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是自然史的一部分，文明的脚步是从蒙昧中走出来的。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的思维现象，一直吸引着历代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对其进行探寻和穷究的浓厚兴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思维活动的奥秘已被逐步揭开，其清晰度亦会越来越高。然而从哲学的层面对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进行系统整体研究的专著尚属不多。在这方面，高晨阳同志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堪称为首举，无疑具有开拓的意义。
人类的思维活动，就其本质而言乃是思维主体即脑这一特殊结构的物质，运用通约性的符号系统，遵循一定的运作程序，对客体进行移植或再造的活动过程。就其根源来讲，则是人类为满足主体需要有目的地从事创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即被历史主体所内化了的实践方式。因此，思维的形式、内容与生命以及思维的特点、结构和功能，都为它所赖以生存的特定历史环境所制约。逻辑地考察，思维方式是由一系列基本观念所规定和制约并被模式化了的思维的整体程式。历史地考察，作为理论思维的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生活于世界东方的华夏民族，以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为繁衍生息的摇篮，优良的生态环境、早熟的国家组织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实践方式、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人伦关系、以和谐天人为特色的行为模式，为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孕育、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营养。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至迟在商周时期即已确定了它的基本走向，到春秋战国时代则已基本趋于成型。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有着自身的鲜明特色。举其大者，概述如下：
一曰，从致用出发，因任自然和重视社会人伦与实用技艺的致思倾向。
中国古人对“智”是相当重视的，而智的内容主要就是知。但是古代的所谓知，并非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系统，而是属于如何开物成务、化民成俗的价值系统。客观世界对人来说并非外在的，人认识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即是认识自身的意义。反而言之，人认识自身的同时也就是认识世界的意义。这儿呈现的不是天人的对立，而是天人的同一。人只有因任自然，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所谓自然，并非指客观自然界，而是指事物的自性或本然。这是生活于自然经济中的人们所积累的基本经验。面对天地万物的发育流行、相易相生，人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是建构征服和驾驭自然界的知识体系，而是寻求配神明、准天地、育万物、惠百姓的关键，即把握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契机，以便沟通天人，实现安身立命和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于是知识也就顺乎自然地成了各种方术或道术了。这种以致用为目的的思维倾向，虽然造就了人们的素朴唯物主义观念，但却大大限制了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追逐和探求，不可能建构起“对象化”知识的逻辑体系。
二曰，从整体和谐出发，以把握整体功能为目标的古朴系统思维。
在古代世界，人们思维的共同特征是混沌的整体性。但必须指出，在整体观上中西之间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古希腊的整体观，是以有确定的时空形式的有限实体为对象的，个体实体需借助于自己的本质即形式而实现自己的存在（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种整体观所强调的是实体的架构表现，是质料与形式、基质与属性相分离的实体观，就思维方式来说是属于分析型的。而中国古代的整体观把宇宙万物视为一个生克制化的无穷过程，强调万物存在和变化的生命连续性和不可分割的系统整体性。对于具体对象则侧重于把握它所具有的功能和致用，个体需借助于自身的价值而不是形式才能在整体中保留自己的位置。因此，它所强调的是整体的和谐及其作用表现。宇宙万物以及人与万物之间，在生克制化之理的支配下形成为有机而和谐的整体。这种古朴的系统整体观，其思维方式乃属于综合型的。它使中国在古代的政治、伦理、美学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理论，并且在社会管理、农业生产、军事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它不具备实证科学的形态，缺乏对质料结构、事物属性和能量转换的具体分析和研究，因而不能形成为真正科学意义的系统论思维方式。
三曰，从真善美统一出发，知情意一体化的认识结构。
在中国人看来，凡是真的东西，必然是善的、美的；凡是善的东西，也必然是美的、真的；美而不真、不善，不成其为美。因此，人们对真的追求，对美的感受，对善的修持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一来，所谓认识则不纯粹指主体对客体的感性或理性的认识活动，道德意志、审美情感同样也具有认识功能，形成为知情意一体化的认知结构。主体只有在认知、达情、践行的整体活动中，在内省与外求、情与理、知与行的统一中，才能获取“圆而神”的真知。
