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303号墓出土的道教符箓(北朝)阿迪力·阿布力孜供图
道教是历史悠久、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形成于东汉晚期,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从考古发现资料来看,道教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已传入新疆地区,当时主要在汉人比较集中的吐鲁番、哈密等地区流传。到了唐朝时期,道教成为西域汉人的主要信仰之一。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喀喇和卓墓地出土文书中,有很多道教文化的内容,是新疆道教历史的珍贵资料。
东汉末年以来,中原地区出现了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事频繁,大量内地汉人为躲避战乱,纷纷迁移到相对安宁的西域地区,这些汉人将内地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管理经验带到当地居民中,与此同时中原古老的道教也在吐鲁番等地流传开来。
北魏以来,在吐鲁番地区相继出现了阚、张、马、麴内地四姓豪门建立的汉人政权,道教在这里迅速传播和发展起来,吐鲁番墓葬出土了许多纸质文书,真实地记载着道教文化的内容。
1963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北凉建初十四年(418 年)的一件“韩渠妻随葬衣物疏”,文书后面写有“时见,左清(青)龙,右白虎。书物数:前朱雀,后玄武……要。急急如律令”。韩渠妻纸鞋还用青色涂染,纸鞋上书写的“骘”字,专家们认为,青色为道教之色,“骘”者升也,与道教升玄飞天、羽化成仙的意思吻合。
1975年吐鲁番市喀喇和卓96号墓出土的北凉真兴七年(425 年)的一件“宋泮妻尯仪容随葬衣物疏”中,末尾写有“辛(幸)关律和梁不得留难,如律令。”
1963年阿斯塔那2号墓出土的北凉缘禾六年(437年)的“翟万随葬衣物疏”中,写有:“延寿里民翟万去天入地,谨条随身衣裳物数如右。时见左清(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所谓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原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四方之神,道教改造成太上老君的护卫仪仗。“急急如律令”也是道教符箓的常用之语。
1959年在阿斯塔那303号墓出土了一件“高昌和平元年(551年)符箓”。该符箓黄纸朱书,上端有一人像,其左手持刀,右手执叉,下端写有符咒,“黄天帝神前泣煞百子死鬼斩后必道鬼不得来,近获令达若敬上,急急如律令”。《隋书·经籍志》中记载:“ (北魏)太武亲备法驾而受符篆焉。自是道业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篆。”这件符箓出土时折叠成一小块缝于绢囊内,显然是佩戴在身上的,起到消灾避邪的作用。以上文书中的符咒可以看出,北朝时期中原道家文化对西域的影响。
到了唐代,李氏皇帝尊老子为祖先,以老子李耳的后裔自居,奉道教为国教,采取措施大力推崇道教,道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处于边远地区的西域,在大一统的格局之下,与中原的联系更加密切,汉人在西域的活动也十分活跃,道教也随之兴盛起来。
从吐鲁番文书中可以看出,道教传入吐鲁番地区很快与佛教和儒家思想相融合,这也是道教思想传入西域的特点。如高昌重光二年(621年)的“张头子随葬衣物疏”,结尾处是:“大德比丘果愿敬移五道大神,佛弟(子)张头子持佛五戒,专修十善,昊天不吊,今于此月四日奄丧盛年,迳涉五道,任意听(过),幸勿呵留。时人张坚固,倩书李定度。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西辟(壁)。不得奄留遏留亭(停),急急如律令。”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不难看出,唐朝时期吐鲁番居民的宗教信仰有功利和实用主义的色彩,无论哪方神祗,只要有利于消灾辟邪,亡灵早日成仙,都可以用来信奉。
除了西州(今吐鲁番市)之外,道教还远播到伊州(今哈密市)、北庭(今昌吉州)、安西(今阿克苏地区)等地。甘肃敦煌出土的《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文献中记载唐代伊州(哈密)的“伊吾县” 就有“祥麰”和“大罗”二观,“柔远县”有“天上观”一座。
专家们对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辑录出唐代西州总玄观、龙兴观、安昌观、紫极宫、唐昌观等 5 座道教宫观。此外,吐鲁番古墓出土的大量大绢画与麻布画《伏羲女娲图》就是一个例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与德国、日本等地的博物馆也收藏着吐鲁番等地出土的《道经》《占死丧法》《解梦书》《周易》《孝经》《阴阳书》等道教文化内容的文书。
