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民族语言，正与时间赛跑

　　早在去年5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就印发了《关于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该工程的目标是按照统一的工作和技术规范，对语言和方言进行调查、采录、整理和加工，建成大规模、可持续增长的多媒体语言资源库。根据计划，语保工程将用5年时间完成。

　　中国语言学家、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潘悟云教授指出，语言具有不断演化的特性，因此，有必要尽力保护现存的语言及其体系，尤其是濒危语言。语言保护，形同与时间赛跑。

　　如果全国只有千篇一律的普通话，那么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画卷会不会变成苍白无力的一张白纸呢?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龙海燕教授说，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不仅是交际工具，也是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载体。一种语言或方言的消亡，都会导致特定的文化走向消亡。

　　“你要来采访我?　我这样讲话，你听得懂吗?”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达夯村村干部唐文华在电话那头，用夹杂着贵阳当地口音的普通话询问着，不敢相信自己竟要成为采访对象。

　　清明节后的第二天，从贵阳市区出发，辗转近3个小时车程，终于抵达了达夯村———这里混居着汉族、苗族、布依族。山寨间，梯田星罗棋布，有的已经身着绿装，有的刚刚被犁成条状，还有的“穿上”塑料外衣孕育新苗……

　　听见汽车的喇叭声，年近半百的唐文华不再站在自家阳台观望，而是兴冲冲地跑到坡上迎接客人。生在苗寨、长在苗寨的唐文华，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上小学之前，我一句汉话都不会说。现在，说汉话和说苗语一样自在!”

　　发音合作人需事先摸底

　　许是天资聪颖的缘故，上小学一年级以后，唐文华只用一个礼拜就能听懂汉语，又用了一周基本会说简单的汉语。问他两种语言的转换难不难，他信心满满地说:“不难!可能是环境影响，我们在寨子里都说苗语，出门就说汉话。”

　　去年，精通苗语和汉语的唐文华被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龙海燕教授选为苗语惠水次方言的采集对象。

　　龙海燕的语言数据采集工作，是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的主要研究内容，该项目由龙海燕担任首席专家。早年的　《中国语言地图集》(2008年版)　收录了少数民族语言130多种，对每个民族语言的具体分布、人口分布、方言划分有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记录。而现在，龙海燕不仅要记录贵州省的民族语言，更重要的是录制音频和视频，成为大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年3月，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工作正式启动，目标是到2019年12月完成66个采集点的采录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了14个点，语种包括苗语、布依语、侗语、水语、仡佬语、毛南语、莫话等。”龙海燕说，相对一般的语言调查而言，他们采集的材料更全面，使用的技术手段更丰富，其学术价值也会更大。

　　龙海燕进一步解释说，平日有教学任务，少数民族语言的采录通常放在寒暑假进行。要确定少数民族语言采集点，首先会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确定某一语言、次方言或土语所在的地区，然后再确定要调研的具体村寨。

　　发音合作人的选择也要事先摸底。“首先，采集对象最好有点文化，初中或高中毕业。但文化程度不能太高，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受汉族文化影响太深的也不行，影响原汁原味的表达。其次，采集对象通常为2个人，一个是六七十岁的老者，另一个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前者代表‘老派，口音，后者代表‘新派，口音。最后，采集对象的身体心理素质要好。有的乡亲不太习惯，觉得带上耳机，对着镜头和麦克风讲话，好像五花大绑，话都说不流利，那也不行。尤其，老人家最好耳聪目明，反应要快;年轻人得热爱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才能支持这项工作。”龙海燕坦言，如果采集对象不具有强烈的责任心，语言的准确性就难以把握。

　　唐文华还记得，他到贵州民族大学录音室进行录音时特兴奋。他说，苗族人一生有4个名字:乳名、学名、老名和鬼名。以他自己为例，出生时有乳名“小玉”;上学后有学名“唐文华”。结婚生子后，父母的名字都会以长子(或长女)的小名冠名，比如，他的大女儿名为“相”，苗寨的人都会称他为“伯相玉”，“伯”意为年长者;待他百年后，则有鬼名“yang(第二声)相玉”。唐氏妻子，则相应地有老名“ma(第三声)相玉”、鬼名“bao(第一声)相玉”。

