇异的、别人有兴趣知道的事件。所以说，只有当一个外地的文人来了，觉得此地的寒食节是一种特别的风俗，或者一个此地的文人跑到外地，意识到自己家乡的寒食节是一种特别的习俗，他们才会拿起笔来把那个特别的习俗记录下来。
寒食节的起源可能在汉代，也可能更早，因为没有被清楚地记录下来，当人们对它的起源感兴趣的时候，已经对这个节日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
宗懔《荆楚岁时记》是中国古代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一本岁时民俗专志，大约成书于公元500年后期。该书记录：清明前2天，或者冬至后105天，“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就是说，清明节前两天为寒食节，期间三天不能生火，必须准备些饴糖大麦粥之类的冷食。
隋代的杜公瞻在给该书做注时，引了《琴操》中的一则故事来解释寒食节的起源。
传说晋公子重耳带着介子推等人一起流亡国外，重耳饥饿乏食，介子推就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后来重耳回国做了国君，就是晋文公。晋文公给当年随行的部下论功行赏，大家都得到了很厚的赏赐，惟独介子推一个人什么也没得到。介子推非常怨恨，于是作了一首《龙蛇之歌》，然后就躲到绵山中隐居起来。晋文公听了《龙蛇之歌》后，猛然醒悟，马上派人去请他回来，可是介子推坚辞不就。晋文公就在绵山脚下放火烧山，他以为介子推为了逃避大火，就会出山，没想到介子推抱在一棵树上，被火烧死了。晋文公很难过，流着泪回去了，为了纪念介子推，号令百姓从此以后五月五日不得生火。
《琴操》是一部记录早期琴曲作品的专著，书中每首曲目都有一个背景故事，“介子焚死说”就是《龙蛇之歌》的背景故事。这些背景故事个个都有浓郁的传奇色彩，往往和史书有很大出入，所以《乐府解题》说：“《琴操》纪事好与本传相违。”也即《琴操》偏爱讲一些离奇古怪的东西。
杜公瞻列举了一批古代文献，如曹操的《明罚令》、陆翙的《邺中记》等，这些文献也都认为，寒食节禁火的习俗，是为了纪念子推而设。杜公瞻认为《琴操》把寒食节说成五月初五，与后来的寒食节期有异，这大概是流俗发生讹误所致。
虽然杜公瞻引了《琴操》的说法，但他自己却并不是很相信这种说法。杜公瞻追索正史，发现《左传》和《史记》中都提到了介子推“有功不受禄”的故事，却并没有说到介子推被烧死。
据《左传》记载，晋文公重掌鼎器之后，赏赐那些有功之臣，结果单单把介子推给忘了。介子推决心隐居，他埋怨说，晋文公之所以能重主晋国，是老天爷的安排，并不是那些追随者的功劳，那些要求赏赐的人，实在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我很难与这些人处在一起。介子推的母亲劝他不妨向晋文公申诉一下。介子推说，既然我看不起别人这么做，那我自己为什么还要效仿别人呢?他拒绝了母亲的建议。于是母子俩一起隐居起来，至死没有再现。晋文公派人去找他们，没有找着，就把绵上封给介子推作为庙产，以弥补其过失，兼以表彰善人。
从这段正史的记载看，绵上只是晋文公追赠给介子推的一份祭品，并不说明介子推就是隐居此处。《吕氏春秋》和《史记》谈到介子推的时候，也没有提及晋文公放火烧山。
不仅杜公瞻，自隋至清，对“割股燔山说”持怀疑态度的代有人在。顾炎武就在《日知录》中质疑说：“我们今天应当以《左传》为依据，割股燔山这样的事，不合常理，全都不可信。”
现代学者对此多有歧解。李亦园认为《琴操》是“割股燔山说”的始作俑者，可是裘锡圭却认为“割股燔山说”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流行了，因为早在《庄子·盗跖》中就说到此事：“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
杨琳不同意裘锡圭的看法，他认为《庄子·盗跖》不可靠。从先秦其它典籍都不提割股燔山一事来看，《盗跖》这篇文章可能是汉代人假造的，《史记》等信史都没有记录“割股燔山”这样重要的事件，说明当时还没有这一传说，或者虽然有，但流传不广。
杨琳认为，从文献的可靠性上来说，最早提出“介子焚死说”的是西汉末年刘向的《新序》，该书说介子推隐居之后，“晋文公等了很久，他也不肯出来，派人去找，也没找着，晋文公以为放火烧山可以把他逼出来，没想到这么着介子推也不出来，结果反把他给烧死在山上。”
尽管李亦园、裘锡圭和杨琳对“割股燔山说”的起始时间有不同看法，但都认为“割股燔山”是一个虚构的传说。
李亦园说：“我们可以看出今日民间所流传的寒食仪式与神话的关联，是经过若干阶段的发展而形成的，传说神话的出现应属较晚的事，而很明显的传说神话的出现是用来支持仪式的执行，因为像寒食这样的仪式，借熄火、冷食、再生火来象征季节的交替，这是一种非常抽象的仪式，对于一般百姓而言，恐怕无法了解其意义，而又要其切实执行，就必须要用一种他们可以懂的说法来作为支持，介子推传说的出现，就是要负起这任务。”
考虑到《左传》《吕氏春秋》《史记》等早期信史均未提及割股割肉、放火烧山之事，裘锡圭判断说：“介子割股食文公或‘割肉以续军粮’以及文公焚山烧死子推等事，实在出乎情理。这显然是为了解释寒食的起源而编造出来的。”
割股燔山故事是否后人编造出来的暂且不说，但若说这个故事是“为了”解释寒食的起源而编造出来的，我们很难同意。如果两件事的因果关系如此明显，故事只是个单纯的派生叙事，那么两件事应该从一开始就是成双成对出现的，可是，为什么早期记载的割股燔山故事都没有与寒食节扯在一起?
笔者更愿意相信，寒食节与割股燔山故事本来是彼此独立的、互不相干的两个事件，因为某种共通的因素，后人逐渐把两件事捏到了一块。正如屈原投汨罗江与端午赛龙舟本来也是互相独立的两个事件，后人逐渐把两件事给捏合成了一件事。我们不能因为用“屈原投江”解释了“端午赛龙舟”，就说屈原投江是为了解释赛龙舟而编造出来的。
也就是说，介子推传说是从众多已有的传说中逐步“被选拔出来”用以支持寒食节的叙事，而不是专门为了解释寒食起源而“特意编造”的叙事。也许两者刚开始走向一个阵营的时候还配合得不够细密，所以“好与本传相违”的《琴操》并没有把晋文公禁火的日期直接安到寒食节上，随便找了个五月五日先放着。四百多年后，《琴操》的地位已经逐渐老成了“古代文献”，杜公瞻不知情，这才堂而皇之地把它拉来作为寒食节的起源依据。
既然割股燔山说只是一种附加的传说，那么，寒食节的真正起源又该从何说起呢?
4.改火与寒食：关于火的新陈代谢
东晋的陆翙可能是最早对寒食禁火与介子推的关系产生怀疑的人，他在《邺中记》里提出说：“俗人以为介子推在五月五日烧死了，大家为了纪念他，就不举火温食，不是这样的。北方地区在五月五日照常饮食，到神庙祭祀，还相互赠送五色线、五色花，与介子推没什么关系。”
陆翙的逻辑有点问题，其它地区的人过不过寒食节，与这个地区的人寒食节是不是纪念介子推有什么关系呢?这只能说明有些地方过寒食节，而有些地方不过寒食节，不能用来说明寒食节与介子推没有关系。
这一点，杜公瞻比陆翙想得更深些，他推测寒食禁火可能是沿袭周代以来的旧制。他提出的证据是，在《周礼·司烜氏》中有这么一句：“每年仲春，官吏摇着木铎巡行，宣令禁止国人用火。”注书的人说：“这是因为春末要出火。”所以，他认为禁火应该视为自周代以来的老规矩。
顺便说一下，“禁火”和“出火”是古人对于万事万物“新陈代谢”的一种理解。古人认为，世界万物都和我们人一样是有生命的，也有生老病死，需要新陈代谢，所以，火烧久了要熄灭，重燃新火;水贮久了要洗掉，重装新水;国王老了也要换掉，重立新王。禁火之后重出新火就是一种辞旧迎新的过渡仪式。重生的新火如果是聚日光点燃的，称为“天火”或“明火”，如果是钻木或击石点燃的，称为“地火”或“国火”。
《周礼·司爟》中就已经提到了周代的改火习俗：“司爟掌管用火的政令，一年四季都要在全国改火，以解救疾患。春末的时候，司爟要把火生起来，老百姓也跟着这么做，到了秋末的时候，再把火收起来，老百姓也会跟着这么做。”郑司农进一步说明：“春天钻榆木和柳木取火，夏天钻枣木和杏木取火，夏末钻桑木和柘木取火，秋天钻柞木和楢木取火，冬天钻槐木和檀木取火。”
唐代李涪在《刊误》中沿袭了这一说法：“关于钻木改火这事，春榆夏枣秋柞冬槐，所以一年四季都要熄灭旧火，改用新火。自秦代以来，人们把这事简化了，只在春天举行改火仪式，具体时间是在寒食节之后。既然要生新火，就一定要先把旧火熄灭，现在人们还一边举着新火一边喊着：‘千万别与旧火相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后汉书·周举传》：“太原郡旧俗，因为介子推被烧死，所以有龙忌之禁。”唐人李贤解释“龙忌之禁”说：“龙，指的是二十八宿中的东方苍龙，处于木位，春天现于东方。心，则是苍龙七宿中的一宿，又名‘大火’，人们害怕这天的火太盛，就在这一天禁止用火。传说介子推就是这天被烧死的，所以禁火。”
为什么“龙”或“心”在“木位”的时候，人们就特别害怕呢?根据五行生克原理，木能生火，而“心”本身就是“大火”，大火处在木位时，火势更加强盛了。人们害怕天助火威，所以干脆人为地灭掉一切火种。
初春雨季来临之前，正是草木极枯之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周礼》强调说，“凡国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焉。”意思是，如果不小心引起火患，或者有人在野外烧荒，那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郑玄说，“火禁谓用火之处及备风燥。”又说，“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时而以戒。”可见，冬末春初禁火，至少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火灾的发生。
杨琳指出，“在古人看来，火灾是火神作祟的结果，因而将火禁跟大火星崇拜联系起来，把免除火灾的希望寄托在对大火星的敬畏、祈祷及顺应之中。”据高建国《云南灾害史》，广东连山瑶族地区有一种送火神节，节日傍晚，全村人集中在田野或沙洲上，盖一间禾草小屋，主祭后把草屋烧毁，以示送走火神，避免火灾发生。当天晚上家中不点灯，引路不能用火把。云南盈江一带景颇族每逢失火，都认为是火鬼作崇所致。为了防止再次失火，要在巫师主持下举行送火鬼仪式，届时各家要把火塘中的火弄熄，仅保留一根着火的木柴，由一人扛着在前奔跑，另一人持刀在后追赶，赶到村外把木柴投入污水塘，表示送走火鬼，然后人们再用原始锯竹取火法来重生新火。
如此看来，李贤的解释看起来也有点道理，所以后代有许多人把这个意思做进一步发挥。比如南宋罗泌《路史》说：“卯为心之明堂，心至是而火大壮，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卯在五行中属木，而心为大火，木与大火相遇，那当然是有危险的。
