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郭沂先生商讨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老子》（下称简本）与今本（主要指王弼本及帛书本）有重大的差异。今本《老子》分道经和德经两篇，凡81章，五千余言。简本的内容只及于今本31章，今本66章之后的文字全无，仅二千余字，为今本的五分之二，章序与今本亦全然不同。竹简的整理者根据竹简的形制，分为甲、乙、丙三组。简本与今本具有这样大的差异，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及种种解释。竹简整理者说：“由于墓葬数次被盗，竹简有缺失，简本《老子》亦不例外。”（《郭店楚墓竹简·前言》）郭沂先生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竹简之间文字句义皆衔接无间，那些残破的竹简所缺乏的文字也可以据他本补齐，因而竹简是完整的。（《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其人其书》，《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以下所引，皆出自此文，且简称郭文）郭文的这一看法是正确的。那么，简本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它与今本何以有如此的差异？其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郭文断言，简本是一部完整的《老子》的传本；今本由简本发展而来，它是在简本的基础上经后人重新修订、编排而成；今本和简本是两部不同的书，简本属原始的传本，为春秋时其老聃所作，而今本为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所作，它源于老聃所作原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关涉于先秦老学乃至整个先秦学术的演变史。若能成立，确如郭文所说：“历史上的有关争论，大致可以在这一框架下获得合乎情理的解释。”但郭文所提供的证据不充分，忽略了与其证明相反的史料，因此，郭文所作出的判断并不是唯一的。如何看待简本及其与今本的关系，还可以作出另外的解释。
郭店楚墓出土的文献除却《老子》外，大部分属于儒家的文献。竹简整理者根据墓葬的形制和特征，推断该墓年代在战国中期偏晚，楚简的年代下限应略早于墓葬年代。（《郭店楚墓竹简·前言》）墓葬器中的一个漆杯底部有“东宫之币”的刻铭。李学勤先生释为“东宫之师”，认为墓主是楚国太子的师傅，这位太子便是后来的楚顷襄王，并断定随葬的文献抄本为供太子诵读的教材。（《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载《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陈来先生亦认为竹简文献为教授太子及国子的教本，并认为其中的儒家文献是选编而成。（《郭店楚简之〈性自命出〉篇初探》，载《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如果竹简文献确为教授太子而编抄的教本，则它们的编抄年代当在楚顷襄王作太子时，即在公元前324年至前229年之间。
《史记·老子列传》载有“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之语。郭文引用了这条史料，认为“这段文字明言太史儋，当然是关于太史儋的史料”，但在时间上有误。其据《史记·秦本纪》考证说，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当为“百有六年”；太史儋见秦献公，事在献公十一年，即公元前374年，郭文还引用了《老子列传》下面一段话：“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郭文断定此“上下篇”就是今本《老子》，为太史儋所著，其成书的下限在太史儋见献公时，即公元前374年。又据汪中《老子考异》函谷关为秦献公之说，断定今本上限不早于秦献公元年，即公元384年。
如果确如郭文所说，简本属春秋末期老聃所作的原本，今本为太史儋所作，那么，从时间上看，简本必在今本之先，即所谓“老聃本”在“太史儋本”之先。但据现存史料可知，这似乎不太可能。
现存史籍多有引述《老子》之文者。这些古籍的年代多在太史儋见秦献公之后，所引文字既见于今本，亦见于简本。但也存在着以下情况：第一，有的古籍在太史儋见秦献公之前；第二，有的古籍虽然晚于太史儋见秦献公之年代，但所引述的文字可以确定在太史儋见秦献公以前；第三，所引文字不见于简本，只见于今本。下举几例。