　　“拉锯战”呈现真实的语言

　　龙海燕说，完成一个数据点的采集，最短也要十多天，最长会超过一个月。刚开始，一天只能录入两三百个词汇，待熟悉特定语言的声母、韵母、声调等音系词之后，速度才能加快，可以一天录入七八百个词汇。

　　“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把对象所说的每一个字、词、句，用国际音标记录下来。”龙海燕说，很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关于它的发音，需要反复核实，不能臆断。比如说，苗语有个词，声母由两个辅音(tl)复合而成，这在汉语中未曾见过，但在少数民族语言中，不算鲜见，各种各样的发音都有。

　　要采集的2500个常用词汇中，有一部分属于“敏感”词汇，少数民族因其民风淳朴，有时不愿意说，比如接吻、乳房、交媾等。面对这样的尴尬，龙海燕及其带领的科研团队还需运用一些技巧才能获取想要的信息。

　　“他们不愿意在录音室或大庭广众下说出来。偶尔，我就跟他们一起去钓鱼、喝酒，趁人少时，再问这些词怎么说。”龙海燕举例说，乡亲们有时候脸涨得通红，想了半天，还是不肯说，只说“丑死了、不能讲”。非得几个回合“拉锯战”，才会“实话实说”。“如果乡亲们刻意地选用文雅词汇，回避常用词汇，就无法还原真实的语言。这也是一个难点。”

　　当然，2500个常用词汇，并非完全一层不变，也会随着不同民族的生活环境有所增减。“有的民族居住区，没有某种动物，而有另一种动物，我们就会适时地对调查大纲做出调整。有些外来借词，少数民族群众不会完全照搬，而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它进行改造，以符合自己的认知方式，比如汉语的‘火车，，进入少数民族语言后，会被称为‘长龙，。”

　　除了500个音系词、2500个常用词汇，在录音室里还需完成300个句子(涵盖多种语法结构)　和长篇语料的录入工作。长篇语料的话语形式，又分单人讲述和多人会话。采集单人讲述语料，通常会让采集对象讲述一件事情、一段经历或一则故事，内容紧扣民风民俗或切身经历，有效时长约20分钟。龙海燕说，如果有条件，还会到民族村寨进行现场录音，选择两三人对话的场景，以保存真实的语言面貌。

　　“在进行语言采集时，一定要保证话语的自然性，保证语音记录的准确性。有时候，乡亲们知道在录音，说话就不太自然，话语的流畅度以及上下文的衔接可能会产生偏差。同时，使用国际音标准确记录语音，对调查者的能力和经验要求很高。比如说，贵阳市花溪区养牛坡布依语的‘九，，音标应为ku22，调查者很可能会记录为ku33，如果记录为ku33，就变成‘我，的意思。在当地布依语中，‘九，和‘我，，声母、韵母完全一样，声调也很相近，一个稍高，另一个稍低，很容易混淆。此外，在调查之前，调查人要做功课，要深入了解目标语的特点，否则会遗漏一些信息。比如，黔东苗语的远指代词‘那，，根据远近不同一般有四种说法，如果调查者事先不做功课，可能只会采集到一种说法，这就不符合实际情况。”龙海燕娓娓道来。

　　有时，在汉语中，仅有一个词，在少数民族语言中，却有多个词来表达不同的含义。唐文华指出，汉字“借”在苗语中有两种表达。第一种，原物奉还，完璧归赵，称为gei (第一声);第二种，以物易物，价值相同，称为zai(第三声)。“比如说，你借给我100块钱，我还钱你，如果是原来那张百元大钞，就叫gei (第一声)。如果换成另外一张百元大钞，或者变成50+50、50+2×20+10等其他钱币，甚至换成大米、蔬菜等形式归还，那就得用zai(第三声)。混用会被族人笑话。”

