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道教不仅具有悠久历史，而且创造了独特的思想文化。对此，学术界与道教界基本上是有共识的。然而，道教成立的时间如何确定？在这个问题上至今存在不同看法；至于对道教作用的评价，则更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和分歧。近年来，笔者通过文献梳理和田野调研，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问题之提出
前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陈莲笙先生在《道教答问》一书中指出：有关道教产生问题一直以来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道教由黄帝和老子创立，称作“黄老道”，以黄帝道历纪元元年作为计算道教创立的年份，故道教创立至今已有4700多年历史；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道教是东汉末年由张陵创立，至今也有1800多年历史。陈莲笙先生虽然没有对这两种代表性意见的由来进行追溯，也没有表示倾向性立场，但却为我们认识道教的历史与现实打开了一扇大门。
笔者几次与道教界人士座谈时发现：当今道教界人士虽然有时也认可“东汉张陵创教说”，但更多时候则表达了“道教始于黄帝”的看法。如果追溯到民国以前的道教文献，就会看到，黄帝对于道教而言的确拥有开创者的地位。例如在《正统道藏》中，讲述历史的神仙传记之第一部即是王瓘的《广黄帝本行记》，该书采撷了先秦《列子》《庄子》等古籍关于黄帝的资料，经过综合加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关于黄帝修行道德、治国修仙的故事框架，凸显了黄帝在道教中的领导作用。再如《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这部被作为道教“资治通鉴”的书，开篇第一卷第一位神仙人物就是轩辕黄帝。作者赵道一在叙说了黄帝的诸多故事之后评论说：“轩辕屈黄帝之尊，礼七十二师，然后垂衣裳而天下治。当是时也，君明臣良，民淳俗朴。以有天下而不耻下问，是故神人悉愿归之，民到于今称之，此后世所以有黄帝王霸之品者，于此乎可见矣。”（《道藏》第5册，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111页）其中所谓“神人悉愿归之”的说法，充分表明了作者把黄帝作为道教组织旗号的观点。在作者看来，归向黄帝的不仅是作为信徒的“人”，还有作为被崇拜对象的“神”。作者在评述中所使用的“悉愿”两字尤其值得注意，所谓“悉”就是全部，而“愿”当然是自愿。这样说来，人神归向黄帝就不是个别行为，而带有全局性意义。赵道一的评述并非只是个人看法，而是代表了唐宋以来道教界的根本立场。这种以黄帝为道教创始的看法不仅一直得到大陆道教界的坚持，而且得到了港台以及海外华人道教组织的继承。港台以及海外道教界也采用黄帝纪元之道历，说明海内外道教界都认可以黄帝作为道教创始的首要标志。
然而，当我们回头看看1980年以来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出版的学术著作，就会发现另一种很不同的情况。除了个别学者同意道教界关于“黄帝创始说”之外，绝大部分的道教研究学者都采“东汉成立说”。无论是道教史著作还是一般专题研究论著，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在阐述道教诞生问题时尽管也会把文化渊源追溯到黄帝时期甚至更为久远，但在言及道教成立标志的时候，则把眼光定在张陵所创立的正一盟威之道等东汉时期的道派。由于学者的论说有一套内在逻辑，看起来也相当合理，但这种论说实际上并没有得到道教界的普遍认同。虽然在一般情况下，道教界与学术界并不会产生冲突，但问题毕竟是存在的。
道教型态之我见
造成以上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对宗教要素看法不同、认识角度不同。不言而喻，大部分学者们判断道教成立标志是根据一般宗教要素做出的。按照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构成宗教必须具备几个要件：一是神明信仰，二是崇拜神明的仪式，三是传达信仰的经典，四是宗教组织。根据这些条件，东汉末张陵创立的正一盟威之道当然是完备的，因此将之认定为道教成立的标志看起来也很合理。另外，学者们之所以把以张陵为代表的正一盟威之道当作道教成立的标志，还在于像《后汉书》、《三国志》之类官修史书提供了张陵创教的一些原始资料，可以为其论证提供比较有力的依据。如此一来，把张陵创教当作道教成立的标志似乎也就无懈可击了。
与大多学者遵循一般宗教要素论来看道教成立标志的做法不同，道教界认定黄帝起源说乃是遵循自古以来的传统。在中国古代，所谓“宗教”本有自身的特指意涵。许慎《说文解字》谓：“宗者，尊祖庙也。从宀从示。”其中的“宀”，象征安放祖先神明的屋子；“示”的上面两横代表“天”，下面的“小”代表日月星，意即《周易》讲的“天垂象，见吉凶”。由此可见，“宗”本有尊天法祖的理趣。至于“教”，许慎《说文解字》也有解释：“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上施，故从攴；下效，故从孝。此即教化之意。概括来说，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即是以“尊天法祖”为内涵的人文教化。道教正是遵循这样的古老传统，将其历史远溯于黄帝，并且尊黄帝为道教的开先宗师和旗帜，而以老子为教主，以张陵为天师，经过比较长时间的建设而逐步完备起来。
