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也是日本人民的伟大朋友。他一生为促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与他交往的日本人中，橘朴是一个政治思想很复杂的人物。鲁迅同他的一次谈话，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
1923年1月7日，鲁迅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云。星期休息。午后井原、藤冢、永持、贺四君来，各赠以《会稽郡故事杂集》一部，别赠藤冢君以唐石经拓片一分。下午丸山君来，并绍介一记者橘君名朴。[1]
客人中的丸山昏迷(1894—1924)，原名丸山幸一郎，又名昏迷生。一九一九年到北京任《新支那》记者，一九二二年起任《北京周报》记者。他曾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讲课。他具有进步思想，和铃木长次郎、清水安三一起，当时在北京被称为“激进三鸟”。
客人中的橘朴，当时担任日本在华报纸《京津日日新闻》的主笔，是通过丸山昏迷的介绍，第一次拜会鲁迅。
橘朴自1936年出版论文集《支那社会研究》和《支那思想研究》以后，在日本成了知名人物。1945年去世后，成为纪念和学术研究的对象。比如，1953年，研究橘朴的《朴庵会会报》创刊；1966年，劲草书房出版了《橘朴著作集》全三卷；1974年，橘朴思考会成立，机关杂志《楠》创刊。此外，日本还出版和发表了近二十种专门研究和十余种涉及橘朴的论著。但是，橘朴在中国却鲜为人知。
橘朴又名朴庵，1881年10月14日生于日本大分县北海部郡臼杵镇，1945年10月25日卒于中国沈阳市。他于1905年考入日本《北海时报》社，开始记者生涯。翌年来到中国，先后在大连、北京、青岛、济南、天津、旅顺等地，担任《辽东新报》、《日华公论》、《支那研究资料》、《京津日日新闻》、《济南日报》、《月刊支那研究》、《调查时报》、《满蒙》、《新天地》、《读书会杂志》、《满洲评论》和《大陆》等日本在华报刊和东方通讯社、朝日新闻社等记者、主笔和特约通讯员等。他于1918年在青岛加入日本侵华军，作为随军记者到过西伯利亚。他还曾担任过日本关东军自治指导部顾问、伪满洲国协和会理事、南满洲铁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满铁)特约员和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特约员等日本侵华机关的职务。
从简历可以看到，橘朴曾为侵华的日本政府、军队和财团工作，前期主要从事记者工作，后期主要从事研究工作和政治活动。他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包括情报和政策分析。他撰写了《土匪》、《满洲和日本》、《支那社会研究》、《支那思想研究》、《满洲建国的过程》、《职域奉公论》、《中华民国三十年史》、《支那建设论》、《北支那乡土建设私议》、《道教和神话传说——中国的民间信仰——》和《中国革命史论》等著作，大量的新闻报道、通讯和政论，是一个非常勤奋的记者和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从文章看，他是个个性很强的学者，也是一个头脑中始终充满矛盾的思想家。
山本秀夫在《橘朴》一书(1977年，中央公论社出版)中详细分析了他一生的活动，评价了他的思想。山本认为，他的思想核心首先是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他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重新发现中国人的能力和道义性，论述其实现的可能和日中友好的理想。橘朴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很高的评价，但他对革命的看法同毛泽东的农民运动理论有相当大的距离。他希望中国民众得到彻底的解放，但看不到中国内部的力量所在，只看到压迫人民的军阀和官僚势力的强大。于是，把打倒中国军阀的希望寄托于日本军方。这是他积极接受“九一八”事变，从自由主义转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基础。他一方面期待着法西斯主义打开局面，同时又为中国脱离资本家的民主主义而实现工人的民主主义而努力。也就是说，他在法西斯主义的潮流之中，产生了从内部超越法西斯主义的叛逆思想。这是他积极指导“满洲国”自治的思想依据。他曾倡导过在中国建立以贫农和中农为主的合作组织的“新重农主义”，后来又倒退到赞同地主富农统治农村的“乡土社会论”。他也曾对改造日本提出过“独裁政党论”。因此，山本秀夫认为，对他的评价，采取右翼或左翼二者必居其一的方法是没有意义的。
宇野重昭在评论山本秀夫著《橘朴》一书时说，对于战后的日本人来讲，橘朴在他们眼中的最初形象，是令人极端憎恶的法西斯主义的精神领袖。虽然他主观上是愿意日中友好的，是热爱中国农民的，对乡村自治倾注了热情，在人格上同三十年代以来的无节操的法西斯主义分子有根本的不同，但从政治史的观点看，他是鼓吹“满洲国”建设的思想家。虽然他晚年受法西斯主义的压制，但这不能说明他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家。[2]
日本各界对橘朴的不同评价还有很多。总之，他是一个至今尚无定论的人物。
由于鲁迅在日本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橘朴在日本也是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所以鲁迅和橘朴在二十年代的会见，一直受到日本学术界重视，不少著作都特别提到此事，视为佳话。但在中国却很少有人言及。其实这次会见的内容是很有意义的。
二
鲁迅没有记下他同橘朴谈话的内容，但橘朴却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发表了。在1925年4月号《月刊支那研究》上，橘朴发表了《通俗道教的经典(上)》一文。据《橘朴》一书的摘引，内容是：
我在北京时曾同周树人议论过迷信。
那时周笑着说：
“北京西河沿有狐狸银行，吕纯阳任总经理，在民众中有很高的信用。”我不禁笑出声来，反问说：
“中国政府为什么会允许死了一千年的吕纯阳任银行总经理呢?”