1、《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或曰”显然是引述别人的话，而这话出自今本《老子》63章。孔子反对“以德报怨”，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体现了他与老子的思想分歧。
2、《说苑·敬慎篇》：“叔向曰：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这里引述的是今本《老子》43章和76章的文字。刘向是汉代人，但叔向是晋平公时代人，与孔子同时。若刘向《说苑》所据不误，则叔向所引老聃之语，显然在太史儋见秦献公之前。
3、《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二：“墨子曰：墨子为守，使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胜者，以强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老子的这两句话见于今本《老子》4章。《太平御览》虽然年代较晚，但这段文字当是《墨子》佚文，很可能出自墨子之口而为其及门弟子所说。这说明墨子或其弟子当读过今本《老子》。
4、今传世《文子》，过去学者多断为伪本，系抄袭《淮南子》而成。1973年河北定县出土的汉墓竹简中有《文子》一书。据学者考证，此书是先秦古籍，不是《文子》抄袭《淮南子》而是《淮南子》抄袭《文子》，“《文子》虽经后人篡改增益，但不是伪本，可以作为研究文子思想的主要资料。”（李定生：《文子要诠》，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汉志》道家《文子》下班固自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文子》多引老子之语，有仅见于今本《老子》而不见于简本者。这样的情况，仅首篇《道原》就有数条。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多闻数穷，不如守中。”“天下莫柔弱于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于无间。”“兵强即灭，本强即折。”“柔弱者生之干也，坚强者死之徒。”“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德。”
上述《老子》引文情况说明，早在太史儋之前，就有今本《老子》或与其相近的本子在流行，从而有力地否定了太史儋为今本《老子》作者的可能性；同时亦可以说明，简本必不是老聃的原作，且当后于今本《老子》。
我有一个大胆推测：关于《老子列传》所说太史儋见秦献公之事，或许“献公”为“孝公”之误。《秦本纪》亦说太史儋所见为“献公”，显然所据史料与《老子列传》源于同处，不足为证。《老子列传》称太史儋见献公在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史记集解》则引徐广语说：“实百一十九年。”此在孝公元年，而非献公之世。徐广之说不是凭空虚造，当实有所据，只是史料缺佚，今人无从得知。若徐广所说不错，那么，太史儋所见是孝公，而不是献公。孝公元年即公元前361年。是年，孝公即位后，为改变秦国落后面貌，曾发布求贤令，广招人才，商鞅就是在这年携《法经》赴秦。孝公三年，商鞅建议孝公推行法治，受到甘龙、杜挚等儒者的反对。孝公接受商鞅的意见，决定变法，奖励耕战，严明赏罚，实行积极有为的政治。（参见《商君书新注》，山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太史儋很可能受孝公求贤令所引而赴秦。在当时秦国变法高潮的大环境下，太史儋不大可能提倡老子无为之说，于此时作成《老子》。史书太史儋著述的记载，这是他压根就没有著述之故。
在《老子列传》中，司马迁提到老聃、老莱子、太史儋三个人。今本《老子》遂与三人关系纠缠不清。据《汉志》所载，老莱子另著他书，应排除撰作《老子》的可能性。余下二人，郭文在断为今本《老子》系太史儋所作时，提出四条具体理由。其一，如前文所说，据汪中考证，函谷关之设置，“实在献公之世。”这正属于太史儋的时代，而与老聃时代相距甚远。其二，《老子列传》所说的老子离周出关与同传所说的“周太史儋见秦献公”一事相符，当同为一人。其三，今本《老子》倡君王南面之术，其贬黜儒家之论合秦国尊法非儒的传统。其四，春秋末年，周虽衰弱，但仍为天下共主，故老聃离周出关的理由不充分。而进入战国，周已不是天下共主。太史聃觉察到，周的灭亡和秦的崛起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太史儋才出周入秦并为之出谋划策。郭文的四条理据，实皆可诤。
