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这些是西方文化？千百年前中国僧人就用了

宋朝时僧人已使用餐巾（图片来源：资料图）

中国佛教的戒律与清规，是印度文化与中华文化紧密结合的产物，体现着中国佛教特殊的文化背景。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佛教清规戒律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虽然不能笼统地概括为繁简趋向，但无可否认，其中的部分内容被简化、被遗忘了。重检佛教的律、规，竟然发现，近现代才被国人普遍接受的近代的或西方的文化概念，有些在千百年前早已经存在于僧侣的日常生活中。

【餐巾】

餐巾，是用餐时放在膝上或胸前的一种布巾。提起餐巾的使用，人们普遍承认这是近代由西方传入的用餐规范。然而，在佛教的清规中，却明确记载着宋代僧侣们使用餐巾的情形。

清规，是中国禅宗寺院组织的规程和寺众日常行事的章则，清规的最早著述，是唐代百丈怀海禅师所撰的《百丈清规》，至北宋初期，此一清规已经散佚，禅林规则因此颇为紊乱。宋代崇宁年间，宗赜为复兴《百丈清规》之精神，搜集残存于诸山的行法偈颂，撰成《禅苑清规》。这一清规中，有僧侣用餐时使用餐巾的详细记载。

首先，清规中规定了禅宗僧人可以拥有的个人物品，在卷一的“办道具”条规定：

将入丛林，先办道具。所谓为山笠、拄杖、戒刀……净巾三条(一盖被，一吃食，一常用)……

这里的净巾，其中一条便是吃饭时使用的。如何使用呢？同卷的“赴粥饭”条规定：

展钵之法：先问讯，解复帕，取钵拭，叠令小，及匙箸袋，当面近身横放，次展净巾盖膝……行食之法……受食之法……吃食之法……食讫……（此处为僧侣坐在个人用餐的位置上清洗餐具的程序，略）然后叠净巾兼匙箸袋……

此条清规极其清晰地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至迟在宋代，禅宗僧侣们在用餐时已经使用餐巾（时称净巾或盖膝巾）了。宋代宗寿的《入众日用》及惟勉的《丛林校订清规总要》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后来的天台宗与律宗所制定的本宗的日用规范（天台宗的《增修教苑清规》和律宗的《律苑事规》）中均收录此条，说明了这套规范在宋元时期是受到广大僧众的认可的，同时也是得到广泛遵行的。

与现代餐巾的使用略有不同的是，由于宋代僧人必须洗完餐具（钵）之后才可以离开用餐的位置，因此，他们明确规定“洗钵未折水，不得先收盖膝巾”（《入众日用》卷一），由此又可看到，当时的餐巾同时具有厨房中围裙的作用。

宋代僧人使用餐巾的制度，并非起源于宋代，亦非源于中国本土文化，而是有其经典依据的。南朝宋求那跋摩所译《沙弥威仪》中有这样的记载：“拭钵有三事：一者当澡手拭使燥，二者当持净手巾着膝上，三者当拭里使燥，即当持净巾并覆着囊中着常处。”（此处引文出《永乐北藏》，其它引文均出《大正藏》）

本是印度佛教徒拭钵（清洗、擦拭餐具）时的一种要求，待佛教传入中国，被发展成为用餐始终的一项规范，这也算印度文化中国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现象吧。然而，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这个纤小的规范终于被遗弃，以至于时至近代，餐巾竟然成了舶来品。虽然这个规范被遗弃的原因已难以查明，但这多少昭示着中国餐饮文化的些许遗憾。

【偷税】

偷税一词，在古代典籍中出现得比较少。通过对《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三部丛书的检索，仅于苏轼集中发现一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发现一条，共二条此词的使用实例，丛书所收录的宋前文献中没有此词的使用记录。上述二条原文如左：

今盐课浩大，告讦如麻，贫民贩盐不过一两贯钱本，偷税则赏重，纳税则利轻；欲为农夫，又值凶岁，若不为盗，惟有忍饥。所以五六年来，课利日增，盗贼日众。（苏轼《论河北京东盗贼状》）

其偷税之人，并不就海口，收税者许人告，并以船货充赏。（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

较之宋代文献，佛教的戒律中却有偷税一词更早的记录。戒律与清规不同，清规是中国僧人因时因地制定的，戒律却是由翻译者翻译的印度佛教的现成文本，它体现了更加纯粹的印度佛教文化。同时，翻译者又力图以最准确的汉语言表达文意，这样，翻译过程本身，便体现了两大文化的相同点（其中当然涉及到不少佛教特有的文化术语，这部分内容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格义”后，通常由翻译僧以音译的形式翻译，以示区别）。