现代学者李玄伯也说：“每年重燃新火，即我国古代所谓‘改火’。钻燧改火每年都有的，因为改火，新者不与旧者相见，所以中须停若干时候。这停火的时间与改火的时间，各家各邦不一定相同，其中之一即寒食的起因。”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似乎没太在意。并不是什么人拿块木头都能钻出火来的，我们都曾见过木匠锯木、钻洞，却从未见到哪个木匠钻出火来，钻木取火不仅蕴含着速度、耐力、技巧，当然也宣示着出火者的权力与威势。所以，“新火”往往只能由领袖人物或国家权力机构来颁发。
据唐代《辇下岁时记》，长安城每到清明时节，尚食内园的后生小子要到殿前钻木取火，谁若先把火钻出来进献给皇上，就能得到绢三匹、金椀一口的奖励。新火出来之后，皇上会将新火赐予近臣以示宠幸。《岁时广记》称“唐朝于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顺阳气也。”韦庄《长安清明》“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说的就是这事。
这种由权力人物颁发新火的习俗直至近现代还能在西南少数民族流传着。云南沧源佤族每年改火的时候，各家都要一齐熄灭火塘中的旧火，同时由村寒头人用原始的锯竹取火法在自己家里锯出新火，然后，各家各户用一碗米到头人家取回火种。
在钻木取火的年代，家家户户一年到头都得留着火种。如果谁家的火种不小心熄灭了，一般来说，自己是没有能力钻出新火的，那就只能到邻居家去“借火”。《孟子·尽心上》就谈到过借火的问题：“老百姓没有水和火就不能生活，就算晚上到别人家去敲门借个火，也没有不给的。”
当然，上述对于“改火”与寒食的关系还只是一种合情推论。在没有找到更有力的反驳证据之前，这是目前可信度较高的一种推论。
有时候，材料越多，疑点也越多，问题也越复杂。更多的材料不仅没有支持“寒食改火说”，反而显露出一些疑点。比如说，早期的改火和禁火习俗是普遍存在的，可寒食习俗却只流行于个别地方。由此可见，改火与寒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5.太原：寒食习俗的发源地
当代学者陈泳超、杨琳、刘晓峰等人都注意到，从最早提到寒食的桓谭、周斐、曹操等人的文字来看，东汉时期的寒食习俗似乎只限于太原及附近地区。
东汉桓谭《新论》说：“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之推故也。”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只提到太原郡有寒食节，二是寒食节不在春季，而在隆冬。
三国周斐《汝南先贤传》说：“周举做并州刺史的时候，太原郡旧俗，因为介子推被烧死，所以有龙忌之禁，到了介子推被烧死的那个月，都说神灵不喜欢看见火，因此当地人每到仲冬，就寒食一个月，不敢用烟火做饭，一些老人和小孩不堪寒食，每年都死很多人。周举上任之后，到介子庙陈述民情，让那些愚昧的老百姓改回到温食状态中，于是风俗有了改观。”这里至少增加了一条新的信息，即在周举之前，寒食周期可以长达一月之久。《后汉书·郡国志》也说：“界山，介子推焚死之山，过去太原有寒食风俗。”
曹操曾经颁过一纸《明罚令》：“听说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105天都要绝火寒食，说是因为介子推。又说如有人不守寒食，就会导致雹雪之灾，却不想想还有那么多地方并不寒食。汉武帝时，京城的冰雹大得像马脑袋一样，难道也是因为没有寒食的原因吗?何况北方是冱寒之地，老小羸弱，如何承受得了寒冷的食物。此令下达之后，一律不得寒食。若有犯者，家长半年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停发一个月工资。”
最有意思的是《晋书》记载的一件事。后赵皇帝石勒(274-333年)在临漳建都之后，曾下令禁止寒食，没想到第二年就下了一场大冰雹，“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洿下丈余，行人禽兽死者万数，历太原、乐平、武乡、赵郡、广平、鉅鹿千余里，树木摧折，禾稼荡然。”朝廷为此举行了一次大讨论。徐光等人认为介子推是石勒的老乡、先贤，也是历代所尊，不应去得罪他。石勒也承认：“寒食既然是并州的旧风俗，我生长在那个地方，不应该漠视家乡的习俗。”黄门郎韦謏上书反驳说：“按照《春秋》的说法，是因为收藏冰块的方法不对，阴气发泄为冰雹。否则在介子推之前，天降冰雹又如何解释呢?这只是阴阳乖错所导致的现象罢了。”石勒听从了韦謏的意见，把藏冰室迁到一个更阴寒的地方，而并州地区的寒食习俗也恢复如初。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来，寒食习俗大约起于汉代，早期只有并州的太原有此习俗，时间大约在隆冬季节，寒食节期甚至长达一个月，后来周举做并州刺史时，认为这是陋俗，想移风易俗，但他的努力只是使节期缩短了，而寒食习俗的地域传播却更广泛了。到三国曹操的时候，寒食习俗已经扩散到了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四郡，节期也从隆冬季节改到了冬至后的105天，基本上已经挨着清明节了。到了后赵石勒时期，寒食习俗已经扩散到了整个并州地区，石勒也曾一度禁止寒食，不料天公不作美，一场大冰雹反而让更多的人更坚定地信奉介子推以及寒食习俗了。所以陈泳超认为，“太原恰好位于并州中心，寒食节俗从太原发轫，自并州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趋向是显而易见的。”
按照《新论》和《汝南先贤传》的说法，介子推应该是在隆冬季节被烧死的，可是，按照《琴操》的说法，介子推是在五月五日被烧死的。其它还有说三月三日、三月五日的，或者挨着清明，或者挨着上巳、端午，不一而足。
问题还不止于此，传说介子推焚死的地方是在绵上，那为什么最早寒食的地区不是绵上而是太原呢?另外，周代禁火制度是面向全国的，为什么只有太原兴起了寒食的习俗呢?这里面显然遗失了许多信息，是我们无法推测的。
《艺文类聚》引了一则材料：“北方山戎人，寒食期间常以秋千为戏，为了练习轻巧敏捷。”宋代《事物纪原》也引了这则材料：“北方山戎人喜欢练习轻巧敏捷，每到寒食都要演练。后来中原地区的女子，用彩绳系在树架上，把它叫做秋千。有人说，秋千本是山戎人的游戏，自齐桓公北伐以后，就把这个游戏带回了中原地区。”
山戎人春秋时期就分布在太原一带，后来迁往河北无终山之后就改名无终。基于山戎与太原的这种地域关系，陈泳超提出假设说：也许山戎人取火比较困难，常常面临无火冷食的困境，随着山戎人与太原居民的逐渐融合，出于历史记忆，人们渐渐地把寒食当成了一个象征性的节日。依据这一假设，“周举所遇的寒食，尚是山戎寒食(非节日)与后世流行的寒食节之间的过渡形态，它还没有广泛地为汉人所接受。周举出于健康考虑，将当时的寒食改为三日，后来很可能为了适应汉俗，逐渐将寒食与周制禁火合并起来了，于是寒食的时间也从冬中移到了春中。”
考虑到汉代的寒食习俗只流行在山西一带，刘晓峰又提出一种“星辰信仰说”：
按照古代中国人的观念，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州郡是有对应关系的，古人称之为“分野说”，按照此说，与山西相对应的星辰是主水的参星。关于参星，《左传》记载了一个著名的传说。从前古帝高辛氏有两个孩子，一个叫阙伯，一个叫实沉，这两孩子互相合不来，见面总打架，后来高辛氏就把阙伯迁到商丘，主管辰星，把实沉迁到大夏，主管参星，并让他们永世不相见，所以参和商是水火不兼容的。杜甫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说的就是这事，天文学上，商与参两星因为位置上的关系，一般不会同时出现在天上。
古代的商、辰，以及大火，指的都是心宿，与参星是死对头，而参星是晋的守护神，所以，当大火星发生变动的时候，晋人做出一些过激的反应是很正常的。当大火星入春一天天变盛的时候，山西人比任何地方的人都更畏惧，而汉代正是“天人感应”思想最盛行的时代，于是，山西人采取了断火寒食的手段，来削弱“大火”的影响，以增强自己属水的参星的力量。
6.扫墓：悲欢交集的祭祀仪式
扫墓是一种礼制，可是，早期的祭祀礼仪中并没有墓祭习俗。上古礼制非常讲究，公元前549年发生过这么一件事，齐庄公发兵攻打莒国，一名叫做杞梁的前锋在战斗中牺牲了，齐庄公班师回国的时候，在郊外遇到了杞梁的妻子(“杞梁妻”就是“孟姜女”的原型)，于是遣使表示吊唁，但是，杞梁妻不接受这种吊唁方式，她说：“如果杞梁是个有罪之人，那也不必吊唁了;如果他没有罪，那他还有宗庙，我不能接受这种郊外吊唁的方式。”齐庄公听了，不得不亲自到杞梁的宗庙去开了个正式的追悼会。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得知丈夫死讯，极度悲痛的时候，还能保持高度理智，为丈夫争取追悼会待遇的“谨守礼法”的妇人。杞梁妻的持礼不哭，以及坚持宗庙祭祀的做法，在古人看来，是非常“知礼”的妇女模范。
关于扫墓的起源问题，古人很早就开始把它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了。《左传》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国家祭祀自古以来就是重大的政治事件。但是，国家祭祀最根本的目的并非单纯地纪念祖先，而是作为一种权力象征、秩序象征的仪式政治。往往地位越高，宗庙越多，祭祀越是频繁。《礼记》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士以上的阶层才有宗庙，可以在宗庙中祭祖，可是，普通百姓并没有宗庙，就只能在家中祭祖。由此可见，杞梁妻要求在宗庙开追悼会，其实是为杞梁及其家族争取政治地位。
上古葬俗是没有坟墓的，《周易·系辞下》说“古代的葬俗，常常用草柴包裹，葬在野地里，既不堆土做坟，也不种树做标识。”《礼记·檀弓上》也提到，孔子说“我听说古代虽然有墓葬习俗，可是并没有坟堆。”坟墓只是肉体的存放地，灵魂往往寄居于宗庙，祭祖一般是在宗庙中进行的。
东汉的《汉官仪》等书都提到“古不墓祭”一说，宋代《事物纪原·岁时风俗部》称，墓祭拜扫之风始于东汉建武十年，刘秀曾躬祭于墓地。当然，也有许多学者考证认为周代已有墓祭现象存在，只是不合礼法，还没有成为一种风俗。
大概到了汉代的时候，墓祭之俗才逐渐为士大夫所接受。东汉王充《论衡·四讳》说“古礼庙祭，今俗墓祀。”但唐代以前的墓祭并没有特别的时间规定。事实上直到今天，各地扫墓的时间习俗也不一定，江西许多客家地区都是大年初二上坟扫墓，也有些地区只要在正月十五直到清明之间，任何一天都可以扫墓，日期视由各家自己方便，而不是单单限定在清明附件的日子。
祭祖风气从家庙转移到墓地，可能与古代的社日习俗有密切的关系，“社”是土地神，社日分春社和秋社，是古人祭祀土地祈求丰收的日子，春社一般在春分前后举行。古人在祈求土地神赐予丰收之余，逐渐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祈望土地神能顺便照顾一下他们寄居地下的祖先。郑玄注《周礼》时说：“先祖的形体安葬于这片土地上，祭祀土地以安抚祖先。”贾公彦进一步说明“祭祀土地神应当设置祭位在墓的左侧。”清代顾禄在《清嘉录》中推测说：“墓祭习俗可能是因为祭祀土地而过渡到祭祀祖先。”