唐末至宋元时期,除了汉族信奉道教之外,一部分回鹘人也信仰道教。元成宗曾在大德五年(1301年)七月下诏:“癸丑,诏禁畏兀僧、阴阳、巫现、道人、咒师,自今有大祈祷, 必请而行, 违者罪之。”上世纪初德国探险家在吐鲁番附近发现了一件回鹘文道教符箓,学者们对该文书进行了释读和研究,卦象和周易一样,卦名则用回鹘文,虽然文书残缺不全,但可看出道教方术意义上的《周易》在古代回鹘人中有一定的传播。
唐朝以后,新疆的道教趋于衰落,但新疆古代道教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983年和田市布扎克墓葬出土的五代时期乳钉纹彩棺,总长210厘米,棺盖呈拱形,棺盖表面饰小馒头状木质乳钉,彩棺头端挡板上绘着朱雀,朱雀被描绘成孔雀开屏状,造型十分独特。脚端挡板绘有玄武,玄武由乌龟和蛇组成,舌头扬起。彩棺一侧绘青龙,龙身弯曲优美,形象生动。彩棺的另一侧绘白虎,白虎咧开大嘴,张牙舞爪,显得十分凶悍。彩棺上的四种动物十分清晰,而且绘制得十分传神,反映了五代时期道教文化在新疆和田地区的流传。
13世纪20年代,长春真人丘处机赴西域朝见成吉思汗时,到达畏兀儿区域别失八里(吉木萨尔),出迎的数百人中有道士。当时丘处机看到这里的道士在服饰上已本土化,“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李志常著《长春真人西游记》),与中原地区道士的穿着有很大的不同。丘处机在阿力麻里(今霍城县东北)也见到不少道士,这些道士们是来自中原的工匠,他们在传播道教中起到重要作用。
1755年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统一新疆后,中原内地的汉族官兵、百姓、商人和流放人员等大量进入新疆,这些移民主要分布在乌鲁木齐、昌吉、奇台、木垒、玛纳斯、伊犁等地区,南疆的汉人也逐步增多,新疆的道教也随之复兴起来。当时的道观遍布天山南北,著名的道观有乌鲁木齐的全真观、赛里木湖岛上的靖海观、博格达峰的铁瓦观、阿克苏的白云观。
除了道观之外,从内地流入新疆的八卦钱也反映了道教在新疆的传播。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保管部工作人员在地下室库房整理藏品时,发现了一枚八卦钱, 用黄铜铸成,圆形圆孔,直径4.7厘米,厚0.15厘米,孔径0.9厘米。表面已磨光,泛着黄铜色,钱币的正面和反面均有文字和符号,根据专家判断,约在清代所铸。
钱币正面有道教字符,字符后竖排“雷霆杀鬼斩妖除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令敕”的咒语;背面靠近穿孔内圈为聚头“乾坎巽震离坤兑艮”八卦名称,靠近外缘为与八卦相对应的卦象,这类钱显然与道教文化有关。
据悉,这枚钱属压胜钱的一种,压胜钱分为古钱宫钱类、生肖钱、咒语钱、吉语钱、钱文钱、镂空钱、宗教钱、游戏钱、特殊用品类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这枚钱币属于宗教钱,从该钱上的文字内容和八卦符号上看,表现出浓郁的道教文化色彩,因此,这枚钱币又称八卦钱。
八卦钱分为生肖八卦钱和咒符八卦钱。生肖八卦钱正面靠近孔内圈聚头“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字样,靠近外缘为十二地支相对应的十二生肖动物;背面靠近穿孔内圈为聚头“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名称,靠近外缘为与八卦名称相对应的卦象。从自治区博物馆这枚八卦钱的文字和符号来看,则属于后者,也就是咒符八卦钱。这类钱最早出现在汉朝,当时人们把它当做一种玩钱,从形式上看与一般钱币的形态相似,但材质较粗糙,这种钱流行于民间,不在市场上流通。从该钱上的文字和符号上可以看出,该钱表达的内容比较丰富,应该是在内地铸造后流入新疆的。将“八卦理论”铸进钱币,反映了我国古代居民对道家哲学理论的认知和重视。这枚钱币在新疆的出现,并不是道教文化在西域一闪而过的一道剪影,而是道教在新疆流传一时的佐证之一。
中原王朝开拓西域的历史十分悠久,特别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之后,中原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些道教色彩的生活用品也传入西域,如和静县出土有一件东汉时期的四神规矩镜,直径10厘米,外侧有用浅浮雕法铸出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像,边沿还有一圈篆书铭文:“尚方作竞(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遨)四海。”这枚具有道教文化特征的铜镜,有可能是屯田官兵从内地带入西域的,虽然不足以说明东汉时期道教在西域的流传,但不难看出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
(转自中国民族宗教网,作者阿迪力·阿布力孜,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