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宗教，不论其多么高扬神性，落实为社会教化之道，便要劝人为善，有利于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善；如不能劝善惩恶，反而诱人为恶，那便是邪教了。道教是尊道贵德的宗教，当然一贯十分重视道德思想和实践，重视以道德宗教的形象面向社会；而且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生活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儒学、佛教一起，成为魏晋至清末一千五百年间中国社会道德风尚的三大精神支柱之一。道教的道德又有它自己的特色，唯其如此，它才有其他宗教不能取代的位置，从而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
一
道教道德的第一个特色是以神道的方式容纳古代社会的主流的和普遍性的道德，而不自己另起炉灶。道教道德作为一种宗教道德，当然有它神学的层次和内容，但与其他宗教相比，它的世俗性最为强烈，直接认同儒学主要伦理及其话语表述方式，并不单独构造一个体系。与世俗的儒家伦理相比，道教道德多了神道的支持，因此能够很好地实现儒家提出而未能充分实行的“神道设教”的主张。儒家伦理以人本主义的人性向善论作为支撑，最后归结为天道，它的宗教性较弱，不得不依靠道教和佛教来强化道德的神圣性。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道教道德是神道的形式和儒家的内容。
儒家伦理的主要内容是忠君、孝亲和仁义礼智信，这是符合家族社会和农业文明国情的。而道教伦理从一开始便以儒家伦理的基本规范作为自己宗教道德的信条。东汉末年，《太平经》提出“敬上爱下”[1]，认为“君父及师，天下命门，能敬此三人，道乃大陈”[2]。强调“天下之事，孝为上第一”[3]。《老子想尔注》则谓“竞行忠孝”，“守中和之道”[4]南北朝时北天师道寇谦之明确标示其道“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气闭练”[5]。南天师道陆修静提出道教的宗旨是“使民内修慈孝，外行敬让”[6]。综合性道书《无上秘要》中所引众多道戒，都强调忠孝之道，谓：“夫学道之为人也，先孝于所亲，忠于所君”（《修学品》）。唐代道士杜光庭论道德曰：“载仁伏义，抱道守谦，忠孝君亲，友悌骨肉，乃美之行也。”[7]南宋初河北新道教教派真大道教的教旨有“九义”之说，其中第二义是“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8]。金元之际，全真道教祖王重阳传道时，劝人读《孝经》，“教以孝谨纯一”，“及其立说，多引六经为证据。其在文登、宁海、莱州，常率其徒演法会者五，皆所以明正心诚意、少私寡欲之理”[9]。全真道扛鼎人物丘长春祖师仁厚爱众，不畏长途跋涉，不避艰难险阻，西行雪山会见成吉思汗，“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10]。他借着天上打雷宣传“人罪莫大于不孝”，借着田猎事故宣传“天道好生”[11]，整个是一儒家贤哲的形象，故陈时可《长春真人本行碑》中称之为“至诚粹德”。元代江南净明道虽以道教为归依，实则是儒家的别派。创教人刘玉说：“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本心以净明为要，行制贵在忠孝。”[12]清代龙门派道士刘一明在《三教辨》中说：“儒即是道，道即是儒，儒外无道，道外无儒”，若就道教道德信条而言，此话基本上是合理的。
道教道德如它认同的儒家伦理一样，有其特殊性和普遍性两个方面。如忠君的礼教，具有时代的局限性，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要注意两点：第一，它所肯定的仁慈、诚直、中和、信义等道德规范都具有中国社会普遍伦理的性质，具体解释可以变化，而基本原则是不会过时的；第二，它所强调的“忠君”，从浅层说是服从最高掌权者，从深层说是表示对国家政权的一种认同和尊重，因为当时君王代表国家，故标“忠君”，实际表达的思想是忠于国家，这是道教一个重要的传统。由于道教道德的世俗性，道教便很容易与主流社会相协调，成为中国民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宗教。
二