唐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寒食节期间郊游并墓祭。我们前面说过，墓祭虽然至东汉已经逐渐成风，但在仪礼制度上并没有得到认可。而且，在郊游的过程中顺带墓祭这种形式，从仪礼上看还有点古怪：墓祭宜悲，郊游宜乐，悲欢交集，于礼不通。为此，唐高宗曾在公元662年颁布诏书予以禁止：“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
民间风俗与政府禁令之间，往往表现为负相关。政府所反对的，往往是民间正风行的;政府所提倡的，往往都是老百姓不愿干的。寒食上墓，复为欢乐，显然没有因为政府的禁令而得到遏止，反而愈演愈烈，政府终于顶不住社会风俗的强大压力，改而从礼制上承认了寒食扫墓的合法性。《通典》记载，唐玄宗时期，公元732年，政府将墓祭行为正式纳入了五礼之中。制曰：“寒食上坟，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奠祭，彻馔讫，泣辞，食馀馔任于他处，不得作乐。仍编入五礼，永为恒式。”
也就是说，政府也已经意识到，老百姓虽然没有宗庙，但他们也有祭祀先人的要求，一味地遏制这种要求，于礼有据，于理不通。于是，新订礼制中“宜许上墓，用拜扫礼于茔”，但依然规定“不得作乐”。
禁令一旦网开一面，就像河堤决口，一发而不可收拾。既然野祭扫墓合法化了，人在野外，作乐不作乐，可就由不得官府了。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年代，物质并不丰裕，而祭祀活动又如此频繁，人们平时舍不得吃的牛羊牺牲，都得首先供应神灵所需，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些供品，将造成社会的极大浪费，于是，人们为祭品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祚肉”。祚者，福也，传说吃了祚肉就能得到神灵保佑。人们墓祭之后，自然要在墓地前分食祚肉和美酒，托祖宗的口福，享用平时吃不上的肥肉美酒。
春日洋洋，春风习习，触目姹紫嫣红，耳听鸟语，风送花香，加上美酒佳肴的作用，人的心情如何能一直保持在“泣”的状态?
自唐以降，原来处于散祭状态的墓祭习俗，由于唐玄宗的一纸“五礼”改革，寒食节成了国家法定祭扫日。
7.曲水流觞：束晳一语五十金
花开两朵，各表一支。我们说完了寒食节的起源、流变与传播，再来看看上巳节是怎么回事。
上巳是个美丽、清秀、怀春的节日。从已有的文献来看，上巳的起源比寒食更早，流行的地域范围也比寒食更广，但到晋武帝司马炎的时候，对于上巳的知识已经稀里糊涂了。
据南朝吴均的《续齐谐记》，有一次晋武帝问尚书郎挚虞：“三月三日的‘曲水流觞’，有什么含义吗?”挚虞回答说：“汉章帝的时候，有个叫徐肇的人，三月初生了三个女儿，结果在三月三日这天全死了，一村的人都认为这是怪事。于是大家相约到河畔盥洗，并且顺水把酒杯放入河中，任水载去。曲水流觞就是这么来的。”晋武帝觉得有点扫兴，说：“这么说来，曲水流觞就不是什么好事。”另一个叫束晳的尚书郎接过话来说道：“挚虞小生，根本不了解这个习俗的含义。请让我来给陛下说一说。早在周公建成洛邑的时候，就曾让河水载着酒杯顺水漂流，有一句逸诗中就有‘羽觞随波流’这样的句子。另外，秦昭王在三月上巳这天，把酒杯放在河流拐道的地方，结果有一个金人从河里面出来，捧着一把水心剑，说：‘您一定能够统治西夏。’后来秦国果然称霸诸侯，于是在金人出水的地方立为曲水流觞之地。汉代一直沿袭这一习俗，慢慢地发展成为一种盛大的集会。”晋武帝听了很高兴，连声称好，于是赐金五十斤，而把挚虞贬为阳城县令。
晋武帝显然对三月三的曲水流觞有兴趣，而且信任挚虞的才气，所以才会向挚虞发问。既是节日，当然谁都愿意听听吉祥好话，做皇帝的，往往比一般老百姓还更迷信，这是通则，历代帝王概莫能外。没想到挚虞如此不通世故，居然在皇帝面前口吐晦气，晋武帝不高兴也在情理之中。还是束晳识时务，了了数语，一下赚了五十金。
魏晋之时，上流社会非常流行这种被称作“曲水流觞”的游戏。一班文人墨客，选择一风雅静僻所在，各自安坐于潺潺流淌的曲水岸边，有人在上游把盛有美酒的杯子放入水中，酒杯漂漂荡荡，在九曲弯道中顺流而下，酒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而饮之，并赋诗一首。这在当时是风雅时尚的节日娱乐。
最著名的一次集会恐怕要数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的兰亭修禊大会，大书法家王羲之与当朝名士41人于会稽山阴兰亭集会，在兰亭溪边玩曲水流觞，会后将诗篇荟萃成《兰亭集》，由王羲之执笔写下了中国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兰亭集序》。
现在，让我们做点知识考古，看看挚虞和束晳到底谁说得更有道理。
“上巳”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初年，《韩诗外传》在解释《诗·溱洧》时说，“在溱水与洧水流域，三月水中泛着桃花的时候，众士女手执兰草，举行祓除仪式。郑国的习俗，三月上巳这天，人们在这两条河上招魂，以祓除不祥。”溱水和洧水在当时郑国都城的西南向，所谓“祓除”，是古人一种袪灾求福的仪式，就是把那些被认为是陈旧污秽的东西从自己身边带走，使自己变得清新吉祥。祓除仪式其实是一种象征性的“大扫除”，人们一般会选择在季节变化的时间，举行一些象征性的清洗仪式，把自己身上的秽气驱逐干净。如果《韩诗外传》的解释是正确的，那就等于说，早在春秋时期，上巳祓除的习俗就已经开始流行了。
又，《周礼》说：“女巫掌管岁时祓除衅浴。”郑玄说：“岁时祓除仪式，就像现在三月上巳到河边一样。衅浴，指的是用香熏草药沐浴。”由此可见，祓除是与女巫有关的。我们知道，女巫既是一个具有通灵权力的神职人员，同时也可能为了通神而成为牺牲品。著名的“西门豹治邺”故事中，西门豹为了让女巫给河神传话，就把女巫给投进滔滔洪水中了。所以，上巳、女人、河水三者之间是有一种深相关关系的，尽管我们无法断言挚虞的话为真，但基本可以肯定挚虞的解释更接近祓除仪式的本质：上巳祓除的主角可能是女性，而不是什么周公或秦昭王。
当代学者李道和指出，曲水流觞当为“洒酒于河”之变异，而洒酒于河的用意，“就是郑国上巳祓除时的‘招魂续魄’”。上巳洒酒于河，与端午节往河里扔粽子没有本质区别，意思都是借饱食蛟龙来抚慰水中的魂灵。
《后汉书》称“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临水祓除谓之禊。”还有许多文献都可说明，至迟到汉代的时候，上巳祓除的习俗已经漫出郑国广为流行。
上巳原指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为什么选巳日而不选子丑寅卯日，众说纷纭。有说“上巳”通“除巳”“上除”，即破除之意，化凶为吉的破除之法即是祓禊;有说“巳”与“子”原为一字之异体，又通“嗣”，上巳的本意即在求子。可惜的是，谁也拿不出确凿的文献依据，所有说法都只能是猜测。
中国古代有许多历法系统，24节气是一种太阳历，夏历则以月亮历为基础，而所谓巳日，则源自于干支记日，因此，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在夏历中是个不固定的日子，同样，清明在农历中也是一个不固定的日子。三个不同的节日或节气忽前忽后，常常在农历三月的上旬相遇，所以，几个源自不同历法系统的节日，很容易就把老百姓的生活弄得稀里糊涂。
自魏以后，大部分地区都把上巳的日期固定在三月三日，但也没有完全统一，元代杂剧《墙头马上》就提到“今日乃三月初八日，上巳节令。”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三月三日而不是三月四日或五日，可能与古人偏向于使用奇数的“重数”有关，如一月一日元旦，五月五日端午，七月七日七夕，九月九日重阳。
到南北朝时，曲水流觞已经成为三月三最重要的春戏之一。《荆楚岁时记》说：“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此外，踏百草、斗百草、荡秋千、蹴鞠之戏也日益兴盛起来。沐浴着风和日丽的大好春光，人们总是会想出各种理由来认真地享受大自然的惠予。人若不通此理，无异暴殄天物。
8.农历三月三：春女感阳气而思男
《周礼》中有一段被历代无数文人墨客征引过的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什么意思呢?是说中春二月，万物萌生，这样的时节应该顺应天时，让青年男女自由约会，甚至私奔交合也不必禁止。郑玄认为，这是“重天时，权许之也。”
可见，即使是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万恶的卫道士”们况且敌不住春天对于人性的召唤。当世间万物逐渐苏醒的时候，人的春情也禁不住被大自然的春风催动着。
自古以来，人们就用“春”字来表达男女之间的情欲萌动，诸如《诗》“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淮南子》“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西厢记》“我则怕漏泄春光与乃堂，夫人怕女孩儿春心荡。”《玉台新咏》“丝中传意绪，花里见春情。”《乐府诗集》“温风入南牖，织妇怀春意。”
文人骚客们还常常用“春”字来形容少女身体的美妙部位，如用“春色”来比喻女孩的容貌，用“春葱”“春纤”来比喻女孩的手指，用“春风面”来比喻女孩美丽的容貌，用“春光”来比喻女孩隐秘的身体部位，用“春莺”来比喻女孩娇嫩的声音。我们今天所说的“走光”，其实是“走漏春光”的缩略语，因为春光一般用以指代少女的身体，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男人是无光可走的。
青春，总是与旺盛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春，则常常用为妙龄少女的专用前缀。中春之月、清明前后、上巳左右，更是春中之春，成为春的象征和代表。
当春发之时，青年男女来到河边，洗手濯足，曲水流觞，成为春嬉中的一大要事。晋代成公绥在《洛禊赋》中描述了这一场景：“考吉日，简良辰，祓除鲜禊，同会洛滨。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渔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砂场，列垒樽，飞羽觞。”
把身子洗干净了，把酒喝下去了，还能干点什么呢?