周氏回答说：
“政府的事不清楚，但民间的确相信吕纯阳是狐狸银行的总经理。他们认为这位仙人当总经理将是靠得住的。其理由很简单，财神梁士诒没有能防止交通银行停止兑现，说明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所以，如果让长生不死的神仙来试试的话，也许用不到那样担心了。”
在1948年出版的橘朴的遗著《道教和神话传说——中国的民间信仰——》(改造社)中，他对这次的谈话作了一些重要补充：
在他生前，我曾在北京同他见面，并就迷信问题交换过意见。
我：“听说近来狐狸非常时髦呐！济南成立了一家狐狸银行，报上报道了。北京决不会这样严重吧？”
他：“西河沿有一家，比袁世凯留下的新华储蓄等反而信用高，岂不有趣?”
我：“唔，照例是钱能训任总经理吧!”
他：“不，不是，总经理是吕纯阳。”
我：“哎呀呀！那不是唐代仙人的名字吗?”
他：“哈！哈！正是。”
我：“世上的事真稀奇，死了一千多年的神仙，却当了银行的总经理，政府怎么会允许的呢?”
他：“政府我不清楚，但民间的确相信吕纯阳是银行总经理，说这位仙人担任总经理没错儿。这是人民不相信当局的结果。被称作财神的梁士诒，不是也未能防止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停止兑现吗！而仙人是正直的，慈悲的，而且是具有超自然力的。因此，将财产委托给仙人没错儿。”
我：“的确，即便出了差错，比起被人鲸吞来，当然也容易想得开。”
橘朴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对他同鲁迅谈话的内容，两次的回忆基本上是一致的。鲁迅待人平易和蔼，同写文章时的严厉，完全不同。橘朴笔下的情景，传神地体现了鲁迅同人谈话的风格。
三
橘朴于1914年在中国结识了研究中国民俗学的日本学者中野江汉。在中野江汉的影响下，橘朴也对中国的道教产生了浓厚兴趣。不过，他研究的道教不是中国古代追求哲理的道教学者们的道教，也不是重视修炼和修行的道土们的道教，而是“通俗道教”。他把通俗道教概括为“在民间流行的所有关于道教信仰、行为和思想的总称”。通俗道教这名称，就是中野江汉和橘朴于1916年首先应用的。山本秀夫介绍说：当时日本的知识分子大都通过儒教去探讨中国，从儒教去寻找把中国和日本联结在一起的思想纽带。橘朴与此不同，试图通过道教，特别是通过民众的道教信仰和道教思想去理解中国。这可以称为其研究中国的特点。正是通过研究道教，橘朴才找到了理解中国及中国人的钥匙。也就是说，通过研究通俗道教，打破了通过儒教的先入之见去分析中国人的错误方法。1923年，他带着有关通俗道教的问题，去拜访鲁迅。山本秀夫推断说：当时橘朴在《京津日日新闻》上正陆续发表有关通俗道教的文章，在这背景下，和鲁迅谈话的中心大概就是通俗道教。他的推断是有道理的。他又肯定地说：在当时的中国人中，除鲁迅以外，别人是不具备同橘朴谈论通俗道教的学识的。
无论从内容，还是从橘朴的愿望，都可看出，这次谈话，虽然笑语风生，但却是一次极有意义的谈话。所以橘朴第一次回忆说他同鲁迅“议论过迷信”，第二次回忆说“就迷信问题交换意见”。正因为如此，他把谈话的内容留了下来。这次谈话可以说是现代史上中日两国思想家之间有关宗教方面的学术交流。
四
对于吕洞宾担任银行总经理这一怪现象，鲁迅在谈话中，明确地指出了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军阀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银行倒闭、停止支付等事件是屡见不鲜的。受打击最重的中下层股东和储户们，除了听任宰割和无可奈何之外，是别无办法的。鲁迅把这种畏惧心理，概括为感到“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正是由于这种畏惧心理，群众才拜倒在“具有超自然的力量”的神仙吕洞宾面前，相信他确实担任银行总经理。群众认为“仙人是正直的，有慈悲心的”。反过来即是说，不少群众已经看到了那些代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财神，如梁士诒等，是不正直的，是无慈悲心的，是不可信赖的。鲁迅指出，群众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可靠的银行经理，只好把美好的愿望寄托到天上。总之，鲁迅是从生产和阶级矛盾中去找原因，指出是社会压迫导致了对神仙的崇拜。
道教宣扬奇迹和灵验。吕洞宾担任银行总经理，保护股东和储户们的财产，大概也是奇谈。关于银行总经理的奇谈似乎已经脱离了道教正规的教义和科仪，而走入民间信仰的行列。道教崇拜和民间信仰互相吸收、互相转化，是常有之事。吕洞宾是道教和民间信仰共同崇拜的神仙，更难分彼此。这就是说，相信吕洞宾担任银行经理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正规的道教徒。宗教和民间信仰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在有神论的思想基础上产生的，都相信世界上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都崇拜鬼神，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鲁迅对吕洞宾担任银行总经理的分析，实际上也说明了阶级社会中宗教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源。