对照一下学术界和道教界关于道教创始的说法，可以看出彼此的分歧在于判断何为宗教的标准不同。前者是以比较完备的宗教要素作为标准来审视道教的存在；后者则主要是依据传统信仰意义来考察自身历史。各有各的标准和立场，故而形成不同说法。
那么，学术界与道教界关于道教创始的不同说法是不是根本对立的呢？当然不是。经过一个阶段的思考，笔者认为可从型态变迁入手来统合两种说法，解决分歧。依据司马迁《史记》等官方认可的史书以及道教文献资料，笔者将道教的成立与发展分为三大型态：雏形道教、义理道教、制度道教。
雏形道教。这是道教的肇端，其源头应该远溯于七八千年前的伏羲氏画八卦事件。到了将近五千年前的轩辕黄帝，即树立了以“尊天法祖、修炼成仙”为教化内涵的基本信仰。《史记·五帝本纪》谓黄帝时期“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其中的“鬼神山川”即表示对自然神与祖先神的崇拜，而“封禅”就是祭祀天地；合起来看，其行为本质就是尊天法祖；与此相联系的则是修仙活动。《史记·封禅书》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根据《史记·封禅书》前后文的描述可知，黄帝之所以铸鼎，是为了炼丹药，而炼制丹药的目的就是成仙。《封禅书》关于黄帝骑龙升天的描述虽然带有传说色彩，但在本质上却表现了延年益寿、修炼成仙的生命意识，这一点与东汉以来的制度道教思想宗旨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能够被后世道教所接受和广泛宣传。作为严肃的史学家，司马迁所记载的诸多黄帝故事必有其缘由。因此，我们有理由把黄帝时期的“尊天法祖、修炼成仙”活动看作是雏形道教的肇端，而“黄帝”作为那个时期的符号象征，也就成为道教发生的基本标志。
义理道教。这就是理论奠基时期的道教。明确地说，这就是把通常大部分学者认定的“道家”看作道教理论的奠基者。我这样说并非否定学者们关于道家的论述，而只是从一个不同角度来重新审视先秦道家理论内涵与社会作用。从学理立场看，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讲说道法理论的一派学者完全可以称作道家，这一点西汉时期的司马谈等人已经确定了。但是，司马谈等学者并没有限定后人不可以从新的角度予以探讨。从“教”的角度来审视道家，这不仅允许，而且可能。实际上，西汉以前的文化知识都还笼罩在上古宗教背景下，因此古人所称儒家、阴阳家、墨家等都具有一定的宗教内涵，道家这个概念当然也不例外。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揣摩一下老子《道德经》就明白了。该书第42章说：“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学者们明白，老子《道德经》是以“道德”二字为根本的，他所谓“教”就是“道德之教”，简称之就是“道教”。老子这种道教当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所因循的，他所因循的就是黄帝以来的上古圣人遗训。正是在上古遗训基础上，老子阐述了思想教化的义理，所以这种道教就是义理道教。
制度道教。这是在义理道教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宗教礼仪和组织系统的道教。东汉时期，沛国丰人张陵带弟子王长、赵升至江西龙虎山炼丹传教，尔后又到四川大邑鹤鸣山创立正一盟威之道，俗称五斗米道。这个道派的最大特点是尊黄帝为上古仙人，奉老子为教主，解说《道德经》五千文为《老子想尔注》，作为引导信徒的教义范本，他们以“符水咒说”疗病，礼拜天地水三官，经过几代人努力，逐步建立了二十四治的政教合一组织系统。以张陵为创始者的正一盟威之道因为有了比较系统的宗教礼仪和教派组织，意味着制度道教正式诞生，于此差不多同时的太平道也具有类似情况，因此可以看作制度道教形成的另一个标志，只是因为后来太平道失传，而正一盟威之道虽然几度变更名称，但却世代相袭，成为制度道教的典型代表。从这个情况来看，自东汉末以来，所谓道教也就是制度道教。它以黄帝时期的雏形道教为肇端，以先秦老庄为代表的义理道教为思想基础，融合多种因素而成，为中国道德文化的保存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上情况表明，道教的形成与发展，经过了不同型态。从发端上看，黄帝即是道教肇始的象征。至今，道教界将黄帝纪元作为道历的开端，这个传统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
道教社会作用的几点概括
讲到道教起源与发展历史，我们不能回避对其社会作用的评估。但是，以往很长时期，由于种种原因，道教的作用常常被歪曲，尤其是一些文学作品更是经常将道士作为反面人物来塑造，于是社会上流行着“妖道”的称呼。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更是以偏概全，把道教当作封建文化残余，力图予以消灭，这是极端错误的。