　　又比如，汉语的“洗”为动词，在苗语中，因为宾语的类型不同，表达“洗”这个意思也有各自对应的词汇。洗衣服、布料、鞋子等软货，称为cuo(第一声);洗杯子、橱柜等硬物，称为cha(第一声);洗蔬菜、水果等特定对象，称为biu(第二声);洗澡的洗，称为zuo(第一声)。

　　再有，少数民族语言的词序，也与汉语大相径庭。比如，汉语称苹果树、香蕉树，而在苗语中，词序为“树苹果”、“树香蕉”。至于为什么是这样，唐文华也说不上来，只道“约定俗成就是如此”。

　　创造价值才能延续语言生命

　　刚上小学时，唐文华才学汉语没多久，常把苗语混在汉语中使用。有一次，他想形容外面的鞭炮很响，直接说成了“炮仗好piao(第二声)”。“当时，同学们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我不知道汉话‘响，怎么说嘛!”唐文华乐呵呵地说。

　　在苗寨里，还有个大笑话流传至今。那时，汉语尚未普及，老一辈人更习惯说苗语。一个汉族村干部到寨子里串门，问老汉去哪儿了。结果，老太太回答:“lei(第二声)da(第二声)去了”。汉族干部一听，坏了，昨儿还见着的老汉，今天怎么就被雷打去了。“实际上，苗语lei(第二声)da (第二声)　的意思是犁地……”说完，唐文华哈哈大笑。

　　现任达夯村村长陈廷富是布依族人，从小学的是布依语。曾经，他也遭遇过相似的尴尬。那时候，他还在学校教书，跑来一个布依族家长接孩子。明明是个中年女子，却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是xxx的父亲”，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布依族人刚开始学习汉语时，只明白“亲”是亲人的意思，却把性别弄反了。

　　同是布依族的王隆刚，1955年生于贵阳市花溪区的一个布依族寨子，也是龙海燕的采集对象之一。读书前，他一直说布依语，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才学汉语。

　　“扫地，在贵阳方言中，说成‘耍渣渣，，布依语发成‘白染，(音)。”王隆刚说，以前听不懂，轮到学生值日，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到了街上赶集，布依族老人家要卖东西，只会喊“马解布”(音)或者“长拉拉”(音)。汉族人完全不理解意指豇豆。

　　类似的沟通障碍，让布依族的青少年日益缺乏对本民族语言的热情。王隆刚说:“比我年龄大的人讲布依语，很流利;到我这一辈，像我这样能说，还能编布依歌的已经很少了;到了我的下一代，能够听得懂，但基本不说了;到了孙辈，连听都听不懂，更别提说了。”

　　王隆刚很爱布依语，也喜欢在寨子里用布依语与人交流。在家里，他一直坚持和太太说布依语，还教一岁半的小外孙说。“我们民族的风俗，一定要用布依语才能保留下来。前几天，清明节，烧纸钱给祖宗。如果不是用布依语讲，哪个老祖宗听得懂?”他感慨，一人之力难以力挽狂澜，“布依语怕是传不了多久了。”

　　对后继乏人的担忧，唐文华也感同身受。“别看现在苗寨里，大家都会苗语和汉话。可是，一两百年以后，说不定就没有人说苗语了。比如，我父辈的乳名是苗语，到我这辈大多取成了汉语乳名。”

　　龙海燕说，少数民族母语人的担忧，也恰是语言保护工作者急需关注的问题———作为交际工具，国家通用语和方言、民族语之间，既有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一面，但也有竞争的一面。如何因势利导做好语言规划，形成和谐的语言关系、保持语言的多样性是难题，也是责任和义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开展语言保护和语言抢救工作。”他指出，“语言保护应特别重视对活态语言的保护。语言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语言工作者、政府部门、学校教育以及少数民族母语人都必须参与进来，缺一不可。同时，要充分尊重母语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宜孤立地谈论语言保护，要把语言保护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使之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资源。实践证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在乡村旅游开发当中，已经成为重要支撑，反过来，民族地区经济有了发展，才能更好激发少数民族群众的母语意识，也才有更好的条件去保护民族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