道教道德的第二个特色便是道德践行与仙道修炼紧密结合，甚至道德践行成为仙道修炼的第一要务。在基督教那里，爱上帝和为上帝献身是神圣的伦理义务和最高美德。在伊斯兰教那里，信真主和为真主而奋斗是穆斯林道德的第一位要求。如果爱神灵与爱世人发生冲突，比方对待异教徒，那当然要首先服从对神的道德义务，为此宁可排斥或损害异教徒。当然近代以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开明派都尽力把爱神灵与爱人类统一起来,表现出更多的宽容精神，但两者的位置还是不能颠倒的。佛教讲慈悲喜舍，虽然也有个别经典指斥诽谤佛教者为异端，可以严惩，但总的说来佛教是一种宽容的宗教，主张以德报怨，把佛教道德作为教义的核心。故《法句经》说：“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与上述三大宗教相比，道教更重道德，而且把在人间行善积德作为仙道的基石，并以此来衡量人们信道和修道的虔诚程度和水平。
魏晋著名道教思想家和炼丹家葛洪在《抱朴子》中说：“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微旨》），具体说来，“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他认为“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也”（《对俗》）。于此可知，善事比仙药更重要。宋代金丹道南宗始祖张伯端在《悟真篇》中说：“德行修逾八百，阴功积满三千，均齐物我等亲冤，始合神仙本愿。”全真道认为仙道须“功行两全”，所谓“行”，即是“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三州五会榜》引晋真人云：“若要真行者，须是修仁蕴德，济贫救苦，见人患难，常行拯救之心。”当然还要修真功，即是性命双修，而性功之要在于清静内心，有平等无私之胸怀，且要把修性与修命结合起来，使性功贯彻于命功全过程。有人问道于丘长春，答曰：“外修阴德，内固精神。”[13]短短八个字，便把全真修道之精要和盘托出。这样一来，全真道就把行善积德纳入修道的体系之内，而且是作为根本道行看待的。《净明大道说》认为：“要不在参禅问道，入山炼形，贵在乎忠孝立本，方寸净明，四美俱备，神渐通灵，不用修炼，自然道成。”明代《三丰全书》说：“只要素行阴德，仁慈悲悯，忠孝信诚，全于人道，仙道自然不远也”。总之，修道要先修人道，后证仙道；人道坚固，则仙道易成；积德既久，便是神仙。
三
道教道德的第三个特色就是吸收道家贵柔守雌的精神，具有淡泊、谦和、息欲、包容的特色。道教的理论渊源是老庄道家哲学，它在使道家思想走向宗教化的过程之中，一方面对道家天道自然无为、生死气化代谢的观点有所改造和另铸，另一方面对道家尊道贵德、清静无为、不争居后的气象和风格有所继承和发扬，特别是无为清修一派，更多地保持着道家隐士的作风。《黄庭外景经》有云：“持养性命守虚无，恬淡无为何思虑。羽翼已成正扶疏，长生久视乃飞去。”这就是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的入静之法。寇谦之修订道戒，强调道士要“行无为，行柔弱，行守雌，勿先行”[14]，以此来规范信徒的行为。陶弘景认为内养须“游心虚静，思虑无为”，“不以人事累意，不修仕禄之业，淡然无为，神气自满”[15]。司马承祯著《坐忘论》，发挥老子无为和庄子坐忘的思想，阐释主静的修道理论，提出三戒：“一曰简缘，二曰无欲，三曰静心”，作为行为戒律，表现出道家隐逸派的鲜明特色。及至全真道，王重阳把“清静”二字作为修行的核心，以断“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16]教诲弟子；马丹阳更加突出全真道的道家无为格调，云：“夫道以无心为体，忘言为用，柔弱为本，清静为基。”[17]因而他更像道家人物；丘处机虽然有所改变，存无为而行有为，但他在修道功法上，依然强调性功在于清心寡欲，“去声色，以清静为娱；屏滋味，以恬淡为美”[18]，不论事业有多大发展，丘祖始终保持慈俭不争之德，故元和子《长春观碑》称其“绝贪去欲，返朴还淳，屈己从人，懋功崇德。”
道教的恬淡通脱精神，使修道之人能够超越世俗功利、是非、礼教等束缚，回归真性，获得一种心境上的泰然自得之乐，以便内敛生命的潜能，优化生命的质量，增加生命的智慧。道教的性格极为和平忍让，所以能包容百家，促进社会稳定。但因此也减弱了它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担当精神，容易出现弱化和散化的趋势。
四
道教道德的第四个特色是它特别重视生命伦理，把生命的保护和优化放在行善积德的首要位置。
道教是重生的宗教，它认为人生的大事莫重于养生延命，使之美好和久远。它不因敬神而看轻人，不因重将来飞升而看轻现实人生。《内观经》说：“道不可见，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则道废，道废则生亡。生道合一，则长生不死。”可见道教崇拜大道，即是崇拜生命，它的道法、道戒和道术都是围绕着一个“生”字而展开，既重视个体的生命，也重视群体的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命。它主张求道修道要从当下的生命做起，即筑基炼己，形神相守，性命双修，使生理生命与精神生命在良性互动中得到均衡发展，下学而上达，最后达到脱胎换骨、生道合一，这便是得道成仙。神仙是道教追求的一种理想的生命状态，道教坚信这种状态靠恰当的炼修是能够实现的。因此道教重养生之道，致力于祛病健身，参予医药学的研讨和发展，关心全民族的体质的提高。表现在宗教道德上，它一直重视生命伦理的开拓。