到底如何认识道教的社会作用？这当然需要客观的辩证分析。查考文化史料，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等领袖人物对道教的作用早有评估。刘恩营《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记载，毛泽东1928年与贺子珍谈中国文化时曾说：“道家除恶务尽的精神倒值得学习，它从不畏惧妖魔鬼怪，敢斗魑魅魍魉。历代造反的百姓都打着‘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旗帜，我看老百姓还是喜欢道教的。”毛泽东这里讲的“道家”也就是道教，他的论述为我们实事求是地评估道教的作用提供了思路和范例。经过查考比较，我认为道教的社会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高举黄帝旗帜，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加强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人往往自称炎黄子孙，以黄帝为华夏始祖、人文初祖，但黄帝这面旗帜是谁举起来的？不是儒家、法家、墨家、兵家、阴阳家，而是道教。先秦时期，儒家以祖述尧舜为尚，所以其上古文献汇集称作《尚书》。作为制度道教理论先驱的道家则尊尚以黄帝为大宗的道统，《列子》、《庄子》等义理道教文献都叙说了黄帝故事。以张天师为代表的制度道教形成之后，广泛搜罗黄帝资料，确立了以黄帝为旗号的“道宗”文化体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制度道教文化系统里的大量经书都冠以黄帝之名，如《广黄帝本行纪》、《黄帝宅经》、《黄帝内经》、《黄帝阴符经》、《黄帝九鼎神丹经诀》、《轩辕黄帝水经药法》等数十部。事实证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道教做出了巨大努力，从而维系了中华民族以黄帝为大宗的文化大道统。
第二，建立了养生、治国相一致的基本理论，为社会安定、个人健康生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早在黄帝时期，雏形道教即树立了“终其天年”的人生理想，并根据现实需求，通过具体实践，总结了许多有益身心健康的养生法门；与此同时，黄帝君臣身体力行，为社会治理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天下大治的效果。由黄帝君臣所实施的养生、治国实践，经过尧、舜、禹、汤等不同时期，至周代姜子牙发扬光大，再由以老子为代表的义理道教予以理论提升，从而对后来的社会治理与人格完善产生了重要作用。以张天师为代表的制度道教传承“养生治国”理论，其二十四治政教合一模式，对于当时的人民互助、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魏晋以来，张天师所建立的制度道教，衍生出诸多组织派别，创造了数以万计的经典文献，这些经典文献虽然相当驳杂，但其核心精神却是修道养生、治国安民、劝人为善，这些主张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三，形成了以“道”为本根的生态安全思想，为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合理生活方式奠定了理论基础。众所周知，生态学（Ecology）是由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在以往的中国古代文献中找不到这样的词汇；不过，就思想观念来看，生态智慧却早已蕴含其中，尤其是道教更有这方面的深刻智慧。从尊道贵生的思想出发，道教主张尊重一切生命，以为地球和其他星体都是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人类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宇宙万物存在相对应、相伴随的。因此，应该根据宇宙整体相互关系的原则来合理生活。《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后来，以张天师为代表的一批道教学者潜心注释解说《道德经》，在《正统道藏》中，这方面的诠释著述共有50多种，其思想内容反映了道教对天人整体关系的认知与把握。遵循这种思路，道教倡导天人谐调，注重保护自然环境，这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第四，长期积淀的丰厚思想文化，可以成为经济腾飞发展的巨大资源库。众所周知，世界经济发展先后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的不同模式和发展阶段。随着社会分工的进展，智能化水平的提高，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形成的经济模式即文化经济。从实际效果来看，世界各国经济的比拼，其最大的智慧来自富有特色的文化。大多学者认定：越是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就越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喷发出巨大能量。根据这种理论，我们认为，道教文化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将产生独特的效能。因为在道教体系中不仅有作为生存指导的文化智慧，而且蕴含着丰富的生存技术，例如导引行气术、按摩术、太极拳、斋醮科仪、音乐养生等，加上洞天福地特有的自然环境与文化氛围，都可以通过适当方式予以开发，转化为经济能量，其中包括采撷各种故事，制作动画产品等。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经济空间，如果运用得当，相信大有可为。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百年道教研究与创新工程》（批准号：09@ZH01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为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