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支柱之一，具有十分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学人所注意。经过几代学者的悉心整理、探索，道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思维、传统道德以及中国文学史、科学史上的重要贡献不断被揭示出来，特别是它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人们肯定道教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一支，在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方面起着其他学说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二十年前中国大陆研究道教者甚稀，人们大多不怎么了解道教，遑论对之作出肯定的评价。因为研究之不易，人们便想起到历史上，到中国文化巨人那儿寻求支持。其中一个重要人物便是鲁迅先生。先生有一句名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见之者奉为至宝。于是在肯定道教文化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学人中间，这句话被广泛引用。你看，鲁迅先生，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那么肯定道教!后继者真是得到了莫大的鼓舞。但是，当人们引用这句话时，恐怕极少想过，鲁迅这句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其内涵究竟是什么？它是对道教的肯定评价吗？
鲁迅这句话，写于1918年8月20日，致其同乡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而其事由，则是顺着谈论其《狂人日记》而及。因此，所谓“中国根柢”云云，须联系到这部奇特小说来理解。我们先来看一下信中涉及此事的原文：“《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侯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从上面的引文来看，所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与夫认为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都是那一段时期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其在小说中的表现便是《狂人日记》。按这篇小说最具有发聋振聩之力的惊人之笔，就是：“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吃人，是鲁迅对当时封建礼教的愤怒揭露；用它来概括中国的全部历史，便是从《资治通鉴》里见到的“食人民族”。因此，所谓中国的“根柢”，实指其“吃人”的本质。由是可见，鲁迅当时对于道教，是视为批判的对象，甚至于将其看做中国文化劣根性的重要原因。他对道教的评价，完全是否定的。
有人可能会说，上面的引文中，对于“根柢”没有明白界定，未必是你所理解的那样。那么好，我们不妨查一下自1918年至1927年这十年中，鲁迅谈到道教或与道教有关的事物时的态度，从不同的角度来印证，来寻访其关于道教的基本评价。也许令人失望，查这十年中鲁迅涉及道教的话，没有半句是肯定道教的，批评、斥责的话倒有那么好几句。这里且举几个例子。
“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随感录》三十八，1918年11月15日)
“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同上)
在当时的鲁迅笔下，道士的讲阴阳五行，与仙人的炼丹实验，都属于昏乱之列，必须加以清除。儒家与道家的书自然更是其本源所在，乃是助成昏乱的物事。一派道教与道教中的思想，全无是处，决应扫荡，大约便是他此时的心态。
这一段话正写于《狂人日记》发表(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之后不久，两者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当然展示了同一种观点和态度。这段时期鲁迅对道教的否定之辞，还有一些，不再赘述。而在过了将近十年之后，鲁迅偶尔提及道教中的人和事，基本态度仍然差不多。1927年，他与梁实秋论争，批评梁氏提倡“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突然论及道士：
“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文学和出汗》，1927年12月23日)
道士论道何以被说成那么可怕和可憎，鲁迅先生总有他自己的道理，我们不来详细揣测。只是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与1918年时一样，此时鲁迅对于道教仍然没有好感。
从上文可以看到，鲁迅所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意在批评。虽然从字面上看，这是一个肯定判断，然而，他对中国的“根柢”，却是完全否定的，由此表达出的正是对道教的全盘否定。当我们满腔热情地肯定着道教的历史作用，却引这位大人物对道教的否定评价为权威论据，实在是说不过去。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怪事发生，一是我们对于要想征引的文字，少了点细读与甄别的功夫；二是太想依傍名人。而其结果，是既误读了鲁迅，也无助于对道教的正确评价。
其实，名人的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增加些分量，但必须要确是真知才是。鲁迅并非道教史家，也不是历史学家，我们不必强求他对此讲出什么精彩的说法。他作为中国近代有影响的文学家，肩负着抨击封建主义的重任，意在唤起国民的觉醒，因此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但其书其言不必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先生对于道教的批评，在经过八十余年之后，尤其是经过一十年来海内外学人对道教具体而实事求是的研究之后，便很有商榷的余地。而即使商榷，也不影响我们对先生的崇敬。先生作古多年，本来没有必要再翻这些老账。但眼见得将其个别话当成与其本意全然相反的格言来引用，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因此翻了几种鲁迅的书，写成上面的文字，目的只是还一个事实的真相。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6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