《太平经》提出“生为第一”[19]，它把“寿”与“孝”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寿者长生，与天同精；孝者下承顺其上，与地同声”[20]，为人子尽孝要设法使父母健康长寿。它提倡富人要周人穷困，“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21]，因此救人性命是“助天养形”的德行。它尚道德而非刑杀，云：“夫天道恶杀而好生，蠕动之属，皆有知，无轻杀伤用之也”[22]。它反对当权者“取法于刑”[23],还反对残害妇女和女婴，认为是“故犯天法”[24]行为，罪过很大。《无上秘要》的道戒之一是：“学道不得煞（杀）生蠕动之虫”，要求爱惜动物的生命。陶弘景认为万物中“唯人为贵”，而“人所贵者，盖贵为生”[25]。《度人经》明确标出“仙道贵生”的宗旨，点明了生命哲学是道教信仰的最大特色。所谓贵生，即是热爱生命，保护生命，优化生命。尔后《道教义枢》标出：“一切含识乃至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因此人应把爱人的品德扩大为爱物，既保护人的生命，也保护万物的生命，这才符合修道的要求。
实践道教生命伦理并做出巨大贡献者，当首推丘长春祖师。他之所以不避凶险、不畏艰苦，西行雪山会见成吉思汗，其最大动力便是借此千载难逢的机会，用道德的力量打动大汗，拯救民众的生命于战争灾难之中，这是当时修道度人的迫切要务。他的诗是他的心声，十分感人。如云：“天蒼蒼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皇天后土皆有神，见死不救知何因？”[26]，“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岺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27]丘祖没有坐等上天鬼神的降临，而把救民性命的重任担在自己肩上。在战乱中幸存的民众尚在苟延残喘，必须赶快去把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拯救出来，修道之急，莫过于此。丘祖不但劝戒成吉思汗敬天止杀，减轻了战祸的破坏，而且还燕后，采取措施赎放人奴，救饥济寒，得救者不下二三万人。丘祖的不朽正在于此。《金莲正宗记》赞之曰：“如此阴功，上通天廷，固可以碧霄往返，白日飞升，又何用于九转丹砂，七还玉液者也。”丘祖的修道是最高的修道，因为他体现和实践了大道生生、仙道贵生的精神。
五
道教道德的第五个特色便是多教汇合，不仅有儒，而且有佛，还有墨，众家相须，共成一体。
民国年间陈撄宁大师已经指出：“吾人今日谈及道教，必须远溯黄老，兼综百家，确认道教为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寄托。”[28]由于道教从醖酿诞生之日起，即是汇合多种文化而融成一体的，所以它形成深厚的多元包容传统。在后来的发展中，继续吸收国内和外来的文明成果，不断丰富自己。在宗教道德方面，它吸纳儒家伦理的成分最多，前文已述；此外便是吸纳佛教伦理，所占比重亦属不少，还有其他各家，集多种传统美德于一身。虽然有人指责道教“杂而多端”，但在杂多之中，仍有主脉存焉，这就是以强化生命、消灾免祸、造福民众为宗旨。
北魏寇谦之建立北天师道时，不仅吸收佛教仪规建立自己的科仪制度，而且转借佛教的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为道教戒律。南朝陶弘景更是明标“三教均善”，他在《真诰》里运用佛教话语，说：“要当守志行道，譬如磨镜，垢去明存，即自见形，断六情，守空净，亦见道之真”（《甄命授》），又说：“神为充形舟，薄岸当别去，形非神常宅，神非形常载，徘徊生死轮，但苦心犹豫”（《运象》），这里所用“断情”、“空净”、“度舟”、“生死轮”和形暂神久等观点，皆来自佛家。全真道以“三教一家”、“三教平等”为号召。王重阳教人读《般若心经》，他借用佛家染净之说，要明心者做到“清净”：“内清净者，心不起杂念；外清净者，诸尘不染”[29]，又教人超脱“欲界、色界、无色界”。丘祖之慈悲和平等，丘祖之以慈勇化杀心，皆如佛家墨家而又过之。故金朝辛愿《陕州灵虚观记》誇赞：“其逊让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爱似佛。”清代陈铭珪《长春道教源流》称颂：“以止杀劝其主，使之回车，此则几于禹稷之已溺已饥，而同符于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之义，盖仁之大者也。”元明清之道教，多兼用儒佛道之语汇，将成仙与成佛相提并论。如李道纯著《中和集》谓“禅宗、理学与全真，教立三门接后人”，其《三天易髓》明言：“引儒释之理证道，使学者知三教本一”。他阐述内丹之要：“以太虚为鼎，太极为炉，清净为丹基，无为为丹田，性命为铅汞，定慧为水火，窒欲惩忿为水火交，性情合一为金木并，洗心涤虑为沐浴，存诚定意为固济，戒定慧为三要”，将儒佛道熔为一炉。清初龙门中兴之祖王常月有《龙门心法》，共二十讲，其“皈依三宝”、“忏悔罪业”、“断除障碍”、“舍绝爱源”、“戒行精严”、“忍辱降心”、“报恩消灾”、“济度众生”、“了悟生死”、“功德圆满”等项戒律，皆是使用佛教语言来表述道教教规，它们在内涵上也是相通或互补的，这就形成一种道德的合力，进一步消解了宗教的排它性，有利于社会普世道德的形成。
