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教教义思想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几点思考
刘仲宇
道教在我国已经存在与发展了近两千年，如果加上她的前身道家学说和方仙道，那么就更古老。在漫长的年代中，她一方面保持着自己的基本精神、基本信仰始终不变，一方面又不断地新的时代内容充实自己，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和信徒需求的不同，而呈现出新的面貌。表现在其教义的发展上，就是核心内容、信仰的主题恒久不变，而其理论阐释，则是经历过多次重大的变化，从而推动了自身的建设和发展。这种变与不变的矛盾，仍然还会继续，毋庸置疑，我们所关心的是，社会发展到今天，道教的面貌将会怎么样变化，特别是她的教义思想。就社会一面说，将会给她的变化提出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就道教界本身来说，将会怎么样应对社会的变化和由此引发的新的需求？这些，固然有一定的人为的设定的因素在起作用，然而从根本上说，道教教义思想的演变，受到本身的固有特征和价值的影响，也受到社会条件、文化背景等的制约，具有客观的规律性。只有在符合其规律的方向上的演变，才是有生命力的。
一、找到自身固有的优势，认清本有的价值，是道教教义立足于现代的根本
道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系统。在近两千年的传承中，她又吸收了儒学、佛教及其它学派的若干因子，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自己。一千数百年来，她与儒家、佛教鼎足而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之一。进入现代后，儒学迅速衰落，从组织系统说，自从十九世纪末废科举、兴学校以后便不复存在。而只有道教和佛教一起，作为有组织、有专门的活动场所为支撑、专职的人员为守护的实体留了下来。因此，道教在当代社会里，已成为传统的标志、象征。而在她里面，包容着中国传统的精神她是传统的负载者。而在现代飞速发展的社会里，传统具有巨大的价值。因为人类的历代文化创造，全部生活智能，通常都积淀在传统之中。尽管传统中有精华与糟泊、优点和缺陷的混合，但如何取精用宏，是各代继承者的责任，人们不能因嗌废食，将全部传统推倒。那样做，除了民族精神的颓丧，新一代人面对千变万化、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无所适从，不会带来任何有益的功效。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的进程，一方面冲击着传统，改造着传统，但另一方面，有识之士又忧心忡忡地看到在高度的物质文明的技术的压力下，人们精神家园的荒芜，因此呼唤传统的重建。而道教，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负载者，其价值，其内涵，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普遍的重视。近二十年来，学术界中出现了“新道家”一说，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对古老的道家文化的巨大兴趣。与此同时，道教的学术探讨也以前所未有的频度和深度开展起来。这些研讨，往往不是单纯停留在对传统的回忆上，而且常有人将之引导到对现代人类精神家园的关怀，希望从中找到仍然鲜活的精华。它至少从一个侧面，表现了道教作为传统的象征所具有的魅力。
正如一般地说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道教庞大的信仰和文化体系中，其核心，其精粹，正是其教义思想。道教的核心信仰，当然是道，及道的化身三清等尊神，然而对于什么是道，如何得道，得道成仙与人道的关系如何，超越一切现实矛盾的局限的得道境界与现实的世界关系怎么样处理，等等，都必须通过教义思想的阐释，才能明白，才能形成结构完整、有高度理论水准的体系。同时，各个时代的教义思想，也决定着这一时代的道教活动的主要内容，陶铸着那一时代的道教徒的精神、情操。作为中华文化传统载体的道教，其负载的传统，主要体现在它的教义思想中，其应对现代社会的资源，也主要地包含在她的教义思想中。
中国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包含着诸多的子系统。中国传统文化的子系统，不止道教一个。儒家和佛教也都是其中的重要支柱，而且其中的许多文化精神，已经深入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之中。道教与其它子系统相比，既有同生于一个文化源的共性，更有道自身的特性。这种特性，形成她特有的价值，决定了她的不可替代性。
道教教义思想与儒学的其它诸子百家比，具有特有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是它吸引大批大批信众的魅力所在，也是她存在于世的充足理由。