《史记》记载：“契的母亲叫简狄，是有娀氏的女儿，帝喾的妃子。三个人一起去洗浴，见到一个黑色的鸟从天上飞过，掉下一个鸟蛋，简狄把它吞下去了，结果怀孕生下了契。”古人以“三”表示“多”，三个人一起去洗浴，大概是说大家一起去洗浴，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妖童媛女，嬉游河曲”的曲词。这则典故等于回答了我们上面这个问题：男男女女把身子洗干净了，把酒喝下去了，大家一起晒了晒太阳，姑娘们回去之后，就怀孕了。那个黑色的鸟，也就成为一个具有性隐喻含义的神性的象征。
另据晋代《拾遗记》的记载，简狄并不是在洗浴后怀孕的，而是“游于桑野，见黑鸟遗卵于地”，之后怀孕生契。有学者认为，“沐浴”与“游桑”没有本质区别，指的都是郊外的野合。
“桑林”在古代是个有着强烈性暗示的场所，《墨子》称：“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三月三日，除了曲水流觞之外，游于桑野也是一种典型的春嬉方式。正因如此，临水或游桑都可以视为年轻妇女求子嗣的春季盛事。
唐代徐谦益的《初学记》收录了数十首上巳杂诗，说的几乎全是野外宴饮游乐，以及青年男女结伴比目之事，如晋潘尼《三日洛水作诗》“暮春春服成，百草敷英蕤;聊为三日游，方驾结龙旗。廊庙多豪俊，都邑有艳姿。朱轩荫兰皋，翠幕映洛湄;沉钩出比目，举弋洛双飞。羽觞乘波进，素卵逐流归。”梁朝沈约《三日率尔成篇》“清晨戏伊水，薄暮宿兰池。象筵鸣宝瑟，金瓶泛玉卮。宁忆春蚕起，日暮桑欲萎。”
另据陆翙《邺中记》：“石虎三月三日临水会，公主妃主名家妇女无不毕出。临水施帐幔，车服粲烂，走马步射，饮宴终日。”说他们在水边宴饮作乐。又《石虎邺中记》记载：“桑梓苑中，尽种桑。三月三日及蚕时，虎、皇后将宫人数千，出采桑，游戏其下。”这里说他们在桑林中游戏。石虎是十六国后赵皇帝，在三月三日这天，或者临水会，或者出采桑，水边和桑林的节日功能应该是一样的。
陶渊明《续搜神记》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三月三日这天，一个叫卢充的小伙子到郊外打猎，射中了一只獐，于是追着跑出很远，来到一处府舍，据说是崔少府的院宅。崔少府对卢充说：“是您过世的父亲委托我这么做，因此我想了个办法把你接到这里来。”卢充在崔家享受了三天鱼水之欢，崔家才派人把他送回去。四年之后，又一个三月三日，卢充正临水嬉戏，远远看见水边有一牛车，卢充走过去打开车门，见里面坐着崔家小姐和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卢崔两人欢好如初。崔小姐把男孩交给卢充后，又给他一个金碗，这才告辞而去。
这是一个异类婚故事，但是，故事中出现的三月三日、一夜情、得子、临水嬉戏等细节，处处都以当时的上巳风俗为背景。要不然，哪能看到一辆牛车，就敢冒冒失失去开人家的车门?万一里面坐的是个不认识的大小姐怎么办?不要紧，三月三是个特殊的日子，青年男女正应该主动出击或积极接纳。至今许多少数民族还时兴过三月三，青年男女游春、对歌，打情骂俏，正是这个节日的题中本义。
据唐末道教宗师杜光庭的《道教灵验记》：每年三月三日，成都一带都有大型的蚕市，逾万人“宿止山内”吃喝拉撒，“远近之人，祈乞嗣息，必于(金堂县玄元观)井中，探得石者为男，瓦砾为女，古今之所效验焉。”可见三月三日在天师道盛行的成都地区，也被赋予了明确的求子功能，甚至说，“求子”可能是最拿得上台面的理由：青年男女虽有水边桑林“野合”之实，但这是拿不上台面来说的理由;换个提法，说成去“求子”，那就成了延续革命后代的头等大事，该去该去。
许多古代文学作品中，男子调戏妇女，还喜欢在两个场所进行，一是水边，二是桑下。在《郑交甫过汉皋》《阿谷处女》等故事中，男子是在水边调戏妇女;而在《陌上桑》《秋胡戏妻》等故事中，男子是在桑下调戏妇女。这种故事老是发生在水边桑下，恐怕不是偶然的，因为自古以来就有男女在水边和桑林野合的风气。只是后来风气改了，但男人的天性没有改，有些男人还想在那些地方试试那些事，事实证明，随着上巳风俗的逐渐遗失，那事的风险系数越来越高了。
大概在唐之后，汉族地区的上巳节(三月三)和寒食节基本上都被清明节给兼并了，上巳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美丽的文化记忆，尽管许多文人仍然以“上巳”之名入诗，抒发春日的喜悦或愁怅，但这也只是一种风雅的追忆。上巳作为一种全民狂欢的节日，已经成了明日黄花。南宋范成大《观禊帖有感三绝》就曾叹道：“三日天气新，禊饮传自古。今人不好事，佳节弃如土。”
《宋书·律历志》称“清明，三月节。”《南齐书·礼志上》“一说，三月三日，清明之节，将修事于水侧，祷祀以祈丰年。”又据《新唐书·李泌列传》，唐德宗曾向李泌咨询说：“寒食多与上巳同时，欲以二月名节，自我为古，若何而可?”可见，清明、寒食、上巳三节纠缠交错，上至帝王下至黎民一直都有合并三节的想法。
不过我们知道，在上巳节被兼并之前，至少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辉煌地担任过“沐浴节”“游春节”“情人节”之类的光荣职务。
9.寒食连清明：唐宋假日黄金周
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古人一定要把寒食的日期固定在冬至后第105日，而且很奇怪地，这个日期非要以隔着大老远的“冬至”为坐标，而不是以近在眼前的“春分”为坐标。东汉至魏晋年间一定发生过一些影响较大的事件，而且应该是带有宗教性质的神秘事件，而非文书性质的官方事件，因为历代官员一直在试图禁止这个节日。这些神秘事件使得寒食的节期由游移状态转向固定于阳历系统，而且固定地比清明节气早一天或两天。这也为后来清明取代寒食奠定了时间基础。
令人疑惑的事情还有许多。比如，直到魏晋时期，寒食都还只是太原及其附近地区的风俗，为什么到了唐代，寒食却一跃而成为全国的大节?