鲁迅还发表过一篇文章，主张“迷信可存”。他首先分析了宗教产生的根源，以此作为“迷信可存”的理论根据。他在描述吠陀教和犹太教的起源时说：
故吠陀之民，见夫凄风烈雨，黑云如盘，奔电时作，则以为陁罗与敌斗，为之栗然生虔敬念。希伯来之民，大观天然，怀不思议，则神来之事与接神之术兴，后之宗教，即以萌孽。[3]
这里正确地描述了原始人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不能正确解释自然现象，因而产生恐惧和不理解，遂产生了对自然神的崇拜的过程。鲁迅的描述否定了自然神的神秘外衣，将其从天上返回到人间来认识。
鲁迅又认为：
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4]
这是说，人的精神必有所寄托，没有信仰便无法作人，所以宗教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宗教产生的不可避免性，只是和一定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认识水平相联系的，和其它因素没有必然联系。鲁迅实际上是把人的精神需要，人的信仰需要看成宗教产生的根源，从而把宗教看成振奋民族精神的大旗。这同资产阶级思想家、科学家费尔巴哈、海克尔等人的理论是一致的。
鲁迅把“向上之民所自建”和“人心必有所冯依”的观点同"迷信可存"的口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明他对原始社会宗教根源的分析，也适用于阶级社会。由此可以看出，鲁迅早期没有将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生活领域，是一个不彻底的无神论者。这种不彻底性，与他当时的自然观和社会观有密切关系，与海克尔、尼彩以及章太炎思想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从1908年的“向上之民所自建”、“人心必有所冯依”的理论，到1923年的“民众对人唾弃的结果是信用仙人”的观点，表明鲁迅对宗教起源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反映出他头脑中的唯物史观的比重有了显著增长，向着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即科学无神论又前进了一大步。由于鲁迅专门论述宗教学原理的文章不多，所以，他同橘朴谈话中对宗教产生的根源的阐述，对于我们研究他的宗教观的发展，是非常宝贵的。橘朴的记载，使鲁迅谈话的重要内容得以留存于世，客观上为研究鲁迅的宗教观保存了珍贵资料，作出了贡献。
五
这次学术交流本身，对橘朴本人也产生了影响。
在《道教和神话传说》一书中，橘朴分析了道教长生思想的来源和弊病。他说：
然而关于永恒的生命，道教是如何解释的呢？说起来道教的长生观有三个来源。第一，上古以来的“祖先崇拜思想”；第二，自战国中期盛行起来的“神仙思想”；第三，佛教的“三世因果说”。关于祖先的灵魂不灭，护佑子孙的说法，在周初文献中有明白的记载。但是，人们即使在今天也没有搞清楚这种灵魂的生命是否果真不灭。据神仙家的理论，人人都具有成仙的可能性。不过要完全符合神意，这是必须具备的条件。然而这一条件暧昧不明。因此，似乎生前不能真正实现成仙的希望。这是来自古代神仙理论的神秘主义的余弊，是道教神学最大的缺陷之一。
接着指出道教的长生思想虽有弊病，但却为民众相信。他说：
可是，民众却认真地相信，许多神仙获得了永远不老不死的生命，可以在现实中与他们交通。对此我能够提供非常有趣的实例。
所谓“有趣的实例”，就是鲁迅谈话中所分析的吕洞宾担任银行总经理的怪事。用这一生动实例，来证明对道教的分析，是很合适的。
橘朴更主要的用意，在于说明“通俗道教”流传广泛，对群众的思想影响很深。
至少可以这样说，鲁迅的谈话为橘朴的道教研究提供了实例，使其增色不少。而橘朴之所以一再提及，足见其重视程度。橘朴对鲁迅，称之为“日本通”和当代第一流小说家。他说：
以妙笔向中国青年介绍日本思想和文学的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的名字，大概是许多读者都听到过的。其兄周树人也是一个不亚于弟弟的日本通。他虽然在教育部任官，但却以鲁迅为名，居当代第一流小说家的地位。最近正在积极地翻译厨川白村的遗著。