六
道教道德的第六个特色便是与民间道德教化相结合，对于普及传统美德有独特的贡献。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道德教化不仅有官方教育体制，以精英的道德理论为引导；而且有民间教育形态，以大众化的道德说教来普及。儒家有乡规民约，以家庭为学校，通过家长言传身教和节庆丧葬活动实施道德传承。佛教有三世轮回、因果报应、天堂地狱之说，形象生动，颇为深入民众。道教则有劝善书作为通俗道德教化作品，向民间普及去恶从善的道理，起到很大的作用。而儒、佛、道三家在道德思想上互相交渗，并共同依赖说唱文艺以及戏曲等，在民间传布社会公德。
道教劝善书中影响最大者是《太上感应篇》。该书出现于宋，而流行于明清，托名太上老君，宣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积善成仙”、为恶遭罚的道理，使百姓觉得头上三尺有神明，善恶在己，必有感应，因而约束自己的行为；同时将善行与恶行具体化为许多条明确的思想行为表现，涉及到家庭、社会道德的方方面面，便于人们对号入座，省察自己，劝教他人。如说：“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不履邪经，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情，正已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宜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得，如已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遏恶扬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此书流传极广，并且借助于明清通俗小说而普及于村镇和贵族之家。南宋先挺在《太上感应篇·跋》中说：“《太上感应篇》之作，正所以开千万世愚夫愚妇为善之门也。”
按照卿希泰先生和陈霞博士的分类，《太上感应篇》属于说理性道教善书，此外，还有惩恶性道教善书，如《玉历钞传》；操作性道教善书，如《太微仙君功过格》；说理性与纪事性结合的道教善书，如《文昌帝君阴骘文》[30]等。其中尤以各种《功过格》为最有特色，如《文昌帝君功过格》、《十戒功过格》等，用写日记的方法统计自身行为的轨迹，看到自己的进步和不足，其特殊功用在于教给民众平时进行道德自我省察的方法，督促人们多积善德，少犯错误，向仙道的标准靠拢。《阴骘文》则鼓励人们积阴功，修阴德，暗中行善，不沽名钓誉，有利于提高道德教化的层次，纠正形式化的倾向。
道教劝善书的共性是：第一，强调神明的垂示和监督，人要敬神尊仙，否则会遭惩罚。第二，神是善神，仙是德仙；功德可以成神，积善可以成仙，所以敬神修仙皆要去恶为善。第三，以道教神仙的名义，推行儒、佛、道三教结合的伦理道德，如忠孝、慈悲、苦己利人、以德报怨、救困济急、敬畏神明等，伦常为重，仙佛并尊。第四，内容具体明确，语言形象生动，要求简易实用，常用韻文，朗朗上口，方便普通民众理解和执行，故能普及和推广。
七
道教道德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是我们今天进行道德建设必须开发运用的重要精神资源。时代不同了，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无论从道教自身建设的需要，还是从道教适应社会的需要，道教道德都必须从内涵上加以调整和补充，从教化方式上加以改善和创新，不能照搬套用。这就要求我们从中发掘和提炼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去掉过时的成份；借鉴成功的经验，吸取衰微的教训，以便使古代的智慧在今天重放光彩，有益于人性的改善，有益于社会的进步，有益于宗教的健康发展。
道教道德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有以下几点。