唐义净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中涉及到了偷税的概念及其相关内容，在卷四十一的“与贼同行学处”第七十一中记载：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有一苾刍……欲往室罗伐城，礼世尊足，出求商旅。时有商人，欲向室罗伐城，此之商人是偷税者，苾刍不知，共相随去，欲至税所，便取余路，偷道而行，时彼税官，伺知偷路，遂便捉获，俱缚将来，知苾刍无过，即便放去。既得脱已，渐至给园……佛言……若复苾刍者……与贼者谓破坏村坊及偷关税同道行者，谓向远处，共为伴侣，乃至一村间，得波逸底迦。

此项戒律在义净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毗奈耶》及其他戒律文献中同样有记载。

在更早的由后秦弗若多罗、鸠摩罗什共译的《十诵律》中，也有关于偷税的记载：

若比丘过关逻，应输税物而不输，得何罪？答：“得波罗夷。”若估客语比丘：“与我过是物。”比丘与过，若税物直五钱以上，得波罗夷。若估客到关逻，语比丘言：“与我过是物，税直当与比丘半。”比丘若过是物，税直乃至五钱，若直五钱，得波罗夷。若估客到关，语比丘言：“与我过是物，税直尽与汝。”比丘若过是税物，乃至五钱，若直五钱，得波罗夷。若估客到关，应输税物，比丘示异道令过，断官税物，是税物乃至五钱，若直五钱，得波罗夷。若估客应输税物，未到关，比丘示异道令过，是税物乃至五钱，若直五钱，断官税物故，得偷兰遮。

较之中国佛教，印度佛教要远超脱于世俗的统治势力，但从戒律中可以看到，承认统治者的利益，减少与统治者的摩擦，是印度佛教也要遵循的原则。甚至到了无论僧众知与不知，只要冒犯了统治者的利益，就是触犯了戒律的地步！这样的戒律传到中国，自然会被中国僧人更深入彻底地坚持。

此处所标明的偷税概念要比当代的概念狭隘，当代的偷税是指“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行为，而佛教所谓的“偷税”则专指僧人个人逃避关税或者帮助别人逃避关税的行为，与前引二条宋代例文大致相同。

与偷税概念相关的是逃税，这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使用是比较多的。它与偷税不同，它指的是为了躲避赋税徭役而离开所居之处的行为，唐杜佑的《通典》载：“夫家足不在于逃税，国足不在于重敛，若逃税则不土著而人贫，重敛则多养赢而国贫。”杜荀鹤《山中寡妇》中所谓“任是深山更深处, 也应无计避征徭”即是指此。它的大量出现说明了封建的农业社会的主要矛盾，它是属于农业社会范畴的词语。

逃税一词在佛教的文献中却很难找到。因为政府基本上是免除了出家人的赋税徭役的，因此逃税对出家人而言便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概念；而出家人贪图财利，帮助商贾偷税，则是关系到佛教声誉甚至存亡的现实问题。这一概念大量出现在佛教文献中，一方面表现了少数佛教徒的真实作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农业社会的中国，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偷税是属于商品经济范畴的词语。

通过重重对比，我们能够明了晋唐时期的偷税实况，感受到那个时代具有的淡淡的商业气息，由于商业发展水平的限制，偷税的手段也是单一的；同时，又可为偷税一词的词语溯源提供资料，至少已经表明在晋唐时期，这个词语已经被国人所使用。可谓一举两得。

【拍卖】

与餐巾的使用相似，拍卖行为同样被认为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一种文化。李沙在其《拍卖行》一书中这样说到：“欧美拍卖之风影响中国，始于近代鸦片战争前后，特别是清道光年间（1821－1850），在此之前，拍卖在中国一直是空白。”

如果以近现代拍卖业的标准来界定拍卖行为的话，中国的拍卖业确实始于鸦片战争前后。其时，上海和天津是中国的两大都会，那里有许多租界，充斥着大量的外国人。正是他们，带来了近现代的拍卖业。清末文人葛元煦的《沪游杂记》对当时上海的拍卖活动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丙子春间，华人亦仿外国拍卖物件。先期悬牌定于何日几点钟，是日先悬外国旗，届时一人摇铃号召，拍卖者高立柜上，手持物件令看客出价，彼此增价竞买，直到无人再加，拍卖者以小木槌拍桌一声为定，卖与加价最后之客。一经拍定，不能反悔。

而光绪二十四年所刊行的《津门纪略》卷九中记载的，正是其时天津的拍卖场景：

拍卖亦曰“叫卖”。凡华洋家什货物，俱可拍卖。先期粘贴告白，定于某日几点钟。是日先悬旗于门。届时拍卖者为洋人，高立台上，以手指物，令看客出价，彼此增价争买，直至无人再加，拍卖者以小锤拍案一声为定，即以价高者得货耳。俗名“卖叫货”。