历史上，道教理论家提供过对教义的不同阐释，出现过不同的教义系统。但是无论哪一种系统，其根据或曰核心，是对道的信仰，而道，又是充满着神性光辉的，有时就以人格神的面貌出现。道教神圣性是其教义思想的前提。终极的大道，必须有终极的不可思议不可分析的最高的神灵来代表。晋代的葛洪，写下《抱朴子内篇》，又编有《神仙传》，将自汉以来看做神仙班头的老子，说成是学道而成仙的人，而非自然神灵。这样在其理论体系中，便失去了终极的神圣。到了晚年，他才感到自己没有探寻到道教的“绝妙之根”，最后写下《枕中书》，明确指出最初的、在宇宙分判以前的存在的神灵，是盘古真人，自号元始天王。[1]从而完成了对终极的神圣性的理论建构。唐孟安排概述当时所理解的道教教义，其序便从“元始天尊应气成象，自寂而动，从真起应”谈起。[2]宋代编的《云笈七签》首述道德义，但论“道教本始”，仍从三洞宗元即宇宙演化不同阶段相继有神明天宝君、灵宝君和神宝君说起。后世道经，或论仙道与人道相统一，人道为仙道的基础。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似乎从神圣向世欲靠拢了。然而实际上，人道只是基础，终极的最追求仍然是仙。必毕是超凡的仙道，被看成最后的解脱之途。道教，无论是从实践层面，还是教义的层面，对广大的信众而言，都是信仰着、服膺于这种神圣性、超凡性；而社会上的一般人士，也因为道教的这种神圣性，而敬重道教，以庄严的态度看待道教的经典、场所和道士。神圣性是任何宗教都具有的品格，而每一具体的宗教都有一套特殊的信仰系统和对它的解释和实践，以维护这种神圣。道教以道为核心，以气为介质，以得道成仙为追求，以庞大的神谱代表着宇宙秩序的尊严，是构成其特有的神圣性的基础。而这些，都在其教义思想中才能充分地得到表达。神圣性，对神圣性的感受、体验，在教徒的眼中，是不可由其它的东西取代的；在学者的眼中，或者会认为其中有着过多的非理性因素。然而非理性的东西，神圣乃至于神秘的观念，虽然可以用理性的眼光加以分析，却无法用理性去置换。因此，这种教义上的神圣性，恰是道教本身具有的优势，是它对广在信众产生巨大号召力的源泉所在。
与神圣性相联系，道教教义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其超越性。本来，先秦道家便已有了超脱于世俗的计较纷争，遗世独立的特征。《魏书》谈到道教时，就认为她有“澡雪精神，摆去俗累”的特点。以超越心对待世事的纷纭,用超然物外的高尚人格超脱俗事的干扰，是道教经常呈现给世人的面貌。这种超越性，与对人生与世界所做的某种终极性的理念有关。因为，所有教义理论，其终极的归宿，都要求修道者效法不再斤斤于世事、逍遥自在的神仙，在人格上，人生追求上，以清静无为、少私寡欲、淡泊名利为标准。而其效，则赢得世人的敬仰，吸收了信众的皈依。
应当指出，超越性是各种宗教都有的品格，然而道教的超越性又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我们将之与西方的基督教比，则基督教是严格意义上的一神论宗教，道教却在主神信仰的一元化前提下，又具有泛神论色彩，容纳了多神崇拜。这一特点，一方面，与中国民众的信仰特征相一致，从而与民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前一种情况的泛化，道教的教义思想和活动方式都带有入世的特点，即在社会层面上，在生活层面上展示其超越性。由此可以说，道教的超越既是彼岸的，又是此岸的。其主要的信仰，或者说是全部教义核心层面的重要内容神仙，即是联系彼岸与此岸的桥梁。这种饱含入世精神的超越性，已经与中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那是一个广泛地吸收诸家之长的学派，因而能够显示出自己的优点和特长。道教继承了这一传统，可以适时地吸收各时代思潮的精华。由此，在其教义中裹挟了大量的传统的因子，也具备随时吸收新的文化因子的可能。这样，又成了融汇传统文化的大渊薮。它与某些信仰一神或倾向于一神信仰的宗教不同，极少有强劲的排它性。这使它可以在同一时空下与其它宗教---这里当然是谈正宗正信的宗教，而绝不是那些打着宗教旗号的假冒货---平安相处。不仅如此，道教在与其它宗教比如佛教相处中，还相互吸收，相互影响，就其自身说，经过这种过程，渐渐变得丰满。而当它面对现代文代时，也表现出了相当的灵活和自由。还在清代末年，就有广东道士李青来，吸收西方天文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天文学相贯通，写成《圜天图说》，从而展示了道教文化善于“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特点。尽管在近代以来，这种优点没能很好发挥，但其中包含着的与时俱进的可能性，则是它面对现代社会时本具的巨大适应性。
最后，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是道教在宗教解脱途径上主张的独特性。道教是贵生的宗教，在宗教解脱上主张“形神俱妙，与道合真”，最高的理想是得道成仙，从而永久地摆脱人的肉体寿命和生活场景、活动能力的束缚。这在世界宗教中可谓独无仅有。由此延伸出对生命的极端重视，对人生活的生态环境的竭力保护，并形成各种体现这种宗旨的操作方法。这种宗教理论在当代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其中关于贵生、延生的一系列主张和文化资源，是多数宗教和文化体系没有的，因此从整个人类文化而言，与其它文化体系有极强的互补性。
由于这些特性，道教教义形成自己的特有优势，从而变得不可替代。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不可替代的优势，是道教教义应对现代社会的根本。相对于道教教义所向我们展示的理想的神仙世界，现代社会当然是世俗的。然而要求道教教义面向世俗世界，不是要将她本身降低到世俗的水准。只有保持其固有的特征，才能发挥其优势。如果教义完全世俗化了，那么，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二、研究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对道教的需要，是道教教义呈现出现代面貌的前提