第一，宗教道德必须具有普世性，能够推动社会基本道德的发展，而不能与它相背离，这是它与社会长期保持和谐与良性互动的重要条件。道教在维护中国传统道德方而做得是比较成功的；今天社会道德要调整，道教也要跟着调整，继续成为维护中国社会基础道德的重要力量。例如“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是过去宗法等级时代的产物，不符合今天公民社会的要求，就应把它抛弃；“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一个也不能丢，只须重释和补充，这是传统美德，我们还要继续加以维护。现在讲新八德：忠孝诚信礼义廉恥，忠是忠于国家、人民和职守，孝是中国特重的美德，诚信是为人做事之本，礼义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廉恥是人格的保证，这些中华美德要继承要发扬。《公民道德实施纲要》提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二十字的公民道德规范，是新时期社会道德的基本内涵。中国道教不仅要弘扬中国优秀民族道德，维护当今的公民道德，还要积极参加国际性的文明对话、宗教对话，为人类普遍伦理的建设做出贡献。
第二，道教的生命至上的生命伦理思想要发扬光大，为建立东方的生命学做出贡献。道德本为人而设，通过调整人际关系，使社会安定和谐，以利于人的正常生存和发展。可是在历史上有权有势者依凭社会等级制度，把道德变成压迫多数、摧残人性的工具，在普遍性形式下，维护着少数人的特殊利益，道德被异化了，礼教成为民众的枷锁。在这种情况下，道家和道教却高举养生文化的大旗，始终把每个人的生命和身心健康放在首位，并扩大到自然界，把尊重生命、保护生命、优化生命作为道德的核心价值，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今天提倡“以人为本”，提倡生态伦理，需要很好参照道教的生命伦理，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是要树立世间以生命最为可贵的观点，即生本主义，把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作为道德的首要标准。二是要使社会道德规范有利于个体生命的成长，不能反过来伤害它。三是要性命双修，使心理健康与生理健康互动并重，从而成就完善的人生。四是要反对战争、冲突、暴力、恐怖活动和一切危害生命的犯罪行为，使人们获得正常生存的环境。五是要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爱护动植物，“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收敛人的贪欲、奢欲，以俭朴为德，与自然为友。所谓大道，即宇宙生生不息之总生机、用之不尽之总能量。道法自然，故不可违逆；尊道贵德，故社会兴旺；生道合一，故生命长久。以上三者可以成为生命伦理的原则。
第三，道教在民间进行的宗教教育和道德普及工作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需要我们加以研究和借鉴。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往往以哲学为信仰，用孔孟之道和老庄之学来安身立命；但广大下层民众却离不开宗教，把各种神道作为精神家园，民间的道德在“神道设教”的形式下得到维护和延续。这是因为民众缺少受教育的机会，又劳作辛苦，没有条件和时间去阅读高深的哲学著作；而自古以来，民间便存在和流行着神灵崇拜，形成深厚的宗教信仰传统，后来加上佛教道教的世俗化民间化，更强化了民间的宗教习俗。民众遇到天灾人祸和人生不能解决的难题，便去求神拜佛，从中获得生存的信心，得到心理上的安抚；同时以神的名义和权威，维系着民间道德生活的正常运作，形成一种有效的劝善惩恶的精神力量。这种国情在今天并没有根本性改变，虽然经历过近一个世纪的社会革命和文化运动，民众的信仰饥渴仍然存在，民间的宗教信仰依然存在，目前还找不到它的替代品，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以为我们可以允许和肯定佛教道教在民间以宗教的方式传播社会公德，或以寺庙宫观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或继续制作善书在民间流布，或高僧高道为民众讲经说法。使民众有神圣的信念，有因果的考量，这样既有利于社会道德风习的改善，又有利于道教自身的道德化建设，而民间杂而多端的宗教信仰，便会有一个凝聚的中心和提高的方向。
还是一句老话：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天道教道德优良传统的发扬和对社会道德教化的推动，首先需要道教界自身宗教学识和道德素养的提高，涌现出更多的高道大师，具有人格的魅力和道德感染力量，为民众所敬仰；同时道教的团体和宫观要真正成为清静之地，祥和、仁厚、礼让，为社会树立道德的榜样；还要在社会上多做善事，多积功德，为大众谋福利，促进社会安宁、和平和繁荣。道德能兴邦，道德也能兴教，我们要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