我们知道，唐代开国皇帝李渊，于公元615年拜山西河东慰抚大使，617年拜太原留守，当年5月便与次子李世民起兵太原，并迅速攻克霍邑(今山西霍县)，西渡黄河，仅用一年时间即拿下长安，建立了李唐王朝。太原无疑是李唐王朝的福地和根据地。李渊父子既有称帝之意，决无可能不知道太原老乡石勒称帝之后，下令禁止寒食，结果第二年立即遭遇大冰雹的故事。
魏晋之后，寒食习俗虽然已经逐步散播到其它各地，但尚未得到官方礼制的认可。一个合理的推测是，李渊父子及其追随者因为偏爱太原的缘故，将源自于太原的地方风俗固化为官方礼制，并赋予它超越其它节日的崇高地位，从而使寒食节迅速成长为全国范围的一个大型节日。
唐玄宗李隆基是个非常重视仪式政治的人。公元729年，李隆基居然弄出一个八月五日“千秋节”，所谓的千秋节也就是唐代的“圣诞节”，因为这天是李隆基自己的生日。千秋节一度歌舞升平，四海欢腾。李隆基不仅为自己造节，也试图借助行政的力量规范其它民间节日。在中国年节史上，李隆基是个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
《唐会要》记载，公元736年2月，唐玄宗敕：“寒食、清明四日为假。”这大概是比较早的把寒食、清明合并成一个假日黄金周的做法。
公元777年，唐代宗又把黄金周延长了一天：“自今以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
到唐德宗时期，以“寒食多与上巳同时”的原因，意欲“自我作古”，公元790年，唐德宗下令把假日延长到7天。
从寒食算起7天假，也就意味着从清明算起至少有5天假。如果寒食墓祭未毕，自然也就顺延到了清明;如果寒食墓祭已毕，自然更要把剩余的时间用来享受这大好春光。
远在异乡的官宦商贾，借寒食扫墓之机，衣锦还乡一番，除了在祖先坟前祭扫告祭，更需借此机会与故乡的父老乡亲好好宴饮亲热一番。故乡的墓茔，平日里还得指望在地的亲朋故乡顺便照看，因此，寒食清明期间，还乡叙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必修课程。当然，还乡期间，携娇妻幼子，畅游故乡山水，顺便进行爱家乡爱宗族的和谐社会思想教育，也是暖日春光中的应景任务。
中国古代多数民俗节日的主旨功能都是大同小异的，无非祈福禳灾而已，在此基础上各有一些侧重，如上巳节是在祈福禳灾的基础上，侧重游山玩水、谈情说爱;寒食节则在祈福禳灾的基础上，侧重感恩纪念、踏青寒食。由于上巳、寒食、清明三个春天节日在时间、结构上都有相通的地方，三者合在一起就有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
当代学者萧放指出：“祭墓与踏青原来分属寒食与清明，唐代以前寒食与清明是两个主题不同的节日，一为怀旧悼亡，一为求新护生。寒食禁火冷食祭墓，清明取新火踏青出游。一阴一阳，一息一生，二者有着密切的配合关系;禁火为了出火，祭亡意在佑生，这就是后来清明兼并寒食的内在文化依据。”
我们当然同意萧放的意见，但是必须指出，所谓文化，都是文化人为必然性的生活现象所给出的一种合法性说辞。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清明节气挨着的是中秋节而不是寒食节，清明和中秋一样会实现兼容，我们也一样可以为清明与中秋的兼并找到一些“内在文化依据”。所以说，文化依据往往是追加的叙事，是马后炮，而清明与两个节日在时间上的纠缠不清才是导致其最终三合一的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萧放又说：“清明时节的户外运动，其原始的意义在于顺应时气，是月生气方盛，阳气发泄，万物萌生，人们以主动的姿态顺应、进而促进时气的流行。踏青、蹴鞠、秋千、拔河、放风筝、斗蛋等大都是有助于阳气发散的活动。”顺应天时，不辜负大好春光，在春天的节日里做适合于春天做的事，这才是清明时节各种户外活动最根本最原始的意义。
唐宋诗词中，有的诗题为“寒食”，诗文用“清明”，有的诗题为“清明”，诗文用“寒食”，也有“寒食”“清明”并称的，但以称“寒食”者居多。据《唐会要》记载，朝廷曾于大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敕令“自今以后，寒食同清明。”
宋代基本沿袭了唐代的假日制度。北宋《文昌杂录》记载:“祠部休假，岁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岁时杂记》也说：“清明前二日为寒食节，前后各三日，凡假七日。而民间以一百四日始禁火，谓之私寒食，又谓之大寒食。北人皆以此日扫祭先茔，经月不绝，俗有寒食一月节之谚。”因为当时寒食重过清明，寒食七天，清明节在寒食第三天，因此“节物乐事”都被包含在寒食节期之内，可见，直到宋代，清明还没有摆脱寒食成为独立的节日。
寒食节大概是在元代废止的。蒙古人入主中原后，改变了许多汉人的风俗和礼教习惯。比如，《莺莺传》如何变身为《西厢记》?我们知道，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张生始乱终弃，是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认可的。到有宋一代，尽管有许多文人对莺莺表示了同情，但是，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年代，婚前性行为的女子依然不能得到主流社会的原谅。“有情人皆成眷属”的故事不可能从儒家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那么，《西厢记》又是如何诞生的呢?当代学者杨义指出，这与女真族和蒙古人先后入主中原有关系，尤其是蒙古人进来之后，社会文化价值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剧烈震荡，新的伦理制度和两性风俗为崔张爱情故事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大概是蒙古人不大相信不寒食将致雹灾的邪说，并没有为寒食习俗开辟特别的绿色通道。元代的寒食节虽有寒食之名，而无寒食之实，但扫墓和踏青春游仍是寒食的主题。
10.清明上河图：宋代都城的节日生活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最著名的传世名画，北宋风俗长卷。作者相传为北宋张择端，一个名垂千古，但在当时却没有多大声名的宫廷画师。
历代有许多仿制、临摹的《清明上河图》，大小繁简各不相同，不同摹本中的人物数量可以相差5倍有余，真真假假殊难分辨，原画据说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关于“清明上河图”的“清明”两字，学界还曾有过争议。第一种意见自然是认为“清明”是一个时间概念，也即清明节期间市民出行举行扫墓、踏青、贸易等活动;第二种意见认为“清明”是一个空间概念，也即从汴京城中“清明坊”到汴河口这一地段的繁华场景;第三种意见认为“清明”既非时间概念亦非空间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意思是太平盛世，政治清正光明，人民安居乐业。
据统计，故宫《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各色人物550多人，牛、马、骡、驴等牲畜50余匹，车轿20多乘，大小船只20余艘。正因为《清明上河图》涉及人物、事件、场景过多，以上每一种意见都能在画中找到自己的证据，这就为《清明上河图》提供了无限多样的阐释可能性。
但也有专家经过仔细辨别，认为画中所绘确为春天景色：从自然景观上看，图中绘有170多棵树木，有些刚吐嫩芽，有些仍为秃枝，地面没有落叶，这些景色符合开封地区清明时节的特征。从人文景观上看，不仅人们的衣着符合中原地区“二八月，乱穿衣”的季节特征，人们的行色也符合宋人孟元老在其《东京梦华录》所述：“清明节，都城人出郊，士庶阗塞，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圃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画中人物，不仅不见丝毫哀伤之情，反倒洋溢着一幅欢乐祥和的气氛。赏画者一般将此画从左至右分做三段：
右段为汴京的郊野春光。淡淡的薄雾，掩映着几间茅舍瓦屋，小河冲头，一叶扁舟一介小桥，几个脚夫正赶着毛驴进城，阡陌之间依稀可见田头农夫。一顶轿子，内一妇人，轿顶装饰些杨柳杂花，轿后随着些骑马的、挑担的，好象正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疏疏的几树老柳，摇曳在料峭的风中，枝头刚刚泛起嫩绿，一幅大地回春的景象。
中段为繁忙的汴河码头。这里人烟开始稠密起来，码头泊着商船数艘，岸上是来来往往的人群，有泡茶馆的，有占卦算命的，有吃饭打尖的，有看花闲逛的。汴河里往来船只，摩肩接踵，有的满载货物，逆水行舟，有的紧贴河岸，卸货上货，有纤夫在牵绳，有船夫在摇橹。高潮画段，更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虹桥，连通两岸闹市。桥下一艘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小心翼翼，邻船和岸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桥上行人，也伸头探脑地吆喝凑趣。虹桥上，小商小贩红男绿女紧贴着桥边，中间空出一条通道，车水马龙，上下鱼贯，多数人与其说是过桥，不如说是挤在桥头凑热闹。
左段逐渐进入热闹的街区。楼宇鳞次栉比，人物熙熙攘攘川流不息。街市行人，各行各业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营生的商贾、逛街的闲人、骑马的官吏、叫卖的商贩、乘轿的女眷、化缘的僧人、问路的游客、听书的儿童、狂饮酒肆的豪门子弟、沿街行乞的贫病老人，有人悠闲自在，有人行色匆匆，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好一幅清明节日风情画。
终宋一代，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略不间断，宋末元初吴自牧《梦粱录》写道：“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敬，车马往来繁盛，填塞都门。宴于郊者，则就名园芳圃、奇华异木之处;宴于湖者，则彩舟画肪唉撑驾，随处行乐。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
清明大好春光，醉倒众生无数。且说宋高宗南渡之后，绍兴年间，杭州城有一名唤许宣的生药铺伙记，清明节这天，往保俶塔追荐祖宗，吃斋罢，别了和尚，离寺迤逦回走，不期云生西北，雾锁东南，落下微微细雨，正应了“清明时节雨纷纷”一句。少不得天公应时，催花雨下，那阵雨下得绵绵不绝。许宣脱了新鞋袜，四处寻船，正没摆布处，只见一个老儿摇着一只船过来。
许宣下了船，刚刚离岸，又听岸上有人叫道：“公公，搭船则个。”许宣看时，一个美貌白衣妇人立在岸上，肩下一个漂亮青衣丫鬟。许宣见了，叫那船工：“你便叫他下来。”那妇人同丫鬟下船，见了许宣，起一点朱唇，露两行碎玉，向前道一个万福。许宣慌忙起身答礼。