记得德高望重的陈莲笙老道长曾在《上海道教》上连载过《道教徒修养讲座》，后来收入了《道风集》，其中有一讲是《适应时代》。他说道：“历史告诉我们，在道教和时代的关系上，只能我们道教去适应时代，而决不是相反。”他又说：“道教适应时代的问题，首要的不是去改变枝流末节，而是去改变观念以适应时代。”“改变我们的观念，首先是在教理教义上丰富和发展对于‘道’的认识。”[3]他说的适应时代，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同时也表现了老一辈道长在新的历史时期具有很强的现代意识。希望随着中国历史进程而发展自己的教义，是自从民国以来道教界的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也提出过的。1936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道教会，就有人提出过“谨慎自修，阐扬道之精义，化导社会”[4]的主张；1946年发起、1947年成立的上海市道教会又曾提出“研究玄学，阐扬教义，刷新教务，联络道友感情，发展宗旨事业”[5]的宗旨，对教义的阐扬具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道教界不可能坐下来静心研究自己的学术，也难以胜任对教义的阐扬。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道教才有机会坐下来探讨如何适应时代，阐扬教义。陈道长的观点，是前人宏愿的继承，也是当代道教徒文化自觉的表现。
道教教义的建设要适应时代，首先必须弄清楚现代社会的特点，以及它对道教提出的需求有哪些。我在今年1月香港道教学院主办的道教教义与二十一世纪学术研讨会上，提供的论文中特别提到，要弄清楚现代社会、现代人对于道教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就是道教发展空间。教义的阐释，当然要保持其固有的信仰，但是，社会的需要，会使得教义的某些方面得到强化，某些方面则须加以调整。不适合社会需要，与时代发展错位的东西，尽管在历史上可能有过重要地位，也不可能在现实中长期存在。就好比计算机要与外界相联系，就必须有各种各样的埠，道教教义要适应时代进步，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也必须找到通往现代社会的埠。而这种埠，只有在现代社会一需要与道教能够提供满足其需要的资源时，才能建立和畅通。
道教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中，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其活动方式和教义阐释方式都带有古代的特点，是一种古典的文化。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在经济上，由自然经济为主向着市场经济转变。在古代，道教的经济来源与当时的土地所有制与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像原来的天师府，除了古代朝庭的赐赠，重要的来源是地租。现在读《龙虎山志》，还能查到当年的田亩租赋。但是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现在的道教宫观已经逐步与市场经济相磨合。素来以超然物外著称的道教本身生存的经济条件的变化已是如此之大，何况宫观以外的世界。到目前为止，比较成功的发达国家，在经济运行机制上都是采用市场模式，现代化似乎还没有找到其它的经济运行方式。中国正向这一体制转型，将来的社会－－也许再过几十年，恐怕以市场为基础的情况会更加普遍。而顺这种变化，人们对道教的期望也会有所改变。在农耕时代，威胁人们生活的，主要是各类天灾，－－当然有时天灾与人祸齐下，人祸会加剧天灾，－－人们对安全感的追求主要是免于天灾的侵害，这是各种道教的法术和科仪形成的基础。在教义上，则是较多地强调神对人的庇护，《道藏》中不少经典，都是以说消灾避难为主的，而所说的灾难，侧重于天灾。而在现代社会里，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抵御天灾的能力还不能说已经能完全地人定胜天，但确实比以往大大地改善了，困惑着人们的主要是从市场经济引发的种种动荡、风险和挫折。这些问题，似乎都与自己在市场中的决策有关，因此带有相当大的主观因素，但又明显地受到市场背后那一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因此人们对于道教教义企求的，是对自己行为合理和有利的支持。单纯的佑护的要求继续存在，同时又期望从教义思想中，得到对充满风险的市场运作中疲惫的康复，对受挫折后再度处场的鼓励，对行为前景的祝福。那样，原来教义中对于清心寡欲、清静无为等的阐释，可以修复身心疲惫的良药，而“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的积极认识和利用规律的思想，可以帮助人们更即地应对起伏跌宕的市场。然而，这些都需要经过当代的诠释，尤其是要结合实际的经济生活，去加以诠释。愚意是，在经济渐渐富裕，而社会对经济增长的需求达到压倒地位的时候，宗教的慰藉功能固然还在，对人们心理创伤的消解功能还在，但要求更多地提供激励功能，对此，道教教义上如何调整？是否应当更加突出“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的思想？
伴随社会转型的文化转型，现代文化可以包容传统，但也有与传统不同的特征，要求传统作出相应的转换，对道教教义也是这样。即现代性要求新的教义阐释。当代文代的演变，重要的特征是知性文代的地位的提高，特别是其中关于科学和技术的部分，在社会上，在人们心目中有着第一位的的重视，在现代教育中也几乎占据了绝大多数教学时间。这种情形，造成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表明科学技术在当今世界中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造福于人类的基本手段。但另一方面，知性文化的过份被强度的结果，是人文精神的缺位。面对这种情况，道教可以大有用武之地。它可以加强人文关怀，以补当代文化的不足。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再来讨论。同时，道教本质上是与科学兼容的，不象某些宗教在历史上曾与科学发生过严重的冲撞。在当代社会中，这种特征使得它与现代科学，可以产生一种互动。道教原有的科学技术，尚是处于原始阶段的，近数百年来，我国与世界科学发展的距离曾一度拉开很多，直到现在，我们也与世界先进水准有相当差距，道教中的科学知识科学成份当然也显得落后。