第一，汪中虽认为函谷关设于献公之世，但又认为，“函谷之置，书无明文”，可见其说乃推测之辞。汪中又说：“当孔子之世，二崤犹为晋地；桃林之塞，詹瑕实守之。”由于函谷关地处险要，在孔子之世就被当作要塞，有人负责把守。即使当时不称“关”，司马迁也可据后世之名而书之。这在《史记》中，不乏例证。如，老子出生地原属陈，当称为陈人，但陈后为楚所灭，所以司马迁书之为楚人。第二，如果第一条可以如此解释，那么，离周出关的老子也可以理解为春秋未年的老聃。第三，在秦孝公之前，秦国并没有尊法非儒的传统。这从前面所说的商鞅与儒者的礼法之争可以得知。秦国尊法非儒的倾向明朗化，是从秦孝公开始的。第四，春秋末年，周室衰败，老聃离周出关不是没有可能。至于说太史儋觉察到周之灭亡不可避免，这有可能，但若说他觉察到秦必崛起，这是神化之。在孝公即位之前，秦在七国中属于弱国。直至孝公实行变法，秦才突起而为强国。郭文所列举的四条理由均难以成立，这就进一步否定了太史儋撰作今本《老子》的可能性。
综合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今本《老子》非太史儋所作，春秋时期老聃作《老子》的传统之见不能轻易否定。不可否认，今天所见到的《老子》，不可能完全是老聃所作的原貌，肯定经过后人修饰和损益，但其基本内容及其思想倾向甚至基本结构都是由老聃确定的。那么，为何过去人们将老聃与太史儋混为一起，弄不清究竟谁是《老子》的作者呢？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不能排除老聃与太史儋同作过周室史官，且都有出关西游之事。这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二，聃、儋二字音同，亦可通用。《说文》：“聃，耳曼也。”曼有长大之义。《庄子》书多称老子为老聃。《吕氏春秋·不二》作耽。《说文》：“耽，耳大垂也。”《淮南子·地形训》：“夸父、耽耳在其北方。”耽耳，国名，由于其民耳长大而得是名。耽耳又作儋耳。《山海经·大荒北经》有儋耳之国。注云：“儋耳，其人耳大下儋，垂于肩上。”由于这两个原因，人们便把老聃和太史儋搅缠在一块，分不清究竟谁是谁。人们分不清二人，于是《老子》的著作权是谁自然也难以分清，对此，《古史辨》时代的学者早就有人作过分析，但多把《老子》的著作年限往后推，没有注意到上面所说的古籍引述《老子》之文的情况，也未及见到出土的古本《文子》。因此，他们分析老聃与太史儋相混的原因虽然合理，但关于《老子》著作权及其年代的结论却是错误的。
需要进一步追究的问题是，简本《老子》如何形成以及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我们前面说，简本不是老聃所作，而且当后于今本《老子》，这就意味着，它理应源于老聃所作的今本《老子》。但照常理言之，某一著作在流行过程中，虽然难免发生变化，在文字数量上有所损益，在结构上有所调整，但不当变得面目全非，但简本与今本相较却非如此。因此，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推断：简本是一个选本，它在今本《老子》的基础上，经过重新编排而成。这一推断，不是没有根据的臆测。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郭店墓葬主人的身份是太子之师。学者普遍认为，墓葬文献用以教授太子及国子，目的是培养他们的德行以及掌握治国的道理和方法。这说明，这些文献不是作纯学术研究之用，它颇类于今天大学里用于教授学生的“资料选编”或“原著选读”。如果这一推测不错，那么，作为太子之师的墓主就没有必要把原作全部照录下来。《老子》一书亦当如此。特别是书中一些深奥难识的章节、文句，就更没有教授的必要。今本《老子》的许多玄妙之言，若“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类的文句，所以不见于简本，其道理可能就在于此。其次，楚墓随葬的儒家文献，至少现在可以确定，有的就是经过筛选的篇目。李学勤先生认为，儒家文献中，“《缁衣》、《五行》、《鲁穆公》，都应属于《子思子》。”（《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子思子〉为一部书，《缁衣》等篇即是选自此书。陈来先生认为，这些“教本中的儒家文献，必是从流行的诸多子书、记、说中选编而成的，或者就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选编本。”（《郭店楚简之〈性自命出〉》）既然儒家文献可以是选编而成，那么，就没有理由怀疑简本《老子》也是选编而成，是一种选编本。