那娘子和丫鬟舱中坐定了，娘子把秋波频转，瞧着许宣。许宣平生是个老实之人，见了此等如花似玉的美妇人，傍边又是个俊俏美女样的丫鬟，也不免动念，起身道：“不敢拜问娘子高姓?潭府何处?”那妇人答道：“奴家是白三班白殿直之妹，为因清明节近，今日带了丫鬟，往坟上祭扫了方回。不想值雨，若不是搭得官人便船，实是狼狈。”又闲讲了一回，迤逦船摇近岸。只见那妇人道：“奴家一时心忙，不曾带得盘缠在身边，万望官人处借些船钱还了，并不有负。”许宣道：“娘子自便，不妨，些须船钱，不必计较。”还罢船钱，那雨越不住，许宣挽了上岸。那妇人道：“奴家只在箭桥双茶坊巷口，若不弃时，可到寒舍拜茶，纳还船钱。”许宣道：“小事何消挂怀。天色晚了，改日拜望。”说罢，妇人共丫鬟自去。
当夜，许宣思量那位姐姐，翻来覆去睡不着。梦中共日间见的一般，情意相浓。不想金鸡叫一声，却是南柯一梦。正是：“心猿意马驰千里，浪蝶狂蜂闹五更。”有分教：“几宿春山逐许郎，清明时节好烟光;归穿细荇船头滑，醉踏残花屐齿香。”古人诗云：“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这一场清明春雨，催生春心，催出杭州城又一出缠绵悱恻的情爱故事。
11.扫墓踏青：妇女儿童的快乐节日
元明之后，火镰、火石、火折等生火用具日益普遍，重生新火变得轻而易举，人们再也不用一年到头战战兢兢留着火种。当新火不再珍贵的时候，改火也日渐失去了它的功能和意义，寒食也变得徒有虚名，这时，寒食上巳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大好春天只剩下一个清明节。
张岱在《陶庵梦忆·扬州清明》中如此描绘明代扬州的清明风光：“这天，四面八方的居民和乡客，以及南来北往的商贾，乃至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全都走向郊野。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踘;茂林清樾，劈阮弹筝。少年浪子竞逐相扑，孩子们追着风筝，老和尚忙着为人说因果，瞎子艺人立地说书，人们或立或蹲，立者林林，蹲者蛰蛰。太阳落山的时候，彩霞生起，回城的车马纷沓而驰，那些平日紧闭闺门的宦门淑秀，这时也不避讳，把车上的幕帘掀开了，那些婢女媵妾也玩累了，纷纷倦归，山花斜插，臻臻簇簇，竞相回城。”
这分明是一幅明代江南的“清明嘉年华”。
古代上巳节就是青年妇女祓除、沐浴、野营求子的春天佳日，寒食则是举家老少扫墓、踏青、举家露餐的放风节日，当这两个节日合并到了“清明”的名下，成为一个春天嘉年华的时候，在“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和睦家庭之中，就让全家都笼罩在一种悲欣交集、春日洋洋的奇妙氛围中。
现代散文家丰子恺有《清明》一文，把清明扫墓说成“借墓游春”，可谓一语中的。他说自己少年时期终年住在那市井尘嚣的低小狭窄的百年老屋里，一朝来到乡村田野，感觉异常新鲜，心情特别快适，好似遨游五湖四海。“因此我们把清明扫墓当作无上的乐事。”
周作人《百草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在旧时代里，上坟时节顶高兴的是女人，其次是小孩们。从前读书人家不准妇女外出，其唯一的机会是去上坟，固然是回娘家或拜忌日也可以出门，不过那只是走一趟路，不像上坟那样坐了山轿，到山林田野兜一个圈子，况且又正是三月初暖的天气，怎能不兴会飙举的呢?”三月清明，正是春光明媚，旧时女子外出时间少，如今既是祭礼，并作春游，当然十分踊跃，绍兴儿歌云：“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即指此。
“姣姣”们平日里深居简出，纵有花容月貌，奈何庭院深深，虽日日对镜贴花黄，也只能锦衣夜行，难得抛头露面。得此清明扫墓之机，姣姣们自然如出牢笼，把自己当作脱线的风筝，兴会飙举，乘风飘向春天的山林与原野。叶瑞昕说，“当这些女子陶醉于流连忘返的自然美景时，殊不知她们自身也成了节日里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此正所谓“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12.柳条：清明的节日标志
关于清明插柳的记载盛见于宋代，《岁时杂记》说：“今之人，寒食节家家折柳插门上。唯江淮尤盛，无一家不插者。”《武林旧事》也说：“清明前三日，为寒食节，都城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幽居亦青青可爱，大家则加枣稒于柳上。”武林即是临安，今天的杭州，南宋的京城，当时已经盛行清明插柳，家家屋檐下插得到处都是，可惜人人都到西湖边上折柳，把湖边柳树折得不成样子，故当时即有诗云：“莫把青青都折尽，明朝更有出城人。”
插柳之风虽盛行于宋代，可宋代人都把它说成是源于唐代的习俗。
依唐代改火制度，寒食禁火，清明出新火，新火一出，皇上会将新火恩赐给少数宠幸大臣和皇亲国戚。传说新火是用柳条传出的，清明这天能得皇上赐火者，无不感到万分荣幸，火种传下之后，得赐新火的大臣，都把传火的柳条插在门前，以示炫耀。于是，插柳被赋予了吉祥富贵、飞黄腾达的象征意义，后人争相仿插，相沿成习，遂成风俗。
唐皇赐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唐诗中光是以《清明日赐百僚新火》为题，就有大量存诗，郑辕的诗这样写道：“改火清明后，优恩赐近臣。漏残丹禁晚，燧发白榆新。”史延的诗也说：“上苑连侯第，清明及暮春。九天初改火，万井属良辰。颁赐恩遇洽，承时庆自均。”
但是，我们谁能想象一根青涩的柳条点上火之后，不熄不灭，还能从皇帝颁火处传到自己家的接火处呢?可见，柳条传火多半是出于宋人对于大唐盛世的想象。
从现存的唐诗来看，唐人应是以蜡烛传火，柳条接火的。我们还是找些题为《清明日赐百僚新火》的唐诗来看看，韩浚诗说：“朱骑传红烛，天厨赐近臣。火随黄道见，烟绕白榆新。”这首诗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传红烛”。另外，王濯的诗也说：“御火传香殿，华光及侍臣。星流中使马，烛耀九衢人。”试想想，能够“烛耀九衢”的，一定是皇家气派的大蜡烛，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路上不熄不灭，安全地把皇上的恩宠传遍九街十巷。受赐者用白榆或者柳条接火，所以王濯诗说：“焰迎红蕊发，烟染绿条春。”史延诗则说：“翠烟和柳嫩，红焰出花新。”当然，接火的柳条承受了御赐新火，因而沾光戴辉，值得炫之门楣房檐，那也可能。
儿童则往往将柳条编成柳圈，“戴柳圈”“吹柳哨”，据说能保佑平安吉祥。插柳戴柳在宋以后，蔚然成风，清代《帝京岁时纪胜》记录一则谚语称“清明不戴柳，来生变黄狗。”至今还有许多地区流传有相近的谚语异文：“清明不戴柳，死后变猪狗”，说明崇柳习俗在自宋代以降已经成为一种半强制性的社会风习。
我们可以细数柳枝有许多特点或优点，至于古人为什么选择折柳枝插于门上，我们已经很难猜测其原因了。可能有必然的原因，也有偶然的因素，但有一点是无疑的：正因为后人不了解插柳风俗的起源，所以为插柳风俗找来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一说插柳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神农氏，并由此发展出祈求长寿的象征意义。
一说晋文公焚烧介山之后，发现介子推母子抱着一棵大柳树烧死了，晋文公非常伤心，从此以后，每年寒食禁火，要将一枝柳条插在门前，以为介子推招魂，并示纪念。
一说黄巢起义时，曾规定“清明为期，戴柳为号。”后来虽然起义以失败告终，但戴柳和插柳的习俗却一直保存下来了。
一说黄巢起义后，杀人如麻，某年清明杀至某地，看见一个妇人抱着一个男孩急走避祸，后面有一个更小的男孩哭着喊着跟着，那妇人却不看不顾。黄巢见状大怒，把那妇人捉来审问。妇人解释说，手中抱着的，是丈夫前妻的孩子，后面跟着的，是自己的孩子。只因为妇人家无力两者兼顾，只好狠心舍弃自己的孩子。黄巢听了，大赞其为“义妇”，让她安心回家，只要在自己家门前插一柳枝，义军一定秋毫不犯。妇人回村，好心将这一良方告知四邻，于是，家家门前插柳，平安大吉。从此，家家户户年年清明插柳。一些地方至今还流传着“清明不插柳，死在黄巢手”的谚语。
一说插柳是因为受佛教影响。观音菩萨以柳枝洒水普救众生，人们认为柳枝可以用来祓除避邪、禳灾解厄，柳枝因而被称为“鬼怖木”，也即连鬼都怕，北魏的《齐民要术》即已记载“取柳枝着户上，百鬼不入家。”
一说插柳于门，簪柳于首，可以免虿毒，辟瘟疫。《山堂肆考·时令》记载，每年三月三日，唐中宗在渭水南岸举办祓除仪式，赐给群臣每人一个细柳圈，据说带着它可以免除趸毒。至今，山东一些地区还有将柳条插在床头以避蝎子、蚰蜒等虫害的做法，人们手持柳条在墙角等处轻轻抽打，边打边念：“一年一个清明节，杨柳单打青帮蝎，白天不准门前过，夜里不准把人蜇。”
一说把柳条插于屋檐下，可以用来预报天气。古谚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之说。
一说戴柳可以驻颜留春。宋人赵鼎《寒食书事》云，“寂寞柴门村落里，也教插柳纪年华。”明代《乌程县志》记录一则谚语说：“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清嘉录》则做了更详细的解说：“妇女结杨柳球，戴髻畔，云红颜不老。”所谓“戴柳留春”，妙龄女子多以青青柳枝来表达自己对于青春的热爱和挽留。至今仍有“戴个麦活一百，戴个花活百八，插根柳条活百九”的谚语流传在农村地区。
一说可以“明眼”，《梦粱录》说，“家家以柳条插于门上，名曰明眼。”萧放解释其意为“也即能明辨鬼邪，看住家门。”后世多望文生义，认为“明眼”是指能让眼睛更明亮。清道光《遂溪县志》就说：“清明日折柳枝悬门，并插两鬓，曰明目。”江苏镇江人以柳叶七片泡茶，据说喝了可以明目。山西解州在清明期间要停止一切女红，据说此日动针线者，会成为瞎子。这些俗信，大概都是从“插柳明眼”的理解中生发出来的。
萧放认为古人选择柳枝避邪，主要因为柳树是春季应时佳木，得春气之先。在四野一片苍茫之际，柳树最先吐出新绿。所以杨柳常常被用来作为春天的标志。柳树易栽易活的生存特性，总是给人以欣欣向荣充满生机之感，显示出其生命力的强旺，因此在古人观念中，柳树并非普通树木，它有着神奇的象征功能。
宋代以降，柳条几乎成了清明的节日标志。时至清明，不仅家家门前插柳，路上行人也将柳枝插于车马座前。儿童把柳条编圈戴在头上，姑娘们专拣了鲜嫩的柳条插在鬓角别在身上，人人折柳、插柳、戴柳、吹柳哨。
清明柳条需求量大，一时洛阳纸贵，于是派生了柳条贸易。每至清明，总有走街串巷兜售柳条的小商小贩，专将柳条卖与那些妙龄女子。今人《芜湖古今》称，清明清晨，街市叫卖杨柳，家家折一枝绿柳蘸上清水，插上门楣，妇女则结杨柳球，戴在鬓边。清代诗人杨韫华有《山塘棹歌·插柳枝》：“清明一霎又今朝，听得沿街卖柳条。相约毗邻诸姐妹，一株斜插绿云翘。”
13.游艺竞技：生命随阳气升腾而律动
春天到了，天气回暖，阴气日渐消退，阳气日渐升腾，到处弥漫着勃勃生机，人们的身心也豁然苏醒，沐浴、踏青、蹴鞠、拔河、斗鸡、画蛋、荡秋千、放风筝，一夜春风，恍若千树万树梨花开遍。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北方山戎人喜欢练习秋千，每到寒食都要演练，后来中原地区的女子，用彩绳系在树架上，把它叫做秋千。有人说，秋千本是山戎人的游戏，自齐桓公北伐以后，就把这个游戏带回了中原地区。