就道教本身而言，有一个如何与现代科学相协调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教义思想，必须容纳、吸收更多的现代科学内容。这是说道教教义本身与现代科学的适应。而在历史上，道教在科学探索中积累的许多宝贵的经验，凝结成不少科学智能，也有不少科学上的猜想，对于今天的科学研究也许可以提供某些启示。比如，道教对于宇宙形成的构想，不象基督教纯粹的神创论，而是从道推动下的自然演化上去说明宇宙的产生。在《度人经》等经典中，道教实际上展示出宇宙是生成与毁灭的无穷系列的思想。这与现代宇宙学有相通之处，问题是要有具体的阐释。在生物学上，葛洪《枕中书》中提出，宇宙生成之初，崖石“出血成水”－－大约是某种营养物质罢，其形态则是水－－，先生出“元虫”，然后才由之派生出其它的生物系列。这些都与现代科学暗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道教徒的天才猜测，以及其中蕴含的智能。由此可以说，道教教义，以及由之形成庞大的文化体系中，有足可与现代文化的发展对话的能力，也是适应当代文化建设趋势的潜在能力。其中包含着大量的通往现代文化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说的“埠”。
同时，当今时代正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其结果，也带动了文化上的相应变化。全球化使得对道教的挑战和机遇有了世界色彩。道教如何与其它文化系统对话？如何积极介入世界文化？如何对全人类的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些问题，是道教教义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应当看到，当代世界文化是多元文化，但是由于西方特别是美国掌握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和信息资源，因此其文化相应也就成了目前的强势文化，甚至有些人想由此建立他们的文化霸权。这些已经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有识之士的警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重要象征的道教不仅一般地有与现代世界文化的需要，也肩负着弘扬民族传统、反对形形式式的文化霸权的使命。这使得其教义建设必须置于世界文化发展和冲撞的大背景上加以考虑。在这方面，可能出现的契机，也就是我们说的埠，也是大量的。
当然，社会的需要，道教本有的资源，以及两者衔接的可能性，都具只是提出了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条件，而任职的完成，则要靠广大的道徒的努力。所谓道由人弘，就是指道教的发展，包括教义的发展，其关键，都在当代道教徒，尤其是道教界的领导人。
三、发挥传统资源，应对当代重大社会问题，是展示其价值并且向现代转换的契机
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那样，道教教义思想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智能，它们是当代人进行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也是道教应对当代社会，适应现代化潮流的资源宝库。道教教义思想是一个浑融丰厚的大海，其中的宇宙观、人生观、方法论以及伦理思想、艺术思想、科学思想等等方面，都包含着许多具有普适性的智能亮点，可以为不同的社会领域和个人修身所用。当代道教徒深知这一点。中国道协闵智亭会长曾用通俗的语言表述了这种文化自觉。他说：“道教的根本教理及根本信仰，即宗教化了的老子说讲之道，就是太上老君所降授的‘道’和‘德’。道教认为，老子之道，博大宏深，无所不容，无所不包。以‘无为’之治治国，则国泰民安；以‘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则修身；以‘致虚极，守静笃’则‘深根固蒂’，‘谷神不死’可以长生久视。”[6]老子之道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的领域，道教教义思想于是从信仰的对象转化为处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的方法论。道教在长期的发展中，以道为最高指南和逻辑起点，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教义思想，可以应用于社会和修持的，早已超出老子原来阐述的范围。关键是如何开发这一资源宝库，为当代社会和民众服务。
在应对社会，适应时代的过程中，要想重新唤起道教教义的生命力，很重要的一点，是道教徒要关注社会，注意那些现代社会中普遍让民众头痛的社会问题，以及一定时期的热点问题。有人认为，道教以隐逸著名于世，似乎对那些问题没有必要多加关心。其实，这是种偏面的观念。本来，《度人经》已经打出“无量度人”的宗旨，尽管其主要的内涵是期望给人以宗教的解脱，但也包含着对现实人生的关注。民国时期，北京曾成立过由全真派主导的道教会，其宣言中除盛赞道教的重要性，欲尊之为“国教”，也尖锐地批评当时道教界中一部分人不关心时代变化、不关心民众痛苦的保守心态：“更有深林寂壑，痼癖烟霞，蓬莱方丈，谬托神仙，理乱不知，黜陟不闻，于物与民胞，毫无系念，自为计得矣，如苍生何？如世界何？尤其甚者， 自守，顽石难移，语以‘天演’之如何淘汰，人群之如何进化，则掉头不顾，充耳不闻，唯以募化为生涯，疏懒为事业，在人类中为寄生物，为附属品。无怪乎道教之如江河日下，而为之社会所鄙弃，地方所摧残。自侮人侮，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也。”[7]这是道教界的有识之士在中国社会动乱、中国人面临自强保种时发出的呐喊，非常明快，也非常有针对性。