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魏晋玄学亦不例外。玄学家们所铸造的一套新的思辨哲学的体系，开辟了一代哲学新风。这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转折和跃进。
一、“天人之际”的新义
从先秦到两汉，“天人之际”一直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被汉武帝“独尊”的新儒学，其天人关系的基本模式便是神秘的“降命”与“受命”。在这里，自然之天丧失殆尽，神灵之天耀武扬威，所谓“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春秋繁露·顺命篇》)毫无疑问，“人”是屈从于“天”的。
魏晋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仍然是“天人之际”，然而它对天人关系却赋予了新的涵义。
从内容上看，玄学把汉代“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改变为思辨深邃的玄学本体论，这个本体他们总称为“道”，它在现象的背后，却是现实事物的根基或“宗主”。不过，玄学中的各派对道的界说是不同的，有的主道为“无”(如王弼)，有的主道为“有”(如裴頠)，有的综合有无、而主“独化”(如郭象)。在论到人时，他们主张人也是自然的，理当顺应自然。尽管玄学中有着不同的派别，但它们都是在以自然为本的基础上来“究天人之际”的。这种带有无神论倾向的“天人新义”，的确是以一种较客观的态度来观察自然和人类自身的。
从形式上看，玄学家们大都采用了清新俊逸的思辨方法，一扫两汉经学的烦琐笺注、武断臆说之陋习，提出了“有无”、“动静”、“本末”、“体用”、“言意”等范畴，以理性态度从哲理上剖释了一些“微言大意”，以使圣人之意与自然之道相沟通，在文风上也给人以清新之感，对后来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总之，天人之际的新义是对汉代神学的扬弃。
二、学派交融的新声
先秦时期，诸子林立，特别是战国时代，形成为百家之学。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先秦时期生动活泼的百家争鸣气氛被窒息了，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在儒学经书的章句之中。汉末农民起义，使汉代官方儒学遭到致命的打击，而统治阶级一时又找不到新的思想武器，加之魏晋社会长期处于动乱之中，一些文人学士为了挽救名教所面临的危机，便纷纷为统治阶级提供“图治”的方案，因此沉睡的思想界便又一度活跃了起来，先秦的诸子学说随即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复苏。名、法、道、儒、墨，相继而起，其中尤以道家影响为甚。
汉末魏初的名学，主要是为曹魏政权推行刑名法术服务的。如徐干说:“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夫为名者，使真伪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灾也。”(《中论·考伪篇》)刘劭说:“夫名非实，用之不效，故曰名由口进，而实从事退。”(《人物志·效难篇》)他们强调综核名实，主要是倡导形名与德教并重。玄学诞生后，名学便与玄学同流，成了玄学清谈的名辩派。《世说新语·文学篇》载: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尘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尘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又:
“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可见，先秦名家的一些论题，已变成玄学家“玄谈”的资料了。
墨学乃春秋战国时的显学之一，但自秦汉以来，墨者绝迹，墨学亦无人问津。在其泯灭四、五百年后，西晋的鲁胜竟然使墨学又重见了天日。《晋书·隐逸传》说鲁胜的著作“为世所称”。可惜他的《墨辩注》及《形名二篇》亡佚了，只留下了《墨辩注序》。从此《序》看来，鲁胜的《墨辩注》同《墨经》一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可以肯定，它既继承和发展了先秦的名学，又具有魏晋的时代风格。
在经学弊端充分暴露的情况下，先秦道家所留下的思想数据，便受到了人们的特殊礼遇。故魏晋时代，道家思想即跃居于主导之地位。然而，儒学的正宗权威并未扫地以尽，孔子仍被保留了最高圣人的牌位。玄学家们有的以道释儒，如何晏、王弼等；有的以儒论道，如裴頠等，有的在“名教即自然”的命题下，以“内圣外王”统一，“庙堂、山林”等同，调和了二者的矛盾，如郭象辈。总之，“儒道兼综”成了魏晋玄学的基本特征。不同学派的思想交融，化作魏晋玄学的新声。至东晋以后的玄学，一方面与佛教合流，变作了佛学的附庸，一方面自身堕入神秘主义的泥坑，变作了神仙道教。正如范文澜说的:“东晋和南北朝，表现儒佛道玄四家分离结合，斗争调和诸现象，在思想发展史上，是战国诸子大争鸣之后的又一次大争鸣。”(《中国通史》第二册)是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个至关重要的时代，它确是继先秦百家争鸣之后又一次思想大融合、大活跃的时代。
三、逻辑思维的新境
魏晋时期，哲学的逻辑思维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汉代数百年的儒术独尊，在学术界不仅酿成了一种极坏的学风，而且也限制了人们思辨能力的发展。汉代哲学主要是经验的方法，喜好连事比类，多注重局部的、具体的事物，不善于进行思辨的哲学思考，对逻辑思维和论辩术极度轻视。这种经验的方法，只能暂时帮助人们了解，而不能达到对其本性的认识。因此，从逻辑思维发展的角度说，它较之先秦是大大的后退了。
魏晋玄学则不同，它注重逻辑分析的方法。玄学家们大都注重辨析名理，其结论往往是从对概念范畴的分析中推衍出来。他们的论证清晰，条理严谨，思辨味道极浓。魏晋时的许多思想家大都是喜欢辩论善言名理的人，《世说新语》记载了许多这方面的事例。辨析名理的思潮极大地促进了逻辑思维水平的提高。
辨析名理的方法，不是描述外在的因果联系，而是追求内在的逻辑根据，运用逻辑推理，建立玄学自身的范畴体系，为社会批判寻找超现实的理论依据。玄学中著名的“有无本末”之争、“言意”之辩、“体用”“动静”之争、“名教自然”之辩等，就是在当时的辨名析理思潮中应运而生的。
清谈析理，崇尚玄远，住住会流于诡辩，而且要误国误政，有极大的消极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它也有积极的成果，即辩论术和逻辑学却获得了发展。
总之，魏晋玄学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应当深入研究，予以科学地总结，汲取其理论思维的教训，以便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
（《文史哲》198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