复次，从简本《老子》自身看，亦不难发现选编的迹象。第一，竹简的形制存在三种类型。简本《老子》的文字并不多，即两千余字。倘若它为全本，似当一气录成，而不应有这种差异。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很可能为教授的需要，分三时抄录而成，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样子。丙组仅270字，形制和书体与《太一生水》一样。竹简整理者认为，二者可能原来合编为一本。（《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由于丙组录于最后，且文字最少，不足以独立成册，所以与《太一生水》编排在一起。第二，从简本的内容看，乙、丙两组文字对甲组起着补充的作用。郭文认为，“简本《老子》的核心思想是守道归朴。”守道归朴既关涉于治国之道，也是涉于持身之道（郭文没有强调这一点）。郭文依据这一理解，把甲组文字概括为何为守道归朴及其根据、途径、效果四层义理。由于文繁，兹不具引。我想指出，郭文的概括是正确的，但对这四层义理的层次可以调整。郭文所说的第一层义理、即何为守道归朴可以照旧。第二层义理，即守道归朴的根据与为道可析之为二：一为根据，二为为道。为道属提升精神境界的方法或途径，与守道根据在义理上有别，因此，分为二层为妥。郭文所说的第三、四两层义理，即如何使民守道归朴和守道归朴的效果，实际都是落在效果上讲，但所蕴含的义理各有侧重。前者重在论圣人抱朴守道，则有无不为之事功，属治国问题。后者重在论主体自我守道归朴，有合道之境界，则可以保持真性，获无不为的心灵，即自由的心灵，此属持身问题，依此，甲组文字的义理可以概括为何为守道、守道根据、为道之方、体道之事功及体道之心境。需要指出，甲组文字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一逻辑程序，其间的义理也有歧出间杂之处，但总体不外于此。这就是说，甲组在义理上大体是自成系统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何以再需要乙、丙两组的文字。显然，简本作者在编成甲组篇章之后，认为其义理尚未有尽处，需要作进一步的补充。乙组文字对应于今本的59章、48章上、20章上、13章、41章、52章中、45章、54章，其要义是论持身之道，讲“为道”之方，目标是归朴返真，达于道境，实现心灵的自由，这显然是接着甲组的最后一层义理讲。丙组对应于今本17章、18章、35章、31章中下、64章下，其要义是论治国之道，当紧握大道而不失，才能实现“成事遂功”的政治效果，这显然是接着甲组的第四层义理说。合简本的形制和内容观之，简本的作者刻意对今本《老子》进行了选择，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先从今本中筛选了部分章节，后来又逐步补充进来一些章节，形成了与今本大异的简本。
至于简本的章序与今本之所以有异，这是由于简本的作者对今本进行了重新编排之故。照郭文的解释，简本是原本，今本是后人在简本的基础上进行改造、重编、增补而成的。但这里有个问题难以解释。简本的内容大体是前后相接、系统有序，而今本在整体上虽然思想一贯，但各章之间却往往是义理不接，混杂而不连贯。观今本比简本多出的章句文字，既与简本的基本精神相合，而且其中有的章句义理玄妙精深，必出自大手笔，决不可能对简本的义理混然不解。照此推想，今本作者当遵循简本的义理层次而予以推衍、发挥，不当出现今本的无序状况。这说明，郭文所作的推断难以成立。因此，最大的可能是简本源于今本，当然，老聃所作的《老子》，有可能流传着两个章序不同的本子。一种本子与简本章序相同，简本即据此本而成。但现在尚缺乏这方面的史料作依据，而相反的情况却存在着，如帛书《老子》的章序同于今本而异于简本。因此，较为合理的解释是，简本的作者根据自己对《老子》的理解和现实需要，对今本进行了有目的剪裁并予以重新编排。可是在重新编排时却出现了问题。例如，甲组中“为之者败之”到“而弗能为”一段和“其安也”到“（始于）足下”一段，中间相隔而不相接。这两段在今本中原都属于64章的文字，并且前一段在后，后一段在前，二者前后衔接。今本64章，先讲在事物处于安静、未兆、质朴、初变的始源状态，易于处理，接着强调“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然后又以“合抱之木生于毫末”等语为喻，再次凸显把握事物始源状态的重要性，尔后引出“慎终如始，则无败事”之论。其义理条贯，天衣无缝。可是，在简文中，今本原文变成了两段，遂使“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简本甲组后句作“此亡败事矣”）一语无从着落，变得使人难以理解。这可能是由于简本作者对原文的义理不尽理解，所以在重新编排时，出现了这一失误。简本与今本的章序不同，可以进一步说明简本确是今本的选编本。
至此，可以清理一下我们的看法：第一，今本《老子》属春秋末期的作品，为老聃所著；第二，简本源于今本《老子》，是一个选编本。
老聃作《老子》，这不是我的发现，学术界早有人这样看。但这一点很重要，这是第二个结论能否成立的前提。第二个结论是我的推测，说明了在简本《老子》与今本《老子》关系上，存在着与郭文所说的全然不同的另一种可能性。在老学研究问题上，这种可能性排除了郭文所说的简本的出现，能够在他理解的“框架下”解释“历史上有关争议”的评判。但简本确实是至今所见到的有关《老子》的最古老的资料，文字也有优于今本之处，它可以弥补今本的某些不足。仅此而已。至于这两种可能性，究竟何者为真，需要依靠新资料的发现而加以证明了。
（《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