当代的社会条件比那时有了根本变化，道教界的精神面貌也有很大不同。但是前辈们那焦虑的呼吁，对今天的道教徒，仍然是极为有力的鞭策。社会问题，最能展现当代社会的矛盾，也最集中地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是检验各种学说和文化系统价值的直接证明。我们不能要求一种宗教去关注全部社会问题，但也不能漠不关心那些问题。而应当在关乎民众福祉甚至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解决的方案。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若是一种学说，一种曾有过的文化体系，不能对社会问题和一时一地的热点问题作出自己的响应，那么久之它就会被边缘化，慢慢离开社会舞台的中心，乃至于被人遗忘。道教教义是一个巨大的智能宝库，具有应对社会问题的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在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对于社会问题的响应其声音是微弱的，由此形成它从中国文化的支柱之一渐渐被挤到社会边缘的结局。如果再不抓紧目前的大好时机，积极地应对社会，对社会问题作出自己的评论，提供相应的见解（当然主要是从文化上），那么真是要让人扼腕了。
对于现代社会和生活中有哪些问题，道经又能提供什么样的参考答案，需要具体研究，无法靠拍脑袋找到清单，这里只举几个较显著的例子。
人自身的缺失问题 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伴随着物质财富的迅猛增长。然而，这一本应造福人类的大好事，却又给人类带来世界性的负面影响：世界被过份物化了，人的精神需要被压缩到了极小的角落。也就是说人在支配自然能力大大加强的同时，本身却受到了外物的支配。“吾丧我”不是在摆脱形体束缚的意义上，而是精神被支配的情况下出现。而道家和道教长期以来鼓吹的逍遥、法自然、做“真人”，能否对人的失落提供些什么救助呢？能否帮助现代人－－－至少是提醒之－－找回自我呢？
环境问题：作为过分物化的社会的通病，也是对人过分地高扬了自己的主观性、意志力量的惩罚，环境问题几乎是现代化进程的伴生物。道法自然的思想无疑有着显著的针对性和纠偏作用。《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决非偶然。而此类思想资源的开掘远未穷尽，倒可说是只开了个头。
道德滑坡问题：这与对利益主要是物质财富的追求一脉相承，都是现代社会病之一种。重德劝善的典籍在道门中不知凡几，要做的是在内容上作出现代的调整，形式上加以现代的包装。除了一般地经常地讲到的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有的学者还开始讨论道教伦理思想与普世伦理的关系。看来道教伦理思想如何走向世界，既开始出现需求，又有了现实的可能。
心理失衡问题：快节奏，到处是竞争，引发出各种各样的心理失衡，在媒体上，在身边，都不难见到。而由心理问题引发的心理疾病也有上升之势。近期有专家调查了我国的自杀率，发现高达23／10万，高出发达国家2.3倍，也引起人高度重视。自杀的产生，原因多种多样，尤其是与当前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有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与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有直接的联系。对于某些心理上处于极度不平衡状态的人们，如果失去关心，没有适当的心理调节方法，极易走上极端，酿成人间悲剧，则是无疑的。因此，对象自杀这样的恶性事件，从防微杜渐的意义上说，也需要心理调整和心理治疗。教人澡雪精神、摆去俗累正是道教的强项，此类哲理在道书中垂手可拾。而体现其教义的仪式、修行与养生方法中，能起到心理慰藉、心理调节功能的更是大量存在。
身体健康问题：现代医疗卫生条件大大改善，但奇怪的是，人类的健康问题仍然不断被提出来。这一方面是随着生活条件好了，人们对生扔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资料的丰富，出现了若干种类的新的疾病或者比起古代大面积发生的疾病，如心血管病、糖尿病和精神性疾病如抑郁症等。除此之外，由于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矛盾的影响、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增大等因素的多重作用下，不少人处于亚健康状态。于是乎，对健康和延长寿命的追求成为社会的普遍问题。在这方面，道教中本来从教义到养生操作，有大量的资源可供利用。
上面只是些例子。若是举一反三，当列出更多，不过那不是本文的任务。因为社会问题和人们关注的热点，是经常变化转换的。当着人们正欣喜地谈论着和平与发展是当代时代主题时，局部的战争，地区的冲突，瘟疫般蔓延的恐怖活动又一时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对这些新的问题，道教教义有责任作出自己的评说，也有能力作出评论。这种评论，表现出教义思想作为智能结晶所具有的巨大适应性、应用性。此外，还有过一段时间便引起人们关注的某些科学技术领域的新发展，一时间在社会引起聚焦的重大问题，也值得道教界去了解，去探讨，其中有一些是可以调动其教义、哲学中的资源予以响应的。比如，自从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羊多利问世，便有人从事克隆人的研究，尽管引起大多数人的反对。那么，道教对此抱什么态度呢？从“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的主张看来，人必须以天道为准则，可以参照它行事，却不能随心所欲地狂妄地企图代替它。这方面的论述，似乎还太少。又如上面提到的自杀率升高的问题，能否从贵生的立场予以评说呢？似乎还鲜有人做。而这直接影响了道教界在人类当代文化前沿的声音。