这既是向读者介绍鲁迅，也是对鲁迅的赞扬。在《道教和神话传说》中，对鲁迅的介绍和赞扬又增加了一句说：“并且是新思想运动有力的领导人。”书中还说鲁迅“已经作古”，可知第二次的介绍和赞扬是鲁迅逝世以后的事。据中野江汉为该书所写的跋中介绍，橘朴是在去世前一年，即一九四四年在病榻上委托中野江汉为他出版该书的。这表明，橘朴一直到逝世，并没有改变其对鲁迅的赞扬。众所周知，鲁迅是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英雄，也是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及其走狗的英勇斗士。这点，橘朴当然是了解的。但他却始终景仰鲁迅，这除了说明鲁迅的伟大影响之外，对于研究橘朴的思想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六
大概是因为这次会见过于短暂，所以没有在鲁迅脑海中留下太深的印象。八年后，鲁迅在同增田涉谈到橘朴时，已不记得有见过面的事。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写到：
鲁迅说从“橘朴”这个名字看来，不知道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也许是中国人的笔名吧。内山完造先生就是日本人。“我以前不很知道这名字，好象只是模糊地见过，但从此之后，也就颇为注意了”[5]。
《鲁迅的印象》是增田涉二十多年后对自己师事鲁迅十个月期间的回忆。日本人内山完造先生也是鲁迅亲密的朋友。他1913年来上海，1917年开设内山书店，1927年开始认识鲁迅。
从增田涉和内山完造与鲁迅交往的时间表可以知道，鲁迅是1931年同增田涉谈起橘朴的。鲁迅谈到，自己1927年以后才从内山完造那里知道橘朴是日本人，从此加以注意。以前他只是模糊地见过这一名字而已。说明鲁迅已经忘记了曾同橘朴谈过话，而且曾把他的名字写到日记里的事。
这一事实，告诉我们，鲁迅从1927年以后开始重视橘朴发表的文字。值得橘朴骄傲的是，一九三一年他从鲁迅那里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增田涉回忆说：
鲁迅对于日本的中国研究家，他称赞橘朴先生。他说，橘朴先生比他自己更知道中国的事情。
一个外国人，比以解剖自己的祖国著称的鲁迅更知道中国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这一称赞更高的评价呢！
可是，橘朴却并不认为自己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他说：
我往往被支那学者误解，其实我始终是一个以支那社会为物件的评论家。我评论支那的动机不是出于好奇和求知欲，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即探索建立日支两民族正确关系的理论和方法[6]。
辛亥革命以后，橘朴决心终生作一名采访中国问题的记者。学者也好，评论家也好，记者也好，总之，他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对中国进行了四十年的深入研究。不管他的立场和动机如何，他的确称得上是一位中国研究家。
截至鲁迅1931年给予极高评价为止，橘朴曾巡游我国东北农村，调查了群众的社会、经济及生活状况，密切注视着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革命进程，致力于研究通俗道教，专门研究中国军阀的财政基础，调查了各省的地租、盐税和封建集团，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调查了民国政府的现行制度和财政机构，对“五•四”运动进行了系统的评论，调查了山东军阀和山东省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况，对军阀混战的政治局面进行了评论，会见过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和辜鸿铭等人物，对康有为的大同说感到兴趣，也和青帮首领徐煜会见，实地考察冯玉祥和韩复榘间的战争等等。事实表明，鲁迅从对中国现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给予他的评价，是有根据的。当然，鲁迅的评价没有涉及政治立场、思想观点和动机。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橘朴的评价，比橘朴在日本国内成名要早五年。
注释：
[1]《鲁迅日记》上卷，第381页。
[2]《近代中国》第4卷，第54—62页。岩南堂书店，1978。
[3][4]《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
[5]钟敬文译本，湖南人民出版社。
[6]《职域奉公论序》，日本评论社，1942年版。
（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日本的中国移民》，三联书店，1987年3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