秋千原作秋千，两字均带“革”，千字还带“走”，意思是揪着皮绳而迁移，据说是因为供吊荡的绳子是由动物皮革制成。
有学者猜测人们为了穿涧渡水，双手抓住绳子荡高飞越，发明了秋千之戏，并推测说，最早的秋千应该只有一根绳子，后来才发展成为两根绳子吊一块板。这种假设粗看起来有点道理，可惜从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证据。而且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秋千游戏应该主要由男子来竞技，但是，自有秋千记载始，凡是提到的秋千玩家，似乎都是说的妙龄少女。
《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市民因而呼之。”这个“帝”，自然是风流倜傥的唐玄宗。清明风中，杨柳依依，三五宫女嬉笑于秋千架下，巧笑嫣然。一排秋千，红衣绿袖此起彼落，猎猎衣裙随风飘荡。想那如花似玉的女子凌空飞舞之时，间或娇声莺啼，春光大泄，被玄宗称作“半仙”，自然是再贴切不过。据说李唐宫中多是胖妞，也许会少些些仙风道骨的飘逸感，但这些老百姓是看不到的，惟有“半仙之戏”这一诗意的称呼，却从宫中吹传出来了。
俗话说，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有了玄宗“半仙之戏”的赞赏和鼓励，上行下效，长安市民纷纷仿制，秋千之戏风靡一时。正是“满街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三月天。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撩乱送秋千。”
都市女子以秋千为戏，似乎北方盛于南方。据元代《析律志》，北京城中，清明前后，上自内苑，下至士庶，俱竖秋千，日以嬉戏为乐。可见秋千之戏在北方地区长盛不衰，玩家多为青年女子。所谓娇女秋千打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是也。
清明是放风筝的最佳季节。据说清明前后放风筝，可以治抑郁、去烦恼、泄内热、清肝火，达到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的目的，老少皆宜。
有些人会在风筝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待风筝飞高之后，乘风剪断牵线，让风筝飘走，认为这样可以驱逐邪气交上好运，达到消灾袪难的目的。某年春天，大观园的女孩们兴高采烈放风筝，惟有林妹妹舍不得把制作精巧的风筝放走，李纨就劝她说：“放风筝图的就是这一乐，所以叫放晦气，你该多放些，把病根儿带去就好了。”因此，别人放掉的风筝，千万不要拣，否则就会沾上别人的晦气。后来当紫鹃要去拣别人的大蝴蝶风筝时，林妹妹学乖了，笑着劝阻道：“知道是谁放晦气的，快丢出去罢。把咱们的拿出来，咱们也放晦气。”
据此，有些学者认为，放风筝就是源于祓除习俗。这种观点显然不经一驳，它颠倒了技术手段与实际应用之间的先后关系。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有人煲电话粥谈恋爱，就认为电话的发明是源自于谈恋爱。至少，我们从史籍中找不到任何材料可以支撑“风筝源于祓除说”。
古人常把风筝称做“鸢”或者“鹞”“鸱”。不过，大凡起源太早的物事，都很难追溯其起源了，风筝也是起源太早的物事之一。
一些学者乐于把风筝发明权奉送给公输般，也就是传说中的木匠先师鲁班。据《墨子》，公输般能制木制飞行器，曾经削竹木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据说公输般还曾乘坐木鸢侦察过宋国的城市。这个传说弥漫着古人一贯的夸张语调，让人很难相信。更重要的一点，风筝必须依仗风力飞扬，《墨子》中的这个寓言并没有说公输般的“鹊”是乘风飞升的，与其说这是最早的风筝，还不如说这是最早的飞机好了。
另有传说，楚汉相争时，汉军把楚军包围在垓下，韩信命人制作了一个大风筝，让一个身轻的士兵坐在上面，乘夜飞临楚营上空，弹起楚歌，牵动了楚军士兵的思乡之情，汉军乘机而入，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就是“悲歌散楚”的故事。这则传说显然是“四面楚歌”的另一个版本，要是真有这事，那中国的飞机就比西方早了至少2000年。
把风筝发明权赋予韩信的，还有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风筝，古今相传，都说是韩信发明的。高祖出征讨伐陈豨，韩信想趁机从后方起事，因此扎了一个纸鸢，用来丈量未央宫的远近，计划用穿地道的方式攻入宫中。”
比较可靠的记载来自《资治通鉴》。公元549年侯景叛乱，叛军包围了京都建康，梁武帝被困台城，与城外援军音讯隔绝，有个叫羊车儿的人献上一策，做了一个纸鸱，系上一条长绳，把敕令夹在里面，打算顺风放出去，希望能飞达援军驻地，纸鸱上写着“得鸱送援军，赏银百两。”太子萧纲亲自走出太极殿，乘着西北风放出去，结果叛军“怪之，以为厌胜”，把它给射了下来。
从这则史料看，南北朝时期，纸鸱可能还只是一种宫廷贵族的娱乐活动，一般人操作不来，要不然也用不着由太子亲自操刀放飞。而一般军士显然还没有见过纸鸱，要不然叛军就不会以为这是政府军在做法事。这则史料说明，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纸鸢，但此时的纸鸢还不普及。
纸鸢的普及应该是在从南北朝到唐代这一时期。清明寒食期间放纸鸢的习俗，大概在唐代就已经流行了。罗隐《寒食日早出城东》诗中便有“不得高飞便，回头望纸鸢”句，说明唐代已经有了寒食日到城外放纸鸢的游艺活动。
关于“风筝”这个名称的起源，有学者引晚唐诗人高骈《风筝》诗：“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不过，这里所说的风筝肯定不是纸鸢，因为没有谁会在“夜静”时分跑出去放纸鸢的。多数学者认为诗中风筝指的是悬于檐下的檐马，也即风铎，我们一般称之为风铃。我们看一下司空曙的《风筝》就更明白了：“高风吹玉柱，万籁忽齐飘。飒树齐难度，萦空细渐消。”如果诗中的风筝是纸鸢，诗人当作“高风舞彩蝶”才对，哪能“吹玉柱”?所以《七修类稿》说：“风筝者，乃古殿阁之檐铃尔，借以名今之带弦之纸鸢也。”
“鸢”“鹞”“鸱”变名为“风筝”，大概是因为有人在纸鸢上加了些弦或笛之类的乐器，使它能随风发出如筝鸣一样的乐声。明代的《询刍录》将“风筝”一词的首发权颁给了五代的李邺：“风筝，即纸鸢，又名风鸢。初，五代李邺于宫中作纸鸢，引线采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作声如筝鸣，俗呼风筝。”由此看来，最早的“风筝”是一种“声如筝鸣”的纸鸢。
李邺看来是个放纸鸢的高手，据说与汉隐帝的关系也有点特别，《七修类稿》称“纸鸢本五代汉隐帝与李邺所造，为宫中之戏者。”一般来说，那些奇技淫巧的娱乐项目，往往都是由一些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想出来的，只有这种人，才有心思去搬弄那些没多大实际用途的事。
到了宋代，清明放风筝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春季游艺，范成大《清明日狸渡道中》中即有“石马立当道，纸鸢鸣半空”句，一个“鸣”字，说明了当时已经很流行在纸鸢上加载乐器。又如陆游《观村童戏溪上》：“竹马踉跄冲淖去，纸鸢跋扈挟风鸣。”。
纸鸢是本名，纸鸢加装了管弦乐器，能放出声音来，于是大家把它比喻成风筝。宋代以后，用风筝来称呼纸鸢已经十分普遍，乃至有没有加装管弦都叫风筝。风筝日渐流行，名气大了，本名叫做风筝的那个东西再也不能叫风筝了，只好叫做风铃。
自唐以来，诗中说到纸鸢、风筝时，多与“儿童”相联。就像秋千玩家多为女子一样，估计风筝的玩家多为儿童。如唐诗《有鸟》“有鸟有鸟群纸鸢，因风假势童子牵。”宋诗《纸鸢》“才乘一线凭风去，便有愚儿仰面看。”元诗《纸鸢》“孤骞稳驾剡溪云，多少儿童仰羡频。”清代《竹枝词》：“结伴儿童裤褶红，手提线索骂天公。人人夸你春来早，欠我风筝五丈风。”
清明节期间，女荡秋千，童放风筝，男子好蹴鞠。蹴就是踢，鞠就是球，古代的鞠，类似于今天的足球。提起这东西，人们很自然就想起《水浒传》中高俅那厮。
宋哲宗时，汴梁有一破落子弟姓高名俅。一日，高俅受差给端王宫中送去几件玉玩，入了宫，见端王正与三五个小逼门相伴着蹴气球。高俅不敢过去冲撞，立在从人背后。不料那气球腾地起来，端王接个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高俅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高俅踢一脚好球，命他下场玩耍。才几脚，端王喝采，高俅把平生本事都使将出来，那身分、模样，这气球一似鳔胶黏在身上的!端王大喜，哪里肯放高俅回府，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那一夜不知发生些什么，只知高俅自此每日跟随端王，平步青云。得遇端王这样的球迷，高俅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得势的足球明星。
汉代刘向《别录》云：“蹴鞠，黄帝所造，本兵势也。”说蹴鞠为黄帝发明，恐怕没有什么证据，不过，既然刘向这么说，至少在刘向自己所处的汉代，蹴鞠已经流行，这是没有问题的。另据西汉桓宽《盐铁论》，西汉社会承平日久，权贵人家以“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为乐，平民百姓也是“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穷巷蹋鞠”。可见早在西汉时期，上如端王般权贵，下如高俅般泼皮，都在踢足球。
唐人大概将古代的足球做了些改进，把古代的实心足球改成了充气的足球，所以后世常把蹴鞠说成“蹴气球”。初唐徐坚《初学记》说：“今蹴鞠曰球戏。古用毛纠结为之，今用皮。以胞为里，嘘气闭而蹴之。”
清明节举行足球比赛大概在唐代已经成为青年男子节日娱乐的主要项目，唐代诗人曹松于寒食日这天出郊闲游，记录了当时“云间影过秋千女，地上声喧蹴踘儿”的喧闹景象。杜甫《清明》也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可见蹴鞠和秋千，都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清明节游戏。仲无颜在《气球赋》中描写了唐人的足球比赛，“广场春霁，寒食景研，交争竞逐，驰突喧阗，或略地以丸走，乍陵空似月圆。”韦庄《长安清明》也说“内宫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白打就是蹴鞠，可见唐代的清明节还有赌球的活动。
另外，拔河比赛也在唐代的清明节达到高潮。
据说拔河源于古老的施钩之戏，原为春秋时楚国的水军训练项目，后来移到陆地举行，演变为拔河比赛。据《景龙文馆记》：“清明节，唐中宗命侍臣为拔河之戏，以大麻絙两头系千条小绳，数人执之争挽以力弱者为输。”就算一条小绳只由一人拉扯，千条小绳就是千人同场，数人执之就是数千人参加，其场面之浩大，实在令人叹为观止。难怪《唐语林》说“明皇数御楼设此戏，挽者至千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庶士，观者莫不震骇。”