开发道教教义思想的宝库，不仅是对原有的思想的简单复述，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运用后又加以总结，那样就在原有的资源中又增添了新的经验，新的思路。从这一意义上说，开发道教教义宝库以应对现实问题，不仅使教义思想得到阐述，也是教义思想新的生长点。而迎着人类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所做的应用尝试，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在这方面，由张继禹道长等人主编的《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一书的成功经验，值得人们重视。据李养正先生介绍，1995年秋，张继禹道长代表中国道教协会应邀参加了在日本和英国召开的“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发扬道教精神，保护生态环境》，得到了与会各界人士的赞扬。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盟秘书长彭马田先生即提出请张继禹撰写一本更全面、系统地阐述道教重视生命与环保的书，启迪世人更为重视和认识当前世界性的环境危机，增进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使命感与紧迫感。在中国道教协会的支持下和李远国、张兴发的合作下，张继禹道长欣然接受并完成了这一课题的写作工程。李养正先生并称赞此书的问世，是“道教研究新取向的可喜尝试”，认为：“首先是这本书透露也道教界学者在研究道教文化的观念方央已产生新的取向的信息，亦即从往日沉浸于道教教义研究及史料整理转换到注重道教内涵的现实社会价值，发扬道教优良传统，为新时代文明建设报务。这是可喜的信息，是使道教研究工作更具活力的新气象。”[8]李先生对此书的评价非常具有启发性。这本书的成功，一是聚焦于人类所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二是充分挖掘了道教教义思想中固有的优良传统与生活智能，是古老文化在现代的应用，也是古老的道教教义在当代的完善与发展。张道长的成功经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若是有更多的道长从事以道教教义应对社会问题的工作，那么教义的现代阐释便会极大地丰富起来，古老的文化一定能焕发出现代生命的光辉。
四：重视理论创新，提倡多方探索，是道教教义实现现代建构的现实途径
道教的理论表现其核心常住，而又常新。道由人弘，历代道教徒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才使得教义思想不断丰富。这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是一种社会良知的表达方式。
道教的信仰只有一个，对于大道及神仙的信仰，是道教创立的根据，也是她立于世界的基础。但对于什么是道，如何理解大道，怎么样达到与道合真的境界，历史上本来就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于同一时代不同道派有不同的理解，一个道派内部的人，也会有一些岐异。这些，并不妨碍道教作为整体出现，而且恰恰极大地丰富了道教的教义思想，使之呈现出多彩的丰姿。唐代孟安排《道教义枢》曾揭出历史上不同道派、不同经书的“宗”：如《太平经》以“三一为宗”，太玄经以重玄为宗，正一者，真一为宗；等等。[9]
而现代以来的探索，尽管已有部分有识之士表现出迫切感，但总的来说，深入的理解，成熟的构思还很少。因为自从清代中期以后，道教在朝廷眼中的地位已每况愈下，及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大动荡，社会转型，文化随着变迁，道教被挤压到了社会边缘，有识之士极度忧虑，呼喊对教义的研究、阐释，但在风雨飘摇之中，谁复能坐下来静心思考，又有何种理论阵地可以供道教驰骋？从清代后期历民国，是道教教义创新几乎完全停滞的时期。直到中国大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道教界慢慢恢复了生机，其古老文化的固有价值在社会上引起了重视，教义建设的开展才有了较好的条件。现在道教界有了自己的学术和理论阵地，也培养了一批新的文化程度较高的道长，而且吸引了一大批学术界的人士参与到教义的研究探讨中来，教义研究的基础已经比较扎实。
教义思想的探索，不可能象大众文化那样，到处炒作。而应当沉稳，应当尽可能地深思熟虑。但是，创新的要求不能忽视，探索的精神应当鼓励。历史上每一新的道派出现，道教界的每一重大的改革，都是有人对原有的教义思想作出新的阐释开始的。当前，道教内外都有一批学者开始重视对道教教义的阐释，有的学者还注意到了道教中某些哲理、智能在现代世界的运用。从参与这些研究的人员看，学术界的大大多于道教界本身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上，无论教内教外，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而且事实上大家也能相互尊重，相互协作。然而有一点应当指出，要完成道教教义的建设，特别是要完成其现代建构，主要还是要靠教内的学者和广大的道徒。记得已故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说过，做学问有照着讲和接着讲两种。我想，尊重历史，理清历史上道教教义的来龙去脉和基本面貌，是照着讲的工作，大多数教外的学者，主要做的是这种工作。在继承原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增添新的时代内容，将教义思想发扬光大，是接续道统的工作，恐怕还得靠道教界自己去完成。因为这儿涉及信仰，涉及自己的安身立命，教外的人士可以帮忙，却无法代替。从这方面看，当前的教义阐释和理论创新，都还显得薄弱。