但中国人的拍卖行为却远远早于此时，而且同样是由佛教僧侣发其端。

佛教规定，“比丘等五众死亡时，其遗物别为轻重之二，金银田园房舍等之重物以之归入常住物，三衣百一众具为轻物，以之分配于现前之僧众，就此分与而不得分与之均等时，则集僧众而竞卖之，平分其价，此竞卖云唱衣。以先定价而唱呼几许也。”（引丁福保《佛教大辞典》）

唱衣的实际情形，佛教清规中有详细的记载，通过对宋元几部清规的整理，其程序及规定如下：

一、抄劄衣钵：僧人病危，僧众要检点其衣物，一一具录封存，钥匙由首座保管，衣物由专人看守，以备将来估唱。另：若其他人擅自遗嘱衣物，受重罚。《敕修百丈清规》载：“大川和尚住净慈时，首座维那伪作亡僧遗嘱衣物，尝被摈逐。”

二、估衣：由维那估值，首座折中，知客侍者上单，排字号，记价值；然后依号写标签，贴在衣物上入笼，仍随号依价，逐件别写长标，以备唱衣时用。另：如果亡僧衣钵稍丰，当放低估价，利众以荐冥福。

三、唱衣：在僧堂预置笔、砚、磬、剪、挂络等物，挂唱衣牌，鸣钟集众。专人取来衣物，当众检视封记，于首座处取得钥匙，开取衣物。经过唱诵仪式后，维那拿起一物，唱言：某号某物一唱若干，众人应价，价格由低到高，达到估价即打与此人。知客写名上单，发与凭证。散后本人持凭证取物。另：为公平起见，住持人与内知事不得参与唱衣行为；若未达所估之价，亦要打与最后之僧，如添价太高，维那需再三叮嘱僧众考虑周详；若不买者故增价，犯恶作罪。

四、账式：其记账格式多样，敦煌遗书中有多种唱衣之后的真实账面记录，宋元清规中也存在多种记账模板，暂列宋代释惟勉《丛林校订清规总要》之一种“收钱表散单帐式”如下：

谨具堂头和尚，估唱衣物，支表于后：

一收钱若干（系某件钱到逐一排列写）

一支钱若干（系某件事用逐一排列写）

右件支破，尚有若干，斋七追修，命众看经，僧行经钱，支破外，更无余剩。

年月日丧司库子某具

把帐执事人两班典丧佥押

由上面四个程序可以看到，佛教唱衣就是中国古代的拍卖行为。但这种行为并非独立的商业行为，它仅仅是佛教丧葬仪式中的一部分，没有丧葬的发生，便不会有唱衣的发生，它面对的对象是佛教的僧人而非世俗之人，这些是它与现代意义上的拍卖业的显著区别。

唱衣制度同样是源于印度文化，《十诵律》中，详细记载了此制度产生的因缘：

佛在舍卫国，尔时有一梵志，着翅弥楼染钦婆罗，是跋难陀释子旧知识共事。时跋难陀遥见梵志着翅弥楼染钦婆罗衣来，见是衣已生贪着心。（以下为跋难陀以欺诈言语换取梵志的翅弥楼染钦婆罗衣，梵志后反悔，略）便到跋难陀释子所，作是言：“跋难陀，还我翅弥楼染钦婆罗，此钦婆罗还汝。”（以下为二人争吵言语，略）是梵志急索不得。诸有不信佛法人，闻说是事，以妒心故呵责，作是言：“沙门释子自言善好有德，云何名出家人，故欺调余出家人？”诸有信人，亦复呵责：“云何名比丘，作种种卖买事？”

佛陀定下卖衣之制，初不以买卖亡僧之衣为限，这更接近于现代的拍卖行为。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特别是丛林清规兴起以后，卖衣发展为仅仅是对亡僧财产的一种分配方式，若从拍卖行业的发展角度看，这成了一种退步。事实上正是这种转变的约束，令中国民间的拍卖事业无法发展起来，以至于在唱衣渐渐成为绝响的时候，中国人的拍卖行为也就基本绝迹了。经济史学家杨联陞曾在《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一文中指出：“可以推断元末以来，拍卖已在寺院中日渐销声匿迹了”，拍卖行业终于成了西方文明的专有品被介绍到近代中国。

以上三条仅仅是作者对佛教某些戒律清规的札记而已，佛教是一个包含了思想、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多种现象的博大的体系，发掘、整理这些现象，有助于今人更详细地认识古代社会生活的原貌，更深入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状况。说到如何将这些文化系统深入地发掘、整理出来，那已经不是笔者所能企及的事业，只能依赖于研究佛教文化的专家、学者了。

　　（作者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佛教语言文学专业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