知情意一体化的认知结构，将理性的非情感因素与非理性的情感因素熔为一炉，使理性的东西与非理性的东西之间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理性的内容贯串于非理性的情感意志活动中，非理性的个体情感又总是超越主体自身而受着理性的控制。这种认知结构使中国古代的学问显示出博大精深的容貌，并为现代认识论的研究所日益重视。但是也应看到，作为事实之真、伦常之善、情景之美，三者毕竟存在着一定的界限，且其思维方法与类型亦有差异。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由于凸显了实践理性的主导地位，不重视对认知结构的分析，使认识论和逻辑学没能获取自己的独立形态从而得到充分发展，这其间的教训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四曰，从应变出发，着眼于整体的稳定与两极互补的辩证思维。
中国古人具有丰富而深邃的辩证法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辩证思维传统。思想家们对于事物的矛盾关系，不是强调对立两极的排斥、斗争或曰你死我活，而是着眼其相反相成、相比相应的互补关系。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所谓“阴阳相易转相生”。两极通过相摩相荡成为互济对象，一方的消长必定以另一方的消长为补偿。然而，两极的地位并非完全平等或等价，而是存在着鲜明的主从、别序的等级秩序。无论天地、阴阳之间或君臣、父子之间，其支配与承顺的关系是确定不变的，这叫“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以确保所谓整体的协调与稳定。对于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国古人强调的是“日日新，又日新”，是其生命过程，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是天道的根本功能，世界万物只有在消息盈虚、屈伸变化中才能保持生存和延续。同样，人类社会也只有“其命惟新”才能不断地完善和前进。与两极互补、革故鼎新的辩证思维相一致，形成了以“应变”为目标的“尚中”、“用中”的思维理路。无论对自然的把握，对道德的践履，对人生的追求，无不以“中和”为鹄的，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于是，从维护整体的完善与稳定、确保本体的日新与守常出发，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应不变，随即成为人们“安身立命”和“修齐治平”的稽式。中国古代的辩证法可以说是生命的辩证法，它凝炼着人们在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长期斗争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高超智慧，是一种成熟的具有独特性格的辩证思维类型，不应简单地将它视之为原始的素朴观念，它所提供的丰富内容值得我们认真予以总结和研究。
五曰，以体“道”为中心，直觉思维与理性思辨的并行和互渗。
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它统摄万物，主宰化生，又是万物自身之性，存在于万物之中。万物被道统摄，万物又以自己的独特功能体现道。道是不可闻见、无以名状的，只有靠直觉体验，而一旦体道便被认为是获得了最高智慧。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不仅重视直觉悟解的作用，并且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无论道家或儒家，还是佛学或理学，都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见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易》所概括的“观物——取象——比类——体道”的方法，它不仅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一直影响着后人的思维程式。这种取象以体道的思维方式，显然不可能运用逻辑推理和名言论证的方法来把握，而必须把对象作为活动着的整体，并把它置于相互关联的生化系统中，运用具象与抽象、直觉与思辨互渗的方法才能把握。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虽然重视直觉体验，但不排斥理性思辨。尽管形式逻辑自先秦以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没能延续下来，但却发展了早熟性的辩证逻辑，它使形象直观与理性思辨构成了一种有机的互补关系。思想家个人对其体系的逻辑结构可能不很注意，而体系却明显并确定地存储于思维运动的历史长河之中。学术界对于直觉思维有的持否定态度，我们认为它的作用决不可忽视，它是逻辑思维所不能代替的，这一点已受到现代思维科学的重视。然而必须看到，直觉思维只有同逻辑思维相结合，并以逻辑思维为前提，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中国古代的直觉思维，恰恰缺少以逻辑思维作为前提条件，因而使它带有极大的模糊性和神秘性，这是应当予以克服的。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相对稳定性和历史连续性，这使我们有可能把握它的主要方面和基本内容，对其进行结构性考察与奏刀入里的研究。高晨阳同志近年来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从传统哲学的基本观念入手，然后精心探讨由这些基本观念所规定和制约并被模式化了的思维方式，撰著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一书。该书内容丰富，评析中肯，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发前人所未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此书出版之际，略陈数言以记之，是为序。
（见高晨阳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