这里讲的理论创新，当然不是离开道教的原有的基本信仰，而是在基本信仰的基础上，调动道教文化的资源，面对当代的新问题、新情况，总结当代行道、弘道的新经验，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这其中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要求回答。如，据目前的条件，这样的创新恐怕很难由谁独家一次完成。毕其功于一役既不可能，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提倡尽可能多的道教徒参与探索，集思广益，逐步积累，慢慢形成比较系统的当代理论体系，完成道教教义的现代建构。
理论问题的检验，有时不是短时间里可以解决。讲一点道教外的例子。儒家经典中，有《大学》、《中庸》两篇，长期侧身于《礼记》之中，没有特别的地位，直到宋儒才发现其独特价值，将之抽出，与《论语》、《孟子》同列，称为四书。这两篇，经数百年才被挖掘出来，说明即使优秀的论着也会被忽视。这是远例。近的一例近代中国佛教界关于“人间佛教”的争论。民国时，太虚法师即提出人间佛教的主张，却受到相当一部分僧人的反对。直到八十年代，赵朴初居士再提人间佛教，便得到广泛的响应，自然也还有不同看法。许多论点，要经历时间才能检验其妥当与否，价值有无，因此对于不同意见的讨论应当提倡，不同的看法，可以各自保留，再依新的经验或肯定之，或修正之，或淘汰之。道教界开展教义建设相对佛教和基督教起步要晚，目前的基础比较薄弱，更应当倡导各抒己见，贡献各自的智能。只有充分讨论基础上集思广益，道教教义合乎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才能不断完善。
五：融入现代语境，运用现代技术，是道教教义取得现代形式和载体的必要条件
道教是古老的宗教。这里说的古老，当然是从其历史的悠久而言。因为古老，其表现的形式也就与现代生活有一定的距离，尤其是它的典籍，恐怕现在能直接读懂的人很少。当年轻人读“道可道，非常道”时，不少人只能瞠目结舌，似乎面对着天外来鸿，不知所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道教在当代的传播，更影响了其精粹的文化内容在当代社会中可能有的贡献。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物换星移，时世变迁，后一代人不见得都能懂得前辈的说法和想法，是正常的现象。况且，“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使得大批用古代文言文写的中国典籍受到冷落。经两三代人之后，竟至于对构成此类古籍的文字工具，也全然变得陌生。这是一切中国古籍遭遇到的共同的命运。而道教典籍在现代人中难遇知音，除了这些共同的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些特殊的缘故。它本身含有艰深的哲理和特殊的宗教符号，在古代便称难读，遑论当今！而另一方面，就要说，是当代的道教徒，对自己的教义和相关的典籍缺乏研究，没有能够将它们放到现代语境中加以阐释，很少将之运用于当代生活，（当然，这样做的人也有，如闵会长、陈莲笙道长、任法融道长、张继禹道长等，但是就整个道教界而言，显得太稀少）这样，就无法拉近它们与现代社会的距离，也很少将其中的精华部分化为当代人可以理解、可以把握、可以享用的因素。也就是说，道教教义在当代影响减弱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缺乏一座贯通古代与现代的桥梁，或者说缺乏一座好的桥梁。道内和道外有志于弘扬或汲取道教文化资源为当代服务的学人，在对道经的现代诠释上，尤其是有关教义的诠释上，做的工作尚嫌不够。
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即使现代社会急剧变迁，有识之士也没有忘记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包括汗牛充栋的古文献。近二十年来，不少学人和文化机构为将古籍介绍给现代人作了不少努力，但是其成效与预期差之甚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古籍虽然被用现代语辞翻译，但大多没有介入现代人的生活，人们读它们，仅仅限于了解历史，甚至于只是了解历史的很小片断。当然也有引起过人们极大兴趣的，如《周易》，但是很可惜，只是迎合了某些人对神秘主义的盲目追随，真正理解和采用其中高深哲理的只是极少数。我们希望对道教典籍的现代诠释，能避免这种情况。尤其是道教界本身对道教经典的诠释，不仅仅停留在古经的词义解释上，还要与肯定、发掘其现代意义结合起来，而且将后者放在更重要的地位。
道教教义的古籍中记载了道门先辈对人生对宇宙的感悟，蕴含着深刻的生活智能，是一份宝贵的遗产，也是深厚的文化资源。道教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有所发展，就必须善于利用这一资源。然而这种利用不是仅仅关起门发思古之幽情，而应当结合挖掘其中的智能来解决现实的问题。做到这一点，对道经的诠释才是活泼泼的，具有生命光泽的。
要想将道教教义中的微言大义与现代生活结合起来，第一步当然要使当代人能够懂得它们的意思，要将古老的语言翻成现代语。就是说，要让道教典籍融入到现代语境。