许多史书都记载了景龙四年的清明节，唐中宗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拔河比赛，命令三品以上文武官员并诸学士集于梨园，参加抛球拔河游戏，结果，一些年老体衰的老臣力不能胜，纷纷被拽倒在地，半天爬不起来，把一群后宫佳丽逗得哈哈大笑。
另据唐玄宗《观拔河俗戏》诗序称，拔河之戏有助于祈祷丰年，故命北军以此戏求岁稔。可见唐中宗也不是一味戏弄大臣讨好后宫佳丽，拔河是有厌胜功能的，目的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国福民安。
除去以上诸项目，清明节的传统游艺还有斗鸡、击鞠(即马球)之类，大凡认为适合在春天举行的游艺，都曾在清明的舞台上无数次地反复上演。
14.加冠及笄吃鸡蛋：催护新生的成年礼
我们知道，儿童长大成人，都要举行一定的成年仪式，象征自强独立。此俗古今中外皆然。中国古代，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表示已经成人。但是，加冠和及笄的时间并没有具体规定，一般都由各家在小孩生日的时间举办。
到了宋代，大概是出于规范礼教行为的需要，成年礼被统一到了清明节。《梦粱录》在三月“清明节”条下记载：“凡官民不论小大家，子女未冠笄者，以此日上头。”据说正是这一风俗，后来演变成了“少年戴柳”的习俗。据明代《西湖游览志余》，宋明之际的杭州，每至清明，少年男女皆戴一种柳条编成的柳叶冠或柳叶环。
许多人只知道清明有扫墓悼亡之礼，却不知道清明还有冠笄护生之礼。其实，春季清明的节俗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寒食禁火，清明出火，寒食悼亡，上巳求子，清明冠笄，一息一生，否极泰来，阴阳相生，正好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和合之理。当寒食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清明就独自承担了所有寒食与上巳的风俗事象与文化功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清明节一定要吃鸡蛋。清明的鸡蛋，犹如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至今还流行于许多农村地区。
有学者经过细致论证，认为鸡蛋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生育与生命的象征，寄寓了人们对于生命、生育的敬畏与崇信。传说中的人类始祖盘古就是在鸡蛋中化孕而生，所谓“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即是，中国古代专有一类“卵生神话”，最著名的即是“简狄吞燕卵而生契”，契为殷商始祖。在广大农村地区，妇女生育之后，从来都以鸡蛋作为往来礼品，有些地区还以摸卵石作为求子仪式。关于鸡蛋的习俗，足足可以写成一本专著。
早在南北朝时期，城市里就已经非常流行寒食节吃鸡蛋、染鸡蛋、斗鸡蛋的习俗。隋朝杜公瞻注《荆楚岁时记》称：“自古以来，富豪之家，讲究吃画有图形的鸡蛋，至今还会给鸡蛋染上蓝、红等颜色，像以前的雕刻鸡蛋一样好看，大家放在盘子里面用来祭祀，或彼此赠送。《管子》说：雕刻鸡蛋然后染上颜色，为的是发积藏、散万物。张衡《南都赋》说：春天时兴吃鸡蛋，夏天时兴吃竹笋、秋天时兴吃韭菜，冬天时兴吃韭菜花。可见鸡蛋是营养滋补的美味。至于斗卵的游戏，就不知道出自哪里了。董仲舒说：‘心如宿卵，为体内藏，以据其刚’，斗卵依据的好像就是这个道理。”
清明节雕鸡蛋、染鸡蛋、斗鸡蛋、吃鸡蛋的习俗几乎从未断绝，一直在民间流行。唐代诗人元稹《寒食夜》诗云：“红染桃花雪压梨，玲珑鸡子斗赢时。”骆宾王更有《镂鸡子》一首：“幸遇清明节，欣逢旧练人。刻花争脸态，写月竞眉新。”至今东北地区的妈妈令还在说：“清明不吃蛋，穷的乱战战。”“清明不吃豆，穷的乱抖嗖。”清明这天一定要吃鸡蛋、吃豆腐、吃春饼。
清明之前，大人会将煮熟的鸡、鸭、鹅蛋染上各种颜色，或画上一些精致好看的图案。据说用茜草取汁，在煮熟的鸡蛋上描画各种图案，初绘时看不到颜色，几天之后颜色能慢慢地自己显露出来，开始是浅蓝色，然后是深蓝、紫色、红色，小心敲开蛋壳，就能看到蛋白上印着的蓝色图案，非常好看。至于雕蛋技术，是用刻刀在蛋壳上做文章，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几近绝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献中没有具体记载鸡蛋如何斗法，我们只能拿现存的斗蛋习俗来以今释古。不同地区各有各的斗法。清明这天，小孩们个个揣上彩蛋，高高兴兴出门找小伙伴们斗鸡蛋。常见斗法有三：
1.比谁的鸡蛋大，或者比谁的鸡蛋染得漂亮、均匀。
2.比谁的鸡蛋硬，各自拿自己的鸡蛋去顶撞别人的鸡蛋，碎了的一方就把蛋吃掉。斗鸡蛋也有技巧，同一个鸡蛋，用什么角度什么方式去和别人顶撞，结果可能大不一样。如果出现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鸡蛋，便被称为“鸡蛋王”，持有那样的鸡蛋总是一种荣耀，谁也舍不得吃掉它。
3.在平地上各画上一个圈，两人拿着鸡蛋向对方的圈里扔，扔进对方圈里的一方为胜。
当然，无论哪种斗法，获胜者并不赢取别人的鸡蛋，只是图个好玩。
日本学者中村乔认为清明斗鸡蛋习俗是一种丰穰祈念的形式。窃以为这都是学者们把一些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其实，清明一到，个个小孩口袋里放着几个不同花色的彩鸡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顺手就拿出来比一比斗一斗，这是很自然的事，未必有什么深刻的文化内涵。如果有，那也只与为什么吃“鸡蛋”而不是吃月饼有关，而与为什么要“斗”鸡蛋无关。
除了鸡蛋，许多地方还会吃青团，一种用青色植物或青䓍汁与糯米一起舂合蒸熟的糍粑，各地制作青团所用的青色来源很不相同，有用麦青、苎叶、艾草的，也有用鼠曲草、雀麦草汁的，惟一共同的是糥米和青色，这种糍粑可以包馅也可以不包馅，随各地风俗不同而有限变异。《岁时广记》记载的“青精饭”是用杨桐叶、细冬青叶染青的米饭，“色青而有光，食之资阳气。”
此外，东三省清明节讲究吃春饼，类似于南方人吃春卷。有些地方则会做清明饭、清明粑、清明粿，甚至酿清明酒、喝明前茶，南南北北各地习俗不大一样。
15.清明：万物生长此时，皆清净明洁
清代末世，清明节的繁荣盛大逐渐式微。清末《燕京岁时记》云：“清明即寒食，又曰禁烟节，古人最重之，今人不为节，但儿童戴柳，祭扫坟茔而已。”许多古代的游艺习俗“自前明以来，此风久革，不复有半仙之戏矣。”
因为清明节到了清代末世已经式微为单纯的“扫墓节”，《燕京岁时记》作者显然颇有感慨，因而只得引《岁时百问》来重新强调什么叫清明节：“万物生长此时，皆清净明洁，故谓之清明。”
讲到这里我们会发现，清明节的欢乐和繁荣景象大都是在盛唐时期形成的。宋代承平，相沿成习，故有“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的太平景象。
盛世清明，是阳光的清明、春天的清明，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清明，也是大唐盛世留给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大唐盛世社会稳定、国富民强，尤其是“寒食连清明”的假日黄金周给市民留出了大量的节日时间。唐代人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和财富去享受这美妙的春天。唐代的文化娱乐事业空前发达，唐代人不仅新创、改装了一批游艺活动，更把前代的许多贵族活动推广为普通市民的大众娱乐。
直至明代，清明仍是一个充满欢乐情调的春季大节。据明代《西湖游览志馀》的描绘，每适清明,“苏堤一带，桃柳阴浓，红翠间错，走索、骠骑、飞钱、抛钹、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跃圈、斛斗、舞盘，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而外方优妓、歌吹、觅钱者，水陆有之，接踵承应。又有买卖赶趁，香茶细果，酒中所需。而采妆傀儡、莲船、战马、饧笙、鼗鼓、琐碎戏具，以诱悦童曹者，在在成市。是夜人家贴‘清明嫁九娘，一去不还乡’之句于楹壁间，谓如此则夏无青虫扑灯之扰。”
至清代末世，各种游艺渐次退出清明的舞台，大好春天只剩了慎终追远和借墓游春。1935年，弱势的民国政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颇有些无奈地将清明节定为“民族扫墓节”。
彼时正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渐深重之时，为了凝聚国内的各方力量，1933年，时任国民党宣传委员会主任的邵元冲提出公祭黄陵。1935年清明节，国民党率各界民众5000余人公祭黄陵，发出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谊”的强烈呼声，并将清明节定为“民族扫墓节”。1936年，西安事变为国共两党共祭黄陵提供了可能，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特派代表林伯渠前往参加“民族扫墓典礼”。
在民族危急的紧要关头，国共两党共祭黄陵，把清明节当作一种政治仪式，借助了“黄帝”这样一个共同的神圣符号，向全国人民宣示共同抵御外族的决心，并以神圣的名义相互制约内部矛盾，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那充满忧伤与悲愤情绪的时代，怀旧的文学家们舍弃了那些充满欢乐情调的清明诗词，单单拣出一首忧伤中挣扎的“清明时节雨纷纷”，反复咀嚼，要的恰恰是那种“欲断魂”的催情效果，通过“遥指杏花村”的朦胧意象来给予自己一点点温暖的安慰。杜牧的《清明》就这样被经典化了。
清明，一个纯粹春天的节日，正是阳气日渐升腾的日子。尽情地享受这大好春光，才是最高的天人和谐。可是，弱国无清明。面对春天，国人却只能跪在祖宗墓前哭泣，不由得我们不感叹清明之和谐、昌盛与否，实乃折射着国道之盛衰。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日渐崛起，民族危机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民众需要休养生息。当我们慎终追远的时候，我们更应催护新生。欣逢盛世，我们更有理由张开双臂享受这春天的清明。
所谓歌舞升平，只有具备了“升平”的前提，“歌舞”才成其为一种自然、和谐的人性抒发。太平盛世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人们爱玩、会玩，甚至能把纯粹的娱乐活动玩成一种精致的文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