语境不仅是词义的对译，而且是文化的趋同，乃至于融会贯通。词义的对译只是初步。即是说，将艰深的古代语言翻译成现代语言，尽可能通俗地表达其深义，还只是比基础的层面。一个不可忽视的情况是，自从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重点已经转移，所讨论的理论问题、理论用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哲学为例，以往中国人讲哲学，或称玄学，或称道学，或称理学，都是不同时期的人们围绕一时代人们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所列出的名称。到了明清之际，方以智以“质测之学”称实证科学，“通几”之学称哲学。而真正以哲学为称，是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以后的事。现在的人们，习惯上将讨论各种最根本最抽象问题的学问称哲学，而其中又分为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等。这些，都是道教教义中没有的分类。我们不想机械地将古代的道教教义裁剪成现代的样子，但是道教学者要想与其它文化系统对话，又不能不考虑到这些领域，当人们要求道教展示自己的人生观时，恐怕无法避免地要整理出道教教义中对于人生价值、生命归宿等等方面的内容，以与别人能够对话。这是就学说的归类而言。所谓语境，当然与一个时代的人们所谈论的话题有关。不知道今天的人们在谈论些什么，谁都无法插上嘴。道教教义本身，有自己的一套语言系统，所讨论的话题是大致确定的。不能要求教义的表述跟着日新月异的话题漫无边际地跑。但是，如前面说过的那样，需要面对社会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以道教教义思想为资源予以应对，以阐明道教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那么很自然的是，要对这些话题本身，对它们的表达方式，要有基本的了解，否则便不可能有对话的平台。再次，要能够与其它宗教和文化体系对话。这就要求对国人甚或全人类关心的话题作出响应，围绕这些话题在教义古籍中寻找谈资。既要保持道教教义固有的特征，又不至于冬烘到在对当代人的话题一无所知，既要保持教义系统习惯使用的范畴、概念和表述方式，又要与当代语境相沟通，是道教教义完成现代建构的重大课题。同时，赋予道教教义以新生命元素的诠释，也是重建道教教义在当代社会权威话语地位的努力。因为，没有这样的新的诠释，人们根本听不懂道教界的声音，道教界有再好的主张，再好的资源，也无法在社会上推广，其语言本身－－包括教义的各种范畴和基本概念，都无法进入人们日常的话题。
道教教义的表述和传播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现代载体，比如说电子读物网上传播之类，不仅是给道教教义提供了现代的记载手段，更给如何诠译它们提出了新课题。不仅是给它们装备成电子形式，数码形式，更重要的是必须符合、发挥电子出版物的优势，以及人们阅读时的习惯。除了对篇幅的要求，通俗性的要求，还有图形化的要求。现在整个世界似乎越来越图形化了。因此，如何使道教教义典籍的精华通过现代网络技术，使现代人了解它，使它服务于当代人，当代社会，还是一个当代诠译学中的新课题。对此，我们当然无法单拍脑袋就能想出对策，而是要在实践中摸索。须知，网络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手段，它还是一种新的生存空间，一些学者称为“网络社会”[10]。用网络来弘扬道教文化，目前已经有多家道观开其端，如香港蓬瀛仙馆的道教文化数据库，开网三年来，已达到每月访问人次过百万，超过任何一本道教研究书籍或刊物的阅读人数，更大大超过了古典的道教教义经典。上海城隍庙等内地道教宫观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网页，不过总的规模不大。尽管目前道教界自办网页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宗教组织起步较晚，影响稍弱，但作为道教走向现代，教义的阐释采用现代信息技术而言，它们至少是一个开端，一种信号。然而，对网络在道教现代发展中的影响，研究者实在寥寥。国内刊物上的文章，似乎只见到汤伟侠、李似珍等极少作者。
道教教义中，素来有关于道与术关系的论述。古代道士有言云：“道者，虚无之至尊也；术者，变人化之玄伎也。道无形，因术以济人，人有灵，因修以会道。人能学道则变化自然。”[11]道教说的术，范围很广，这儿主要说各类符咒法术，同时，也包括各类修仙之术如气法金丹之类，济世之术，如医术等。现代条件下，建设道教界不妨扩展其义，将一部分现代技术如这里讨论到的信息技术包含进来。
教义的阐释和发展，主要的在于其内容，但也不能脱离其形式。当代如果缺乏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作为手段，恐怕很难在社会上推广，也使得自己在与其它取得这类手段的文化体系对话发生因难，竞争处于劣势。因此，在讨论道教教义的现代建构时，不能不考虑到技术手段现代化。
道教教义的现代阐释与当代建构，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要靠道教界有识之士的长期努力。作为一个研究道教的学者，道教界的老朋友，提出上面一些看法，无非是想给道教界拋一块引玉之砖。其中或有直言无忌或荒谬不当之处，尚祈谅解。
注释：
[1]参看《元始上真众仙记－－葛洪枕中书》“真书”部分。
[2]参看《道教义枢·序》。
[3]《云笈七签》卷一、卷三。
[4]参见《道风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57－58页。
[5]《扬善半月刊》，第四卷第五期，第10页。
[6]闵智亭编着《道教杂讲随笔》，内部发行，2000年，第10－11页。
[7]见《藏外道书》二十四册第474页。
[8]李养正《道教研究新取向的可喜尝试（代序）》，《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兼论道教济世贵生思想》卷首。
[9]见《道教义枢》卷二。
[10]这一提法现在相当普遍，比较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人曼纽尔·卡斯特，参看其所着《网络社会的崛起》，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1]《云笈七签》卷四五《秘要诀法》。
